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興軍：「三不」防腐，方能止腐

前些日子，在省部級領導幹部廉潔從政研修班座談會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強調，懲是為了治。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使領導幹部「不想腐」;強化制度建設和監督管理，使領導幹部「不能腐」;堅持有腐必懲、有貪必肅，使領導幹部「不敢腐」。(新華網)「三不」高度概括了反腐模式的三管齊下，仔細探究，其內容豐富。

　　自古以來，貪腐難絕。自國家建立以來，腐敗問題便成為一種難以消除的社會現象。腐敗問題和賣淫嫖娼問題一樣，都為人們所知所恨，卻不能為人們所消除。王亞南先生曾說過，「一部二十四史，實為一部貪污史。」「中國新聞網」曾整理出中古代十大貪官，其中有侵奪民田操控國庫的趙高、控制吏部兵部受賄的嚴嵩父子、家產超過朝廷十年收入的和珅等等。不難看出，這些人都位極人臣，手握重權。巨大的權柄搜颳起資財來顯得更加「遊刃有餘」。

　　手握權力的人是負有原罪的。按權力來自於人民讓渡的說法，權力本身具有對權利的限制，其本身也具有擴張性，權力本身也是有罪的。而手握權力的人帶有犯罪的傾向，且其意志力是軟弱的，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制約，這種意志的軟弱多半會導致犯罪。所以，阿克頓勛爵才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種原罪說則是制度設計的理論基礎，因為手握權力的人負有原罪，即犯罪的傾向，所以才進行制度設計加以制約。縱觀古今，可以得出權力與腐敗相伴相隨的結論。歷朝歷代中掌握權力的人無不或多或少地遊離於腐敗的深淵。當然，歷史上也出現過兩袖清風如包拯、海瑞一樣潔身自好的清官，但畢竟是鳳毛麟角。

　　腐敗問題關乎到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反腐被歷朝歷代看作頭等大事之一。然而，歷史經驗教訓也未能為當今社會提供一個反腐的萬能模版。對於腐敗問題的解決，當今社會也是「摸著石頭過河」。

　　反腐迫在眉睫。近年來，我國高層意識到腐敗問題已經達到了人民群眾群眾難以忍受的程度，所以才當機立斷「打老虎，拍蒼蠅」，並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人民群眾喝彩聲一片。黨中央以一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俠肝義膽，堅決與腐敗作鬥爭，可以說達到了歷朝歷代最高水平。其打擊範圍之廣、打擊力度之大、打擊頻次之快、打擊官級之高，幾乎是前所未有。讓貪腐之徒無遁形之地，讓貪腐之徒如過街老鼠，人民群眾對此拍手叫絕。

　　如改革一樣，反腐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反腐敗鬥爭一直在路上。

　　反腐不如防腐。歷朝歷代包括當今社會對於腐敗的反應幾乎都是事後行為，都是在腐敗發生之後，再對其進行處罰。事後救濟當然必要，但相較於事前預防顯得蒼白無力。畢竟，大多數的損失無法彌補。所以，探索一種事前預防腐敗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就顯得尤為必要。

　　從「三不」防腐說起，看防腐新模式。

　　「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使領導幹部『不想腐』」。共產黨帶領人民翻身做主人時，秉持堅定的理想信念，堅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與人民群眾共患難。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部分領導幹部開始產生腐化墮落的思想，不能與人民群眾同富貴，甚至步入貪污腐敗的深淵。思維方式決定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又深受理想信念的影響。因此，加強領導幹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可以使其遠離貪腐。尤其是加強領導幹部的共產主義教育，使每個領導幹部信仰共產主義，並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信仰共產主義不是一句空話，唯有達到這一要求，才會從根本上實現「不想腐」。在全黨上下開展群眾性教育實踐活動就是為加強理想信念教育，此類活動仍需繼續進行並落到實處。

　　「強化制度建設和監督管理，使領導幹部『不能腐』」。鄧小平曾經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小平同志的此番講話道出了制度建設的重要性，科學設計出良好的制度，顯得尤為必要。「不能腐」隱含兩層含義：第一，領導幹部沒有腐敗的條件;第二，領導幹部權衡利弊而不去腐敗。而要使領導幹部「不能腐」，筆者認為有兩個層面：第一個是制約，第二個則是保障。這兩個層面可以在制度設計中加以體現。

　　第一，制度制約，使其「不能腐」。權力導致腐敗已成共識，因此，限制權力所能掌控的範圍，則能有效減少權力尋租現象的發生。通過立法的形式確立縮小權力行使範圍的法律制度，使領導幹部喪失腐敗的條件。從由「市長」說了算，到由「市場」說了算的轉化就是限制權力的表現，確實能減少腐敗的發生。除了限制權力所觸及的範圍外，將權力的行使暴露在陽光下，也可以有效制約腐敗。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包括內部監督及外部輿論監督，使一切貪污腐敗無可遁形。

