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緣政治戰略：底線和極限（上）
日本位於北太平洋西岸，是一個由東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島國。西隔東海、黃海、朝鮮海峽、日本海與中國、朝鮮、韓國、俄羅斯相望。陸地面積377880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大島和其它6800多個小島嶼。
日本的地緣政治特點，在太平洋地緣政治中屬主體板塊的邊緣，但與其他太平洋中的同類國家或地區不同的是，日本位於東北亞，深嵌主體板塊國家中國、俄國，乃至美國中間，這與夾在英國、法國和俄國之間的東歐諸國，尤其是波蘭的地緣政治有相似的特點。
日本地緣政治特徵及由此決定的近代擴張路徑
但與東歐國家不同的是，日本是近代在亞洲最早走上英美式自主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而自主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經濟動力的首要條件，是儘可能要有廣大的以母國資本為中心的外圍地區，即資本形成和增值必需的「中心—外圍」結構。而日本地緣政治天然所處的大陸諸主體板塊邊緣或夾層地位，使得日本與同樣是邊緣島國的英國一樣沒有強烈的區域歸屬的民族心理，即英國和日本都不願將自己歸入自己所面臨的大陸：與英國加入歐盟的態度一樣，日本一會是脫亞入歐，一會又是脫歐入亞，至今也沒有明確自己的定位。
這是因為在亞洲，相對於主體國家的邊緣地位使得日本成了天然矮人，這對擁有亞洲一流生產力並曾在近代深刻影響甚至險些改變亞洲歷史的日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一直將自己比做遠東不列顛，不幸的卻是沒有英國面臨的那種天然破碎因而可以長期推行均勢戰略的大陸板塊——日本夾在由中國、俄國、美國構成的穩定的鐵三角中間東沖西撞迄今未找到符合其理想的出路，更未贏得不列顛英國在美國崛起之前曾有過的數百年橫行天下的風光——這正如美國崛起後，夾在美洲與歐洲大陸中間的英國也隨即黯然失色的道理一樣。
鑒於此，日本要想在較快的時間內，擺脫其自主型經濟力與其邊緣的地位不相匹配的尷尬處境，那它唯一的選擇就是用外科手術的方式即強力的方式，改變日本的「骨格結構」，即擴大日本的地理版圖，其要義是肢解長期鉗制日本的中國和俄國，打破中、俄、美三國的「鐵三角」結構，最終在東亞地區形成以日本為主體板塊的輻射地帶。至於日本國力輻射方向，則視周邊可突圍的薄弱環節而定，但不管如何，也不管什麼時候，率先控制台灣，繼而控制台灣東西兩翼，則是日本「破除東亞之難局」的關鍵。
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了一份《征伐清國策》，其中目標就是「吞併蓋平（今遼寧蓋縣）以南的遼東，以及山東的登州、舟山群島、澎湖列島、台灣和長江兩岸十里以南的地區」。1895年，日本海上打敗中國後，第一件事就是根據《馬關條約》第二款 佔領中國的台灣和澎湖列島。佔領這些島嶼，日本就控制了實現並在20世紀40年代實施的「大東亞」戰略的「命門」：有了台灣，日本就有了依次滾動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政治的穩固軸心。台灣之於日本的意義，時任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將軍（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在1950年有比較到位的分析：
福摩薩在歷史上就被（日本——筆者）當作向南部地區進行軍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對福摩薩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福摩薩作為日本各種護航船隊的中途集結地區和補給基地，發揮了重要作用。駐紮在呂宋林加延灣的軍隊主要力量是從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島運來的。支援日本的陸軍、海軍的空軍部隊也是以位於福摩薩南部和台中的飛機場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結點。
1942-1944年，福摩薩是從日本、經過沖繩和菲律賓、到達東南亞的交通運輸的重要連接點。1944-1945年期間，福摩薩是日本為準備守住菲律賓地區的重要戰役向菲律賓部署增援部隊和飛機的關鍵中途集結點。隨美國航母艦隊開進西太平洋，福摩薩作為空軍基地在日本的防禦計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1945年1月美國佔領呂宋後，日本空軍撤退了福摩薩機場，佔據了主動發動攻擊的有利位置，用來阻止我們前進的部隊。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島和中國東部的周邊後，福摩薩的軍事作用便充分表現了出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隨之而來的美蘇冷戰使日本得到了一段較長時間的休整機會，到20世紀90年代，伴隨蘇聯解體而來的是日本重新崛起及與之相應的日本新的擴張衝動，其衝鋒首選，根據歷史經驗，最可能的就是與中國尚處分裂狀態的台灣地區。19世紀日本侵略台灣的企圖就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併琉球開始，以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結束。目前日本又在釣魚島列嶼及其周邊不斷製造如「春曉油田」之類的事端，這都是日本再次涉足台灣的先聲。
