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譽霖：村莊百態，在熟悉與陌生之間

一

我的家鄉是河南省項城市，俺們那旮旯的人也常說周口地區項城縣，蓋因上世紀90年代項城因中日合資企業蓮花集團的崛起而撤縣設市並升格為河南省五個省轄縣級市之一，緊接著2000年周口撤區設市的緣故，去古不遠，舊習俱在，就像老輩人依然習慣稱現在的鄉（鎮）為公社一樣。

周口，又名周家口，地處豫東平原，與安徽阜陽、亳州接壤，是中國南北地理區劃的過渡地帶。淮河最大支流沙潁河穿城而過，與賈魯河三川交匯（沙潁河在此分為沙河、潁河），市區自然分成河南、河北、河西三個區域，狀如武漢三鎮，素有「小武漢」之稱。

周口歷史悠久，是中華姓氏之根，更是中華文化發祥重地，史有「華夏先驅，九州聖跡」之美譽。五帝三皇神聖事，女媧鍊石補天處，老聃講道太清宮，孔子吹風弦歌台，中原鹿正肥，一時多少豪傑，更有陳王奮起揮黃鉞，光武中興奠基業，包公三次下陳州，萬民端賴有青天，千載悠悠流譽後，百家姓里故事多。

明初，隨著沙潁河漕運的開闢，一周姓人家在此首開渡口，「周家口」因此得名。後賈魯河自北宋以來二開漕運，再次融入京杭大運河，一時「通衢五省，人雜八方，商賈雲集，南北之聲不絕於耳」，周家口攜水路交通優勢，很快發展成為東鄰淮泗、西控秦晉、南連江楚、北通燕趙的物資交流要衝和豫東商品集散重鎮。明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熊廷弼經過當時的周家口時，曾賦詩《過周家口》，其中有云：「萬家燈火侔江浦，千帆雲集似漢皋」。意即周家口的繁盛晚上像南京城的浦口一樣燈火通明，白天像漢口一樣千帆雲集，由此可見當時的繁華程度。清朝乾隆年間，周家口的發展達到頂峰，沿河開闢渡口22處，水陸寨門40餘座，專業街道120條，外籍商界會館10餘處，各類大小寺廟50餘座，常住居民數萬人，流動人口達數十萬人，是明清河南四大商業重鎮之一，被譽為「南皮都」（「北皮都」是河北張家口）、「小漢口」。

周家口的繁華一直延續到道光年間。1843年，黃河在中牟決口，賈魯河北上開封的航道因淤積斷航，以及隨著海運的興起，周家口開始走向蕭條。咸豐同治年間，周家口成為捻軍的戰場，此後屢遭兵燹，繁華盡毀（袁世凱家族即崛起於「鎮壓」太平軍、捻軍的文治武功）。清末民初，京漢等鐵路相繼開通，周家口徹底喪失交通優勢。1938年，黃河花園口決堤，周家口成為千里黃泛重災區，受災達九年之久。建國後，在農業大躍進的「左」的影響下，沙潁河上修起了一座座攔水大壩，航道被攔腰截斷，70年代末，沙潁河斷航，周家口衰敗已極。

改革開放以來，周口作為傳統的農產品生產基地，以「三多」著稱於世，即人多（以彈丸之地坐擁1200多萬人口，為河南第一人口大市）、地多（耕地多，非指人均耕地，而是指耕地面積占土地總面積的百分比）、糧食多（小麥產量占河南1/7，全國的1/28，為河南第一產糧大市），但周口幾無礦產資源，致使經濟發展整體乏力，發展速度（而非發展水平，據統計資料，周口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全省居中等偏上）低於全省平均水平。2005年，總投資30億元的周口港重建及航道疏浚計劃先期工程竣工，沙潁河復航，常年通航噸位在500～2000噸，可經此入淮河、京杭大運河，最後匯入長江，直達東海，周口的水運優勢失而復得。2007年，作為河南省唯一的內陸大港和「出海口」，周口市被規劃為國家運輸樞紐城市，同年，河南省政府啟動「黃淮四市跨越式發展戰略」，以加快黃淮四市（商丘、信陽、周口、駐馬店）發展，助力中原崛起。周口市的發展步伐加快了。

