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曉：去意識形態化 回歸普世價值

作者：秦曉

來源：金融家

導語：

普世價值體現的是人的價值，它不因人種、國別的不同而失去意義。特殊性是相對於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沒有普遍性也就沒有特殊性。普遍性並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對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約，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動才使得普世價值有了更大的包容並不斷獲得新的活力。

2010年7月4日，博源基金會與《讀書》雜誌在北京聯合舉辦「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研討會。著名學者資中筠在會上做了題為「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的主旨發言。秦曉博士應邀出席並做了專題演講。

秦曉博士的專題演講以《去意識形態化 回歸普世價值》為題。他從當代中國語境下的啟蒙，談到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重提啟蒙，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化」進行反思，解除束縛，使我們對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有一個更理性的認識。

秦曉說，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一位「去意識形態化」的勇士和偉人。他在一些歷史關鍵時刻的立場、觀點和相關論述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比如：「實事求是」、「不爭論」、「貓論」、「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是硬道理」、市場和計劃只是配置資源的方式不存在「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三個有利於」等。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按要素分配，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也都顯示出「去意識形態化」的努力和繼續。

秦曉指出，普世價值體現的是人的價值，它不因人種、國別的不同而失去意義。特殊性是相對於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沒有普遍性也就沒有特殊性。普遍性並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對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約，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動才使得普世價值有了更大的包容並不斷獲得新的活力。

研討會從思想及文化角度，對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與會專家學者的發言涉及：啟蒙的意義，中國人是否仍需要啟蒙，為什麼？如何做？討論了如何理解普世價值、「西化」、「民族傳統」、「民族認同」，什麼是中國特色？當前我國社會發展處於什麼階段，最需要的是什麼？如何看待當前的「國學熱」？ 自鴉片戰爭到如今，幾度啟蒙的探索的成就與經驗的再認識。西方是否在衰落？以什麼標準來衡量興與衰？其他國家的歷史與經驗，如東歐、俄羅斯、日本、印度等。

參加研討會的著名知識份子包括資中筠、雷頤、章立凡、張鳴、王毅、徐友漁、錢乘旦、初曉波、茅於軾、 何方、韋森、高全喜、丁學良、周舸、何迪、賈寶蘭、樊希安等。

以下內容為秦曉2010年7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研討會》上的講話實錄。

當代中國語境下的啟蒙

這次討論會的主題是「啟蒙與中國社會轉型」。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如工業化程度、城鎮化率、人均GDP等，這些經濟、物質指標是發展中國家轉變為發達國家的標誌。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是指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核心價值觀支撐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為制度架構的現代民族國家和社會形態。

發端於17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是人對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擺脫了精神上的束縛以後，人可以運用自己的理性保護個人的權利，實現個人的自由。在此以後，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當代「普世價值」就是「啟蒙價值」經過人們幾百年的認識和實踐演化而成的。

自晚清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走過了100多年，其中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前者是用科學和民主的力量對長期統治中國的儒家綱常秩序的顛覆，後者是對斯大林、毛澤東模式的拋棄。這兩次思想啟蒙運動在中國社會轉型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中途都發生了路向的改變，前者為「救亡」所淹沒，後者則轉向以「民富國強」為目標的現代化進程。

進入本世紀後，中國經濟崛起，但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這個現象表明，中國的問題應從社會轉型的角度來認識和解析，或者說，當代中國的問題不是現代化建設的問題，而是現代性社會構建的問題。面對這個重大問題，中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出現了激烈的交鋒，交鋒的核心是「普世價值」還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國家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的本質是對普世價值的拒絕。這一指向是對中國以現代性社會為目標的轉型進程的偏離和倒退。這是一個關乎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道路和方向的問題，我們不應對此視而不見、聞而不言。

「中國模式論」的出現有其複雜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把「大國崛起」作為目標的「中國模式論」找到了依據；民族主義始終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難以拒絕又難以歸順理性的因素；經濟表現已成為中國當今政治權力正當性的來源；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論和由此導出的階級鬥爭唯物史觀至今仍是許多人認識中國和世界問題、判定價值觀和制度的主要思維方式。

