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人|百家講壇 - 啟蒙歷史網 - Powered by PHPW...

06-15

喻希來　　無論是從海外引進民族主義的觀念，還是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呼喚對外的國民運動，梁啟超起到了其他人無可替代的歷史先驅作用。他對於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基本稟性理性而非單純情感的，基於國家共建而非種族意識的，對外抗爭而非對內壓迫的，大中華主義而非大漢族主義的，均打下了深深的個人印跡。今天，當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再度在中國甚囂塵上時，回顧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先驅梁啟超的思想歷程，更有一種特殊的意義。　　一、提倡國家主義的"大民族主義" 　　本傑明·史華茲指出："有一點應該首先注意到，即在１９世紀末以前，許多所謂的"對西方的反應"大多仍發生在中國傳統思想的框架內。　　這個框架不是別的，乃是文人學士一向身處其中的精神的和理性的世界。"嚴復系統地介紹達爾文和斯賓塞的進化論思想，是國人向西方思想界討教自強之道的首次嘗試。嚴復像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一樣，在甲午戰敗後把"保種"、"保國"視為一個緊迫的問題，所以史華茲說，"嚴復在對達爾文主義的主要原理的初步解說中，用語就已經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了："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社會達爾文主義所謂的生存競爭，既包括種內競爭，也包括種間競爭。生存競爭說傳入美國，最受重視的是前者；同一學說傳入中國，使清季士人"如飲狂泉"的則是後者。也就是說，使中國知識分子產生共鳴的不是"達爾文式的個人主義"，而是"達爾文式的集體主義".１８９６年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提出了"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改革綱領，他說："道莫善於群，莫不善於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人，美洲、南洋、澳島之紅人，所佔之弟，居地球十六七，歐人剖之鈐之，若欄獅象而駕駝馬，亦曰惟不能群之故。群之道，群形質為下，群心智為上。"因此，中國必須"變法"以尋求一種善群心智的新制度。張灝認為，梁啟超這時已經在探討"一種新的政治共同體概念，它受到民族主義和達爾文派關於世界為無情的國際競爭和鬥爭所支配之說的強烈影響"，"潛藏在他的政論作品表面之下的，還是民族主義的思想。"據考證，現代漢語中的"民族"和"民族主義"，都是從日文借用來的。正是在梁啟超發表於１８９９年的《東籍月旦》中，首次出現了"民族"一詞。梁啟超在此文中使用了"東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變遷"和"民族競爭"等新名詞。隨後，他又率先引入了"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在１９０１年發表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中，梁啟超介紹了歐洲國家思想的變遷：從過去的家族主義時代、酋長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到現在的民族主義時代、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他指出："於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權派，盧梭之徒為民約論者代表之；二曰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為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為效也，能增個人強立之氣，以助人群之進步；及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以壞國家之秩序。強權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而已，故眾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權當以血汗而獲得之；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有無限之權，而人民不可不服從其義務。是即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為效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謂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在此二者之中，梁啟超從感情上是傾向於民族主義的。他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於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但是，梁啟超同時也認識到，"正理與時勢，亦常有不並容者。"當歐洲諸國與歐外諸國相交時，擴張屬地之政策遂蔓延於十九世紀之下半葉，民族帝國主義最終取民族主義而代之，權盛於二十世紀。在這個時候，梁啟超尚不主張中國實行民族帝國主義，根據單線進化論的思想，他認為中國要經過民族主義發展階段。"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少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為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事也。