通過對周口幾千年來的歷史作一簡單而模糊的回顧，我們會發現，周口的歷史是太古而又太新了。太古，是因為離我們太遙遠了；太新，是因為它伴隨著周口在近現代的衰落，這種衰落更早源於唐宋以後中國人口、經濟重心的南移及相伴隨的中原文化的衰落，這種自卑而又不甘的心態是否也因應了近現代中國的命運？一國之內如此，舉目寰球又如何？興於交通，衰於交通，而今再踏征程，人事之外，豈非天命歟？時移勢易，大勢所趨也！在中西文明交匯，農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轉型的過程中，此一內守的、鄉土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在與彼外向的、開拓的新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競爭中相形見絀，有其必然性的一面，由此可知，先天資源稟賦與後天資源優勢等區位條件在一地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豈人之賢與不肖之分哉？一方水土一方人，信矣！

二

梳理家鄉的歷史是為了給我們接下來的講述劃定一個時空的經緯，好讓我們知道我們一路究竟從何走來，儘管我們不知將要走向何處。

我們每個人都帶著社區的記憶走向外面的世界，並構成我們與之互動的基本參照系與價值觀念的最初源泉，作為農家子弟，這一意義與價值的基本載體與單位就是生我養我的村莊（實際上是擴大了的村莊）。

我們村兒叫前阮營，一個很怪的名字，自然有前就有後，我們村後面就是後阮營。記得很小的時候（肯定是在上學以後了），我在村口的村志碑上看到說，我們村兒源於一個被廢棄的軍營，具體怎麼回事就不記得了，不過這一解釋與我們村的名字倒也挺契合，可惜這塊碑很快就被破壞了，也很早就不知所終了。

2005年我讀高一的時候，我的地理老師曾經說過，我們這一帶的人都是明初的時候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遷過來的，很多人都會到那裡去尋根，他不久前就剛去過。2009年我上大二的時候讀到過曹錦清先生的《黃河邊的中國》一書，裡面有他對豫東、豫西、豫南、豫北等各地人的訪談，也都有這個傳說。我爺爺也曾經告訴過我，說我是我們王家第24代，如果以100年4代來計算的話，24代正好是600年，正好可以推到明初的時候。這些說法是相互印證的，這就是流動的記憶，活的歷史，也可以印證人們延續香火的觀念，不過現在這些觀念正在逐步弱化，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我爺爺這一輩的人取名字都是「祥」字輩，我爺爺上一輩的人都是「之」字輩，而到我爸爸這一輩取名字就不嚴格了，到我這一輩就更是「不成體統」了。還有一點，2008年我小外甥出生的時候，他爺爺給他按輩分取好了名字，但我大姐覺得不好聽，就否決了，自己另取了一個。我們這一帶沒有祠堂，我更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家譜或族譜，不知道這些按輩分取名字的依據何在，難道僅僅停留在代代口耳相傳的水平？不知道。

我爺爺還曾經告訴過我，說我是「棗山人」（貌似是這樣寫的吧？），「棗山人」最主要的遺傳特徵就是小腳趾頭沒有腳趾甲，而是一個疙瘩，我看看自己的腳，的確是這樣。而且我們這一帶每年過年之前都會蒸很多很多饅頭，還要做「棗山」，就是用麵糰做成各種各樣的花樣，最後在上面安上棗，放在蒸籠里蒸熟，春節的時候作為貢品，然後在正月初五的早上吃掉。記得小時候過年蒸饅頭是件很隆重的事情【蒸饅頭不允許有任何差錯，饅頭蒸的好預示著一年的好兆頭，尤其是小孩子不能亂說話（實際上在整個春節期間小孩子都有很多禁忌，現在基本上沒什麼了），蒸饅頭從準備到完成要忙三天左右（主要是發麵，每天夜裡還要把面結結實實地揉一遍，揉面是體力活，很累人的，一般會交給家裡的男人來做，發麵是技術活，是女人必須掌握的技術，而且為了保證發麵必須的溫度，一般會把面盆或缸放在廚房裡，還會用被子把它裹起來），尤其在正式蒸饅頭的那一天，會有鄰居或親戚來幫忙，可以一直從早上忙到晚上，一般會蒸三四百個饅頭】，在蒸饅頭的最後就是做「棗山」，這一艱巨的任務會交給四鄰或親戚中做的最好的人，這是一種榮耀，也是最熱鬧最開心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圍攏過來看，小孩子尤其起勁。不過現在很多人家過年都不蒸饅頭了，因為太累人又太麻煩，而是直接買別人用機器做好的饅頭，「棗山」也有賣的，但很多人卻連買也不買了。

