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的爭議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這意味著文學構思可以超越時空，不受任何拘束。王夫之則在《姜齋詩話》中指出：「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即極寫大景，如『陰晴眾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這意味著詩人能看多遠，詩筆就延伸多遠，不能超越視覺的閾限。這兩種明顯對立的說法，都有不少擁躉，因此詩歌中的距離便成了爭議的焦點，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宋代王得臣在《麈史》一書中說：「白傅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於黃鶴樓宴罷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句則美矣，然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白傅」指的是詩人白居易，白居易晚年官居太子少傅，所以後人常以「白傅」稱之。白居易雖然是大詩人，但是王得臣對他寫的「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這兩句詩頗不以為然。理由是頭陀寺在城東絕頂處，距離長江甚遠，再大的風浪也不至於把江上的浪花濺到頭陀寺去。儘管有人告訴王得臣這是誇張之詞，與《詩經》中所謂的「峻極於天」是一樣的思維，但是王得臣依然認為詩歌應該堅持「實錄」原則，排斥「白花浪濺頭陀寺」之類的不實之語。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嚴有翼在《藝苑雌黃》中說，歐陽修「《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因為距離「甚近」，在有的人看來，詩歌便不能用「山色有無中」這樣的表述；至於「永叔短視」云云，則可謂是對歐陽修的酷評。針對這種觀點，嚴有翼打圓場般指出「山色有無中，非煙雨不能然也」。據現代學者沈玉成考證，位於揚州的平山堂，「距離金、焦、北固諸山，並不『甚近』，大約有三十里，煙雨霏霏，從堂中遠眺，山色有無正是眼前實景」。可見因為距離問題，「山色有無中」便成了各方博弈的焦點。其實，王維早就有「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的成句，歐陽修在這裡除了即景之外，兼有用典的成分在內。明乎此，難怪「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

明代楊慎在《升庵詩話》中評價杜牧《江南春》一詩道：「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楊慎認為杜牧詩歌涵蓋的「千里」範圍非人之聽力和目力所能及，所以想當然地認為杜牧詩歌原本是「十里鶯啼」，今本作「千里鶯啼」，乃「俗人添一撇」所致，於是很鄙夷地說道：「士俗不可醫也。」對於楊慎的說辭，何文煥頗不以為然，他在《歷代詩話考索》中批駁說：「即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著，看得見。題雲《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台多在煙雨中也。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煥和楊慎的分歧，既有對詩歌主旨理解的不同，也和詩歌所涉及的距離以及涵蓋的範圍有關。

有道是距離產生美，但是以上幾則詩話卻充分表明了距離足以產生爭議。假如窮根溯源作深層次分析，可以發現這些爭議產生的原因在於以考據的思維和標準評價詩歌。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序里說考據只能斷定「已然」，而文學藝術卻可以想像「當然」和測度其「所以然」。以考據的尺子來衡量詩歌，難免方枘圓鑿，爭議自是不可避免。

其實，「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是說文學源於實際生活，並不意味著文學不能進行超越時空的書寫。儘管文學來源於生活，但文學終究是對生活能動的反映，可以視通萬里、想落天外。而恰恰是詩評家的短視，使得詩歌所涉及的距離成了有爭議的話題。

（作者：朱美祿，系貴州財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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