……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為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植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兩年以後，梁啟超在《政治學大家伯論知理之學說》一文中，稍稍修正了上述的觀點，在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盧梭學說與伯論知理學說之間，進一步傾向於後者。他解釋說："吾非敢袒伯氏而薄盧氏，顧以為此有力反對之一大學說，為有志建國者所宜三複也。"在此文的結尾，梁啟超寫道："及前世紀之末，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於是帝國主義大起，而十六七世紀之干涉論復活，盧梭、約罕·彌勒、斯賓塞諸賢之言，無復過問矣。乃至以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於外，而他國更何論焉。夫大勢之所趨迫，其動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於事實，其感化不亦偉耶！若謂盧梭為十九世紀之母，則伯論知理其亦二十世紀之母焉矣。"梁啟超認識到，在列強競爭的世界上，中國的國大民眾本身就是一個有利的競爭條件。他說："合群雲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群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群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佔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　　吾中國謂之為無群乎？彼固龐然四百兆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他反對提倡"排滿復仇論"，主張合滿漢各民族為一大中華民族，以相對於世界其他現代民族國家。他提出了"大民族主義"和"小民族主義"這樣一對概念。"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諸族是也。"他認為漢族本身也是由多數種族在歷史上混合而成，而滿洲人實已同化於漢人，因此，建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完全可能的，中華民族若"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中華民國建國後採用代表國內各主要民族的五色旗作為國旗，正是梁啟超"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政治結晶。　　梁啟超對於近代政治學的國家、主權理論有較為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在與革命黨人辯論時，始終以國家而不是以種族作為民族主義的載體，堅持一種國家主義的民族主義。而他的論戰對手卻往往憑藉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一般人的民族感情，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類的比孔孟之道更原始的部族主義來煽動人心。儘管革命黨人的蠱惑言詞可能一時顯得更為氣盛，但是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卻更有生命力，構成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主幹。今天，當我們回過頭去看時，顯然只有梁啟超以對外反帝為指向的"大民族主義"才能適應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政治整合的需要。民國建立後，同盟會所鼓吹的"小民族主義"就沒有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了。孫中山在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３年間曾把他的三民主義縮減為一民主義："民族、民權二大主義均已達到目的，民生主義不難以平和辦法，逐漸促社會之改良。"二次革命後，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上公布手書的《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仍然沒有民族主義的位置。章太炎則由排滿革命的種族民族主義進一步趨向於提倡國學、國粹的文化民族主義。"國粹"一詞，也是梁啟超首先從日文引入中文的。他曾經考慮過，"謂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進入民國以後，當他的老師康有為和章太炎等繼續堅持"國粹"論時，梁啟超就與他們劃清了界線。他在１９１５年說："是故吾於保全國粹論，雖為平生所孜孜提倡，然吾之所謂國粹主義與時流所謂國粹主義，其本質似有大別。　　吾雅不願採擷隔牆桃李之繁葩，綴結於吾家杉松之老乾，而沾沾自鳴得意。吾若愛桃李也，吾惟當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與杉松淆其名實者。"梁啟超認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深厚根源，不在於先聖先賢的"片詞單語"乃至全部經典，而在於從"庸德庸言"中體現出來的國民性的總和即"國性".梁啟超說："吾以為吾國人之種性，其不如人之處甚多，吾固承之而不必深為諱也。然而人各有短長，人性有然，國性亦然。吾之所蘊積，亦實有優異之點，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國民既有一種特異之國性，以界他國而自立於大地，其養成之也故非短時間少數人所能有功，其毀壞之也亦非短時間少數人所能為力。