可我有時總在想，春節做「棗山」的傳統是不是就是為了紀念「棗山人」呢？自從得知了這一秘密後，我有時會自覺不自覺地觀察村裡人或同學的腳，卻很少發現跟我一樣的情況，我有時會不禁懷疑自己身上是否流淌著胡人的血液，瞬間會有種莫名的感覺。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我說到這個故事，旁邊一個南陽的女生說她也聽到過這樣的說法，而且她自己的小腳趾頭就是一個疙瘩，我瞬間感覺這個世界好小，有種找到親人的感覺。儘管我發現即使是我們當地人也很少具有棗山人的遺傳特徵，但我想，風俗之所以是風俗就在於它一旦被人們接受，就會作為一個既有的存在為後世或後來的人提供一種規範和約束的力量，在代代相傳的過程中，它可能會打破原有的約束邊界或者完善舊有的規範內容。具體到我們當地春節做「棗山」以紀念「棗山人」的傳統，在時間的流轉中就可能會被「非棗山人」接受，也可能會被「棗山人」拋棄，即使是仍在堅守這一傳統的人也許也早已忘記了這一傳統的意義而徒有空空的內容，這是時間的偉力。

三

以上多是傳說中的村莊記憶，我們還是回到現實中來。

我們村兒很小很小，尤其是與鄰村比起來，感覺真的很小很小，家家戶戶聚鄰而居，以我平常的步伐，不出十分鐘肯定就能繞村一周。我們村究竟有多少戶，有多少人，我想沒有人真正關心也沒有人準確知道，我曾經問過，答曰：那誰會知道呢？這自然是很正常的。在村莊流動性如此大的今天，任何精確的數據必然很快就會過時，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以剛剛過去的2013年春節為限，以【兩個兒子以上家庭（含兩個）兒子一旦結婚即為單獨一戶】（因為這樣的家庭一般在兒子結婚後很快就會分家）和【以村莊認同意義上的本村人而不以其是否外遷】（這樣的家庭一般在村裡有老房子，又可以分為遠遷到外地常年不回來和遷至鎮上、縣城偶爾回來兩種情況）為依據，約莫估計我們村兒大概不足100戶，不到400人，而外遷的戶數約有1/4，這些人從村莊共同體的角度嚴格來說已是村莊的異己物，但村莊是有記憶的，也是開放的，他們走的時候不阻攔，不管什麼時候回來也都會接納他們，村莊是包容的，也是寬容的。

據老輩人講，我們村兒是從一棵樹上發出來的（意即一個血緣系統），經過七八代約二百年的繁衍始有今天的規模，因此我們村兒是一個單姓（王）村，其他姓如朱、賈、馬、史皆是上門女婿，這些外姓現今約有10戶，但我們村基本不存在大戶與小戶之爭，所以儘管有嚴重男孩偏好的生育觀念（多胎生育選擇或者過繼、收養，後者是退而求其次的無奈選擇），其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延續香火，完成人生使命，其次才是為了避免被村裡人看不起，受別人欺負。我們可以把前者稱為本體性價值，後者稱為社會性價值，前者是更重要的主導性價值，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在婚姻市場女方要價高企的情況下，這兩種觀念都有所弱化，尤其體現在年輕一代的身上。

