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

作者:王橙宇 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781、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第一次召開全國政協會議,與上一次全國政協會議相隔已有13年。出席這次政協會議的委員有1862人。他們當中除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外,有各愛國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的代表;有科學、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農民、婦女、青年的代表;有台灣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歸國僑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人民政政協會議章程》和決議,選舉鄧小平為第五屆政協主席,烏蘭夫、韋國清等22人為副主席。這一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政協恢復了重建,開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由於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時常引起後人的關注。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達3456人。華國鋒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會議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宋慶齡、聶榮臻、劉伯承等20人為副委員長,姬鵬飛兼秘書長,委員175人。根據中共中央的提議,會議決定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根據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的提議,決定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為副總理,決定了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會議選舉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從最高領導人員的構成上看,一批老一輩革命家重新回到領導崗位。會議取得的另一個巨大成果是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3、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1978年3月18~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6000人出席,盛況空前。代表中,來自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工廠、農村、部隊、醫院的科技人員3478人,占代表總數的62.3%。其中,副研究員、副教授、副總工程師以上的有近千人。開幕大會由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他著重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強調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號召大家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華國鋒作《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報告,閉幕會上宣讀了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大會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表彰了826個先進集體、1192名先進科技工作者。大會對改革開放的影響既重且深,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4、《工業三十條》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工業三十條》),發到各工業管理機關、各工交企業試行。《工業三十條》規定,國營工業企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分工負責制和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的責任制,建立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制。並分別明確了企業黨委和職工代表大會的職責。這個文件下達後,各地抓緊進行整頓企業的工作,使一批重點企業較快地改變了面貌。《工業三十條》指導了工交領域撥亂反正,從而推動了中國工業的改革和發展,成為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新開端。5、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發動之前,經濟學界開始了以按勞分配問題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理論大討論。大討論始於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在討論過程中,《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研究》等報刊從1977年年中開始,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文章,把經濟學界的討論引向了社會。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將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推向高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以按勞分配問題討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理論大討論共舉行了七次研討會,至少有兩千人次以上的理論工作者參加研討。研討成果先後編輯成《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批判」》、《關於按勞分配問題》、《論按勞分配》、《建國以來按勞分配論文選》等文集出版。6、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發表了經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公開發表。文章遭到了嚴厲的指責。在激烈的反對聲中,理論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關於真理的標準》的文章。在羅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署名「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人民日報》給予轉載。但指責批評仍在繼續。在這個關鍵時刻,7月21日和22日,鄧小平分別找中宣部長和中組部長談話,對這場思想解放表示明確的支持。9月10日《理論動態》發表了經胡耀邦審定的《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檢驗》一文,《人民日報》9月25日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光明日報》、《解放軍報》9月26日轉載。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兩個凡是」的要害,從哲學層面上討論解決黨內的路線分歧,在全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實質上是一場呼喚社會主義新時期偉大變革的思想解放運動,是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性巨變的先導。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意識和執政意識的新覺醒,為黨和國家進行撥亂反正、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7、全軍政治工作會議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務是,研究確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務。這次會議有軍以上單位的政治委員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參加。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到會講話。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在會上作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鬥力》的報告。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到會作了重要講話。他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是政治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實際上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主張。鄧小平的講話有力地支持了國內正在進行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鄧小平在講話中還談到怎樣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鬥力的問題。指出,政治工作是黨的工作,政治機關是黨的工作機關,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頓,恢復政治工作的職能、作用和威信,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以身作則。會議討論和修改了加強軍隊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條例、幹部服役條例三個文稿。8、《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1974年11月起,中國和日本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開始談判。1978年8月12日,兩國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華國鋒、鄧小平、廖承志出席,中國外交部長黃華和日本國外務大臣園田分別代表本國在條約上簽字。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共五條,其基本內容是,確認《中日聯合聲明》是兩國和平友好關係的基礎;締約雙方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在相互關係中,確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願意繼續為開展經濟和文化合作,促進兩國人民的往來而努力。締約雙方還聲明,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太地區或其他地區謀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條約有效期十年。8月16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這項條約。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眾議院、參議院、日本政府分別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鄧小平應邀訪日,兩國在東京

交換了條約的批准書,《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贏得了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9、鄧小平發表「北方談話」「北方談話」是相對於鄧小平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談話」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鄧小平出訪朝鮮歸國,先後視察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瀋陽、鞍山,之後又經停唐山、天津,所到之處發表的重要談話。「北方談話」的主要內容:1,尖銳地批評了「兩個凡是」,提出要完整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原則。2,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3,我國體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築非改不行。加大地方權力,特別是企業權力,要講責任制;按勞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經濟發展;精簡機構,發展服務行業安置勞動力;用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改造企業,要到發達國家看看,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等等。「北方談話」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在歷史大轉折前夕的理論思考,對這一轉折時刻的到來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10、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偉大抉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共290人。此前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為三中會議作了充分準備。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主要體現在:1、會議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開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確定了根本的指導思想。2、會議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做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3、會議提出了要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任務,是中國共產黨確立全面改革開放戰略方針的開端。4、會議旗幟鮮明地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5、鑒於「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會議強調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6、會議給已經查清的冤假錯案進行了平反,並提出要繼續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進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7、會議提出科學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強調要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8、會議研究了國際戰略,確定了外交方針。9、會議確定了祖國統一的新方針。10、恢復和確定了正確的組織路線。以這次會議為標誌,實際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為貫徹執行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奠定了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標誌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期,開闢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11、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國和美國兩國政府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發表《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聯合公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公報說: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雙方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僅符合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事業。公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將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並建立大使館。」中國和美國建交當日,美國政府宣布,與台灣斷交,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出美國軍隊。中美建交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創造了一個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12、城市改革的試點1978年開始的城市改革試點有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第一,簡政放權、擴大企業自主權。1978年10月,四川就開始在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等六個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不久,試點企業擴大到100個企業。1979年5月,國家經濟委員會、財政部等6個部門在北京、天津、上海選擇首都鋼鐵公司等8個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第二,改革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從1980年起,開始實行新的財政體制。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實行統收統支;江蘇省實行「比例包干」;廣東省、福建省分別實行「定額上交」和「定額補貼」;雲南、貴州、青海3省和新疆、寧夏、內蒙古、西藏、廣西5個民族自治區實行特殊照顧(中央補助的數額每年遞增10%);其餘15個省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新辦法,一定5年不變。第三,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了鼓勵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中央制訂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從1978年到1982年,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這對繁榮經濟,活躍市場,擴大就業門路,增加服務網點,方便群眾生活,起了積極的作用。上述三個方面的改革試點,使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可以說既為今後的改革積累了經驗,又為改革的繼續發展創造了條件。13、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突破口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長期以來被當作「資本主義」進行過嚴厲的批判。1978年冬,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將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戶,國家和公社大隊的攤派任務分包到戶完成,剩餘的全歸個人,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幾乎與此同時,四川省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等責任制。