今天，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重提啟蒙，回應「中國模式論」的挑戰首先就要從它的思想基礎入手，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化」進行反思，解除束縛，使我們對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有一個更理性的認識。

意識形態的制度化、道德化和異化

中國近現代史的主題是尋求自身現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中西之爭」和「古今之辯」構成了這一主題的二元敘事結構。期間，各種主義、思想紛紛登場，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之後，激進主義逐漸佔了上風。上世紀初，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幾次變身，形成半個多世紀中國思想的主流。論從史出，基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我們可以說，這一主流思想帶有較強的激進主義成分。從思想譜繫上看，激進主義的主要特徵是對傳統的顛覆，對經驗的拋棄，對普世價值的拒絕。顛覆、拋棄、拒絕之後留下的是什麼？或者說激進主義的思想資源來自哪裡？我認為來自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影響文明、社會和人們價值取向、行為選擇的一套敘事是近兩百年出現的。歷史上第一個提出這個概念的是法國人特拉西(A.D.de Tracy)。特拉西把意識形態視為「觀念的科學」， 試圖像牛頓那樣，遵循幾個簡單的法則所確定的模式，證明現在和將來的一切事實。特拉西的論述中表現出濃厚的科學主義和主體論思維。

在拿破崙時代，意識形態逐漸從「觀念科學」中脫離，進入世俗，並與政治學說(當時的自由共和主義)相聯繫。在此之後，政治意識形態對西方產生過重大影響，如法國大革命、德國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冷戰、小布希的新保守主義等。本文論述的重點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脈絡要追溯到馬克思。馬克思一開始將特拉西的思想看作一種「唯心主義」哲學，隨後又將意識形態納入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築，並從階級的觀點，揭示精神勞動者的階級本性是通過意識形態的構建，為現有秩序提供思想上的辯護。由此看來，馬克思後期反對的不是意識形態，因為他本人就是一位意識形態的大師，他所批判的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列寧的意識形態觀就更為清晰了，他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看作階級鬥爭的武器。

斯大林和毛澤東使政治意識形態完全制度化、道德化並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形成了「道統」和「法統」的合一。在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裡，國家利益、革命成為全民最高的利益。馬克思作為啟蒙之子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被異化了。斯大林的「肅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布爾布特的「大屠殺」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講，「意識形態化」是悲劇的根源。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會宣稱它是關於世界的惟一真理，是一套可以解釋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科學體系，是對人類文明的哲學思考，是動員和凝聚社會的精神力量，是理想社會制度的設計藍圖，是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最高道德典範。

正如愛德華·希爾斯 (E.Shils) 所說，「科學現在不是，從來也不曾是意識形態文化的一部分。事實上，在科學中起作用的科學精神與意識形態相去甚遠。」科學精神的主要元素是價值中立、經驗、懷疑、邏輯自洽，它與非科學的區別還在於它是可以證實或證偽的。而意識形態則像道德、美學和宗教一樣，是一種價值導向的、主觀的、感情化的信仰，儘管意識形態也被包裝成一種理論模式，但它不具備科學的屬性，是一種「非科學」。

作為「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制度，它與現代政治理念是對立的。「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往往導致專制，它將持有不同觀點、思想的人視為必須批判和消滅的「異教徒」。這與現代政治所應具備的民主、法治、多元、自由、開放、寬容和理性是完全不相容的。

去意識形態化

30多年前，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之後，中國人民和中國政治領袖毅然拋棄了斯大林、毛澤東的模式，選擇了改革、開放之路。人們經常將此後的進程描述為「經濟轉軌」，其實，轉軌所遇到的最大障礙是觀念的轉變和利益的調整。就前者而言，問題的實質是如何擺脫「意識形態化」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講，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是與去「意識形態化」同行的。

