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定幸福不了的民國才女們

　　原題：出場炫目,謝幕冷清——民國才女和她們的命運

　　(本文刊發於《同舟共進》2015年11期，下文為未刪改稿)

　　近年，有意無意間閱讀了大量民國時期女作家的作品，不由自主地為她們的才華所傾倒，也不由自主地尋找與她們有關的資料、傳記進行了解，亦不由自主地對她們的創作、人生和命運進行思考。我知道，關於民國才女的書籍文章不說多如牛毛，至少可以稱得上是層出不窮，而且廣受歡迎。並不是想湊熱鬧，而是想以我的角度去理解她們、解讀她們。

　　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裡，湧現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女作家，她們構成了民國時期一道亮麗的、獨特的、色彩斑斕的風景。

　　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民國就是這樣一個時代，她的自由和開放帶來了思想的解放和行為的進步，也因為自由和開放讓一些人的野心不斷膨脹，最終帶來了意料之外的毀滅和苦難。

　　民國女作家在這樣的環境下破繭而出了。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裡，湧現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女作家，陳衡哲、石評梅、廬隱、冰心、蘇雪林、凌淑華、丁玲、沉櫻、謝冰瑩、林微因、陸小曼、蕭紅、梅娘、蘇青、張愛玲等等，她們構成了民國時期一道亮麗的、獨特的、色彩斑斕的風景。這些才女們以文學為籌碼，在民國的舞台上瀟洒亮相、盡情展示，引起了無數人的駐足欣賞，引來了中國社會一浪接一浪的文學熱潮，引發了比她們作品更為精彩離奇的遭遇。

　　《小雨點》(陳衡哲)、《濤語》(石評梅)、《海濱故人》《女人的心》(廬隱)、《繁星》《寄小讀者》(冰心)、《綠天》《棘心》(蘇雪林)、《花之寺》《女人》(凌淑華)、《莎菲女士的日記》《自殺日記》(丁玲)、《意外》《喜筵之後》(沉櫻)、《從軍日記》(謝冰瑩)、《你是人間四月天》(林微因)、《愛眉小札》(陸小曼)、《生死場》《呼蘭河傳》(蕭紅)、《魚》(梅娘)、《結婚十年》(蘇青)、《金鎖記》《傳奇》(張愛玲)等等作品，無一不是那個時代青年讀者愛不釋手的佳作，不少作品至今仍然閃耀著光芒，相信這種光芒還會繼續閃耀下去，因為一個個隱藏於靈魂深處的陰暗角落需要它們去照亮。

　　蕭紅、丁玲、冰心、廬隱的著作，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便已經讀到過。石評梅、張愛玲等人的作品，則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接觸。

　　記得第一次讀的丁玲的著作叫《在黑暗中》，還是繁體版的，當時丁玲還沒有平反。她的作品，讓正在讀中學而閱讀又不多的我感到特別地興奮，世界上還有這種小說，還存在著這樣的生活?我感覺丁玲這個作家很大膽，對感情的敘述和描寫很細膩，人物的命運讓人扼腕長嘆。後來我知道了丁玲是三十年代成名的大作家、大右派。此後，我又陸續讀到了丁玲更多的作品，包括她得到斯大林文藝獎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但感覺她後期的作品都不如她早期的那些描寫女性的作品具有震撼力了，復出之後創作的《魍魎世界》、《風雪人間》，簡直有點不忍卒讀。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我讀到湖南文理學院(那時叫常德師專)李達軒教授的丁玲研究專著《丁玲與莎菲系列形象》，李教授認為丁玲之所以能夠塑造出莎菲系列形象，在於她幼年的痛苦經歷、外國文學特別是俄羅斯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對光明的追求等。李教授說: 「丁玲對於新文學的突出貢獻是她塑造了以莎菲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因為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是新文學史上其他的作家所無法代替的。在這一系列形象中，聚集著作者的創作個性，這一系列形象，是丁玲獨創性的集中體現。而丁玲三十年代以後的其他作品，包括《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並不能很好地體現作者的創作個性。……我們不能根據哪一部作品的獲獎與否來評定其美學價值和藝術價值。」我認同李教授對丁玲的分析，也贊成他對丁玲總體創作成就的評估。的確，丁玲的的早期作品是不同凡響的，也是具有獨特藝術魅力的，要不，她也不會在作家和作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二三十年代脫穎而出。