這一作法得到兩省領導的支持。聯產承包責任制由於把生產隊的統一經營與家庭的分戶經營結合起來,把農民的切身利益同產量密切聯繫起來,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義和幹活大呼隆、瞎指揮的弊病,有利於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由於聯產承包,農民在集體經濟中的地位由單純的勞動者變為既是生產者又是經營者,變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農民的歡迎。聯產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鄧小平、陳雲等人給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發出文件,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於分田單幹和資本主義的觀念。隨後幾年時間,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開。解決了農村體制的重大問題,推動了中國農業的發展,帶動了整個改革和建設事業。(陳述 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79《告台灣同胞書》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標誌著對台方針政策由解放台灣向和平統一的重大轉變。其基本內容有:闡述兩岸中國人的歷史責任。兩岸的每一個中國人,「都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希望早日結束令人痛心的分離局面。指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主張在兩岸實現統一時,「一定要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提出「寄希望於1700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肯定「台灣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認為「這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宣布「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認為兩岸仍然「存在著的軍事對峙」,「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提出「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同時「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這就是後來說的「三通」(通航、通郵、通商)。《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掀開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歷史新篇章。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1979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調整問題。陳雲作了重要講話。他說,現在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最好有三年的調整時間。鄧小平也在會議上指出:中心任務是三年調整。這是個大方針、大政策。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表講話。他說,必須下最大的決心,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簡稱新「八字方針」)。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較準確地分析了當時國民經濟的狀況特別是比例失調的情況。指出要堅決地把各方面嚴重失調的比例關係調整過來。會議指出經濟建設必須適合國情,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漸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與人民生活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會議正式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提出標誌著經濟建設指導思想開始實現根本性的轉變。理論工作務虛會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月18日到2月15日,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邀請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單位的一百多人參加。胡耀邦在會議開始時發表《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的講話,指出會議的目的是總結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會議討論了真理標準討論問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民主與法制問題等,還印發了胡喬木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些提法問題的意見。第二階段,從3月下旬開始至4月3日結束,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召開,邀請各省市的有關人士參加,有四百至五百人參加。會議期間,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否定或歪曲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思想動向,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3月30日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指出,要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至此,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開始形成。這次會議,特別是鄧小平的講話,促進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貫徹。設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的窗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對外開放的決策後,中央決定把突破口選在靠近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廣東和福建兩省,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建立特區經歷了一個不平凡的過程。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1980年5月,又決定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各划出一塊區域,試辦經濟特區(開始叫出口特區)。同年8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正式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粵、閩四市設立經濟特區的建議,同時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完成了設立經濟特區的立法程序。概括起來,經濟特區實行的特殊經濟政策和管理體制有如下幾方面:一是建設資金以引進外資為主,所有制結構為多種形式共存,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產品以出口外銷為主。二是特區的經濟活動,在國家宏觀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三是管理體制有更大的自主權,在投資項目審批、外貿、企業經營等方面都給予優惠待遇。四是對來特區投資的外商,在稅收、土地使用、出入境等方面實行優惠政策和靈活措施。經濟特區處在中國對外開放戰略格局中的前哨陣地,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場。特區的設立為國內的進一步改革和開放、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80鄧小平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推動政治改革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講話的主要內容有五個方面,一、國務院領導成員變動,中央的考慮是權力不宜過分集中,兼職、副職不宜過多,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從長遠考慮,解決好交接班問題。二、闡明我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三、揭示我國現行政治體制存在的主要弊端。主要有: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等,強調要著重從制度方面來解決問題,「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四、提出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任務。指出,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五、指明改革應採取的根本性措施是,實行民主集中制、黨政分工制、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地方分權的管理制度;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實現幹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等。正確方法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這個重要講話經8月31日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成為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81《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對中國共產黨建國後的歷史進行了討論和研究,與會者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研究中共黨史,並作一個歷史決議。11月,中共中央開始著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和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面地評價了黨的歷史,總結了建國以來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新時期創造的新鮮經驗。實事求實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分析和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決議》還初步概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已經逐步確立的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的十個主要點。這個歷史決議,既反對了因為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科學價值的錯誤傾向,又反對了對毛澤東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不願正視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並且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的傾向,最終完成了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為黨和國家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82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名,候補代表145名,代表著3900多萬黨員。鄧小平致開幕詞,胡耀邦作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葉劍英、陳雲就幹部的新老交替作了講話,李先念致閉幕詞。這次大會做出了兩項重大決策。第一,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這就是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所說的:「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二,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行動綱領。大會提出新時期的總任務是,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提出到本世紀末力爭翻兩番、實現小康的奮鬥目標、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和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措施。大會還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發展多種經濟形式,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等。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了黨建的方向和措施;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的新老交替方面取得了進展;強調要把黨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領導核心。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戰略思想在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致開幕詞時代表中國共產黨鄭重提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對於過去傳統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新形式的、包含了新內容新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正是由於緊緊把握住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主題,中國共產黨才能在理論上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在實踐上開闢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產生的一個中央機構,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組織形式。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當時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交替。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定位是中央委員會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黨章還明確了中顧委的組成原則:委員須加入中國共產黨四十年以上,在黨內有深厚的資歷;中顧委每屆任期和中央委員會相同,常務委員會和主任、副主任,由中顧委全體會議選舉,並報中央委員會批准,其中主任必須從政治局常委中產生;中顧委委員可以列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必要時,中顧委的常務委員也可以列席政治局全體會議。其職能作用: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出建議、協助中央委員會調查處理某些重要問題、宣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承擔中央委員會委託的其他任務。中顧委第一屆任期1982-1987年,主任鄧小平,副主任: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委員172名。第二屆任期1987-1992年,主任陳雲,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窮,委員200名。1992年黨的十四大決定,不再設立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各省、市、自治區顧問委員會。中顧委制度對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推進中國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發揮了積極作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歷時兩年,共22輪,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秘密磋商階段。從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至1983年6月,雙方主要就原則和程序問題進行幾輪會談。開始,雙方立場迥異,磋商一度陷入僵局。英方堅持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中國政府明確表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並考慮到如果談不好將單方面宣布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政策。1983年春,英國首相寫信給中國總理,表示,將準備向議會建議,將整個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第二個階段是正式會談階段。從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雙方就具體實質性問題進行會談,主要是關於未來香港實行的制度、香港過渡時期的安排問題等。1984年9月26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12月9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由中國國務院總理和英國首相在北京正式簽字。聲明宣布:中國政府決定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將在同日把香港交還給中國;聲明還宣布了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政策。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為國際上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成功的範例,有利於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聯合聲明的簽訂,實現了中國人的共同夙願,對中國的統一大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制定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為了更好地適應國家形勢發展的要求,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決議,決定全面修改1978年憲法,並成立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為主任委員、副委員長宋慶齡和彭真為副主任委員、由103名委員組成的憲法修改委員會,主持修改1978年憲法。憲法修改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確定修改憲法總的指導思想是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方針是:把國家的工作重點堅決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上來。一切工作都要圍繞這個重點,為這個重點服務。