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一位去「意識形態化」的勇士和偉人。他在一些歷史關鍵時刻的立場、觀點和相關論述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比如：「實事求是」、「不爭論」、「貓論」、「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是硬道理」、市場和計劃只是配置資源的方式，不存在「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三個有利於」等。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按要素分配，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也都顯示出去「意識形態化」的努力和繼續。

當前，去「意識形態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恩格斯將之與達爾文進化論並列，認為他們分別揭示了人類社會和生物界的發展規律。自馬克思提出後，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又做了新的闡述，最終形成了特定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這種唯物史觀認為階級鬥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惟一動力，階級鬥爭可以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進而建立新的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並據此對社會形態做了劃分。在中國，「姓資」、「姓社」的劃分、對公有制和國企的認識、對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體制的階級屬性的認定，都反映出這種唯物史觀的影響。

傳統觀點詮釋的唯物史觀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單一因素、單向的決定論，即「經濟決定論」。在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中，各種相關因素是一種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互動關係，在不同的條件下每種因素對其他因素的影響作用不同；同理，文明的演進也是諸多因素互動的結果，排除其他因素，把經濟基礎—階級鬥爭作為惟一的決定因素，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在實踐中也無法證明。

「中國模式論」的興起是「意識形態化」的復興，它試圖逆轉鄧小平開啟的去「意識形態化」進程，將這些主張或工具化或重新披上意識形態的外衣。「意識形態化」曾經是中華民族近現代歷史上的一個沉重的包袱，現在又成為橫在我們社會轉型之路上的一座大山，甩掉這個包袱、越過這座大山是當今重提啟蒙的主題。

回歸普世價值

「中國模式論」對普世價值的態度從用特殊性來消解普遍性(「特殊論」)，轉變為用「中國價值」取代 「啟蒙價值」(「取代論」)。「中西之爭」的本質是「古今之辯」。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歷史，但就社會形態而言，這些差異不足以消解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區分。普世價值體現的是人的價值，它不因人種、國別的不同而失去意義。特殊性是相對於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沒有普遍性也就沒有特殊性。普遍性並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對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約，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動才使得普世價值有了更大的包容並不斷獲得新的活力。因此，「特殊論」是一個偽命題。

「中國模式論」認為中國的崛起、西方的衰落預示著「中國價值」將會取代「啟蒙價值」成為一種新的普世的典範。我近日寫的《是制度缺陷，還是制度創新 — 對「中國模式論」的質疑》一文中對支撐「中國模式論」的論據做了回應。我認為，這些論據所表明的恰恰是需要改革的制度缺陷而不是制度的創新。「取代論」的另一方面的論據是對「啟蒙價值」的解構和對現代西方社會的批判。自歐美進入現代性社會後，這種解構和批判就從來沒有停止過。這首先是因為現代社會本身就存在「病態」和危機，問題的核心是這個「病」是不是不可醫治的？這個危機是不是不可拯救的？這些問題是因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而產生的，還是轉型後現代社會所遇到的新的問題？

韋伯曾用「形式合理」與「實質合理」或「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來揭示現代社會的問題，我想這也是「病」和危機的深層根源。這一對基礎矛盾的存在表明西方現代社會遠不是一個人類追求實現的「理想王國」，因而人類的這種追求並未走到終點。從理想回到現實，我們所構建的社會能夠擺脫或化解基礎性矛盾的存在嗎？我以為，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二元結構是一種常態，人們的觀念、制度的構建要接受這樣一組二元結構的存在。我們能做的是在二元張力中尋求平衡並建立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二元結構也同樣反映在啟蒙價值中，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個人權利/國家利益、理性/理想和奉獻、權力的制衡/效率、公平/效率等等。在這個意義上講，「啟蒙價值」本來就是一組具有張力的二元結構。當然，在這個二元結構中，前者是更為核心、更為基礎的要素。「中國模式論」則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來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而不是在兩者之間尋求均衡。它所反映的是「意識形態化」的復歸，是對普世價值和現代性社會的誤讀或曲解，是拒絕普世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因此，「取代論」是一個危險的命題，而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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