而生其間者，苟常有人焉發揚淬厲之，以增美釋回，自能緝熙以著光晶。而不然者，則積漸墮落，歷若干歲月而次第失其所以自立之道耳。古今萬國興替之材，罔不由是。而已吾所見之中國，則實有堅強善美之國性，顛朴不破，而今日正有待於發揚淬厲者也。"又說："國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國性可助長而不可創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棄也。蓋國性之為物，必涵濡數百年，而長養於不識不知之間。雖有神聖奇哲，欲懸一理而咄嗟創造之，終不克致。""吾國立國於大地者五千年，其與我並建之國，代謝以盡者，不知幾何族矣，而我乃如魯光歸然獨存。其國性之養之久而積之厚也，其入人之身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優勝於世界者存也。"梁啟超對中國的國民性或國性的分析全面而不趨於極端，既不同於國粹派，也不同於陳獨秀、魯迅，確是當時罕見的"執中"之言。　　梁啟超認為，國性是民族主義賴以成立的基礎，國家主權則是民族主義得以實現的保障。　　以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進步黨黨章第一條即是："取國家主義，建設求強善政府。"何謂國家主義？"任公曰，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尚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　　"他在《中國立國大方針》這篇大文章中進一步解釋說："今世界以國家為本位，一切人類動作，皆以國家分子之資格而動作者也。……故人民能建設完全國家者則日以榮，其不能者則日以悴。夫國家如何而始能完全？其分子調和，其結合緻密，能持久而不渙者，斯可謂完全也已矣。""欲使我國進為世界的國家，此非可以坐而致也，必謀所以促進之者。於是保育政策尚焉。何謂保育政策，對放任政策言之也。""夫今後之中國，勢必籍政治之力，將國民打成一丸，以競於外。將使全國民如一軍隊之軍士，如一學校之學生，夫然後國家之形成，而國際上乃得佔一位置。若純以放任為治。則此願將何日能遂也。""以放任為治者政府之職簡，以保育為政者其職繁；以放任為治者政府之責輕，以保育為治者其責重。理繁務而荷重責，非強有力焉固不可矣。""以上所論，以使中國進成世界的國家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則期成世界的國家之一手段也；強有力之政府，則實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正當內閣，則求得強有力政府之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種種手段，以貫徹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純繫於國民。"梁啟超有時又把國家主義稱為國權主義。他說："國權與民權之消長，其表示於政治現象者，則謂干涉政策與放任政策之辯爭。""我中國今日固儼然共和矣。民權之論，洋洋盈耳，誠不憂其夭閼。所患者，甚囂塵上，鈍國權之作用，不獲整齊於內競勝於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國權主義以濟民權主義之窮。"梁啟超始終把中國如何對付外來強敵，如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視為壓倒一切的任務，並據此來設計完善內政的具體目標。他說，"現今為國家主義的全盛時代，人夾其偉大之國力以臨我，我非有偉大之國力，決無從對付之，而偉大之國力，非內治組織完備後，決無從發生。""外競"支配"內競"，整治內政以利於對外競爭，這是梁啟超的一貫思想。　　在民族主義之後興起的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則對於帝國主義的外來威脅不甚重視。　　師承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以"互助論"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反對把國家富強作為主要追求目標，主張廢滅政府，馬上實行世界主義。例如吳雅暉與李石曾等人組建世界社，贊成廢除所有的國界，並採行單一共通的語言。蔡元培則在為《學風》雜誌撰寫的《發刊詞》中鼓吹"完全世界主義".戴維翰評論說："蔡元培低估了中國顯示出來的民族主義力量，他把他的哲學建立在人類正進入國際主義、互助新時代的設想上。"在這方面，自由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有許多共同語言。陳獨秀在１９１４年曾說："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仆急欲習世界語，為後日謀生之計。"又說："今吾國之患，非獨在政府。國民之智力，由面面觀之，能否建設國家於二十世紀，夫非浮誇自大，誠不能無所懷疑。　　然則立國既有所難能，亡國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實所趨，不肖者固速其成，賢者亦難遏其勢。且平情論之，亡國為奴，豈國人之所願。惟詳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國瓜分，亦以為非可恐可悲之事。""予則云：殘民之禍，惡國甚於無國家。失國之民誠苦矣，然其託庇於法治國主權之下，權利雖不與主人等，視彼亂國之孑遺，尚若天上焉，安在無國家之不若惡國家哉！……是以辛亥京津之變，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場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無愛國心也，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為其自覺心所排而去爾。　　"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即醉心於世界主義。