同時,充分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充分重視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具體原則有:要以五四年憲法為基礎;把四項基本原則寫入憲法;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放在國家機構之前;不搞兩院制,設國家主席;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保留最高人民檢察院;設立行政監察機關;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一國兩制」提供憲法依據等。在起草這部憲法過程中,憲法修改委員會開了5次會議、有3次都是逐章逐節逐條討論修改,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專門召開8次會議討論,並在全民中進行了4個月的討論,才提交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1982年12月4日,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正式通過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頒布實行。(陳述 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83胡耀邦發表全面改革的講話為推動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1983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七個單位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重要講話。他從問題的提出、「繼續革命」和改革、我們的改革方針、機構方面的改革、經濟方面的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共產黨員必須具有勇於改革的思想、教育和動員工人階級站在改革的前例等八個方面深刻地論述了改革的問題。胡耀邦強調:「要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他說,我們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全面而系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有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堅決而有秩序地改,就是全黨都要按照中央確定的步驟,堅決而有秩序地進行。總之,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我們必須認識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胡耀邦還說:勇於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在新時期,我們一定要在全黨同志中確立社會主義社會還要在各方面進行改革這樣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指導思想。中國最主要的媒體新華社以第一時間報道了胡耀邦的重要講話,傳遞了中央高層推動全面改革的決心。全國人大六屆一次會議1983年6月6日至21日,全國人大六屆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彭真致開幕詞,趙紫陽作《政府工作報告》、姚依林作《關於198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報告》、王丙乾作《關於198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楊尚昆、江華、黃火青分別向大會提交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書面報告。會議分別審查上述報告,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後五年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動員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六個五年計劃,制定和執行第七個五年計劃,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各項建設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實現中共十二大提出的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在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鬥爭中取得重大勝利。這次大會是按照新憲法選舉產生的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有2,884名,大半是新選出來的。大會選舉李先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烏蘭夫為副主席;選舉彭真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陳丕顯、韋國清、耿飆、胡厥文等20人為副委員長;決定任命趙紫陽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選舉鄭天翔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楊易辰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同時決定了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等。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1983年6月4日-22日,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共有委員2039人。自這屆會議起,政協參加單位增加「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和「港澳同胞」。這樣六屆政協的組成單位便從五屆政協的29個增加到31個。鄧穎超致開幕詞和閉幕詞。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決議指出,我們一定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心同德艱苦奮鬥,發揚勤儉建國的精神,克服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滿懷信心地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為振興中華作出新的貢獻。以後的五年中,各級政協要把協助有關部門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各項建設事業,實現中共十二大提出的三個根本好轉,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委員們列席了全國人大六屆一次會議,聽取和討論了趙紫陽總理的工作報告。會議選舉鄧穎超為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主席,選舉楊靜仁、劉瀾濤、陸定一、程子華、康克清等29人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彭友今為秘書長。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84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10月20日 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明確提出: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決定》在經濟改革方面取得劃時代的突破: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提出計劃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必須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決定》指明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改革思路。提出企業應有的多項自主權,應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此外,《決定》還提出了價格體系和分配製度的改革。指出,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應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槓桿的作用;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應使企業職工的工資獎金同企業的經濟效益更好地掛起鉤來,企業內部的工資制度應充分體現差別。《決定》明確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各項要求,是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國體育代表團在奧運會取得好成績1984年7月28日~8月12日,第23屆奧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這一屆奧運會有140個國家和地區的7800多名運動員參加,共設21個比賽項目 (221個單項)和2個表演項目。中國體育代表團353人赴會,225名運動員參加了21個項目中的16項比賽。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奧運大家庭後,第一次參加奧運會。中國代表團獲得金牌數排名第四位,次於美國、羅馬尼亞和聯邦德國,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突破。獎牌計:金牌15枚,銀牌8枚,銅牌9枚。男子射擊選手許海峰以手槍60發慢射項目的冠軍,成為了本屆奧運會的第一枚金牌獲得者,更是中國在奧運會歷史上的第一枚金牌的獲得者。體操運動員李寧在1984年奧運會上成為中國獲得金牌最多的運動員,他共獲得了6枚獎牌,包括3金2銀1銅。吳小璇在女子小口徑標準步槍3×20比賽中技壓群芳,成為中國運動員中第一位女子項目奧運會金牌獲得者。我國女排在這次運動會上奪冠,成為世界女子排球運動史上第三個連續奪得世界盃、世界錦標賽和奧運會冠軍的球隊。設立教師節教師節是我國少數行業性節日之一。自1931年以來,我國在不同歷史時期共有過幾種不同日期的教師節。1932年,國民黨政府根據教育家邰爽秋、程其保等的倡議,同意6月6日為教師節。1939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又決定以教育家孔子的誕辰8月27日為教師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曾恢復6月6日為教師節。1951年,教育部宣布「五一國際勞動節」同時為教師節。但這樣做不能體現教師節的特點。1984年12月15日,鍾敬文、啟功、王梓坤、陶大鏞、朱智賢、黃濟、趙擎寰等學者聯名提議設立教師節。1985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作出決議,將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教師節。設立教師節對提高全社會尊師重教的意識起到了積極作用。(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85裁軍百萬,推進軍隊體制改革1985年,基於對形勢的正確判斷,中央軍委調整了軍事戰略方針,即由臨戰狀態轉入以現代化為中心的相對和平時期的建設軌道上來。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性轉變,在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作出了裁減軍隊員額100萬的重大決策,同時,通過了《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以落實這一重大決策。大裁軍和軍隊體制改革是依據《方案》提出的精簡人員與改革體制編製、改革有關制度同步進行的原則逐步推進的。首先,壓縮了軍隊總規模,調整了編成比例。中央軍委所屬的三總部和各大軍區的機關人員精簡了近一半;撤銷了武漢、昆明、福州、新疆4個大軍區,保留北京、瀋陽、濟南、南京、成都、廣州、蘭州等7個大軍區;減少軍級以上單位31個;撤銷師、團級單位4054個;縣、市人民武裝部改為地方建制,其幹部戰士退出現役;軍隊內部管理的76種幹部職務改由戰士擔任,官兵比例達到1∶3.3。到1987年,軍隊的總員額由423.8萬減少到323.5萬。其次,把陸軍軍改編為集團軍,並充實擴編了通信、防化、運輸分隊,增編了電子對抗分隊。此外,至1988年,完成籌備並推行軍銜制、軍隊文職幹部制度和軍官服役條例。中國大裁軍和軍隊體制改革對推動國防現代化建設和維護世界和平都具有積極的意義。《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年3月2日至7日,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專門討論科技體制改革問題。會議討論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3月13日,《決定》正式公布。《決定》指出:全黨必須高度重視並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我們應當按照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尊重科學技術發展規律,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對科學技術體制進行堅決的有步驟的改革。《決定》指出當前科學技術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在運行機制方面,要改革撥款制度,開拓技術市場,克服單純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學技術工作,清除國家包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弊病;在對國家重點項目實行計劃管理的同時,運用經濟槓桿和市場調節,使科學技術機構具有自我發展的能力和自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活力。在組織結構方面,要改變過去過多的研究機構與企業相分離,研究、設計、教育、生產脫節,軍民、部門、地區分割的狀況;大力加強企業的技術吸收與開發能力的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能力的中間環節,促進研究機構、設計機構、高等院校,企業之間的協作和聯合,並使各方面的科學技術力量形成合理的縱深配置。在人事制度方面,要克服「左」的影響,扭轉對科學技術人員限制過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動、智力勞動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的局面,造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良好環境。《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主要研究和部署教育體制改革的問題,具體討論中共中央提交會議的《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5月27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分為五個部分:一是教育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二是要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三是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四是改革高等學校的招生計劃和畢業生分配製度,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五是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保證教育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根據《決定》的精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開始著重抓教育體制的改革。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適應形勢的發展改革教育管理體制。1985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成立國家教育委員會,地方省、市、區教育廳(局)也相應改為教育委員會。在學校內部,逐步推行校長負責制,在教師專業職務聘任上也實行了相應的改革。二是把教育發展納入法制的軌道。1986年4月,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等重要法律。三是調整高等教育的結構和中等教育的結構。四是由教育主體包辦向以政府投資辦學為主、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方向轉變。五是制定《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實行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在中共的歷史上,曾經分別於1937年、1955年在延安和北京召開過兩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根據黨章的規定,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在有特殊情況時或有必要時召開,其職權是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包括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部分成員。但調整和增選數額不得超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委員各自總數的五分之一。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與會代表共一千人左右。會議主要解決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新老交替這一關係全局的重要問題。9月22日,會上通過《關於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擔任中央三個委員會成員的請求提請全國代表會議審議的報告》。會議同意葉劍英、鄧穎超等64位同志不再擔任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李井泉、肖勁光等36位同志不再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黃克誠、王從吾等31位同志不再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會議增選了中央委員會委員56人,候補委員35人;增選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56人;增選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31人。23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86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談判1979年2月9日,中葡兩國正式交換《建交公報》,雙方共同肯定澳門是中國領土。中葡建交為兩國政府通過友好協商解決澳門問題奠定了基礎。1986年6月30日,兩國正式就澳門問題舉行會談。會談共四輪,全在北京舉行。前三輪會談分別於1986年6月30日-7月1日、9月9日-10日、10月21日-22日進行,雙方討論比較順利,雙方在實質性的問題上取得廣泛一致。1986年11月,葡萄牙政府就交還澳門的日期上改變原本的立場,並提出將此日期要延至下世紀初。12月3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鄭重聲明中方的立場,一定要在本世紀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1987年1月6日,葡萄牙國務會議原則上同意1999年將澳門治權交還中國。在解決了此爭議後,中葡兩國於1987年3月18日——3月26日進行了第四輪會談。這一輪會談時間較長,先後經過六次公開會議和五次私下磋商。3月26日,雙方在北京舉行草簽聯合聲明的儀式。聲明指出,中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包括澳門半島、凼仔島和路環島)行使主權。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總理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1988年1月15日,《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八六三」計劃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四位著名科學家給中共中央寫信,提出要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展我國高技術的建議。