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解放的歷史條件

婦女解放的歷史條件2007-02-27● 曠新年 　　性別是一種明顯的政治分隔和重要的壓迫機制。在民族、階級和性別這人類社會三種最主要的壓迫關係中，性別不僅是最原始、最古老、最基本、最根深蒂固的壓迫結構，而且也是最牢不可破的壓迫結構。因此，性別壓迫的消失和婦女的解放構成了人性解放的一個重要內容，成為了人類解放的一個基本前提。　　　　"搭車"解放　　　　性別與權力有著隱密的聯繫。在歐洲中世紀，封建領主享有"初夜權"，性交成為權力的一種象徵與展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如果從性別的角度來看，換句話也可以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男人的歷史，都是男人壓迫女人的歷史。用伍爾夫的話說："英國的歷史是男性的歷史，不是女性的歷史。" 婦女是社會最底層的被壓迫群體。她們不僅受著精神的壓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體上的禁錮和限制，受到最野蠻的身體束縛和摧殘。從中國的"三從四德"、"貞潔"、"纏足"、"陪葬"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婦女成為了男人單純的的附屬物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寫道："在馬克思和我於1846年合寫的一個舊的、未發表的手稿中，我發現了如下一句話："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間為了生育子女而發生分工。"現在我可以補充幾句：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的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 在母系氏族社會結束之後，人類就進入了男權社會，而家庭則成為了社會壓迫關係的細胞和儲蓄所。"家庭"成為"國家"的一個最基本的細胞，與國家形成了同構的關係。不論是封建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往往都是將社會分解到"家庭"。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弗里德曼說："作為自由主義者，我們把個人自由，也許或者是家庭自由作為我們鑒定社會安排的最終目標。" 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同封建主義一樣並不徹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謂"個人"，不論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怎樣宣稱個人主義、個人權利、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可是，通常仍然把家庭作為社會最基本的單位，把社會僅僅分解到男權家庭，或者說把"個人自由"等同於男權家庭。　　由於家庭是壓迫的一種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為了人類歷史解放的必要條件。恩格斯說："婦女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庭奴隸制之上，而現代社會則是純粹以個體家庭為分子而構成的一個總體。……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而要做到這一點，又要求個體家庭不再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 婦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婦女從家庭解放出來，重新回到社會公共領域。政治解放是婦女解放的重要方面，而經濟解放則構成了婦女解放不可或缺的基礎。恩格斯說："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於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於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末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佔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 因此，在有關社會解放的烏托邦想像中，首先必須破壞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也就是說，社會解放必須從根本上摧毀壓迫性社會的基本形式--家庭。　　20世紀初，摧毀貞節等束縛婦女的傳統禮教，生成了中國現代婦女解放洶湧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中，放足、剪髮、男女同校、社交公開、自由戀愛、婚姻自主、自由同居，婦女解放運動首先直接表現為"身體"的"解放"。在現代開幕的那個時刻，"出走"成為了中國婦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間和最輝煌的意象。在中國現代資本主義開幕這一刻所塑造的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態具有中國古代戲曲中的"亮相"一樣的莊嚴意義。　　在五四時期，"女兒們"從家庭和家族中被解放出來，正如魯迅的小說《傷逝》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稱的："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力！"