李林 :「救日」與救國——1901年辛丑日食的政治史及文化史意蘊

一「救日」與救國的雙重危機

傳統中國政治哲學甚重天人感應, 將自然天象的變化視為與現實人事相互關聯的休咎徵兆。《周易·繫辭上》謂「法象莫大乎天地, 變通莫大乎四時,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又謂「天地變化, 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 聖人象之」。因此製造儀器、推演曆法, 除了觀測與記錄天象, 以定四時節令、吉凶忌宜, 更在於對天象進行詮釋和應對。天象災變之最顯著者, 莫過於日食。所謂「日者, 眾陽之宗, 人君之表, 至尊之象。君德衰微, 陰道盛強, 侵蔽陽明, 則日蝕應之」。傳統論述君權合法性, 又多訴諸天命, 即「唯天子受命於天, 天下受命於天子」。「天子」既然是「天」在人間的代理, 就自然擁有對天象進行詮釋的專屬權力。同時, 如果天顯異象, 天子就要有所應對, 這既是權力, 也是義務, 否則就可被視作不符君道, 從而面臨合法性危機。

無論是對先民生產生活, 還是宗教、政治而言, 日食都是極為顯著而重要的天變異象。因此, 中國對日食觀測和記錄甚早, 《尚書·胤征》記夏代仲康日食, 就已載明不同身份、地位者應對日食的儀節。此後隨著國家形態的完備、天文觀測技術的進步、曆法編製水平的提升, 日月交食的預報更加制度化和精確化。針對交食的救護和應對辦法, 也形成國家重要典制歷代相沿。滿人入關, 多沿前明舊制。順治元年 (1644) 即定, 凡遇日食, 京朝文武百官俱赴禮部救護。康熙十四年 (1675) , 定由欽天監先期推算時刻分秒, 禮部會同驗准後, 根據日食規模及不同地域可見食分、時間, 行文各省官司以及奉中國正朔的朝貢屬國, 作出具體救護安排, 並詳細規定救護儀節。而後歷朝相沿, 每逢交食, 官民人等鳴金擊鼓, 行禮救護如儀。

清季國勢衰微, 喪師割地, 接踵而至。光緒庚子 (1900) 八國聯軍入京, 兩宮倉皇西遁, 危機與屈辱幾近無以復加。八國聯軍在京肆意擄掠, 其「戰利品」即包括北京觀象台的天文儀器。次年 (光緒二十七年) 十月初一日癸巳 (1901年11月11日) , 鑾駕尚在鄭州與中牟之間, 日有食。雖然時局板蕩, 帝、後棄都, 且天文儀器幾乎被列強瓜分殆盡, 欽天監衙署亦幾近全部損毀, 但大清王朝仍然因襲舊典, 下令舉國「救日」, 其「救日」安排甚至包括已經脫離宗藩、不奉正朔的越南和朝鮮。國難當頭, 日有蝕變, 且其時值柱國重臣李鴻章病逝, 可謂禍不單行。此次日食的救護與詮釋, 也因此別具特色。官方奉行救日典禮, 民間則頗多批判揶揄, 力主革廢此種陋習, 甚至以之與開民智、促新政聯繫論述。總之, 辛丑日食發生的時間、地域與情勢, 均大異於前。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 同時陷入「救日」與救國的雙重危機之中。

二庚子國難與北京觀象台的命運

光緒庚子 (1900) 6月21日, 清廷同時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宣戰。7月14日八國聯軍佔領天津, 8月14日攻進北京, 並對北京進行分區佔領。進軍途中, 八國聯軍一路燒殺搶掠, 連統帥瓦德西 (Alfred Von Waldersee) 也承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 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 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瓦德西在12月4日給德皇威廉二世的報告中, 披露了法、德、美之間爭奪北京觀象台天文儀器的諸多細節。

佔領北京後, 法國使館人員先讓瓦德西的參謀長代為稟報, 希望能將其中幾種儀器運回法國。法國稱這些儀器的一部分乃在法國製造, 或者是由法王路易十四送給中國。因此法國師長Voyron將軍又致信瓦德西, 要求運走這些儀器。在瓦德西看來, 這些康熙時代鑄造的儀器, 「在科學上固已無甚價值, 而在美術上則具有極大價值。因承載此項儀器之壯偉龍架, 其雕刻功夫極為完美」。因此, 瓦德西堅稱如果要運取儀器, 德國應該首先享有此種權利, 並提出三點意見:

第一, 此種儀器確是中國國有之物。其次, 此種儀器系存在德軍所佔市區之內, 依照此間通行習慣, 應作德軍戰時捕獲品看待。最後, 預料將來德軍提出戰事賠款數目之時, 其勢恐難全部得償, 因此該項儀器, 至少可以當作賠款之一小部分代價看待。

同時, 瓦德西也建議適當與法國達成妥協, 滿足法國的部分願望。因此決定雙方共同瓜分這些儀器, 並派其參謀長與法國軍官Marchand中尉會商分贓細節。不過, 由於雙方都想挑揀其中價值較高者, 一度為此爭執不休。恰在此時, 美國將軍Chaffee知悉法德之間的勾當, 來信抗議, 態度強硬:

昔嘗共事救助北京被困公使之某一國, 今乃明認或默許部下軍隊, 損害或取去天文台中之某項儀器或其他部分。余以參加八月十四日營救使館四隊司令之一的資格, 茲特對此事件, 向君敬謹抗議, 並將此事, 稟達鄙國政府。

瓦德西收信後, 並不示弱, 立刻回信, 態度亦極強硬, 並將Chaffee原函送還。回函稱:「今日來函所述天文台儀器一事, 無論其外形與內容, 皆使余不勝驚異。余對於此類宣言, 殊不敢接受, 因此謹將原函送還閣下。」而後Chaffee竟回函對此誤會表示惋惜, 並來訪瓦德西。瓦德西對此事之了結甚為得意, 稱「余總算是勝利者」, 並稱讚Chaffee了結此事之行動, 完全是一種「君子人也 (Gentleman) 」之態度。

在爭奪天文儀器的過程中, 瓦德西盡展斡旋手段和「遠見卓識」, 他甚至想到可能要將這些儀器作為日後戰爭賠款的部分抵押, 並與法國達成有條件妥協, 與美國強硬交涉, 從而為德國攫取利益。中國雖然才是儀器的真正主人, 但坐看列強分贓, 無可奈何。雖然法、德、美三國爭奪期間, 留京議和的慶親王奕劻曾派新任德國公使蔭昌, 向德國方面請求取消搬走儀器的決議。兵臨城下, 弱國外交, 效果可想而知。最終, 德國取走天體儀、紀限儀、璣衡撫辰儀、地平經儀和渾儀;法國分到地平經緯儀、象限儀、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和簡儀, 各自運回使館。

1901年8月, 德國將瓜分到的儀器運往波茨坦, 陳列在德皇無憂宮 (Sans Souci Palace) , 炫耀戰績。法國分到的部分, 在中國的抗議下, 於1902年由法國使臣呂班歸還中國。奕劻等為此奏稱:「此項儀器製造精良, 遞傳久遠。所有渾天、象限、經緯等儀, 雖不盡完備, 猶可為考鏡之資。既據該使臣敦崇睦誼, 逐件交還, 自應重新安置。擬由臣部咨行欽天監衙門, 一俟觀象台修理整齊, 即行運送照舊安設, 以復舊物而壯觀瞻。」德國奪走的部分, 則遲至1920年一戰結束, 才歸還中國。

三辛丑日食的預報與應對準備

八國聯軍入京的搶掠破壞, 給欽天監的常規工作帶來致命打擊。光緒二十七年七月, 欽天監監正恩祿奏稱:「上年洋兵入城, 衙署房屋, 多被拆毀。觀象台儀器、板片、書籍遺失無存。」並陳稱:「觀象台房屋均被拆毀, 所有該值各官生, 實難棲止, 暫擬停緩入班。除由臣等仍飭該管科等官在公所設法觀□, 遇有天象日月交食照章辦理外, 合併附片陳明。」

衙署損毀, 器物失散, 但欽天監常規工作仍然必須設法展開。該年日將有食, 此事已經刊佈於遍發全國的《時憲歷》中。而且, 日食預報之事, 已於同年四月奏呈, 奉旨:「知道了, 禮部知道, 欽此。」依照定例, 應在日食發生前半月, 再將推演詳情及救護計劃以題本上呈, 以候欽定救護安排, 頒行全國。但此時因「聖駕西幸」, 皇帝遠在京外, 所以, 只能事先改題為奏, 以免到時來不及奉上諭作安排。而且, 此時管理欽天監事務的和碩親王世鐸已赴行在侍駕, 不能聯銜具奏。八月九日, 由欽天監監正恩祿領銜, 具奏各省日食時刻、方位及各省見帶食分秒, 並提出救護安排:

欽遵《御制數理精蘊》, 推算得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月初一日癸巳朔日, 京師日食四分十四秒。初虧申初二刻二分三十五秒, 食甚申正二刻十三分三十五秒, 日入地平申正三刻十四分四十秒, 帶食三分五十四秒, 復圓酉初三刻一分十六秒, 在地平下。又推得盛京、浙江、福建、江蘇、山東、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廣東、湖南、山西、廣西、陝西、貴州、朝鮮、越南十七省俱見帶食, 惟四川、甘肅、雲南三省系全見食, 不見帶食, 均例應救護。

恩祿此奏, 不僅彙報了此次日食初虧、食甚、復圓的預測分秒數據, 並預報各地見帶食情況, 以及提示相應救護安排。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朝鮮、越南仍然與內地省份一樣, 被列入救護安排之中。在舊有朝貢體制內, 此二國作為奉中國正朔的朝貢屬國, 每年中國頒布新曆, 均賜予該國貢使, 或令專差齎送宣示。而每逢日月交食, 中國官方救護安排亦包括朝鮮、越南。稍翻《李朝實錄》及《大南實錄》, 也可見朝鮮、越南兩國歷代國王對交食之詮釋、救護與應對, 與中國幾近一致。然而, 法國已在中法戰爭之後取得對越南的宗主權, 朝鮮也在甲午戰爭後「獨立」, 與中國舊有的宗藩關係事實上已經瓦解。當然, 兩國地位的驟變, 似乎未能立刻影響相沿數百年的朝貢思維慣習, 以致大清欽天監預測安排, 一如既往。此前中國維繫其宗主地位, 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均頗有引導力和向心力。但此時傳統價值與秩序體系備受挑戰質疑, 昔日天朝今已風雨飄搖。不過, 列強攻佔京師, 中國竟然也還依據舊典、在公文層面安排因列強幹預而脫離的前屬國, 可謂弔詭之至。

無論如何, 上令下達, 帝國內部各地必須因循舊例, 作相應救護安排。如在上海, 10月20日縣令汪瑤庭牌示署前, 「略謂本年九月十五日戊寅月食, 十月初一日癸巳日食, 仰書吏、差役人等, 屆時一體救護」。對即將到來的月食與日食救護先作部署。並「知照學師邱廣文、縣丞劉二尹、主簿孫少尹、典史趙少尉, 以便屆時至縣, 循例救護」。可見, 即便國難當頭, 大清帝國上下對此次日食, 仍然依照舊制, 嚴陣以待。

中國官方預報安排之外, 在華西人對此次日食也有預報, 並記下中國方面的安排與應對, 為考察此次特殊日食提供另一獨特視角。其實, 在1872年及1900年, 法國天主教會已分別在上海建立徐家匯天文台及佘山天文台, 觀象授時。11月1日, 《北華捷報》 (The North-China Herald) 報道稱:「慶親王已行文各部尚書, 示諭日食之際將由禮部如儀救護。該部未被公使館接管, 毗鄰俄、美兵營。典禮喧囂, 或會驚嚇外國兵士, 宜有示警。」11月6日, 日食將近, 該報又發布預測細節:

本月十一日禮拜一, 將有日偏食。北部呂宋、交趾支那、柬埔寨、錫蘭、埃及和西西里局部將現日環食;然中國僅為偏食, 上海食分可達太陽直徑五分之三。日食將於三時四十八分 (當地時間) 開始;因食甚恰在日落之際, 是次天象約得前半可以觀測。

《北華捷報》預報日食, 並不像欽天監那樣, 視野主要局限在中國境內。西人除了預報日食時間及食分 (Magnitude) , 也指明更廣闊的食帶區域。其目的自然不是為了中國作日食救護安排, 而是為了觀測與記錄。不過, 藉由《北華捷報》的報道, 可進一步得知:此次日食本為環食, 但在中國所見僅為日偏食。此處亦提及中國救護之事, 不過是擔心救護典禮喧囂, 驚擾洋兵。

四辛丑日食的救護、觀測與記錄

《清德宗實錄》盛稱光緒之敬懼與德行, 謂:

古昔哲王, 遇災修省。德宗冰淵惕若, 百姓為心。念每廑於儆予, 詔屢嚴於罪己。辛巳六月, 彗星北見, 引為天戒, 祗懼乃心。廷臣陳寶琛、張之洞、周德潤、洪良品先後陳言, 虛懷採納。戊戌元旦日食, 懍春秋之義, 避殿減膳, 申吁昊蒼。其戒懼之誠, 有如此者。

辛丑年國難當頭, 主不馭中, 又逢日食。依照傳統政治哲學及春秋之義, 皇帝更應警省罪己。日食發生當天, 光緒與慈禧尚在迴鑾途中。隨行者述稱:「辰刻自鄭州啟鑾, 行三十里至圃田尖;更行四十里, 申刻至中牟縣駐蹕。」《實錄》及《起居注》均未記載皇帝當日有關日食的應對舉措。此日紀事與天文有關者, 為頒光緒二十八年《時憲書》。又當日應享祭太廟, 已先期諭令, 派溥偉代行禮, 後殿派善耆行禮, 東廡派立瑞、西廡派英俊, 各分獻。

由於文獻難征, 未知辛丑日食發生當日, 「冰淵惕若」的光緒皇帝是否如儀應對。更無從得知形同傀儡、遠離京城的他, 面對象徵「陰道盛強, 侵蔽陽明」的日食, 作何感想。而千里之外, 在八國聯軍佔領下的京師, 日食救護則依照禮制進行。《北華捷報》詳載:

今日, 毗鄰俄、美公使館軍營之禮部以特殊儀式, 確認日食。正午剛過, 該部官等即行畢集。至四時半, 當日偏食可見之時, 眾官跟隨籠城後禮部留京兩堂官徐郙、世續之後, 集於禮部正廳之前。露天中庭置一祭壇, 焚香獻祭。眾官在內側, 面向落日跪叩。宣唱救日之時, 彼等紋絲不動約一刻鐘。典儀期間敲鑼打鼓, 以驚走惡龍。

又西人在京者述稱, 當日「晴空無雲, 日食清晰可見;日落之際, 太陽圓盤約有三分之一被遮蓋, 其表面左下部暗黑」。而在武昌, 乃有民眾嘗試觀測日食。《北華捷報》通信記者報道稱:

天空無雲, 日食宜觀。起初, 見數人以煙色玻璃凝視太陽, 當然有人誤用玻璃煙色一側貼臉, 以致臉麵灰黑, 為友人笑。而後可以肉眼輕易觀看太陽, 在喧天鑼聲中, 太陽帶食沉入地平線下。

大清帝國全境, 各級官員則帶領部屬, 在同一時間擊鼓鳴炮、焚香獻祭、望日叩拜, 蔚為壯觀。《申報》記上海「救日」情形雲:

昨日申刻為日食之期, 文武各衙門循例救護。上海縣汪瑤庭大令在大堂上恭設香案, 傳集僧道誦經。隨偕學師邱廣文, 率同縣丞劉二尹、主簿孫少尹、典史趙少尉, 於初虧、食甚、復圓時, 三次行禮。

日食救護的同時, 又須派禮部祠祭司官及欽天監博士各二人, 進行測驗和記錄。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宮檔案中, 留存了欽天監關於此次日食原推、新推、實測及差誤的數據記錄, 匯總列表如下 (見表1) 。

表1

由於此次日食初虧已在申初一刻十一分 (15點11分) , 復圓在日落之後, 因此欽天監未能觀測和記錄日食總分秒數及復原時間, 因而不知此二項數據預測與實測的誤差值。從表1來看, 初虧時間較原推早六分三十五秒, 較新推遲四分十秒;食甚較原推早六分三十五秒, 較新推遲四分二十三秒。以今日標準來看, 其中差誤不算小數。但新推均較舊推更接近實測, 而且憑當時的天文儀器和曆法, 在混亂之中能作如此制度化推演、預測及記錄, 誠屬不易。

五對辛丑日食的詮釋與附臆

日食本被視作天變災異之極大者, 此次日食更非同尋常, 預報、救護、觀測、記錄之後, 事情並未了結。日食後五日, 欽天監奏報觀測記錄, 並附占卜結果雲:

觀象, 玩占。冬蝕, 甘氏曰:相死;乙巳占曰:多死喪;石氏曰:六畜貴;陳卓曰:魚鹽貴, 秦大凶;武密曰:冬旱。《管窺輯要》:羌反, 必有暴霜;癸日, 恆山以北。武密曰:日食巳日, 火災;癸巳日食, 諸侯相伐;一曰:權不一。《唐書·天文志》:日食在氐, 諸侯專權, 其應在所宿國。《宋史·天文志》:日食在氐, 卿相有諂諛;一曰:大臣夏。甘氏曰:戒在公卿大夫, 且有相僭, 誤主使過邢者。《管窺輯要》:內政不平。日入地而食, 大人當之。分野氐宿, 分韓國, 屬兗州。聞因占驗內有應避字樣, 是以具奏稍遲。

借天象休咎而言人事得失, 乃交食救護的理論依據及存續目的。因此, 欽天監的奏報中, 藉助天象示警和前人占書, 將當時中國和清廷的困局逐一道出。占卜結果所言此次日食的寓意, 可謂大多「應驗」。八國聯軍佔據津京, 燒殺擄掠, 自然多死喪, 有火災;兵荒之年, 華北更有拳民起事, 自然六畜貴, 魚鹽貴;至於冬旱、暴霜、大凶等災, 以中國之大, 幾乎無年無之。更為重要的是, 占文映射現實政局。如以古語概念所謂「諸侯專權」「諸侯相伐」, 以指地方重臣坐大擅權;「權不一」除了指八國聯軍入京, 似更映射皇帝大權旁落, 形同傀儡, 因為古來日食正是被看作「陰道盛強, 侵蔽陽明」;「相死」一占, 更是符合現實———就在日食前四日, 柱國重臣李鴻章病逝, 清廷雖遠遁京外, 亦連發上諭, 撫恤追贈;至於卿相諂諛, 內政不平, 已非一日之病。

總而言之, 光緒辛丑年對中國而言, 可謂禍不單行的多事之秋。清廷除了因循舊禮, 應對日食;更要依照國際法律、慣例, 與八國聯軍談判斡旋;而且內政紛亂如麻, 不知何從下手。因此, 依禮「救日」之外, 依理「救國」更為迫切。

中國人將此次日食與現實人事關聯, 西人亦有記述。《北華捷報》另記:「交食古來被附臆為預示災異之事, 許多人無疑會將此次日食與李鴻章之死相互關聯。此處起初已有傳言, 謂劉坤一已奉召入京, 繼李氏為直隸總督雲。」

六兒戲與大典———民智與官智的「反差」

辛丑日食, 官方救護轟轟烈烈。其實民間對於日月交食的成因, 早有清楚認識;對交食救護的荒謬無補, 也早有指摘。晚清西學東漸, 民智漸開, 對此認識更多。報刊作為傳播新知的新型媒介, 積极參与天文知識的傳播與討論。如1881年《益聞錄》刊文, 作者謂觀《曆象考成》諸書, 而竊嘆「日月之食為不必救, 亦不可救」。而後具體分析交食成因、周期及類型, 最後指出:「天象有定型, 旋轉有定度, 其無與於殃祥也明矣。世人不察, 以日月蝕為日月之災, 亦以日月蝕為人事之殃, 真可謂無聊之論矣!」傳教士所辦刊物如《萬國公報》等, 更不時刊登論說, 並配以圖畫, 解說日月交食的原理和類型。辛丑日食當日, 《北華捷報》通訊記者在武昌, 亦親睹民眾試圖以煙色玻璃片觀看日食, 並記述評論稱:

中國人較其先人, 乃至吾等先人, 遠具天文理念……當然, 其天文學觀念仍嫌朦朧。一名青年竟解釋稱, 日食乃因太陽為地球所遮蔽!一友人提示吾等, 彼曾嚴肅告知一中國士紳中國天文觀念之謬, 謂太陽並非繞地而轉, 而是地球每日環繞太陽轉動, 致有晝夜。吾等嘗向一中國學士指明日食, 彼即指曆書預測[此次]日食失准, 謂當發生於中歷三十日, 亦即十一月十日。

可見, 雖然對日月交食的具體原因及細節, 普通民眾或許不能準確表述, 但至少已明白此乃天體運動的常例, 而非神秘災異、蛤蟆吞日、天狗吃月之類。對於上海縣令的救日安排, 《申報》也述評曰:「十月初一日申刻, 為日食之期。上海縣汪瑤庭大令昨已飭差, 預傳僧道, 屆時到縣誦經救護。官樣文章, 遵循弗替, 亦足見中國積習之深矣。」次年《申報》再刊一文, 認為救護日月的陋習亟宜革除, 而且此乃關乎「國運之興衰治亂, 人情之否泰損益」。其文有雲:

今制, 每遇日月食之時, 先期由欽天監行咨各省。屆時大小文武各署, 均招集緇衣黃冠者流, 唪咒誦經, 名曰救護。初食則行祈求之禮, 復圓則行慶賀之禮。武營中更鳴鉦伐鼓, 弓矢斯張。觀其情形, 有若兒戲。而循行者以為舊制宜然, 恬不為怪, 不亦深可異哉!

民間亦知日月救護為官樣文章, 疾吁廢止。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十一月十五日京師月食, 因不及一分, 欽天監奏准依例免於救護。這本來只是依例免救, 但民間對此頗為讚譽, 認為是破除迷信俗套之舉。總之, 民間對於交食救護, 多嘲笑揶揄。時論列舉幾種「可笑之聲」, 即為:「粗解英語者滿口『也司也司』聲, 村老兒談歷史聲, 救日月蝕時金鼓聲, 小丑登場打諢聲。」

徐珂在《清稗類鈔》中, 更留下直隸總督為組織日食救護的一則特殊「照會」, 記曰:

光緒庚子拳亂, 天津為八國聯軍所據, 尚未交還, 值日食, 直督在保定, 欲舉行救日禮, 乃照會八國聯軍都統, 其略曰:為照會事, 照得赤馭經天, 普照萬物, 乃天道之常。茲查有一巨物, 其形如蛤, 欲於某月某日大張其口, 將日鯨吞。屆時必天地幽閉, 人物不生, 實屬異常慘變, 本部堂不忍坐視, 至時將躬率所部, 鳴金放炮, 以使此蛤形怪物, 驚懼而逃, 不至重為民害。誠恐貴部下軍士人等, 耳目未經習慣, 難免疑慮驚皇, 為此合行照會貴□□, 請煩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此則筆記流傳甚廣, 今人熟知, 引以嘲笑清朝官員愚昧可笑。筆者曾嘗試查閱《清史稿》《清實錄》《起居注》, 以及兩岸藏未刊清宮檔案、已刊《庚子事變清宮檔案彙編》《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 不少當事人的日記、回憶錄等, 確未找到這篇「曠世奇文」。但此文應非徐珂自行憑空編造, 或錄自時論報刊, 用刺官府積習。其實, 清朝官員並非不知日食真相, 救護不過照例行事而已。日食救護喧囂吵鬧, 他們擔心驚動近在咫尺的洋兵, 故而事先告示, 也在情理之中。前引《北華捷報》的日食預告, 也提及因為禮部衙署毗鄰俄美軍營, 恐驚洋兵, 應該事先告示中國救日之事。晚清官員不會不知, 他們用以預報、觀測日食的曆書和儀器, 正是這群「紅毛遠夷」的先輩們協助推演、鑄造的。

辛丑日食之前, 清廷在流亡中痛定思痛, 已發布上諭表明改革決心。因此, 時論更以為, 要變錮蔽之法, 必先移錮蔽之風, 並以救護日月為當革之陋習, 曰:

似此官樣之文章, 施諸固閉之時則可, 施諸開通之世則不可;行諸變法之前則可, 行諸維新之後則不可。蓋新政之頒行, 由近而遠, 由小而大, 其綱領總以開民智為主。則凡一舉一動, 要當新天下之耳目, 而不當導天下以顓蒙。乃本年九月十六日戊寅系月食之期, 十月初一日癸巳系日食之期, 禮部仍照舊章, 通行二十一行省, 屆期一律救護。於是各府州縣先後出示曉諭, 屆時仰軍民人等, 一體救護毋違。噫嘻!愚民之術, 莫此為甚……即使果待救護, 要非具女媧補天之力、愚公移山之技, 曾何補於高深……其愚人乎, 抑自愚乎?其蒙人乎, 抑自蒙乎?及其流弊所在, 勢必上作下孚, 上行下效, 讖緯陰陽之說、災祥禍福之言, 將流衍無窮, 益增維新之阻力。則其事雖小, 而其關係正大也。