這封信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視,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經過廣泛、全面和極為嚴格的科學和技術論證後形成的《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八六三」計劃)綱要》。《綱要》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提出了七個技術領域的十幾個主要項目作為研究發展目標。即生物技術,包括高產、優質、抗逆的動植物新品種,新型藥物、疫苗和基因治療,蛋白質工程;航天技術,包括大型運載火箭,為和平目的的空間科技的研究與開發;信息技術,包括智能計算機系統,光電子器件、光電子系統集成技術,信息獲取與處理技術;激光技術,包括高性能和高質量的激光器及其在加工與生產上的應用;自動化技術,包括計算機綜合自動化製造系統,智能機器人;能源技術,包括燃煤磁流體發電技術,先進核反應堆技術;新材料技術,包括高性能結構材料和特種功能材料。以這些屬於當前國際上高技術發展前沿的項目為目標,通過傘型輻射,帶動相關方面的科學技術進步。作為中國高技術研究發展的重點(1996年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組織少量精幹的科技力量,選擇對我國今後經濟建設有重大影響的某些高技術領域,跟蹤世界水平,力爭有所突破。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帶動相關領域科學技術進步,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術人才,為未來形成高技術產業創造條件。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按照中共十二大的部署,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指出,全黨同志必須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的高度,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並且使這幾個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方針是:它必須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是促進全面改革和實行對外開放的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87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參加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1936人,代表著全國4600多萬名黨員。鄧小平主持了開幕式,趙紫陽作《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工作報告,並主持了大會閉幕式。這次大會有如下重要貢獻。第一,系統地闡明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大會作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的論斷,要求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並指出,黨的基本路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第二,提出加快和深化改革。大會報告分別提出了發展經濟戰略、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中的黨的建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等諸方面的基本方針以及六個方面的長遠性指導方針。大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報告、黨章部分條文修正案、中顧委工作報告、中紀委工作報告的四個決議。並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大會規定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勾畫了經濟發展的藍圖。大會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找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踐結合過程中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88七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1988年3月24 日-4月10日,七屆政協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共有委員1915名。委員們列席了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聽取和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及其他報告。李先念主持了開幕式和致閉幕詞。錢學森作了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錢學森在報告中指出,全國政協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已深入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這正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不斷發展,人民政協的作用不斷加強的具體體現。李先念在閉幕詞中對人民政協工作的主要問題作了闡述,其中包括,發揮人民政協對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協調的作用,實行民主監督;高舉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幟,為振興中華、統一祖國貢獻力量;充分發揮政協智力優勢,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獻計獻策。會議原則通過了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政治決議以及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決議表示同意和贊同錢學森所作的報告,要求人民政協各級組織,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維護與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不懈的努力。會議選舉李先念為全國政協主席、王任重等28人為副主席,還選舉周紹諍為秘書長,丁軫宇等280人為常務委員。「火炬」計劃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興起了一場以發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為中心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對這一浪潮和國內經濟建設的新形勢,1988年8月,國務院作出了實施「火炬」計劃的重大決策。「火炬」計劃是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指導性計劃。它由科技部組織實施,其宗旨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以市場為導向,促進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高新技術商品產業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國際化。「火炬」計劃的主要內容有以下七個方面。1,創造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環境。包括立法與管理體制、資金與風險、信息與中長期規劃等方面的建設。2,建設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即建立起面向國內外市場、高新技術產業集中的區域,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3,建立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其宗旨是創造局部優化環境,培育新的經濟生長點,促進高新技術成果的商品化。如「留學人員回國創業園」等。4實施「火炬」計劃。重點發展電子與信息、生物技術、新材料、光機電一體化、新能源、高效節能與環保等領域。5,設立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即通過貸款貼息、撥款和投資等方式扶持和引導其創新活動,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6,推動高新技術產業走向國際化、高新技術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和高新技術企業走向世界。7,人才培訓。「火炬」計劃在促進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積極探索新型工業化道路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核潛艇水下發射運載火箭成功潛艇通常分為常規動力潛艇和核動力潛艇兩大類型。其中,核潛艇由於其技術複雜、攻擊力、航速和隱蔽性優越而威懾力更大,往往代表著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核潛艇又分為攻擊型核潛艇和戰略導彈核潛艇兩種。攻擊型核潛艇執行戰術任務,能夠發射魚雷和巡航導彈,這一點常規動力潛艇也能夠辦到;戰略導彈核潛艇加裝帶有核彈頭的洲際導彈,可從遠洋深海打擊敵戰略目標,執行戰略核威懾和第二次核打擊任務,常常被視為國家威懾力量的象徵。1958年,中央軍委批准研製核潛艇。隨後,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市和數千個科研生產單位的無數研究者,歷盡十餘年的艱辛,於1974年8月,首艘攻擊型核潛艇的交付使用。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此後,中國加快了研製戰略導彈核潛艇的步伐。1983年8月,中國第一艘戰略導彈核潛艇正式服役。198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國核潛艇向預定海域發射運載火箭試驗獲得圓滿成功,從而使中國核潛艇真正具備了核打擊的能力。它標誌著中國的國防尖端技術又躍到一個新水平。戰略導彈核潛艇的研製成功,在新中國軍事科技史上,是一項不亞於「兩彈一星」的重大成就,由此使我國擁有陸基、空基、潛基「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鞏固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治理整頓,深化改革自1988年9月,中國進入了三年治理整頓階段。這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兩次會議和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並提出了相關的政策、措施和指導方針。要求在1989年和1990年把改革和建設的重點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即治理整頓)上來。治理經濟環境,主要是壓縮社會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即做到控制投資規模和社會集團購買力,嚴格控制貨幣發行,克服經濟過熱現象;整頓經濟秩序,就是要整頓當時經濟生活中特別是流通領域中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做好剎住亂漲價風、整頓公司、確立重要產品的流通秩序、加強宏觀監督體系四個方面的工作;深化改革,從理順價格著手,特別注重深化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改革,企業改革從推動政企分開、完善承包制、建立在國家宏觀控制下的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的機制三個方面進行。同時,抓緊推進那些對治理通貨膨脹有重大作用的改革。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作出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後,治理整頓工作至1991年底完成。三年治理整頓是中國經濟發展走向成熟,改革開放走向深入的轉折點。它為後來幾年經濟建設持續、高速、健康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89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出席這次全會的中央委員170人,候補中央委員106人。列席會議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84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68人,有關方面負責同志29人。全會通過了《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決定撤銷趙紫陽黨內一切領導職務。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形成了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全會強調,要繼續堅決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繼續堅決執行十三大確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必須毫不動搖,始終一貫地加以堅持,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必須一如既往地貫徹執行,絕不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全會指出,當前,要特別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徹底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二是繼續搞好治理整頓,更好地堅持改革開放;三是認真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切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強黨的建設、民主和法制建設,堅決懲治腐敗,切實做好幾件人民普遍關心的事情。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產生、形成。它對於穩定當時全國的局勢和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連續性有重要意義。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全會認為,鄧小平同志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在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他多年來一再提出的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的夙願,表現了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與會全體同志對他身體力行地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全會高度評價了鄧小平60多年來的革命歷史和卓著功勛。全會在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楊尚昆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劉華清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決定增補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90開發開放浦東開發開放浦東,是20世紀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決策、上海市委市政府組織實施的一項國家戰略。早在1984年,上海市政府就提出要創造條件開發浦東,籌劃新區建設的構想。1986年,開發浦東的構想開始深化。當年4月,上海市政府向中央上報《上海市城市規劃方案總體提綱》。1987年6月,市政府成立浦東新區中外聯合諮詢小組,並開始展開可行性研究。1990年2月,上海市政府正式向中央上報《關於開發浦東的請示》,提出了浦東開發開放的基本構想。關於浦東開發問題,鄧小平先後多次提出,要抓住機會,及時決策。3月初,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時指出,抓上海,就是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國務院兩次委派鄒家華、姚依林率隊到上海作實地考察和進行專題研究,並召開國務院會議和政治局會議討論。經過充分調查研究和論證,於4月正式批准開發開放浦東,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1990年4月18日,李鵬總理在上海宣布:開發開放浦東,是我們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4月30日,上海市政府宣布開發浦東的十項優惠政策與措施。同年9月10日,上海市宣布了新區的九項具體政策規定,浦東開發開放進入實質性啟動階段。第十一屆亞運會1990年9月22日-10月7日,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在北京舉行。這是中國第一次承辦亞運會,也是中國第一次承辦綜合性的國際體育大賽。9月22日下午,第十一屆亞運會開幕式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這屆運動會遵照「團結、友誼、進步」的宗旨。來自亞奧理事會成員的37個國家和地區的體育代表團的6578人參加了這屆亞運會。代表團數和運動員數都超過了前十屆。中國台北時隔12年後,作為中國一個地區的代表隊重返亞運大家庭。經過14天的激烈競賽,亞洲各國運動員創下一連串輝煌的紀錄:刷新42項亞洲紀錄和98項亞運會紀錄,打破4項世界紀錄。有25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手奪得本屆亞運會的獎牌,其中15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手獲得了金牌。中國派出636名運動員參加了全部27個項目和2個表演項目的比賽,獲得金牌183枚、銀牌107枚、銅牌51枚,總計341枚,第三次獲得亞運會金牌總數第一。10月7日晚,第十一屆亞運會的閉幕式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近萬名文藝工作者和青少年表演了大型文藝節目《今夜星光燦爛》。第十一屆亞運會獲圓滿成功。(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911991年完成治理整頓任務三年的治理整頓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初步實施階段(1988年9月~1989年8月)。側重點在於壓縮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降低速度,實行信貸和貨幣「雙緊」政策,為過熱的經濟降溫。通過這一階段的治理整頓,我國經濟形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過旺的社會需求得到有效的控制,過高的工業生產速度明顯回落。但是由於剎車過猛,也帶來市場疲軟、企業效益下滑等負面效應。根據這種情況,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對於治理整頓的側重點和壓縮力度及時做了調整,治理整頓也由此進入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階段。進一步治理整頓分為兩步。第一步(1989年10月~1990年8月)的目標是:在控制總量的前提下,適當調整緊縮力度,爭取經濟適度發展。通過加大對基礎產業的投入、調整緊縮力度、繼續整頓經濟秩序,經濟形勢正向好的方面發展。第二步(1990年9月~1991年12月)的重點轉移到調整結構、提高效益上,爭取由速度型逐步向效益型過渡。三年的治理整頓,原來出現的「四過一亂」(經濟發展過熱、貨幣發行過多、消費基金增長過快、物價增長過大,流通領域混亂)的經濟形勢得以扭轉,從而創造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經濟環境。