　　第二，制度保障，使其「不能腐」。人在社會中，是一種經濟人，人的行為的作出有賴於經濟的考量，這也是掌握權力的人會腐敗的原因。腐敗的產生其實就是掌權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一方面，在現有條件下，腐敗的成本很低，因而掌權者抱有僥倖心理;另一方面，掌權者所實際獲得的與自己認為應得的不相符。「高薪養廉」的提出就是基於這種考慮，也確實具有實踐意義。當一個人要靠「乞討」為生的時候，我們無法要求他「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除非我們為他提供了可以這樣做的條件。當今社會環境下，其實很多領導幹部過著「乞丐」一樣的生活。當然，筆者也認為公職人員廉潔奉公是應有之義。但俗話說得好，「人是鐵，飯是鋼!」制度保障是為了黨員幹部更好地履職，沒必要搞成特權式的保障制度，達到基本要求即可。

　　給予領導幹部以優厚的待遇能保證他們不腐敗嗎?顯然不能。如前所述，人是經濟人。人會基於其自利理性而權衡利弊，進而作出判斷，以決定接下來的行為。因此，與制度保障相配套的措施則是重罰。正所謂「重典治亂」，確有道理。如果一個領導幹部待遇足夠優厚，他可能會貪腐;如果他待遇足夠優厚，再加上一丁點兒的貪腐足以使其喪失一切，那麼他幾乎不會去貪腐，除非他精神失常。接下來，「不敢腐」的內容則是針對這一問題。

　　「堅持有腐必懲、有貪必肅，使領導幹部『不敢腐』」。要使前文所指的制度保障具有實踐意義，則必須使領導幹部「不敢腐」。之所以會「不敢」，是因為「敢」的成本太大。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中指出，「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筆者借用其中兩個詞，使領導幹部「不敢腐」。一個是「科學立法」，另一個是「嚴格執法」。

　　首先，科學立法，重典治亂，使其「不敢腐」。重典治亂主要是指用刑法，具體到貪腐現象，則是指加重貪污受賄罪的處罰。現行刑法對於受賄罪規定了具體的數額，但仍不能體現對受賄罪的嚴厲打擊。刑法中的搶劫罪與搶奪罪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搶劫罪沒有起刑點的限制，搶劫一分錢即可成立此罪;而搶奪罪則需要搶奪財物達到一定數額方可成立。刑法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搶劫罪侵犯的客體既有他人財產權，又有人身權。與搶劫罪一樣，受賄罪所侵犯的也是複雜客體，即國家公務人員的廉潔性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等的正常管理活動。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也相當大。在當今社會，權力尋租現象嚴重，對於受賄行為應施以重刑。具體來講，包括擴大受賄罪對象的範圍，規定收受非法利益即可成罪。「勿以惡小而為之」，「小時偷針，大時偷金」都說明，必須對腐敗行為零容忍。

　　對於受賄行為，我國港澳台地區的法律體現出了嚴厲打擊。比如，香港《防止賄賂條例》規定，「任何政府僱員,無行政長官之一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者,均屬違法。」這項規定相當嚴苛，只要接受利益即成立該罪，大大擴大了受賄罪成立的範圍。大陸應該向港澳台地區借鑒相關成功的經驗。

　　然後，嚴格執法，疏而不漏，使其「不敢腐」。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重典治亂有兩個必備條件：第一個是有法可依，即制定重典;第二個是，違法必究，即執行重典。如果只有重典，而不去治亂，重典則形同虛設，則不如不制定重典。對於刑法而言，刑罰的執行作用極大。學過法律的人都知道，刑法具有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作用。具體到對於腐敗官員的刑罰執行，一方面指「殺雞」，即對腐敗官員嚴懲不貸，使其喪失腐敗條件;另一方面則指「駭猴」，即使潛在的腐敗官員不敢越雷池一步。從當前社會來看，最欠缺的就是違法必究。當然，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止一次談到，「不論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就要懲治!」這體現了中央反腐的決心和魄力。中央也正在違法必究上大作文章，並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揪出了幾隻禍國殃民的「大老虎」。

　　社會正處於轉型期，各類矛盾集聚，令人深惡痛絕的腐敗問題亟待解決。打擊腐敗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消除腐敗，可為改革掃清障礙。中共中央敢於涉險灘，敢於啃硬骨頭，未來中國必將形勢大好!

作者:孫興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