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與蘇軾

06-15

如果說蘇軾是我國古代人文學大師的話，那麼沈括就是科學界的泰斗。《宋史·沈括傳》稱他「博學善文，於天文、方誌、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評論沈括「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沈括晚年以平生見聞研究，在鎮江夢溪園撰寫了筆記體巨著《夢溪筆談》，被譽為中國古代百科全書而名垂青史。

沈括生於北宋天聖十年（1031年），比蘇軾大五歲，卻晚蘇軾六年中進士。1065年，蘇軾進入史館，而沈括在前一年入昭文館。北宋沿襲唐制，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通名崇文院。這樣，大科學家沈括與大文學家蘇軾便有了同事的經歷，才俊拱手，惺惺相惜，關係應該不錯。

按說，科學與文學本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領域。你搞你的科學研究，我搞我的文學創作，本來應該是大路朝天各走半邊，相安無事的，可沈括在歷史上還有改革家的名號，他還熱衷政治，政治嗅覺靈敏，檢舉揭發他人的政治手段也不一般。

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宰相，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進行了大刀闊步激進的改革。沈括積极參与變法運動，受到王安石的器重與信任，擔任三司使（國家財政最高長官）和朝廷派出巡察新法執行成果的欽差大臣，他在到處考察後，給王安石和皇上的彙報只是報喜不報憂，一派昇平。蘇軾與王安石這位改革宰相觀點卻不一致，和沈括「所看到」的也不一樣。

在王安石推行新政如火如荼時期，蘇軾曆數新政給老百姓帶來的痛苦和災難，敢於直諫，敢講真話的蘇軾，與新政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爭辯，自然遭到外放的命運，被下放到杭州擔任通判。

1073年，沈括作為欽差大臣到杭州檢查農田水利建設。臨行前向神宗辭行，宋神宗對沈括說：「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後來果然按照宋神宗的聖諭對蘇軾「格外關照」。

沈括到杭州見到蘇軾後，虛寒一番，回憶「當日在館閣之事」，臨行時他向蘇軾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舊友的醇醪中的蘇軾沒有多想，就把近作許多詩詞，包括後來授人話柄的《山村五絕》、《吳中田為嘆》等均手書一份給沈括。

沈括一回京城，立刻在蘇軾的詩文中尋章摘句找出一些貶低誹謗新政的句子，加以詳細「注釋」後迅速呈送給王安石、宋神宗等，並說蘇軾這些詩句「詞皆訕懟」，如何居心叵測，如何惡意誹謗新政，藐視朝廷諷刺皇上等等，不愧「文字捕快」稱號。沈括此舉，本想取媚王安石和皇上，可沒料到王安石竟置之不理，事久見人心，此時的王安石已經改變了對沈括的看法，他對神宗說「沈括是小人」。

有史家說，致使蘇軾陷入文字獄「烏台詩案」的罪魁禍首是王安石。不錯，王安石對老與他對陣的蘇軾有看法，但王安石還沒有卑劣到使出蓄意栽贓無中生有這種人所不齒伎倆。

「蘇軾惹禍，根源在沈括」。也正是沈括從蘇軾的詩文中嗅出他的「反動語調」；也正是沈括出賣蘇軾邀功請賞的舉動，才為蘇軾日後陷入「烏台詩案」險罹殺身之禍點燃了導火索，換言之，沈括才是「烏台詩案」的始作俑者。

王安石罷相後，沈括立馬轉身，詆毀新法，與王安石劃清界限，向新宰相吳充上書，痛陳新法弊端，吳充也很看不起沈括為人，就把檢舉王安石的報告遞給了神宗皇帝。神宗一看這不是落井下石嗎？怎麼兩面三刀，朝秦暮楚？於是開始冷遇沈括，後將他出知宣州貶出京城。

元祐年間，蘇軾在杭州當差，沈括居然若無其事幾次到蘇軾那裡敘舊，且每次恭恭敬敬禮數周全，但蘇軾已從骨子裡看不起沈括了。

行文至此，人們不僅要問，沈括與蘇軾曾是同事朋友不是對手政敵，那麼沈括為什麼要陷害蘇軾呢？

余秋雨先生在《東坡突圍》中說：「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於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得出這是一個不可親近的小人的結論」。

可見，沈括出賣蘇軾，或許有餘秋雨所說的嫉妒成分。但我想，沈括絕不會糊塗到拿自己的短處和蘇軾的長處相比較，糊塗到和蘇軾在文學方面比高低。既如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者，也對蘇東坡稱讚不已，「當避其一頭也」，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發生。我認為沈括是政治舞台上的「順風倒」，為保護自己，隨風轉舵，賣友求榮，政治立場決定了他與蘇軾的對立，這是由沈括的道德操守不佳所決定的，所以自北宋以來，沈括受到幾個時代的冷遇，死後無人給他建碑，沒有墓志銘，甚至沒有單獨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