與明治以來的歷史一樣，如果日本不願在東亞走瑞士或瑞典式的發展道路的話，那麼台灣仍是日本再次起步東亞的第一站，也是邁開雙腳站穩東亞的最核心的環節。控制台灣，日本東可抗美，西可制華，南可威懾東南亞諸國及美國的包括馬六甲海峽在內的海上生命線。正因此，美國在台灣獨立問題上，採取反對或不支持的立場。美國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底線——如果它的領導人頭腦還不算糊塗的話——是可以向中國和俄羅斯挑戰，極限則是不能放手讓台灣「獨立」，從而使日本再次控制台灣。由於台灣在東亞戰略格局中所具有的「命門」的特殊地位，對日本來說，一旦它佔領台灣，它就意味著日本已向中國和美國及整個東亞國家攤牌，和平的日本也就走到盡頭。20世紀前半葉的日本史就是這樣一個因偷吃「禁果」（台灣）而遭了「大核」之災的悲劇式的歷史。
日本的悲劇命運與「明治大帝之遺策」
（一）「明治維新」給小日本換上大「胃口」
稱霸東亞，繼而太平洋，對日本而言，這是一個遠比英國崛起時面臨的更為苛刻的目標，如日本不願以瑞士而是以英國為其發展樣板的話，那日本則必須在中國、俄國、美國鐵三角中強力破局。明治維新的發生將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旋轉乾坤重任的日本送上稱霸世界的不歸快車。
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對日本未來的歷史影響是深遠的，史書對這場運動的積極意義已給了相當高的評價，但同時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們能夠將這場運動與同期的俾斯麥德國及後來的毛澤東中國的「不稱霸」外交政策比較，就會發現，明治維新對日本的未來最具災難性的影響是它提出了與日本國力不相匹配的，或者說，遠超出日本國力的外交目標。正是明治維新的成功及其對日本未來目標的確立，使只有老鼠身材的日本換上了老虎般的野心。如果說俾斯麥之後的德國的災難是由於它背離了俾斯麥為德國制定的有限擴張路線的結果，那麼，日本的後來的災難則是其政治家過於執著追求「明治目標」的結果。
（二）台灣：和平日本的極限
19世紀中葉，英、美、俄等國家迫使日本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實行封建鎖國政策的德川幕府統治動搖，具有資本主義改革思想的地方實力派薩摩和長州兩藩，在「尊王攘夷」、「富國強兵」的口號下倒幕。1868年，革新派實行「明治維新」，廢除封建割據的幕藩體制，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恢復天皇至高無上的統治。1868年，天皇睦仁頒布《御筆信》（《宸翰》）明示「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辛苦，經營四方，安撫億兆，冀終開拓萬里之波濤，布國威於四方」。
明治政府當年還「制定了一部以普魯士德國的憲法為藍本的憲法，對法制進行了改革」，並「從英國皇家海軍請來的專家為日本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海軍出謀劃策，從普魯士總參謀部請來的專家幫助他們實現陸軍現代化。日本軍官被派往西方國家的陸軍和海軍學院學習，儘管本國已建立起軍火工業，但仍從國外購買現代化武器」。「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有著引人注目的政治義務，即實現國家『富國強兵』的號召。對於日本人來說，經濟實力和陸軍實力是同步發展的。」此後日本政治一直就在明治目標的重壓下在中、俄（蘇）、美之間狂顛。
1855年，吉田松陰（1830-1859）寫給其兄杉梅太郎的書信提出在美、俄、中之間以中國為突破口的策略。《御筆信》頒布後，右大臣岩倉具視與參議木戶孝允研討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戶孝允在1869年1月26日的日記中記錄道：
明朝岩倉公出，垂問前途大事，因以數事進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鮮派遣使節，責其無禮，彼若不服，則興問罪之師，祈能大顯神州之威。
……然後立即一變天下陋習，確定遠大之海外目標。
1871年12月，擔任兵部大輔的山縣有朋向太政官建議「兵部當前之目標在於內，將來之目標在於外」。為此，日本須實行徵兵制，成立常備軍，建立沿海防禦，製造軍艦，構築炮台，培養陸海軍軍官，生產和積蓄武器。明治天皇將這一理論欽定為最高國策。19世紀後半葉，日本海軍戰艦噸位飆升，從1880年的15000噸，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噸，增長46.7倍，成為世界第七海上強國。海軍戰力的增強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地位。
日本崛起之初面臨的對手眾多，如不算北方俄國，日本人將其概括為A（America）、B(British)、C(China)、D(Dutch)：以台灣為臨界點，在南方有英國、荷蘭，在東西兩面有美國和中國。日本人在這綜錯複雜的矛盾中，借力打力，在太平洋戰爭之前，部分實現了日本明治時代政治家們提出的戰略目標。