這為加強宏觀調控積累了有益的經驗,為國民經濟走上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軌道,特別是為1992年以後經濟的持續、高速、健康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92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南方談話的主要內容是: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再次重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和「三個有利於」的標準,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第二,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他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第三,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再次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他說,「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地吸收和借鑒人類生活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第四,繼續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歷史已經證明,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精闢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科學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經驗,明確地回答了一個時期以來經常困擾著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為中共十四大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這個談話已經成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封篇之作,成為他對後世的政治交代。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92年10月12~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5100多萬共產黨員。江澤民作了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報告對十四年偉大實踐進行了基本總結,並提出了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設的主要任務;分析了國際形勢和我們的對外政策;闡述了加強黨的建設和改善黨的領導的措施。報告全面貫徹了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神。中共十四大作出了三大主要決策:一是科學地概括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確立了它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確定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三是確定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大會選舉出中央委員會委員189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30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08人;同意關於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建議。大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報告、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報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三個決議;還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中共十四大對全党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起了重大作用。(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93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1993年3月15日~31日,八屆人大一次會議於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代表共2997名。喬石主持開幕式。李鵬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鄒家華、劉仲藜、彭沖、任建新、劉復之分別就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年度預算、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報告。大會審議上述各個報告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政府工作要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步伐。從今年起力爭在加快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積極發展各類市場、抓緊進行價格改革、進一步改革勞動工資制度、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和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諸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大會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榮毅仁為國家副主席,喬石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田紀雲等19人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大會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並且表決通過了新一屆國家領導機構組成人員名單。此外,大會通過了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幾個決定和憲法修正案。修正後的憲法,寫進了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等內容。大會還通過了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的準備工作機構的決定。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1993年3月14日-27日,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共有委員2093人。李瑞環主持開幕大會和致閉幕詞。葉選平作了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葉選平在報告中指出,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政協團結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始終不渝地貫徹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圍繞國家的中心任務,以增進團結、發揚民主為主題,積極主動地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職能,為維護國家的穩定,增進人民的團結,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委員們聽取並討論了全國政協七屆常委會的工作報告和提案委員會關於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討論並通過了政協八屆一次會議政治決議和關於縣級政協組織任期的決議。會議選舉李瑞環為政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主席;葉選平等25人為政協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選舉宋德敏為政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秘書長;選舉丁石孫等288人為政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委員們列席了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聽取並討論了李鵬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圖。《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為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從以下五個主要環節著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一、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二、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三、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四、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五、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同時,要深化農村經濟體制、對外經濟體制改革;進行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決定》還指出,當前培育市場體系的重點是發展金融、勞動力、房地產、技術和信息的市場等。《決定》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94《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年4月15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印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通知。這個計劃力爭在20世紀內最後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決目前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1986年,中國已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到1992年底,全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8000萬人。為了進一步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縮小地區差距,1994年,國務院決定從當年起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這個計劃是20世紀後7年全國扶貧開發工作的綱領,也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計劃》指出,扶貧攻堅的奮鬥目標:一是到本世紀末,使全國絕大多數貧困戶年人均純收入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達到500元以上,扶持貧困戶創造穩定解決溫飽問題的基礎條件,減少返貧人口;二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三是改變文化、教育、衛生的落後狀態,把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內。《計劃》提出了繼續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並明確扶貧開發的基本途徑和主要形式以及信貸、財稅、經濟開發方面的優惠政策,並對資金的管理使用、各部門的任務、社會動員、國際合作、組織與領導作出規定。《計劃》還提出,今後7年里每年再增加10億元以工代服資金、10億元扶貧專項貼息貸款等。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是一新的發展戰略觀。它主張把發展建立在不破壞人類生存環境基礎上的發展。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制定了《21世紀議程》,提出了人類社會今後應該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大會一結束,中國政府立即決定由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牽頭制定《中國21世紀議程》。1994年3月25日,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這個《議程》提出了促進中國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以及人口、教育互相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和政策、措施方案。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級的21世紀議程。標誌中國正式確立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第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把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列入其中,納入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95制定科教興國戰略199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加速科學技術的決定》,動員全黨和全社會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加速全社會科技進步,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總結歷史經驗,根據世界發展形勢和中國現實情況所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標誌中國正式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實施這一戰略,就是要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軌道上來,加速實現富強、民主、文明的目標。為進一步落實《決定》提出的科教興國的戰略,1996年,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提出了面向21世紀實施科教興國的政策建議。1997年中共十五大,進一步強調實施和貫徹科教興國的戰略。十五大以後,為全面貫徹十五大精神,1999年1月13日,國務院了批轉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通知。1998年1月,中國科學院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呈報《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報告。這份報告提出了中國如何創建面向21世紀國家知識重新體系的基本構想,提出中國將在2005年前後重點建設100個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國立研究所、10所國際知名的教學科研型大學、20個跨學科、跨地區的國立綜合研究中心。通過提高國家整體創新能力,使中國科技的國際競爭能力進入世界前10名。這一國家創新體系工程已經開始實施,並取得重要進展。(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96「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提出,「九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鬥目標是:2000年,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基本消除貧困現象,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0年的主要奮鬥目標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議》指出,關鍵是實行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1996年3月,八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及關於〈綱要〉報告的決議》。《綱要》以《建議》為藍本,還提出九條指導方針。即: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促進科技、教育與經濟緊密結合;把加強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實現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把各方面的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綱要》是一個指導我國跨世紀發展的規劃。(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97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在北京病逝,享年93歲。鄧小平同志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19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發布《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極其悲痛地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通告:我們敬愛的鄧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並發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環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於1997年2月19日21時8分在北京逝世。自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發布之日起到鄧小平追悼大會舉行之日止,首都天安門、新華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和我駐外使領館、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華社澳門分社下半旗誌哀。這期間,中國駐外使領館、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華社澳門分社設靈堂,接待駐在國和港、澳地區的弔唁。22日,新華社播發《鄧小平同志偉大光輝的一生》。根據鄧小平的囑託和親屬的意見,沒有舉行遺體告別儀式。24日,鄧小平的遺體送往八寶山火化。25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小平追悼大會,有一萬人參加,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進行直播。全國黨政軍機關,各邊境口岸、海、空港口,企業、事業、學校等單位,中國駐外使領館、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華社澳門分社下半旗誌哀。在追悼大會舉行時,上午十時整,火車、輪船、軍艦、工廠等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鳴笛三分鐘誌哀。遵照鄧小平及其親屬的意願,鄧小平的骨灰於3月2日撒入大海。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97年9月12~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2048人,代表5800多萬共產黨員。江澤民作了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報告。報告著重闡述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報告指出,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十五大作出了三大決策:一、抓住機遇,開拓進取;二、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三、確立把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此外,十五大對中國「三步走」的21世紀的經濟發展戰略作出了具體安排。