在國防問題上，他認為"增軍備，非根本之計也；根本之計，在於增進世界各國之人道主義。"對外應"極力提倡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國際道德進化，則是世界始可謂真進化，而吾國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義也。"他對高談愛國、高談民族主義之類的言行相當反感，他認為："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無道而就有道"之意。"胡適在晚年口述自傳時說："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１９１９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我告你這件事，就是說從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我們那時可能是由於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但是它終於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幫助胡適完成這項口述自傳並將其譯成中文的唐德剛指出："胡適之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反對的當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縱的五四運動，而是他底及門弟子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一干人，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搖旗吶喊的那個五四運動。"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為鄰者何與焉？……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李大釗撰寫《青春》一文，陳獨秀將自己創辦的雜誌命名為《青年》，均與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有著密切的聯繫。　　五四時代北京大學最著名的學生社團是國民社和新潮社。"國民"一詞，亦是梁啟超在中文中首用。他在１８９９年便指出："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用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國家者何？國民者何？國家者，以國為一家私產之稱也。……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後來他又指出："必先鑄部民使成國民，然後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國民社創辦的《國民》雜誌將"增進國民人格"列為該刊宗旨之首項。而正是梁啟超在《新民說》及其他論著中，對於新中國的國民的理想人格進行了最全面的闡發，並將貫徹國家最高目的的種種手段，繫於國民之自覺與國民之競爭。在新文化運動中，"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提倡的是反對傳統禮教的個性自由，胡適、魯迅等人鼓吹的是易卜生主義和尼採的個人意志自由，至於國民的權利與義務，則沒有成為關注的中心。新潮社與胡適的關係最為密切，其旨向亦與上述社團有別。國民社成員黃日葵在１９２３年寫道："學生方面，有兩種大的傾向，……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面，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面。前者是新潮雜誌社，後者是國民雜誌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學革命上，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遺餘力……國民雜誌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日本）之壓迫這點愛國的政治熱相結合。"民國建立之後，北京大學的骨幹教師大多屬於章太炎的門徒；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後，又引進了一批陳獨秀《新青年》的同人。如上所述，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們在民族主義思想上與梁啟超有著最為密切的聯繫，可是由於他們沒有直接的師生之誼，思想的脈絡長期以來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即將召開。梁啟超以在野之身，為中國參加和會作了多方面的策劃。他向當時的總統徐世昌建議，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汪大燮為委員長，進步黨主要領袖、前司法總長林長民為事務長的總統府外交委員會，負責和會特定期間的外交事務。他又籌措了１０萬元經費（政府撥款６萬元，私人捐贈４萬元），挑選了一批著名學者專家（外交劉崇傑、工業丁文江、政治張君勱、軍事蔣百里、經濟徐新六）作為隨員，於年底動身前往歐洲，"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行前，他還建議國內報界緊密配合和會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條件既經提出，全國輿論務須一致，以貫徹其主張。"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１日，梁啟超一行抵達倫敦，開始了他在歐洲的國民外交活動。