我們村兒還有一個怪怪的地方就是十多年來沒有完整的村委會，也沒有村民小組，更沒有村委會辦公的場所或村民活動室，這豈非是怪事一樁？還記得以前我們村還有兩個領導人，但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他們各自擔任什麼職務，誰是村長，誰是書記，不知道，而且只有他們兩個男性領導人，莫非婦女主任、村會計、治保主任等等都被他們一肩挑了？也許吧。還是自然村級別不夠根本就沒有這些設置，只有行政村才有？不曉得。反正基層工作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眉毛鬍子一把抓也是可以的。但自從十多年前其中的一個領導人去世後，就再也沒人願意幹了。另一個領導人腿腳有點殘疾，他們家弟兄四個除了老大外，不是身殘就是智障，很無奈，但老大很多年前就遷出去了，再也沒有回來過。他以前曾是我們當地的赤腳醫生，後來成為我們村的村醫，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就不做醫生了，也許是近幾年的事吧。我們村兒也曾經選舉過多次，但被選上的人大多數堅辭不就，其他人干不久也就撂挑子了，一直僵持到現在。真是怪哉！所以當我聽說有些地方村委選舉存在暗箱操作甚至暴力賄選的情況時，就愈發納悶了：莫非是我們村兒太沒油水可撈？還是工作難做，怕得罪人？還是村兩委工作的機會成本太大，遠不如外出打工來錢快？

前面曾經說過，我們村兒源出於一個血緣系統，但並沒有一個村莊整合的整體力量，沒有宗族的觀念，村民認同的基本單位是「近門」。所謂「近門」一般是指以血緣為紐帶的三代以內的男性直系血親或擬血親的家庭的聯合，但「近門」也並不是一個很僵化的認同觀念，它有其伸縮的空間，有「小近門」和「大近門」之分，即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小近門」一般包括爺孫、父子、叔侄，有時也會外延至太爺即太祖父一輩，但這時認同觀念就相對淡薄了（因為四世同堂的家庭畢竟很少見，如果有，不是太爺歲數太大，就是重孫歲數太小）。「大近門」則是在「小近門」的基礎上結合地域（地理位置）的原則，把近鄰也囊括進來，而「小近門」是不考慮地域原則的。我們村兒村民認同意義上的「大近門」有三個，即北門、東門、西南門。我家屬於西南門，而前述的兩個村裡領導人一個屬於東門，即十多年前去世的那個，另一個則屬於北門，即腿腳有點殘疾現在仍在任的那個。

「近門」認同的意義則是守望相助，用我們村裡人常說的話來說就是「誰用不到誰呀」、「你再有本事，也總有用到別人的時候」，這是一種社會性或功能性的價值，而延續香火、光耀門楣等的本體性價值則退居第二位了。「近門」的認同是不言而喻的，每個人都自然而然的知道自己的所屬，這內涵在每個人日常生產與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遇到什麼困難或者需要辦事（主要是紅白典事，即婚喪嫁娶）的時候，人們一般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近門」，因為他清楚地知道這是自己可以求助的首選資源，而且一般都會得到滿足，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也會考慮平時關係的好壞，即在血緣性親疏關係的基礎上參考社會性的親疏關係來取捨自己的求助資源。一般情況下，若是家庭變故等的事情，則首先考慮的是「小近門」；若是辦紅事，則會考慮「大近門」；若是辦白事，則是全村總動員，我不知道這是我們村兒的特色，還是因為我們村兒太小的緣故，我會在另一篇文章里詳細談到這一點。（當然這裡考慮的只是村裡的男性血親，而沒有考慮姻親和朋友，實際上姻親和朋友在我們那兒是一個絕對不能忽視的重要資源，尤其是姻親，常話說「父母享女兒的福」。）

至於「近門」和村兩委的關係，實在令人難以琢磨。我們村兒並不存在村莊整體性的整合力量，也沒有宗族的觀念，大戶與小戶之爭更不明顯（因為父子、兄弟、叔侄間的關係並不見得比鄰居、朋友的關係更好更團結，但一旦遇到必須由「近門」共同完成的「公事」也會暫時擱置平時恩怨回到血緣認同），村民對村莊公共事務不熱心，村莊選舉相當消極，以至於村兩委組織半癱瘓的狀態一直維持到現在。在這種情況下，村兩委（實際上也就是一個人負擔所有角色）也只能扮演相對消極的角色。在稅改前，完糧納稅、計生罰款、各種攤派等，村民怨聲載道，最後也只能忍氣吞聲；而稅改後，也只是通知下種糧直補、新農合醫保等的例行公事，並不經手具體的操作。