提出對公有制經濟的新認識,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等。大會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並通過關於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報告、《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決議等。提出依法治國方略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民主法制建設。中共十五大闡述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三大綱領,並鄭重地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十五大報告中說:「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的發展,要求我們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一個基本目標予以系統闡述,這表明中國的民主政治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這種法治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權力,是人民享有充分民主的現代化的法治國家。應對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7月從泰國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對全球的經濟產生強烈衝擊,東南亞各國貨幣大幅度貶值,並迅速波及日本、韓國、俄羅斯以及拉美等國。一些國家在這場金融危機的衝擊下,經濟形勢嚴重惡化,甚至導致一些國家出現政治動蕩。由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早在1993年就開始針對國內金融秩序混亂等情況堅決實施宏觀調控,有效地抑制了「房地產熱」、「開發區熱」和「股票熱」等可能導致「泡沫經濟」的情況的發展。1996年1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了「堅持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加大金融監管力度,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維護金融業的合法穩健運行」的任務,1997年1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再次提出要「切實整頓金融秩序,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明顯提高金融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並提出將1997年作為防範金融風險年。1997年7月以後,面對中國周邊許多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給中國人民幣帶來的巨大壓力,中國政府權衡利弊,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確保人民幣匯率穩定。1997年11月,為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對金融系統進行重大改革,同時採取擴大內需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鼓勵出口和吸引外資等多種政策。中國政府負責任的積極態度,既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聲譽,也促進了中國金融業的平穩發展和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並對亞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經濟的穩定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98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1998年3月5日~15日,九屆人大一次會議於在北京召開。出席大會代表有2944 名。重慶直轄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首次獨立組團參加了九屆全國人大。田紀雲主持開幕式,李鵬作政府工作報告。陳錦華、劉仲藜、田紀雲、任建新、張思卿分別就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年度預算、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報告。大會聽取和審議上述各個報告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還通過了《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李鵬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胡錦濤為國家副主席,朱鎔基為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指出新一屆政府的任務是:必須確保1998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達到8%,通貨膨脹率小於3%,人民幣不能貶值;三年左右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本世紀末實現中央銀行強化監管,商業銀行自主經營;三年內完成中央政府機構改革;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投資融資體制、住房制度、醫療制度和財政稅收制度。朱鎔基總理強調,科教興國是新一屆政府最大的任務。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1998年3月3日~14日,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共有委員2196人。李瑞環主持開幕大會,並致閉幕詞。與會全體委員列席了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聽取李鵬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其他重要報告。葉選平代表政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政治決議》。會議認為,1997年香港順利回歸祖國並保持繁榮穩定局面,標誌著「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巨大成功。會議堅決擁護江澤民主席關於發展海峽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會議號召,人民政協的各級組織和參加政協的各黨派、各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綱領,圍繞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宏偉目標,切實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緊密地團結在中共中央周圍,為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而努力奮鬥。會議選舉李瑞環為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主席,葉選平等31人為副主席,鄭萬通為秘書長,並選出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290名。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務院繼1982-1983年改革、1987-1988年改革、1993-1996年改革之後進行的第四次機構改革。這次機構改革,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根據政企分開、依法行政和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以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行政管理體系為目標。從1998年開始,國務院機構改革首先進行。根據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改革的重點是調整和撤消那些直接管理經濟的專業部門,加強宏觀調控和執法監管部門。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國務院直屬機構和辦事機構也進行相應的調整與改革。並且加強了行政組織和立法。與此同時,中央各部門和其它國家機關及群眾團體的機構改革陸續展開。隨後,各級地方政府也進行機構改革,精簡機構和人員。全國省級政府機構由平均55個減為40個,平均精簡20%左右;省級政府人員編製平均精簡47%;市、地級政府機構由平均45個減為35個;縣級政府機構由平均28個減為18個。這次機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至2003年6月,經過機構改革,全國各級黨政群機關共精簡行政編製115萬名,市縣鄉政府清退超編人員43萬人。幹部隊伍結構得以趨向合理。1998年抗洪救災1998年6月中旬至9月上旬,我國南方特別是長江流域及北方的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現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災。全國共有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受災。據水利部提供的資料,農田成災面積2.07億畝,死亡4150人,倒塌房屋685萬間,直接經濟損失2551億元。江西、湖南、湖北、黑龍江、內蒙古、吉林等省(區)受災最重。這一年的長江洪水僅次於1954年,長江上游先後出現8次洪峰並與中下游洪水遭遇,形成本世紀第二位的全流域型大洪水。7-8月,洞庭湖的安造堤垸、九江大堤先後決堤。同時,松花江流域遭受本世紀第一位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閩江也出現大洪水。洪澇直接威脅眾多大城市,形勢十分危急。面對百年罕見的特大洪峰,在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命令下,陸、海、空軍及武警部隊30餘萬的兵力先後進入抗洪一線。在堅守荊江大堤、搶堵九江缺口、會戰武漢三鎮、防守洞庭湖區、保衛大慶油田和東北重鎮哈爾濱的決戰中,還有800多萬抗洪搶險的地方幹部群眾。7月-8月,朱鎔基、溫家寶、江澤民等先後親臨長江抗洪一線,指導抗洪救災。在中央堅強領導下,廣大軍民發揚「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怕困難、頑強拼搏,堅韌不拔、敢於勝利」的偉大抗洪精神,抵禦了一次又一次洪水的襲擊,守住了長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干堤,保住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幹線,保衛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最大限度地減輕了洪澇災害造成的損失。9月,抗洪搶險救災取得了的全面勝利。(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1999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按照鄧小平關於「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作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大決策。1999年11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西部大開發列為今後幾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並提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基本思路和戰略重點。2000年3月,朱鎔基總理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作了進一步論述。會議決定,2000年,把國債投資和國家撥款的70%投向中西部地區,把國際上政府提供的優惠貸款和國際金融組織提供貸款的70%投入中西部地區建設。在西北地區將建設包括鐵路、公路、機場、天然氣輸氣管道、水利樞紐工程、退耕還林(草)和生態建設、高校基礎設施等10個大的項目建設。這是一項帶有全局性的大戰略、大思路,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也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要使廣大西部地區呈現出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安定團結、山川秀美的新面貌,需要通過幾代人甚至更長時間的不懈努力。經過多年的連續奮鬥這一戰略舉措已初見成效。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7中國統計摘要》顯示,2006年,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我國西部地區12個省、區、市的生產總值、地方財政收入等主要經濟指標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其中,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9000多億元,實現地方財政收入306l億元。青藏鐵路、西電東送、西氣東輸等一批西部開發標誌性重大項日陸續建成;投資數百億元實施的農村電網改造工程使99%的西部鄉鎮實現通電;數千萬人的飲水困難和飲水安全問題得到解決;民族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已覆蓋近6000萬人。應對美國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1999年5月8日,北京時間5時左右,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飛機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造成館舍嚴重毀壞,20多名使館工作人員受傷,邵雲環、許杏虎和朱穎3名記者身亡。8日上午,中國政府立即發表嚴正聲明,嚴厲譴責這一野蠻暴行,要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對此承擔全部責任,鄭重表示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中國政府同時決定約見美國駐中國大使、要求安理會主席召開緊急會議。中國各黨派、團體和人士採取多種形式對美國的暴行表示極大的憤概和最強烈的抗議。大陸各地學生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世界許多國家的領導人、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和知名人士紛紛發表聲明或談話對這一事件表示震驚和譴責,對遇難者家屬表示慰問和哀悼。9日,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發表電視講話,強烈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襲擊我駐南使館的暴行,表示中國政府的立場。10日,外交部長唐家璇向美國駐華大使提出四項嚴正要求:公開、正式向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和受害者家屬道歉;對北約導彈襲擊中國駐南使館事件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迅速公布調查的詳細結果;嚴懲肇事者。6月,美國總統和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和人民作道歉。隨後的調查宣稱,這是一系列「失誤」導致的「悲劇性誤炸」事件。7月和12月,美國分別對中國受難及死難家屬、中方財產損失作出賠償。實行「兩個確保」,建立「三條社會保障線」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中國遇到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如何確保數以千萬計的國企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二是如何確保數千萬退休職工按時足額領到養老金。因此,實行「兩個確保」和建立「三條社會保障線」(即國企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成為中國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首要任務。為此,1998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再就業工作會議,作出了實行「兩個確保」和建立「三條社會保障線」的重大決策。通過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和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建立相互銜接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並與下崗職工再就業相結合,較好地解決了數以千萬計國有企業富餘人員分流安置這一難題。「兩個確保」和建立「三條社會保障線」的實施,有效地保證了下崗人員和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有力地促進了國企改革和結構調整的進行,對促進發展,深化改革,保持穩定都起到積極作用,從而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2000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當人類社會即將跨入21世紀的時候,中國也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整個國際的局勢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在世紀之交、千年之交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怎樣才能與時俱進,繼續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給予明確的回答。2000年2月25日,江澤民在廣東考察黨建工作,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5月14日,江澤民在江蘇、浙江、上海黨建工作座談會上講話,進一步指出: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必須把「三個代表」的要求貫徹落實到黨的全部工作中去。200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江澤民系統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即「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中國共產黨要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這為跨入新世紀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2001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英文縮寫WTO)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之一,其前身是1948成立的關貿總協定(英文縮寫GATT)。從1986年起我國為恢復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地位、1995年後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美歐等主要締約方進行了長達15年的艱苦談判。2001年9月13日,中國全部完成了與世貿組織138個成員中向中國提出談判要求的36個成員的雙邊市場准入談判。11月10日,在卡達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一攬子法律文件。12月11日起,中國成為世貿組織正式成員。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和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深刻的變化和影響。