五四"女兒們"第一次從家庭中衝撞而出，獲得戀愛和婚姻的自由，實際上就是把婚姻的權力或者說婦女身體的交易權從家族的手中奪取過來，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而此前，婦女往往不過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換物，是男性政治的附屬品。這種男性政治最典型的標誌就是中國古代和親政治中作為被交換的物品的婦女，她們是男權國家政治交往和妥協的禮物。作為男權政治之間交換的物品，女性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缺乏自己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運。《紅樓夢》中元春的悲劇命運是由賈家為了實現其家族政治利益與皇室進行交換而決定的，而圍繞著賈寶玉所展開的鬥爭，林黛玉的"木石前盟"敗於薛寶釵的"金玉良緣"，是賈家政治經濟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權衡必然的結局。在封建社會中，婚姻或者說婦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種平衡的砝碼。男性是家族命運的唯一中心，婦女是無足輕重的。只有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婦女才開始逐步確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然而，中國現代婦女解放運動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中國現代婦女解放緣於現代民族國家的目的，附屬於現代民族解放運動。20世紀的中國所有的故事從根本上都離不開"破家立國"這個大故事。"個人解放"和"婦女解放"的故事最終也不過是"民族解放"這個大故事裡的一個小故事。婦女解放不過是民族解放規劃中的一個必要的環節和插曲。婦女解放最初是由於民族解放的需要，是由於國家的召喚。也就是說，"國家"把她們從"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佔有中"解放"出來，是為了將她們變成了"女國民"，直接置於"國家"自己的掌握之中。歸根到底，"國家"把婦女從"家庭"和"家族"以及"男人"的手中解放出來，最終是為了使她們獻祭到"國家"的神壇上。所謂"革命"，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對於"家"的革命。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指出："中國五四時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種策略把婦女納入現代民族國家之中，這些激進分子試圖把婦女直接吸收為國民，從而使之拒絕家庭中建立在親屬關係基礎上的性別角色。" 一句話，20世紀，中國是為了"國家"的目的而被迫從"家庭"解放婦女的。簡單地說，中國現代婦女解放的歷史就是，婦女在"國家"的需要、慫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鎖。為了"救亡"，"國家"被迫把婦女"解放"出來，使她們同男人一道承擔起"救國"的責任和義務。辛亥革命時期秋瑾女扮男裝具有象徵意義。在國民革命中，同樣謝冰瑩的《一個女兵的自傳》所敘述的故事那樣，婦女通過從軍，通過"成為男人"而獲得"解放"。 20世紀50年代，由於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以"鐵姑娘"為代價，婦女進一步擴展了社會平等和權利。實際上，不論中國，還是西方，婦女獲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權國家被迫作出的讓步，都是男權國家被迫從家庭將婦女解放出來去保衛國家。中國現代婦女的解放是在中國深重的民族危機中發生的，現代歐美婦女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全民戰爭所引發的勞動力短缺之際，填補了男人空缺的崗位，走出了家庭，成為了職業婦女，因此分享了從前為男性壟斷的權利。正如伍爾夫所說的："說來也真奇怪，還要感謝兩場戰爭，一場是把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從客廳里解放出來的克里米亞戰爭，另一場是大約六十年後的歐洲戰爭，它為一般婦女敞開了大門，正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這些社會弊端正在逐漸得到改進。"　　因此，婦女解放往往是通過職業化尤其是在戰時和社會危機中以身體的巨大代價而獲得社會平等的權利。歸根到底，婦女解放是在傳統的男權社會發生了危機和動搖的時候，由於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發生的，並且在危機中，婦女與男人在某種程度上建立了一種同志式的平等關係。但是，這種解放能夠走多遠呢？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曾經預言，她們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他們的"出走"和"解放"並沒有真正的前途。婦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最終不過成為民族和階級解放運動的犧牲和祭品。從魯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時代女性"，她們以精神和身體的毀滅證明了"解放"的悲劇前途。所謂"解放"，最終不過是通過打破封建禮教的重重枷鎖束縛，為資本主義市場社會製造了女性的"身體"。或者說，中國現代啟蒙運動和解放運動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使婦女由被封建權力禁錮和打上了封建禮教烙印的"物品"變為"身體"。從歷史的意義上來說，她們不過是為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社會貢獻出鮮活的作為商品的"身體"。田漢30年代的電影《三個摩登女性》和40年代的電影《麗人行》描寫了"娜位走後"的命運。