我們村兒屬於北方旱作區，不存在南方水田灌溉和機耕道的問題，也不存在村民要求調地的強烈願望（很多年沒聽說過了，只記得十多年前最後一次大調地的時候，我們很多小孩子整天跟在大人後面看他們如何丈量土地，如何把一根很粗很長的鐵棍楔入地下，然後用石灰充實以作為地界等，當時主持調地的正是十多年前去世的那個領導人），改水、改電、安裝有線電視等的工作村裡並不直接插手，低保戶的認定與發放有既定的原則，儘管有的人可以憑藉關係享受低保待遇，但一般村民奈何不得也就不置可否，有些事更會越過村兩委而直接找行政村解決。村民與村兩委的關係很弱，對「公家」有著天然的不信任（他們熟識人情世故，有著深刻的現實教訓，尤其是在稅改前農民負擔很重的時期），不作惡是他們對「公家」的最高要求，而「公家」的任何一點點「恩惠」都被視為意外驚喜。

由此，村莊的公共事務很多時候只能想想罷了。回想十多年來，村裡辦成的唯一一件公共事務就是近十年前每家每戶出錢出力整修了一條南北向的連接村前柏油路（現已改為水泥路）的進村主幹道（我們當地叫磚渣路，實際上是用整磚鋪成的，當時是我們當地很流行的修路的普遍形式）。我們村兒有兩條南北向的進村主幹道（一條約1200米，即已修好的磚渣路，另一條約500米），兩條東西向的村內主幹道（大概都是200、300米的樣子），現在村民將這兩縱兩橫四條主幹道修成水泥路的願望非常強烈，但是村兩委沒有錢（我們村兒沒有公共資源），本身組織又呈半癱瘓狀態，村裡也無人牽頭，使得修路的願望一年年落空，尤其在看到鄰村（大村）或者通過村兩委向上面努力爭取資源或者村裡有人上面有關係而紛紛將村內主幹道修成水泥路的時候更是眼紅。但究其原因，最大的阻力還在於村民對於上次修路平均出錢出力但受益不均的不滿（上次修路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但那條路縱貫我們村兒東半部，西半部的村民平時很少走，近幾年不少村民都把新房建在了那條路兩旁）以及「釘子戶」問題，實際上即使上面不撥款，修這四條路也用不了多少錢，平攤到每戶就更少了。一年年的失望後，有村民憤憤而自嘲地說：「誰要是真有錢，拿出來20萬什麼事不就都解決了嗎？」是啊，20萬是不多，但如何籌齊這20萬而不是寄望於偶然性的因素實在是愁死諸葛亮啊！

村民生產生活中很少有求於村兩委，而村兩委組織半癱瘓的事實本身也無意更無力於事功，這些年來村子既沒有外來資源的湧入，更沒有砸下來征地的餡餅，村子一如既往的平靜著，村民也一如既往地各自奔忙著。前面曾經說過，我們當地以「三多」聞名，即人多、地多（指耕地佔土地總面積的百分比，我們村兒人均一畝地，不同的村兒不一樣，主要取決於村耕地總面積和村總人口數，一般在人均一畝地上下浮動）、糧食多，此外一無所有，因而村民的收入無非是在家種地和出外打工兩種選擇或者兼而有之半農半工。在稅改以前，農民負擔很重，我奶奶曾給我細細地算過賬，種小麥真的不賺錢，能夠本就不錯了，只有秋季作物（玉米、大豆、芝麻、棉花）才薄有利潤，因為秋季作物不用交公糧，但價格波動厲害，收益不穩。也就是說，農民辛辛苦苦種一季小麥幾乎全交給公家和商家了，一年的農業收成全指望秋季作物了。即使這樣，我們當地始終沒有出現拋荒棄耕的現象，不僅因為平原農耕相對容易，更是因為農民守土意識在作祟，捨不得那幾畝地，因此在我小時候，我們當地家庭分工的普遍形式是女人在家種田，男人外出打工，每到收種莊稼的時候再回來一陣子幫著收種，因此那時候也不存在現在意義上的留守兒童。但在稅改以後，儘管國家取消了農業稅，還發放糧食直補，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等（但相應的農資價格漲幅也不小），種地受益有所提高，而且基本實現了機械化，但農民對種地的熱情反而下降了，因為儘管如此，在家辛辛苦苦種地一年的收入還不夠日常生活開支和隨人情，相對於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太大，更是為了給兒子攢錢蓋房子娶媳婦，近年來不僅年輕夫婦雙雙外出把工打，而且中年夫婦也紛紛外出打工，六七十甚至八十歲的老人（基本是清一色的老頭）只要身體好也紛紛外出打工，如此相伴隨的一個必然現象就是留守兒童問題的凸顯。他們對土地的處置方式一般是轉給「近門」的種，每年只象徵性的給些小麥、大豆、香油以供年節回來時食用（近門之間礙於情面，一般很少談一畝地多少錢，給東西也沒有規定具體多少，「象徵性」就在於這些情面中，但種地的人家負有照看外出人家宅院和其他事情的義務。另外遷至縣城的人家也是這樣，但不屬於外出打工類型）或者是無償轉讓（一般遠遷或家境較好的人）或者是交給家裡的老人馬馬虎虎地種種就行了。總之，全民打工潮的興起使得村民對土地的感情淡漠的多了，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這種感情想必是越來越淡薄的吧（如果村莊依然平靜如水的話）。