因此, 此文將新政的推行與革除救護日月交食的陋習作關聯論述。如此立論, 從細節入手, 卻從大處著眼, 認為如此才能「洗譾陋之乾坤, 媲文明於歐美」。而其立論前提, 則與既有正統論述正好相反。亦即, 既有正統論及救日, 乃在修省人事以回應天變, 總之於國於民有利, 乃仁君聖主之所當為。而此文立論, 則旨在申斥類似辛丑月食、日食救護之安排, 只會禁錮民智, 延續陋習風俗, 最終阻礙新政, 誤國誤民。這樣, 就將廢除行之已久的交食救護, 與晚清「開民智」與「開官智」的宏大主題密切關聯起來。有趣的是, 在交食應對這一問題上, 「民智」與「官智」之間, 表面上卻存在著出人意料的「反差」。不過, 這也正應了改革家的提言———無論開「民智」, 抑或開「紳智」, 均須假手於官力, 故開官智乃「萬事之起點」。

七荒誕習俗背後的嚴肅意涵

表面看來, 中國人一方面已清楚知曉交食成因, 並能作準確預測, 另一方面又延續救護之禮。而且民間對此認識清楚, 嘲笑揶揄;官方救護日月, 卻樂此不疲。其中現象甚為矛盾。辛丑日食同月6日晚, 月有食。《北華捷報》記述月食情形及救護喧囂, 對此亦不無疑惑:

眾所周知, 交食之發生已預告於官定曆書, 由北京遍發全國。因此, 政界之中必有人曉悉交食之真正因由。所可怪者, 彼等並不採取措施, 結束此等荒誕習俗, 以致其最高官守淪為有知民眾之笑柄。該習俗將此輩官員置於普通智識欠缺之境地。

交食的真正成因早經闡明, 自無疑義。而且自明末耶穌會士東來, 中國的曆法推演和測天儀器已逐步歐化。盛清諸帝多用西人, 曉悉科技。如康熙四十三年 (1704) 日食, 欽天監奏報觀測數據, 康熙自己同時也用儀器觀測。而且依據自己觀測所見和新推曆法, 指出欽天監觀測數據的可能失誤。又乾隆五十八年 (1793) 馬戛爾尼使華, 貢獻禮品, 乾隆只是「視如常卻心嘉篤, 不貴異聽物詡精」。又謂「天朝物產豐盈, 無所不有」。今人多責乾隆了無見識、盲目自大。其實當時中國的測天儀器已歐化, 馬戛爾尼所呈禮品中關涉天文的儀器, 未必盡比當時清宮所藏先進。使團參觀承德避暑山莊時, 馬戛爾尼見其中所藏歐洲玩物、音樂、地球儀、太陽系統儀、時鐘、音樂自動機等罔不具備, 大為驚駭。並以為其所攜禮物, 與此宮中相較, 「必如孺子之見猛夫, 戰慄而自匿其首也」。而隨行官員更告知此間所藏, 與圓明園中專藏歐洲物品之宮殿相較, 猶差萬萬。

然而, 也正是精曉天文的康熙皇帝, 應對交食也是依照舊禮, 不打折扣。如康熙三十一年元旦日食, 上諭稱:「日食為天象之變, 且又見於歲首, 朕競惕靡寧, 力圖修省。惟大小諸臣, 務精白乃心, 各盡職業, 以稱朕欽承昭格至意。其元旦行禮筵宴, 俱著停止。」乾隆應對日食, 不僅一本祖宗陳法, 晚年敕譯《滿文大藏經》, 更在日食兩現的乾隆四十年, 特別敕譯《救護日食經》及《救護月食經》。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六十年的正旦日食, 甚至影響到他的退位決定。至於晚清, 雖然中西交通, 新知傳播, 風氣漸開, 交食救護卻仍然作為國家典禮, 反覆重演。

其實, 看似荒唐的交食救護儀式背後, 隱含的是深刻的宇宙觀念和政治哲學。藉由交食救護, 人間的「天子」掌握了對天象的專屬解釋權和應對權, 進而建構其政權合法性和絕對權威性。並在此過程中, 展現其敬天恤民、虛懷納諫的「明君」形象。滿人以異族入主, 為了建構其政權合法性, 除了訴諸「天命」, 還須求諸「政統」。欲訴諸天命, 必須宣稱「天命在我」, 而後就應該順天而動, 應天之變。清代開國二主各號「天命」「天聰」, 均有此意。而欲求諸「政統」, 就必須採用並推廣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整套政治哲學和禮儀, 以體現其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一系統內聖主明君的後繼者。巧妙的是, 既能解釋天象、應天而動, 又完全依照儒家政治哲學設計的交食救護典禮, 正好將「訴諸天命」和「求諸政統」兩個策略完美結合, 頗有妙用, 自然不能輕言革廢。