這也就是楊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澤所"啟蒙"和"解放"的林道靜的歷史。張愛玲作為一個反五四和反浪漫主義的作家，在《傾城之戀》等作品中，以反傳奇的風格敘述了女性身體的現代命運。　　在中國現代，婦女解放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而是起源並且附屬於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婦女解放是一種"搭車"的解放。總而言之，婦女的解放是有條件的。婦女的解放被歸屬於更巨大的歷史潮流之中，她們是被解放的，是因為另外的歷史目的、力量和原因而獲得了"解放"。由於婦女對中國革命的廣泛參與，在某種程度上真實地改變了婦女在"革命的中國"的地位。因為中國現代婦女解放是"搭車"解放，所以，在中國現代深重的民族危機中，在中國需要全面社會動員的時候，男權社會被迫向婦女作出最大限度的讓步和妥協，從而使中國的婦女透支了大量的權利，從而使她們的解放達到一種空前的程度，甚至相對全世界來說具有某種"超前性"。但是，同時也很容易發生歷史性的倒退，使男權在妥協性的社會環境崩潰之後捲土重來，從而婦女的平等權利得而復失，出現"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女性商品化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大潮席捲下的中國，"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市場的擴張。此時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進及其"性別書寫"，既有展開和釋放女性身體內涵的意義；但是，同時這具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脫穎而出的感性化的"身體"又及時地被市場和商品化大潮所俘獲和操縱。這種"性別書寫"、"階級分化"同"市場交換"成為了共生的秘史，市場既為性別/階級分化創造了條件，同時，反過來，性別/階級分化又為波詭雲譎的市場經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有不謀而合、異曲同工之妙。在所謂市場社會中，與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淪為真正的無產者的工人一樣，位於社會底層的婦女，同樣淪為最廉價的過剩產品。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或者說在從"革命的中國"向"市場的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女性"的"性別"特徵逐漸被清晰地刻寫出來，中國日益由一個"無性化"的社會轉變成為一個"性別化"的社會。正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突出的現象是婦女的"身體"獲得了解放一樣，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女性的"身體"再一次獲得"解放"。但是，這一次"解放"，不是作為"女國民"或"女同志"，而是作為"女性身體"而獲得解放，婦女在市場社會中獲得了鮮明的性別定義。"改革開放"伊始，"美人頭"作為"改革開放"的標誌開始在雜誌封面拋頭露面、搔首弄姿，隨之而來的是化妝、選美和性工作。女性開始被性別規劃、職業化和商品化。女性身體引人注目地開始作為商品進入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轉型中，女性身體逐漸被重新從性的角度被規劃、開發、使用和詮釋。到了90年代，由於市場經濟的發育日趨成熟，廣告這一最典型和活躍的大眾文化工場成為了新的意識形態的重要生產基地，男/女性別被塑造和銘刻成為兩類固定的社會形象：男人被塑造成為"成功人士"，社會權力和財富的生產者、壟斷者和消費者，而女人則被塑造成為男性佔有和消費的對象，即成為一種社會消費品--"做女人挺好"。在90年代的大眾文化領域，階級的構造和性別的構造攜手共進，共生共榮。"女性身體"全面地潮水般地湧入生產/消費和市場。　　無論人們多麼不願意正視；然而，實際上買賣婚姻是人類婚姻的常態。在市場社會，婚姻無可避免地具有這個社會最本質的特點，即婚姻無可避免地成為買賣的婚姻。只要有市場的地方，就無可避免地存在著買賣關係，而婦女自古以來就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而性買賣不過是一種最直言不諱的表達形式。性買賣幾乎是和私有財產、市場同時出現的一種古老現象。當然，婦女成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條件。在部落社會，婦女是部落之間流動的禮物，婦女無法從部落財產分離出來。從中國歷史上看，女性身體的處置成為一個有趣的變化過程。性工作者這一形象和職業是在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過程中逐漸分化和凸顯出來的。中國古代有所謂"四大美人"，但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專寵和禁臠。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後，"美人"不再被重重宮牆封鎖和被皇帝獨佔，而是被解放出來，被大張旗鼓地展示於紅燈高照的妓院。從此，美人從宮廷流入了市場，進入了偉大的商業交換和流通。歷史傳說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嬪妃，而是妓女。從薛濤、蘇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們都是"職業女性"。從宋徽宗"夜會李師師"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有趣的變化。到了宋代，市場已經充分顯示了它無所不能的偉大力量，這種驚人的魅力連皇帝也甘拜下風。根據傳說，清代同治皇帝因為到紫禁城外買春而死於梅毒。