在外出打工的大潮中，年輕人和中年婦女一般是進廠，只有少數男孩或女孩會學點手藝，且以學美容美髮行業者居多（很多中學都沒畢業，十六七歲就打工去了），而男人則多數從事建築業，如砌牆、粉刷、吊頂、室內裝潢等等，少數人在摸爬滾打中會進而成為小小包工頭，只有更少數人會成為大包工頭，還有一些人會做點小生意，至於六七十歲的身體比較好的老人（基本是清一色的老頭）則多從事廢品收購，如果運氣好（包到成片的廠區以及準確掌握價格行情），一年也能掙好幾萬。在這些行業中，建築業則是來錢比較快的選擇，但也是比較苦、累、髒的中青年男人的壟斷行業，一般情況下，「散兵游勇」一年的報酬以數萬為單位，小包工頭以數十萬為單位，大包工頭則至少以數百萬為單位了（這明顯受益於近十年來房地產市場的瘋狂發展及建築業普遍採取的層層分包一包到底的戰略，時間就是金錢，在質量基本保證的前提下只求速度）。而且，我們村兒乃至我們那一帶的打工大軍基本上都是以親朋好友介紹、老鄉帶老鄉的形式外出的，也就是說，在外出之前就已經確定好了要去哪裡，而且基本上可以確定去了之後有長期的活可做，而且工錢相對有保障，一般不會出現像個無頭蒼蠅似的到了一個地方再臨時找活做的情況，所以每當我在武漢街頭或報紙上看到很多人舉個牌子找活或者農民工工資被大量拖欠的現象時，我每每很納悶，我會懷疑這些人他們那裡的勞務輸出的形式是否跟我們這裡的不一樣。總之，在愈來愈壯觀的打工大潮中，在血緣、姻緣、地緣等交織的密密的社會關係網路下，人人都各顯神通，使勁渾身解數，窮盡掙錢的本領，錢！錢！錢！，是使每一個人努力拚搏的最強大的內驅力。