台灣是日本和平的極限，並不是由於日本佔領台灣會給日本帶來多少地緣政治利益，而在於僅僅靠日本的資源和力量不足以消化這些利益。日本佔領台灣必然產生的邏輯結果就是，為保住這些「利益」，日本則須控制台灣東西兩翼：東即從小笠原群島，經北馬里亞納群島至關島一線，西即中國東部沿海省份，尤其是浙閩兩省及南洋菲律賓等，這樣日本就會將自己推向至少與兩個以上的大國——在近代先是與中、英，繼而與中、美——直接對抗的起跑線上。而與兩個以上的大國直接對抗的戰略，沒有一個是成功的，這是從拿破崙戰爭到朝鮮、越南戰爭的世界戰爭史留下的經驗中可以得到證明。不幸的是，在「明治大帝之遺策」的重壓下，日本人不明智地將佔領台灣這一大毀滅的起點誤當做國家崛起的起點。
（三）大毀滅，從侵略台灣開始
1874年，日本發動了侵略中國台灣的戰爭。1875年，日本艦隊入侵朝鮮江華島，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1894年7月，日本與英國和美國簽訂條約，並得到英國、美國、沙俄等對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不同程度的默許。7月25日，也就在日英條約簽訂後第九天，日本便發動了甲午戰爭，在海上一舉擊敗中國。
根據1895年的中日馬關條約，強割中國的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及台灣，獲進入南中國海的戰略跳板，並在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將福建劃入其勢力範圍；此後，日本開始為用武力將俄國的勢力趕出東北亞做準備。1896年7月，桂太郎向伊藤博文首相提出《統治台灣意見書》，主張「北守南進」，即在確保日本海與朝鮮半島安全的同時，以台灣為立足點，向華南和南洋「伸張羽翼」，擴大日本的影響。1902年1月30日，日本與英國簽訂同盟條約並獲英對日本向俄發難的默認。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國在中國旅順口的部隊發起攻擊，並在次年5月擊潰俄在東北亞的海上力量，日俄簽訂《朴次茅斯和約》，日本由此成為獨霸東北亞的地區強國。1910年日本與朝鮮簽訂《日韓合併條約》，宣布「韓國皇帝陛下將韓國之一切統治權完全永久讓與日本皇帝陛下」。
擴張至此，對日本來說，已是需要相當長時間來消化這些「成果」，可以說，這也是日本擴張已達到為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默認極限。當時，在中國、俄國和美國的鐵三角中，日本的這些「成果」已得到俄國和美國——此外還有英國——方面不同程度的默認和支持，甚至慫恿。這樣的條件不僅當年俾斯麥德國不可企及，即使在世界大國崛起史上也是千載難逢。
但是日本在明治目標的「魔環」籠罩下，並沒有採取俾斯麥的節制路線，而是選擇了與同期德國威廉二世（執政時期1888—1918）相同的爭奪世界霸權的無限擴張的政策。
1914年，日本利用對德宣戰侵佔中國山東省和太平洋上德屬馬里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和馬紹爾群島。1915年，日本向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企圖使中國變為日本殖民地。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進入昭和時代。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開了「東方會議」。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1863-1929）提交秘密奏摺，自吉田松陰、岩倉具視及木戶孝允之後再次提出在美國、蘇聯、中國鐵三角之間的突破策略建議。
在「明治大帝之遺策」的驅動下，地緣政治資源萬分不足的日本已不知節制，開始向亞洲「大風車」挑戰並提出環環相扣的實施方案，即要實現「明治大帝之遺策」， 即欲「征服世界」，必然引起美國和俄國的遏制；打破美俄遏制的突破口當在中國；在海上實現對台灣的佔領後，實現從陸上「征服支那」的戰略基地，當從中國東北及蒙古切入，「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的方法而進入內外蒙古，以成新大陸」。
9月18日，日本便在瀋陽製造炸毀鐵路事件，並以此為借口發動突然襲擊並向中國東北全境進攻。1932年3月1日策劃成立偽「滿洲國」。1933年2月進攻熱河省，侵襲華北。3月27日宣布退出國際聯盟。1933年駐華日軍以武力迫使南京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此後，日本全力推行「華北自治運動」。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偽「冀察政務委員會」。
1936年8月7日，廣田內閣舉行五相會議，決定《基本國策綱要》，提出「穩步地海外擴張，謀皇道精神的實現」。「外交國防相輔相成，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謀求「帝國的生存和發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日本佔領廣州、武漢。
至此，日本似乎有意放慢擴張步伐並轉而消化在中國戰場上的「成果」，將主要軍事力量轉向解放區戰場。與此同時也面臨著下一步戰略方向選擇，即南進與英美衝突還是北上與蘇聯衝突的問題。日本北進派於1938年7至8月在張高峰地區，1939年5至8月在諾門坎地區，向蘇聯發動進攻，結果慘敗。近衛文麿任首相後曾對德國駐日本大使鄂圖披露：「日本通過諾門坎衝突了解到蘇軍實力，日本要在技術、裝備、機械化方面達到蘇軍水平至少還需要兩年」。