同日，在北京大學召開了國際聯盟同志會，北京大學有教職員和學生千餘人參加，公推梁啟超為理事長（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寵惠、李盛鐸、嚴修、熊希齡、張謇等為理事。２月１６日，由北京各界各團體聯合組成的國民外交協會在熊希齡宅開成立大會，推舉熊希齡、汪大燮、梁啟超、林長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寵惠、嚴修、張謇、庄蘊寬十人為理事。２１日，該會通電發表七點外交主張："一、促進國際聯盟之實行；二、撤廢勢力範圍並訂定實行方法；三、廢棄一切不破土平等條約及以威迫利誘或秘密締結之條約、合同及其他國際文件；四、定期撤去領事裁判權；五、力爭關稅自由；六、取消庚子賠款餘額；七、收回租界地域，改為公共通商。"２月１８日，梁啟超等人至巴黎。他作為中國參加和會代表的會外顧問，先後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及英法等國的代表，請他們支持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立場。他發現不僅威爾遜等對中日交涉的內情不甚了解，連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裡，對１９１８年９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的秘密借款合同和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一無所知。３月中旬，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報告他所了解到的和會上關於青島問題的情況，電文如下："交還青島，中日對德同此要求，而孰為主體，實為目下競爭之點，查自日本據膠濟鐵路，數年以來，中國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繼德國權利為限。本去年九月間，德軍垂敗，政府究用何意，乃於此時對日換文訂約以自縛，此種秘約，有背威爾遜十四條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實。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為一二訂約之人所敗壞，實堪惋惜。超漫遊之身，除襄助鼓吹外，於和會實際進行，未嘗過問，惟既有所聞，不敢不告，以備當軸參考，乞轉呈大總統。"這時，代表廣州政府參加巴黎和會的專使王正廷發回國內一封電報稱："吾輩提議於和會者，主張廢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約不遺餘力，推測日本之伎倆僅有二途：曰引誘，曰用武，然皆與正誼公道相違，必不出此。但吾國人中有因私利而讓步者，其事與商人違法販賣者無異，此實賣國之徒也。所望全國輿論對於賣國賊群起而攻之。然後我輩在此乃能有討論取消該條件之餘地。"隨之國內就掀起了一場針對梁啟超的謠言風潮。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致電北京大總統國務院："聞梁啟超在歐干預和議，傾軋專使，難保不受某國運動。本商有鑒於此，特電巴黎公使轉梁啟超，文曰"巴黎中國公使館探送梁任公君鑒，我國之國際和會已經派專使，為國人所公認。君出洋時聲明私人資格不涉國事，乃中外各報登載君在巴黎近頗活動，甚謂有為某國利用傾軋之說，明達如君，當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難免嫌疑，為君計，請速離歐回國，方少辨明心躋，特此忠告，勿再留連"等語，即乞轉專使，注意大局，幸甚。"４月５日，廣州國會開兩院聯合會，議決：一、由兩院函請軍政府，立即下令通緝梁啟超，並將其在籍財產沒收，另由軍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兩院電唐紹儀，請一俟和議復開，即要求北京政府將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處斷；三、由兩院全體成員通電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各報館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國駐京公使，駐廣州領事，申明梁在巴黎賣國活動為全國人民所共棄；四、以兩院全體名義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請嚴斥梁啟超，並聲明兩院決定為其後援。９日，廣州國會全體成員通電全國，宣布梁啟超賣國罪狀。　　顯然，這裡面有強烈的黨派因素在起作用。兩個月後梁啟超在一封家信中感嘆道："一紙電報，滿城風雨，此種行為鬼蜮情狀，從何說起。今事過境遷，在我固更無勞自白，最可惜者，以極寶貴之光陰，日消磨於內訌中，中間險象環生，當局冥然罔覺，而旁觀者又不能進一言，嗚呼中國人此等性質，將何一自立於大地耶？"當然，為梁啟超辨誣者也大有人在。蔡元培、王寵惠、范源濂三人聯名通電，其文云：""上海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並轉各報館，五十二（據時報為五十三）商團鑒：閱滬商團議決事件，乃致疑於梁任公先生。梁赴歐後，迭次來電報告並主張山東（據時報山東下多"問題"二字）為國家保衛主權，語至激昂，聞其著書演說激動各國觀聽，何至有此無根之謠？願我國人熟察，不可自相驚擾。元培等久不與聞政論，惟事關國際，且深知梁先生為國之誠，不能嘿而，特為申說，務乞照登。"陳獨秀在《每周評論》撰文指出："國民參預政治，參預外交，都是我們很盼望的事。但是這兩件事，都不大容易。……不懂得各國的外交政策，受某國的離間，憑空的給梁任公一個親日賣國的罪名，這種國民決沒有參預外交的資格。"國民外交協會張謇、熊希齡、范源濂、林長民、王寵惠、庄蘊寬等致書梁啟超，請他作為該會代表，主持向巴黎和會請願各事："任公先生大鑒：為國宣勤，跋涉萬里，海天相望，引企為勞。此次巴黎和會，為正義人道昌明之會，尤吾國生存發展之機，我公鼓吹輿論，扶助實多，凡我國人，同深傾慕。本會同人本國民自衛之微枕，為外交當軸之後盾，曾擬請願七款，電達各專使及巴黎和會，請先提出，並推我公為本（會）代表，諒邀鑒及。