在市場經濟時代，沒有人會輕易否認錢的可愛，當村民們日益富裕起來的時候（相對於十年前，我感覺變化真的有點大，這是對村莊貧富差距拉大最直白的感受），必然會引起他們消費方式和面子競爭的緩慢的變化，這從村裡婦女們的髮型服飾，從家用電器，從交通工具，從子女教育等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但在進一步的敘述之前，我必須首先指出的是，據我十多年的觀察和感受，我們村兒村民現如今依然是一種過日子的消費方式，在面子競爭方面，雖然一年年水漲船高，但依舊是一種弱的面子競爭，不求人先，但恥人後，「一般偏上即可」，進而力爭上遊。打腫臉充胖子的行為是要被人笑話的，村裡人常說「要掂量掂量自己有幾斤幾兩」；看到別人發財致富，村裡人會說「那是人家有本事，在外面混得開」；敗家子是最可恥的，暴發戶也要懂得稍稍收斂，不要張揚的太過了，否則村裡人會說「你看他，眼睛都長到天上去了。橫什麼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總之，不管你在外面多麼風光，回到村裡來，都要按照村裡的規矩來，該按輩分喊什麼就喊什麼，該敬煙敬煙，該陪笑臉陪笑臉，和和氣氣的最招人喜歡，這樣村裡人就會說「誰誰家的孩子會說話辦事，將來肯定有出息」。很明顯，這是一種追求名實相符的中庸心態，這不僅是剛剛脫離大貧的人們對貧困的記憶猶新，更是千百年來中原小農謀生維艱始終徘徊在生存底線的基因遺傳。既要要面子，更要過日子、顧家庭（財富向下的代際流動），二者竟然能夠得兼，我只能將之歸功於歷史生存的智慧法則。這種中庸的生存法則則使得人們性格上四平八穩，守成有餘，開拓不足，情感上也含蓄隱忍，我們作為過來的一代自然懂得這一點。我常覺得，我們這兒的人就是「土」氣太重了，千百年來老跟土地打交道也就不知不覺地內化在土裡了（不含貶義的哦）。年前在家，我兩歲多的小外甥女突然間對我說「舅舅，我愛你！」，我猛然間一愣，迅即答道「謝謝妞妞，舅舅也愛你！」。我瞬間有點感動，如果說我有什麼信仰的話，那麼我唯一信仰的就是時間，時間會讓一切面目全非，時間也會給我們以全新的力量。

當然，這種過日子的中庸心態和弱的面子競爭不僅僅在於歷史生存的智慧法則，更在於現實的巨大壓力。我們這兒的父母把為兒子蓋上房子、娶上媳婦、抱上孫子看成人生最大的價值和最高的使命，為此甚至不惜一切代價，而如今婚姻市場的「行情」已突破了30萬，這使得每一個尚未完成人生使命的父母（尤其是不止有一個兒子的父母）不得不節衣縮食、拚命掙錢、剋制享受（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我將在另一篇文章里詳細交代，在此不多敘述）。剋制享受還表現在其他方面，比如說家家戶戶（除了外遷的以及在鎮上或縣城裡買了房子的）都會蓋樓房（一般是上下各三間，再加上兩間偏房、門樓、院牆，總成本15萬左右），卻不捨得再多花點錢簡單裝修裝修；安了自來水，卻只用來做飯；有了洗衣機，平時寧願用手洗；有了空調，夏天寧願熱著，冬天寧願冷著；有了電磁爐、煤氣灶，還是寧願燒柴火……總之，能省一點是一點，「積少成多」才是大道理。或許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禁慾型的過日子。

「人要臉，樹要皮」。村裡人對自己摳，對外還是要講點排場，要點面子，這主要體現在辦事上，比如辦紅事大家一般拿10元一盒的帝豪，我也拿10元一盒的帝豪就不失面子，但要是低於10元一盒就有點失面子了，如果拿13元一盒的利群就很有面子了，但是如果竟有人拿42元一盒的中華，我在表示羨慕的同時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口袋，拿不起固不為恥，但硬要打腫臉充胖子就要鬧笑話了。隨大流，不冒尖，量力而行，一般偏上即可，就是這種弱的面子競爭的精髓。

村裡人對自己摳，對外還要要點小面子，但對自己的子女則是相當捨得投入的，當然是在家庭經濟能力許可的範圍內，這尤其表現在對子女的教育投入上。近年來，我們村兒很多家庭都把孩子送到縣城裡上學，或者在縣城裡買房子或者租房子，並且由母親陪讀，而且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是很多家庭遷往縣城的重要動力，比如我三姐剛剛結婚，家裡有一座新蓋的樓房，卻還吵嚷著要趕快攢錢在縣城裡買房子，她說「不買房子，以後孩子的教育問題怎麼辦啊？」。順便說一句，相比於周邊地區，我們項城市的教育產業很發達，私立的初中、高中很多，競爭很激烈，收費也頗高，光省級示範性高中就有兩所，每年考上清華北大的人數比周邊縣市的總和還要多，因此成功吸引了周邊縣市不少的生源，但這也只是近幾年的事。十年前，很多學生初中甚至小學沒畢業就外出打工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上不起學，但十年後，家庭經濟條件好了，父母捨得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了，卻依然有很多孩子初中沒畢業就外出打工了，父母只能恨其不爭氣。我有時常想，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職業都要經過崗前培訓，唯獨父母例外，這是否有點荒唐？