8月23日，蘇德簽訂互不侵犯協定，日本北進徹底無望，加上美國對其日益加緊石油限運，日本這時完全忘卻了美國曾在19世紀70年代對其侵略中國台灣的支持，以及英國和美國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和1905年日俄戰爭中對日本的支持，一改曾於1938年7月31日《日本參謀部關於以秋季作戰為中心的戰爭指導要點》提出的「抓住結束戰爭的時機」，「下一期時的軍備對象確定是蘇聯」，「秘密研究準備處理英國在華既得權益，抓住解決事變的關鍵」的戰略決策，最終選擇昔日的幫助者美國和英國為對手，全速進軍南洋。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並迅速向南中國海推進，到1942年夏，先後佔領新加坡、緬甸、菲律賓、印尼、關島、威克島、新幾內亞一部分、阿留申群島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許多島嶼。
隨之而來的結果是日本在迅速擴大其戰果的同時，也不得不陷入與位於太平洋東西兩岸美國和中國同時作戰的困境，其國力在迅速推進的戰線上日益透支。資料顯示，日本經過從19世紀末的軍事擴張到1937年全面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其海上的擴展潛力已接近國力的極限，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國力已開始萎縮。1937年美國、蘇聯、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和日本七大國中，日本國民收入位居末位，而國防開支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例卻居第一。同年日本在七國中的戰爭潛力為第六位，美國是日本戰爭潛力的11.92倍。面對懸殊如此巨大的國力差距，日本不僅沒有意識到收縮戰線、鞏固和消化已掠奪到手的地緣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卻在德國、義大利初期勝利的鼓動下，於1937年和1941年重複了拿破崙向歐洲兩個大國即英國和俄國挑戰的戰略性錯誤，全面發動致其死命的侵華戰爭和對美的太平洋戰爭。結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戰爭潛力在亞洲大陸和太平洋兩向分別為擴張制陸權和制海權的目標所消耗殆盡，並於1945年8月在美國、蘇聯和中國的三角合擊下，遭到滅頂之災。至此日本明治以來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經濟成就和地緣戰略利益灰飛煙滅。從19世紀60年代日本明治時期的崛起到20世紀40年代戰敗，日本不僅沒有撼動中俄美三角的禁錮，而且還從哪來再到哪去，由此耗空了已聚集了近百年的國力。
（四）明治目標：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日本敗國的根本原因與德國一是樣的。與其說在於二戰時軸心國領導人的瘋狂，不如說是由於在這之前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德國的威廉二世所提出的與本國國力不相匹配的過高的戰略目標。這使得他們及其後來的繼承者們總是以英國為擴張參照，而忽視其遠不如英國的地緣政治條件，其結果是德國在俄國、法國的東西牽制中，日本在中、俄、美三國合擊下近乎毀滅。換言之，只要有稱霸世界目標，就必然與世界數個大國衝突，而這對位於世界級大國中的德國和日本這樣的新崛起的後發國家，要在這場多對手衝突中取得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看到，二戰中德、日擴張都是從周邊破碎地帶突破，而在堅硬的地帶停滯，最後當這種擴張引起與兩個或兩個以上大國家衝突，其結果就會本利全輸。
對日本更具災難性的，是與德國俾斯麥同期的日本從開國天皇明治在維新之初就制定的為俾斯麥堅定拒絕的威廉二世式的世界目標。如果說，德國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在背離俾斯麥地區守成外交原則後出現的，那麼，日本的世界擴張意識則是從明治那一代人的基因中遺傳下來且迄今未變的。這就可以解釋今天德國可以向世界人民認罪並在德國民族精神中堅決摒棄納粹思想，而日本則死不放棄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及與此連貫的始於明治時期的向世界擴張情結。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擴張情結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因而是日本人精神中不可能打開的死結，同時這也鑄定了日本那「西緒弗斯」式的悲劇命運，不同的只是安排這種命運的已不是宙斯而是至今仍被日本人奉為神明的「明治大帝」及「明治大帝之遺策」。
作者:張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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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光明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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