現已繕具正式請願文，呈遞本國國會政府巴黎各專使，並分致美、英、法、意各國政府及巴黎和會，盡國民一分之職責，謀國家涓埃之補救。茲特奉上中、英文請願文各一份，務懇鼎力主持，俾達目的，則我四萬萬同胞受賜於先生者，實無涯既矣。臨穎不勝企禱之至，專此敬頌勛綏。"經過這一番周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有一定的好處。國人對於中日秘約的內幕更加清楚了，對於巴黎和會上的癥結也比較了解了，千夫所指集中到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親日派身上。　　在巴黎，梁啟超作為民間代表進行了頻繁的遊說活動，發揮了出席和會的中國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在萬國報界俱樂部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慷慨陳詞道："若有別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平和之敵。"但是，儘管進行了一切努力，仍然無濟於事。４月２９日，英美法三國會議，日本代表應邀出席。３０日，續開三國會議，議定了巴黎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８條款，將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讓給日本。面對這種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國出席和會首席代表陸征祥竟然也考慮要簽字了。在這緊急關頭，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建議警醒國民和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電文稱："汪、林二總長轉外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林長民４月３０日接到梁啟超電報，５月１日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於晚間送到研究系的《晨報》報館，由總編輯陳博生接收，刊載在５月２日的《晨報》上。林長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惡耗前兩日仆即聞之，今得梁任公電乃證實矣！聞前次四國會議時，本已決定德人在遠東所得權益，交由五國交還我國，不知如何形勢巨變。更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但執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條條約，及一九一八年之膠濟換文，及諸鐵路草約為口實。嗚呼！二十一條條約，出於協逼；膠濟換文，以該約確定為前提，不得徑為應屬日本之據。濟順、高徐條約，僅屬草約，正式合同，並未成立，此皆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同日的《晨報》還載有國民外交協會１日發給巴黎和會英法美諸國代表和中國專使的電文。　　國民外交協會按照梁啟超的建議，嚴正警告中國專使："和平條約中若承認此種要求，諸公切勿簽字。否則喪失國權之責，全負諸公之身，而諸公當受無數之譴責矣。……諸公為國家計，並為己身計，幸勿輕視吾等屢發之警告也。"５月２日，蔡元培從汪大燮處得知有關巴黎和會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訴了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人。５月３日下午４時，國民外交協會理事熊希齡、林長民、王寵惠等三十餘人開會。議決：一、５月７日午後２時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並分電各省各團體同日舉行；二、聲明不承認二十一條及英、法、意等與日本所訂關於處置山東問題之秘約；三、如巴黎和會不得伸我國主張，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專使；四、向英、美、法、意駐京使館申述國民意見。　　會後急電各省議會、教育會、商會及各團體、報館，內稱："本會定於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簽字之國恥紀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園開國民大會，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訓令專使堅持。如不能爭回國權，寧退出和會，不得簽字。望各地方各團體同日開會，以示舉國一致。"北京的大學生們則先行了一步。５月３日晚７時，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和十幾所其他學校學生代表在法科大禮堂召開大會。議決進行辦法四項："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街示威運動；四、定於星期（即四日）　　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五四運動就這樣爆發了。　　５月４日學生集會游行併火燒趙家樓衚衕曹宅後，有３２名學生被捕。梁啟超聞訊即發回電報："汪、林總長代呈大總統鈞鑒：聞北京學界對和局表義憤，愛國熱誠，令策國者知我人心未死。報傳逮捕多人，想不確。為禦侮拯難計，政府惟有與國民一致。務祈因勢利導，使民氣不衰，國或有瘳。啟超叩。九日。"這時，被捕學生已由林長民、汪大燮、王寵惠三人擔保放出。此後，梁啟超之弟梁啟勛又贈金千元予６月３日被捕的學生。　　張朋園認為："如果說梁任公掀起了五四運動，未免強調過當。但任公確實與五四事件有直接的關係".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說梁啟超親自點燃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十分確切的，絲毫沒有誇大他的作用；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梁啟超與五四運動的思想淵源與精神聯繫。　　