更進一步言之, 曆法的頒授與交食救護的安排, 也是前近代東亞朝貢體制內部秩序的重要一環, 其中展現的是「天朝」宗主國受命測天、代天宣命的權威和尊嚴。因此, 日食可以提早預推, 皇帝更能以天文儀器觀測日食, 但日食救護則必須嚴格依照禮儀, 循例進行。如此, 方見天朝之體、明君之仁。康熙即謂:「日食雖人可豫算, 然自古帝王, 皆因此而戒懼, 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諉諸氣數矣。去年水潦、地震, 今又日食, 意必陰盛所致, 豈可謂無與於人事乎?」所以, 看似荒誕的救護典禮背後, 其實蘊含著貫通「天人之際」的嚴肅意涵和現實意義。辛丑日食, 正逢國難, 依照春秋之義, 更該修省回護。而越南、朝鮮雖已脫離宗藩, 欽天監救護安排仍將其與內地省份一體納入, 亦可見傳統體制慣習影響之深。

八天象、科技與政治

日月無光, 天地變色, 對古代先民而言確是值得驚懼的天象。而且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念和政治哲學, 又受天人感應論影響甚深。因此, 作為自然天象的日月交食, 與天文曆法、儒家 (融合陰陽家) 哲學緊密結合, 使得救護儀式與制度日益完善繁雜。而這些儀式的有序展開, 有助於建立政權合法性論述、維護絕對君權和明君形象, 甚至有助於在曆法和禮儀層面上維護朝貢體制中的「天朝」地位。日月交食的詮釋和應對, 很多時候又被用作朝局政爭的工具。因此, 交食救護歷代相沿不輟, 深刻影響傳統中國及東亞的政治和文化。

若以「長程視野」觀照中國的交食預報和應對儀節演變, 可發現其中存在兩種互相悖離的有趣現象。其一, 天文科技和曆法推演越發展, 對交食發生原理及時間、類型等知識越精熟, 但交食救護的開展卻越常規化、制度化, 典章對救護儀式的規定也越來越細密。其二, 民間及臣屬對交食救護越來越敷衍塞責, 甚至公開嘲笑批判, 皇帝及其代表如禮部、欽天監則要不斷申飭救護之重要, 並嚴懲不認真從事的官員 (從中亦見官員救日, 多因為制度所限, 只能循例參與) 。而且, 在這種長期演變過程中, 本來源於「敬天」而「應天」的交食救護, 漸漸成為因能「測天」而「玩天」的禮儀遊戲。「天」從不可挑戰的絕對主宰, 變成可以預測應對、自由解釋的人格象徵, 最後回歸到毫無神秘性可言的自然現象。

光緒辛丑年的中國, 除了天顯異象, 現實危機更是前所未有。八國聯軍入據禁城, 不僅徹底顛覆天朝權威, 其劫掠破壞也對中國傳統測天器物以毀滅打擊。籠城之後, 列強賠款要求敲骨吸髓。國內民變四起, 滿目瘡痍。更兼柱國重臣李鴻章病逝, 禍不單行。總之, 這一切都令清廷深深陷入「救日」與「救國」的雙重危機之中。當然, 天象與人事無涉, 早經闡明。任憑清廷君臣在西人的驚異目光和民眾的嘲諷揶揄中, 如何素服齋戒、罪己修省、擊鼓鳴炮、跪叩膜拜、誦經祈禱、奉獻享祭, 這些轟轟烈烈的「救日」典禮, 絲毫無裨於「救國」。局勢照樣危若累卵, 列強仍舊如狼似虎, 朝廷還是風雨飄搖。辛丑日食後十年, 滿人失其政。民國肇建, 交食救護這一融合天象、科技、政治、禮儀、神話、宗教, 在中國上演了數千年的複雜儀式, 才隨著帝制的終結而告廢止。不過, 傳統帝制以及訴諸天命的政權合法性論述方式被拋棄之後, 如何有效建立政權及與之相應的合法性論述, 又成了20世紀中國政治的一個絕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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