到了市場經濟發達的時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權；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場去購買。性的消費成為男性的一種普遍共享的權利。妓院成為了男性的共和國。正如美國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對於黑人奴隸的種族奴役之上一樣，在對於女性的性別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婦女存在的形態是不斷變化的。在中國歷史上，婦女明顯地經歷了從宮廷和從家庭解放出來的歷史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擺脫宮廷帝王的壟斷，進入市場，成為商品，也是一種"解放"。買賣婚姻和賣淫一方面是對於婦女身體的奴役和貶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對於婦女身體的肯定和解放。從封建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被剝削者擺脫了人身依附關係，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就是說，最少他們在"賣"這一點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樣可以正當地、自由地出賣自己的身體和勞動，作為性工作者，婦女使自己的身體進入市場，進入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的偉大循環。婦女賣淫，與工人出賣勞動力、知識分子出賣知識一樣，它體現了資本主義共和國最基本的買賣規律。　　這是資本主義普遍的賣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藍領工人、白領工人或者說知識分子的唯一區別在於，他們所出賣的是身體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場社會，婦女的身體淪為商品是必然的。不論是以隱蔽的還是公開的形式出賣。由於整個社會無法擺脫這種壓迫結構和買賣關係，由於現代文明是一種壓迫性的社會，所以婦女的被壓迫、被剝削、被買賣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階級的、壓迫性的社會中，如果商品經濟是一種必然的社會現象，如果"等價交換"和"自由貿易"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規律；那麼，禁止性買賣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賣勞動力是不可能的一樣。簡單地從道德上來反對醜惡的買淫和賣淫，就像簡單地從道德上譴責資本家的血汗工廠一樣是無力的和虛偽的，因為買淫和賣淫是一種基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在普遍存在的賣淫社會，其區別只在於這種買賣或者是公開的，或者是被掩蓋起來的。"這種權衡利害的婚姻，在兩種場合都往往變為最粗鄙的賣淫--有時是雙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處，只在於她不是像僱傭女工計件出賣勞動那樣出租自己的肉體，而是一次永遠出賣為奴隸。" 一方面縱容剝削，另一方面卻羞羞答答不敢正視性剝削，將性剝削的政治變成為一個道德分區，將剝削的政治性轉換成道德，使性剝削無名化或者驅逐到地下，結果不是性剝削的消失，而是性剝削的被迫遺忘。恩格斯針對這種男權社會的虛偽說："雜婚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也是一種社會制度；它使舊時的性的自由繼續存在，以利於男子。在實際上不僅被容忍而且特別為統治階級所樂於實行的雜婚制，在口頭上是受到非難的。但是實際上，這種非難決不是針對參與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針對著婦女：她們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這種方法再一次宣布對婦女的絕對統治乃是社會的根本法則。" 如果要真正消滅性別壓迫、賣淫和性剝削，那麼，首先必須消滅經濟的不平等和剝削關係："男子在婚姻上的統治是他的經濟統治的簡單的後果，它將自然地隨著後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勞動是人的自然機能一樣，性也是人的一種自然機能。對於勞動的獨佔與剝削，與對於性的獨佔與剝削是同時產生的。同時，它也產生了對於勞動和性的侮辱。在所謂文明社會，勞動和性成為了壓迫和奴役的一種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鮮明的標誌。正如工人為了金錢而出賣勞動力，婦女也同樣為了金錢而賣淫。在壓迫性的社會中，位於社會最底層的婦女無法真正成為社會"主體"。到目前為止的所謂婦女解放，是從作為"物品"的婦女到作為"商品"的婦女的歷史過程，婦女是作為商品而被解放出來的"身體"。婦女真正獲得解放，必須待到婦女的身體不再是買賣的對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須等到工人不再被迫從事奴役性的勞動一樣。"結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係，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後，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相互的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 只有當勞動和性交是出於愉悅而不是被迫發生的，才成為真正美麗的。這種勞動和性的自由享樂將構成人性解放和人類解放的重要標誌。　　　　2003年1月10日初稿　　2006年11月3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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