五四運動這一用語在運動發生的當月就已經出現並很快流行開來。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８日，在北京１８所大專學校參加的學聯緊急會議上，以"北京學生聯合會全體學生"名義發表的《罷課宣言》稱："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五四運動之後，學生等以此呼籲我政府而號召我國民".６月５日，聯合會的另一宣言再次提到："學生等以內除國賊、為外爭國權之資，爰有五四運動。"當時在北京的杜威於６月１日的信中談到這一運動，他說："我們正目睹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而出生總是艱難的。"梁啟超後來說：""五四"運動，有效果沒有呢，有。歐美一般人腦裡頭，本來沒有什麼中國問題，如今卻漸漸的都有了，提起中國問題，便緊緊跟著聯想到山東問題，提起日本問題，便人人都說"日本人欺負中國".簡單說，這回運動算是把中日關係問題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這便是第一種效果。""這回太平洋會議，這問題雖然沒有滿意的解決，但日本人已漸漸覺得中國國民氣和世界輿論可怕，不能不稍為讓步，這也算第二種效果。""因為這種運動，引起多數青年的自覺心，因此全國思想界忽呈活氣，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第三種效果。""因這回運動，表示中國人"國民運動的可能性"，將來也許引起別種國民運動".這些時人的看法表明，本來意義上的五四運動是以學生為先鋒並獲得廣大市民階層支持的群眾性愛國運動，是令世人感覺到中國正在覺醒並標誌中國現代民族主義蓬勃興起的政治運動。　　三、現代民族主義的實質　　梁啟超是一個思想和政治態度變化最多最快的人。當五四青年一代追尋他過去的足跡時，梁啟超卻再一次改變了自己的方向。結果，他在長時間裡被視為運動的反對派。在這裡，我們要給出一個與以往不同的結論：五四運動之後梁啟超的思想不是落伍了，而是再一次超前於時代，以至幾十年後才可能重新得到後人的理解。梁啟超１９２０年從歐洲回國時，給中國思想界帶回了兩個寶貝，一個是"價值的發現"，一個是"調和的可能".當時的大多數中國人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寶貴，今天依然有許多人沒有理解它們的意義。　　現代民族主義的實質是什麼？梁啟超指出，就是國民在兩個方面的自覺："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種是民族建國的精神，第二種是民主的精神。這兩種精神，從前並不是沒有，但那意識常在睡眠狀態之中，朦朦朧朧的。到近五十年──實則是近三十年──卻很鮮明的表現出來了。"前一種自覺突出地表現為義和團運動："蓋中國人數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夢將醒，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以強中國、拒外人為目的的者也。"後一種自覺集中地體現在辛亥革命，推翻少數滿人對多數漢人的統治。　　但是，民族主義情緒要上升為意識形態，還必須經過一種合理性的論證。義和團盲目排外的民族主義不能向知識分子證明其合理性，事實上其後果是嚴重挫傷了中國知識界的民族自信心，敗壞了民族主義的聲譽。以提倡國貨、排斥洋貨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經濟民族主義同樣不能使知識分子折服，因為他們懷疑或許這只是特定階層的利益表達，而一般民眾作為消費者本能地喜愛洋貨並從中獲益。章太炎以及"國粹派"提倡的文化民族主義在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中也罕有響應者，因為他們感到那只是一種自吹自擂，一種煽情，缺乏理論的說服力。　　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第一必須有堅實的理論根底，第二必須建立在民族自信心之上。　　在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知識分子最常說的兩個詞是"強權"與"公理"，因為他們對這二者有了一種新的認識。十幾年前，梁啟超最初向國人介紹民族主義時曾說："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有劣則有勝敗，於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為公理。"然而，當崇拜強權的德意志帝國在世界大戰中戰敗後，"公理戰勝強權"便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新的信仰。如果承認"強權即公理"，中國便只能發奮自強，"外競國權"，而沒有道義上的理由譴責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在世界大戰中，美國總統威爾遜和蘇俄首腦列寧宣布支持"民族自決"，也就是說，把弱小民族維護和保持自己的主權視為一種倫理的權利。這樣，一種與帝國主義論背道而馳的世界公論出現了。於是，中國知識分子便得以依託這種世界公論來理直氣壯地"外爭主權"了。梁啟超的特殊貢獻在於，他再一次以具有權威性和感染力的話語告訴國人，這種新的世界公論不僅建立在政治家宣言的基礎之上，而且反映了西方世界新的思潮走向，也就是說，它不僅是公論，而且是公理。　　梁啟超旅歐一年多，思想上最大的轉變，是對於社會進化論的重新認識。他在《歐遊心影錄》中寫道："自達爾文發明生物學大原則，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種源論》，博洽精闢，前無古人，萬語千言，就歸結到"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八個大字。