從全球範圍來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合作將會面臨更好的國際環境;在國內來看,中國將朝著建立一個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環境和更加開放的政策環境的方向前進。中國將享受多邊貿易體系多年來促進貿易自由化的成果,享受多邊的、穩定的、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中國享受的權利有助於中國商品進入國際市場。但是,入世也給中國政府和企業帶來挑戰,對政府加快轉換職能,依法行政,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加快結構調整,提高企業管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標誌著中國對外開放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是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和烏茲別克於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成員國總面積3000多萬平方公里,約佔歐亞大陸的五分之三;人口約14.9億,約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工作語言為漢語和俄語。其前身——「上海五國機制」是從中國與俄、哈、吉、塔四國加強邊境地區的信任和裁軍開始發展起來的。根據《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和《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上海合作組織的基本宗旨和任務是加強成員國間的相互信任和睦鄰友好;發展多領域合作,維護和加強地區和平、安全與穩定,推動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共同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打擊非法販賣毒品、武器和其它跨國犯罪活動,以及非法移民;鼓勵開展政治、經貿、國防、執法、環保、文化、科技、教育、能源、交通、金融信貸及其他共同感興趣領域的有效區域合作。為落實憲章宗旨和任務,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機構包括:國家元首會議、政府首腦(總理)會議、外交部長會議、各部門領導人會議、國家協調員理事會、地區反恐怖機構和秘書處。秘書處是上海合作組織的常設行政機構,承擔該組織框架內開展活動的組織技術保障工作。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設在北京市。亞太經合組織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亞太經合組織(APEC)是亞太地區最具影響的經濟合作官方論壇,成立於1989年。有21個成員和3個觀察員。其宗旨為「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堅持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和減少區域貿易壁壘」。共有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部長級會議、高官會、委員會和工作組、秘書處五個層次的運作機制。2001年10月21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上海舉行。與會的有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汶萊蘇丹博爾基亞、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智利總統拉戈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印度尼西亞總統梅加瓦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韓國總統金大中、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墨西哥總統福克斯、紐西蘭總理克拉克、巴布亞紐幾內亞總理莫勞塔、秘魯總統托萊多、菲律賓總統阿羅約、俄羅斯總統普京、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泰國總理他信、美國總統布希和越南總理潘文凱。此前,剛剛在上海舉行了APEC第十三屆部長級會議、非正式高官會、部長會議和工商領導人峰會。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主持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與其他領導人就全球及地區宏觀經濟形勢、人力資源能力建設以及APEC的未來發展方向等議題進行了討論。江澤民在會上發表題為《加強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紀的新挑戰》的講話。與會各成員領導人就上述問題達成了廣泛共識,通過並發表了《領導人宣言》和作為附件的《上海共識》、《數字APEC戰略》,發表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反恐聲明》。會議取得圓滿成功。(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2002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開幕。大會代表2132名,代表6400多萬黨員。大會聽取和審查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審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選舉十六屆中央委員會,選舉中央紀律委員會。江澤民同志代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報告的題目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鬥。大會有如下重大意義:一是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二是全面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三是確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四是確定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強黨的建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五是實現了新老交替,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共十六大作為進入新世紀新階段的第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著眼於更加長遠的發展前景,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並作出具體的戰略部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指在21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關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第一,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基本實現工業化,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城鎮人口的比重較大幅度提高,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健全,社會就業比較充分,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第二,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基層民主更加健全,社會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第三,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科技和文化創新體系、全民健身和醫療衛生體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第四,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2003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2003年3月5日-18日,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的代表有2953人。朱鎔基作政府工作報告,曾培炎、項懷誠、李鵬、肖揚、韓杼濱分別就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年度預算、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報告。大會審議上述各個報告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政府工作報告總結了過去5年的工作成就,指出2003年政府工作的總體要求是:繼續擴大國內需求,實現經濟穩定較快增長;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全面發展;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西部大開發;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進一步做好擴大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認真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設;切實加強政府自身建設。大會選舉和決定了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胡錦濤當選為國家主席,曾慶紅當選為國家副主席,江澤民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決定溫家寶為國務院總理,吳邦國當選為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肖揚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賈春旺當選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會議根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提名,決定了新一屆國務院組成人員。會議還通過了十屆全國人大8個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2003年3月3日~14日,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共有委員2238人。賈慶林主持開幕會,並致閉幕詞。與會全體委員列席了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聽取和討論了朱鎔基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其他報告,對以上報告表示贊同。李貴鮮代表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政治決議》;表決通過了政協十屆一次會議關於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於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提案工作情況報告的決議和政協十屆一次會議提案審查委員會關於政協十屆一次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會議認為,九屆政協緊緊圍繞國家中心任務,始終把握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各項工作紮實深入、活躍有序,取得了重大進展,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發揮了重要作用。會議希望常務委員會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開創政協工作的新局面。會議選舉賈慶林為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主席;選舉王忠禹等24人為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選舉鄭萬通為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秘書長;選舉一誠等299人為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2003年政府機構改革2003年,依據十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關於批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草案》,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五次政府機構改革。與前幾次的大規模機構改革相比,這次改革主要是著眼於職能轉變和機構設置的調整。其中,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29個組成部門經過改革調整為28個,不再保留國家經貿委和外經貿部,其職能併入新組建的商務部。這一次的機構改革方案涉及五個重點。根據改革方案,新設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以解決國有資產缺位的難題,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新設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監會),健全金融監管體制。銀監會將根據授權,統一監督管理銀行、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以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繼續推進流通管理體制改革,組建商務部,主管國內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加強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建設,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基礎上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03年的機構改革,加強了政府對有關行業的監管力度,減少了經濟管理的計劃色彩。抗擊「非典」非典即嚴重呼吸道綜合征(SARS)是一種病原不清,極易被集體傳染的病症。2003年年初,廣東省發現此類癥狀的患者。2月,這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非典疫情在深圳、廣州等地突然加劇。2月11日,廣東宣布,非典已感染了300多人,5人死亡,此病仍未完全遏制。4月10日,全球有19個國家和地區發現此病例,4月底,全中國有疫情報告的省份達26個。2003年3月初,疫情擴散到北京,北京很快成為重災區。面對非典,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多次召開專門會議研究部署防治措施,包括設立防治基金;支持非典防治科技攻關;建設各地預防控制中心;免費治療患者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親臨抗擊非典一線,指導工作。4月20日,國務院明確提出及時發現、報告和公布疫情,衛生部決定疫情每天公布一次,調整衛生部和北京市主要領導人職務,將非典列入中國法定傳染病。4月20日後,國務院決定調整「五一」長假,向各省市派出督察組,公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北京市也採取有力措施防治非典,包括先後確定16家非典定點醫院,對非典疫情重點區域採取隔離控制措施,頒布多項規章等等。5月1日,經過8天的緊急籌建,北京市第一家專門治療非典的臨時性傳染病醫院小湯山醫院開始接收病人。軍隊支援北京的醫護人員1200餘人陸續到位。6月2日,北京疫情統計首次出現新收治直接確診病例、疑似轉確診病例、死亡人數均為零。6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解除對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時將北京從非典疫區名單中排除。至此,中國人民抗擊非典的工作取得勝利。《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深刻分析了新世紀新階段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明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以及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決定》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貫徹「五個統籌」,做到「五個堅持」,即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注重製度建設和體制創新,堅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改革,堅持統籌兼顧,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係,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決定》總結了2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經驗,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有重大突破和創新,是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對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提出科學發展觀2003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這次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發表了關於樹立科學發展觀的講話,這個講話和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樹立和落實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對於我們更好地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具有重大意義。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這是20多年改革開放實踐的經驗總結,是戰勝非典疫情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也是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強調「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改革和發展。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鄭重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新發展。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中共十七大報告完整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建設天津濱海新區自1984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了開放天津、上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的決定後,天津的開發開放開始啟動。1986年8月,鄧小平在視察天津開發區時曾指示,天津要利用優勢,膽子大點,加快發展,並題詞「開發區大有希望」。中共中央、國務院對濱海新區開發開放一直十分重視。天津市黨委、政府積極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改革開放的戰略部署,1994年,作出了開發建設濱海新區戰略決策。天津濱海新區位於天津東部臨海地區,包括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三個行政區和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港保稅區、天津港,以及東麗區、津南區的部分區域。規劃面積2270平方公里,海岸線153公里,常住人口140萬。