村裡人對子女捨得，對自己的父母就沒那麼捨得了，我只能說勉勉強強還過得去，也許作為父母，老人們會理解自己的子女——這畢竟是一種眼光向下且財富向下的代際流動。老人的要求其實很簡單，有口飯吃，有地兒睡覺，兒孫滿堂，子女日子過得還可以，就知足了，最怕的就是生病，老話說「百日床前無孝子」，如果子女家庭經濟條件好還好一點，如果女兒多還好一點，畢竟「父母享女兒的福嘛」，現在國家實行新農合又好一點。村裡老人的養老有的還不錯，有的真不怎麼樣，這種個人差異源於子女的個人選擇，旁人也無可奈何。不過據我的觀察，年輕一代對自己的父母應該比自己的父母對待他們的父母要好一些，這是否跟他們經濟條件的寬鬆感有關？還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至於村裡人的日常娛樂（村裡平常其實沒些什麼人），我總覺得很了了，看電視（反正我每次回家都發現我媽在看某部電視劇，不然又能幹些什麼呢？）、打撲克（「老頭子」之間頗流行，婦女之間在我們西南門不流行，北門還可以，但東門什麼情況就不知道了）、跳廣場舞（這個我們村貌似還沒有，因為村裡畢竟沒有公共活動場所，連村委會都沒有哈！）、打麻將（我們村兒乃至我們這一帶都不流行，村裡有打麻將的也只是春節期間一些少數的相對固定的男性牌客，春節過後就散夥了，正所謂「麻將聲聲何處尋？依稀前年舊時人」。）。其他還有什麼我就不知道了，但村裡人畢竟有自己的生活，鍋碗瓢盆、鄰里家常，只是雞鴨牛羊豬都快絕跡了，惟獨家家戶戶都養狗，看家兼作伴吧。日子一天一天地這樣過，在沒有遇到更好的活法時，這就是所謂的過日子吧。

四

我小的時候，大概有十歲左右吧，有一個很特別的能力，根據有限的信息（平時家人告訴的），推己及人，能夠推出我們村兒幾乎所有的人按照輩分我該怎麼稱呼他/她們，直到現在，我姐姐有時候還要向我請教。當然這並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本領，但至少說明我幾乎認識村裡的每一個人，但現如今每次回到村裡，聽到一個個老人的離去，看到一個個陌生的女人和一個個陌生的孩子，我知道，這個村莊之於我和我對於這個村莊是愈發的模糊了。

還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每個班級總有六七十個學生，但當我上高中的時候，還是我上小學的那所小學，每個班級卻只有幾個最多十幾個學生了。我總覺得，這些年來村裡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以前可以用「一群群」來形容孩子的話，現在則只能用「一個個」了，村裡再也沒那麼熱鬧，那麼有生氣了。這些年來，老人們一個個的離去，村外的耕地里平添了一個又一個的墳頭，年輕的女人們紛紛外嫁了，同時也嫁進來一個個年輕的女人，生下了一個個小小的孩子，孩子們都在慢慢地長大，我卻不大認得他們，他們可能更不大認識我。村裡的人外遷了一批又一批，他們也許還會回來，也許再不會回來。有那麼多曾與我一起成長在村裡一起記憶在村裡的人，今生可能再不能相見。

有人說，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死去，尤其對於我們這些註定要出走的人來說，故鄉卻再也回不去，因此鄉愁只是一種記憶的補償，它會為我們慢慢編織一個美麗而溫存的夢，夢裡有淚卻不咸，有花卻不香。鄉愁擋不住時間的腳步，我們畢竟回不到過去，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說自己的故鄉美，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找到它值得詛咒的地方，就當傷感徘徊在這陌生的熟悉與熟悉的陌生之間時，我們知道，我們的故鄉再也不是以前的那個故鄉了。我們必須敬畏過去，我們也須敬畏現在，將來如何不得而知，故鄉畢竟不在我們手中流轉。

奠一杯濁酒給故鄉，為我二十餘年的故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