這個原則，和穆勒的功利主義、邊沁的幸福主義相結合，成了當時英國學派的中堅，同時士梯尼（ＭａｘＳｔｉｒｎｅｒ）、卡嘎加（ＳｏｒｅｎＫｉｅｒｇｅｇａｎｄ）盛倡自己本位說，其敝極於德之尼采，謂愛他主義為奴隸的道德，謂剿絕弱者為強者之天職，且為世運進化所必要。這種怪論，就是借達爾文的生物學做個基礎，恰好投合當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成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　　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原實由於此；將來各國內的階級大戰爭，其起原也實由於此。　　"這樣的一種"世紀末"心理導致了世界大戰，連西方人自己也承認，"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梁啟超歸國後在中國公學演說道："此次游歐，為時短而歷地多，故觀察亦不甚清切。　　所帶來之土產，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響者，即將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由梁啟超對人生觀的提倡，引發了１９２３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在這場論戰中，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科學的旗幟下結成了聯盟，丁文江、胡適、吳稚暉、任鴻雋、王星拱與陳獨秀、瞿秋白一起向梁啟超的門徒張君勵開火。從對五四一代青年的影響來看，科學主義派這次論戰中佔了上風。但是，中國思想界也因此而失之交臂，沒有領悟梁啟超重新發現價值和弘揚人生觀的深刻涵義。　　科學的對象是事物的類型，而人生觀則只能以個人為本位。把關注點從群體回歸到個體，是梁啟超思想中的另一大轉折。梁啟超早年鼓吹自由，雖然也曾上溯到歐洲啟蒙時代的盧梭等人的學說，卻主要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路：西方人的國民性中具有自由這一項，而他們正是憑藉這種國民性爭得了世界霸權，因此，中國人為了適應生存競爭的需要，為了國家的富強，就必須仿效西方人實行自由主義。這種嫁接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之上的自由主義是根基不牢的，當梁啟超夢想德國日本式之保育政策時，他就很自然地讓個人自由屈服於國權之下。　　旅歐歸來後，梁啟超開始重新從人權的角度來闡發自由主義，此後，胡適和羅隆基等更加系統地闡發了人權理論。這樣，在嚴復引進"自由"一詞之後很久，中國的自由主義才總算有了一個理論基礎。　　科學規律是客觀的，必然的；人生價值是主觀的，可以選擇的。梁啟超一貫信奉"力本論"，命定論對他思想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但是，他在與革命黨人爭論"開明專制"問題時，也使用了文化決定論的論述策略。梁啟超旅歐歸來大談"意志自由"，重新評價國民性的優劣，肯定近年來國民覺悟的政治進步意義時，原來那種文化決定論的意味就越來越淡薄了。　　值得玩味的是，孫中山在晚年卻與梁啟超對調了位置，在民主問題上接過了當年梁啟超的文化決定論的衣缽。根據文化決定論來否定在中國實行民主的可能，直至今日尚未斷子絕孫。　　因此，研究梁啟超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轉變是有現實意義的。這一點留待以後的文章再談。　　林毓生指出，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同二十世紀初的第二代知識分子之間，有一種思想的共同點，即"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以文化改革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礎。梁啟超的《新民說》正是代表這種思想的經典之作。這種思路"有演變成以思想為根本的整體觀思想模式（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的潛力，即可能把中國傳統的社會和文化理解成其形式和性質都是受基本思想影響的一個有機整體。"的確，當人們終極的關懷是"保種"時，面對政治、外交上的一再失敗，便很容易滑向"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和"全盤西化".但是，當梁啟超破除了對西洋文明的迷信和思考如何"向人類全體有所貢獻"時，他就具有了將傳統解析為積極面和消極面的自信，並把人生觀視為各種具體價值的集合，其中的每一項都可以進行選擇和調整。梁啟超說："人類從心界、物界兩方面調和結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們懸一種理論來完成這種生活，叫做"人生觀"。""我們若是跟著三聖所走的路，求"現代的理想與實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出來哩！"梁啟超晚年成為"東方精神文明"的宣傳者，但他既不是價值相對主義者，也不是東方文明至上論者，他的理想"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的文明。"自胡適以來，就把梁啟超視為中國現代化（或曰西化）問題上的調和論者，並因此而將其矮化。但是，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知識分子已經重新發現了梁啟超的價值。一方面，對於民族主義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文化的，決不能一概否定，否則就會脫離國民大眾；另一方面，也不可把民族主義推至極端，民族主義如不與世界主義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觀相互調和，就決不會成為一種健全的理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