根據國家發改委指導下的濱海新區「十一五」規劃方案,濱海新區定位是:依託京津冀、服務環渤海、輻射『三北』、面向東北亞的北方對外開放門戶、高水平的現代製造業和研發轉化基地、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經過十多年的開發建設,濱海新區的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和外貿出口分別增長17.5、16.1和45倍,世界500強中70多家跨國公司在新區投資了152家企業,濱海新區已成為外商在中國投資的熱土。2006年5月26日,國家發布了《國務院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正式批複天津濱海新區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天津市委也隨即對推進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做出全面部署,標誌著天津濱海新區作為國家級經濟新區正式進入了實施階段。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對於提升京津冀乃至環渤海地區的國際競爭力,促進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區域協調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2003年9月10日,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問題,確定了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指導思想和原則、主要任務及政策措施。這個國家級重大戰略範圍包括: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興安盟、通遼市、赤峰市和錫林郭勒盟,涉及145萬平方公里土地和1.2億人口。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12月8日,成立了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任組長、副總理黃菊、曾培炎任副組長,由26個部委為成員的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按照國務院的統一部署,協調有關部門採取積極措施,支持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2003年以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工作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取得了七個方面的重大進展:一是振興老工業基地政策效應顯現,經濟發展明顯加快;二是體制機制創新取得重大進展;三是對外開放開創了新局面,外向型經濟比重提高:四是工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具有傳統優勢的裝備製造業,新興的農副產品深加工產業發展迅速:五是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採煤沉陷區治理和棚戶區改造穩步推進;六是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取得積極成效;七是社會保障覆蓋面擴大,就業再就業工作穩步推進。實踐證明,這一重大決策效果良好對統籌全國各協調發展是十分必要的。(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2004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闡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時,提出「社會更加和諧」的發展要求。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2005年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重要原則、深刻內涵和主要任務,強調要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共分八個部分。《決定》闡述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原則。《決定》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六個方面的措施,即堅持協調發展,加強社會事業建設;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鞏固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完善社會管理,保持社會安定有序;激發社會活力,增進社會團結和睦;加強黨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領導。《決定》是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綱領性文件,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決定》,繼承、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境界。(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2005神舟六號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2005年10月12日,中國又一次成功發射自主研製的「神舟」六號載人飛船。宇航員費俊龍、聶海勝搭乘「神州」六號在太空飛行了115小時32分鐘。飛船於10月17日凌晨成功返回。「神舟」飛船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一個部分。中國的載人航天工程由航天員、飛船應用、載人飛船、運載火箭、發射場、測控通信和著陸場七大系統組成,被正式批准於1992年1月。當時擬定將發射六艘飛船,即「神舟」一號至「神舟」六號,並實現飛船的安全載人和返回。在1999年11月-2003年1月間,中國發射了四艘「神州」號無人飛船,為載人飛船成功發射奠定基礎。經過全國三千多家單位數以萬計的工作者歷時十餘年的努力,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時,中國自行研製的「神舟」五號載人飛船在酒泉發射升空,9時9分50秒,飛船準確進入預定軌道,將中國第一位宇航員楊利偉成功地送入太空。環繞地球飛行14圈後,「神舟」五號於次日在內蒙古安全降落,返回過程順利,返回倉完好無損,航天員自主出艙,身體狀態良好。載人航天飛行獲得圓滿成功。這次為期21小時的太空之旅,使中國繼俄羅斯、美國之後成為世界上第三個能獨立自主進行載人航天飛行的國家。神舟六號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標誌著中國在探索太空的偉大征程中取得了重大進展。這是中國高科技發展新的偉大里程碑,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又一驕人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強不息、自主創新的又一輝煌成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幾代中國共產黨人都十分重視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中共十六大以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全局的客觀要求,強調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從2003年開始,中共中央連續4年發出關於解決「三農」問題的1號文件,著力開創了「三農」工作的新局面。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了今後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奮鬥目標和行動綱領,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2006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作為中央「一號文件」下發。《意見》指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切實加強領導,動員全黨全社會關心、支持和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八個方面的措施。《意見》還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落實200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國務院決定加大農業投入、2006年在全國徹底取消了農業稅、堅決糾正各種侵犯農民利益的行為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決策,是一項惠及億萬農民、關係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舉措。(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2006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中部崛起戰略。2006年4月國務院出台了《關於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其中包括36條政策措施,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製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以及綜合交通運輸樞紐。這樣中部崛起成為繼東部沿海開放、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之後的又一重要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中部六省國土面積102.75萬平方公里,佔全國比重10.7%,2003年底總人口36310萬人,佔全國比重28.1%,2003年GDP共6348億元,佔全國比重22.8%。中部六省結合各自實際,開始探索崛起之路。煤炭大省山西圍繞建設新型能源和工業基地目標,大力改造提升煤炭、焦炭、冶金、電力四大傳統產業,積極培育現代煤化工業、裝備製造業、材料工業和旅遊業四大新支柱產業。安徽規劃建設沿江城市帶,緊密結合長江三角洲,充分利用長江的黃金水道,加速發展。江西則依據區位優勢,謀求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區對接,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經濟國際化和市場化。河南確立了從經濟大省向經濟強省、從文化資源大省向文化強省跨越的發展目標,東引西進,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湖北一手抓武漢城市圈建設,一手抓縣域經濟發展;武漢經濟圈已經成為長江中游地區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湖南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形成沿京廣線長沙——株洲——湘潭,「三點一線」經濟帶,為加快崛起創造良好條件。2007年4月10日,國務院批准設立的國家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工作辦公室在國家發改委正式掛牌。這標誌著中部地區崛起進入了更具操作性的實施階段。(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2007成渝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被國務院批准為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之後,2007年6月7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發《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批准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正式批准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國家首次批准在西部地區設立改革試驗區。設立成渝試驗區要求重慶和成都兩市根據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的要求,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並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率先突破,逐步建立較為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強化經濟發展動力、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確保資源環境永續利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架構、政策設計、體制改革及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綜合模式。目前,兩市已經對未來工作的重點做出計劃和規劃。規劃的顯著特點是將「三農」問題的解決納入城市發展的目標體系之中,通過各個方面的改革探索,走出一條適合中西部地區的城鄉統籌發展的道路。批准重慶和成都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中央加快推進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戰略部署。進行這一新的改革試驗,對於更好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解決好「三農」問題、加快推進西部大開發、完善全國改革發展格局,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繼國務院先後批准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和成都、重慶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後,2007年12月,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改委正式批准武漢城市圈和長沙、株洲、湘潭城市群(簡稱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簡稱『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位於中部的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成為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武漢城市圈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主要內容是: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總體目標,以武漢市為主體,發揮武漢在城市圈中的龍頭和輻射作用,同時增強武漢城市圈內「1+8」城市在產業、金融、交通等方面的關聯度,通過改革縮小城鄉差別。湖南省確定"1+12" 的實施方案,即1個總體方案,加上12個專項方案,包括資源節約體制改革、環境保護體制改革、基礎設施共享共建建設、土地管理體制創新、產業發展體制改革、自主創新體系建設、金融服務創新協調、對外開放體制創新、財稅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十二個方面。設立「兩型社會」改革實驗區是國家促進東中西互動和中部地區崛起的重大戰略布局,也是國家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推動東、中、西部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2007年10月15日~21日,中共十七大在北京舉行。2237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出席大會。胡錦濤代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題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的報告。大會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大會批准了胡錦濤同志代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批准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中共十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主要有:第一,十七大對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和寶貴經驗進行了科學總結。第二,十七大強調科學發展觀是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第三,十七大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表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涵更加豐富。第四,十七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一大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領導幹部進入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紀律檢查委員會。(陳述張傳能整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事記:2008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2008年3月5日-1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的代表有2987人。大會審議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國家發改委作的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報告、財政部作的年度預算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作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報告,大會通過上述各個報告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大會選舉和決定了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胡錦濤當選為國家主席,習近平當選為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決定溫家寶為國務院總理,吳邦國當選為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王勝俊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曹建明當選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會議根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提名,決定了新一屆國務院組成人員。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2008年3月3日-14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委員2237人。王剛主持開幕會。與會全體委員列席了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聽取和討論了溫家寶總理代表國務院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其他報告,並對以上報告表示贊同。賈慶林作政協十屆常委會工作報告,張梅穎作提案工作情況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政治決議》、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關於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關於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和關於設置專門委員會的決定。會議選舉賈慶林為全國政協主席,同時選出王剛等25位全國政協副主席。錢運錄同時當選為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秘書長。會議還選舉產生了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298人。(陳述張傳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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