　　我讀的第一篇廬隱的作品是她的中篇小說《海濱故人》，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一本供電大學生學習的中國現代作家作品選集上，後來又陸續讀過她的《女人的心》等作品。我發現廬隱的小說語言清新、淡雅、細膩，卻又飄蕩著一股濃厚的哀愁。她的小說無論是主題、內容、人物，還是結構、氛圍，都與丁玲的莎菲系列小說有著諸多相似，露沙、素璞與莎菲、陸萍等等人物，都有不少相同之處，而廬隱的成名是在丁玲之前。我並不是說，丁玲的創作借鑒了廬隱的作品，兩人的作品畢竟還是有很多的不同，特別是語言上。廬隱的語言更淡雅一些，丁玲的語言則更凝重一些，但受影響是肯定的。因為廬隱當時已經是大名鼎鼎的女作家了，包括茅盾在內的名家曾經給予廬隱的小說創作以很高評價，茅盾還說，五四以來注重革命性社會題材的女作家廬隱是第一人。我喜歡廬隱甚至超過喜歡丁玲，她字裡行間透露出的那種悲哀和凄涼，讓人揪心，讓人疼痛。她在《廬隱自傳》里就說過:我簡直是悲哀的嘆美者。這樣一位悲哀的嘆美者，在如今的民國熱和民國才女熱中，似乎有些被冷落，對她的研究也比較少，她對五四以來文學的貢獻及其影響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被文學研究者和評論家有意無意忽略了。

　　初讀蕭紅的《生死場》的時候，我被作品的冷峻驚呆了。天啦，這是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也難怪魯迅這樣一位高傲的大家要為之作序並極力推薦了。魯迅在給《生死場》作序時，稱讚蕭紅「力透紙背的寫出了」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死的掙扎。她寫農民跟動物一樣，吃喝、勞作、配偶、生殖，「忙著生、忙著死」，表達了蕭紅對她的家鄉父老的悲憫心情。這種悲憫之情是同時代其他作家所缺少的。讀了她大多數作品之後，我不能不為她的才華折服。我個人認為，民國時期的女作家中，蕭紅的藝術功底是最深厚的，也是最具有敘述能力和感覺能力的。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她定會有更加傑出的作品奉獻出來。儘管她的作品不算很多，但僅就《生死場》與《呼蘭河傳》就足夠讓她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位置了。然而，因了她作品內容的不夠時尚、情節的不夠刺激，便註定了她不可能像張愛玲一樣熱起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隨嬸娘到她湖北公安的老家去，在一個小鎮的供銷社，我購買到了兩本讓我愛不釋手的書，一本是俄國作家蒲寧的中短篇小說集《故園》，一本是由沉櫻翻譯的《女性三部曲》。《女性三部曲》收錄了三個作家的三個中篇:德國作家穆特福開的《婀婷》，美國作家赫斯登的《斷夢》，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愛絲雅》。這三部小說都是浪漫主義傑作。不僅情節曲折迷人，而且語言婉約凄美。我不由得對譯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好在書前有短短兩千字的《沉櫻小傳》，方知她是民國時期的才女，二、三十年代即出版了五部短篇小說集，翻譯的作品更多，特別是她到台灣後翻譯的茨威格的名著《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曾經風靡台灣島，一版再版。

　　石評梅的散文實在是太美了，那是一種清純的高傲的美，有如空谷幽蘭，又如山澗小溪。尤其是收入在《濤語》裡面的那些文字，讓人如痴如醉。她把人生滲得如此之透卻又懷有無限美好與憧憬。只可惜天不佑人，她只活了27歲，是民國女作家中壽命最短的。

　　蘇雪林和凌淑華是屬於學者型的作家。她們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開展文學創作。儘管她們的作品相比其他才女而言，顯得冷靜和理性一些，但也不乏熱烈和激情的描寫與敘述。如蘇雪林的自傳小說《棘心》、凌淑華的《綉枕》，亦寫滿了女人內心的渴望、掙扎、寂寞、痛苦。

　　梅娘很早就表現出文學天賦，少年成名，16歲就出版作品《小姐集》。從日本留學歸國後，她的文學創作進入高峰，先後出版《魚》《蟹》等中短篇小說集。1942年北平的馬德增書店和上海的宇宙風書店聯合發起「讀者最喜愛的女作家」評選活動，梅娘與張愛玲雙雙奪魁，從此有「南玲北梅」之譽。

　　因為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教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張愛玲的極力推崇(稱張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金鎖記》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中篇小說)，讓這個上世紀四十年代紅遍上海灘的女作家重新浮出水面，迎來了經久不衰的張愛玲熱。張愛玲的大多數作品我都讀過，她的確是一個文字高手，對小市民特別是女性的描寫確實十分準確、到位，甚至可以說是入木三分。她的眼光十分敏銳，筆頭也十分刻薄。把人性中最為隱秘的部分赤裸裸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然而，我個人認為，張愛玲的作品被我們很多人無限拔高了，就作品的深度和廣度來看，是遠不及魯迅的; 就作品的美學意義來說，也不及沈從文;就作品的趣味性來說，還不久錢鍾書的《圍城》。傅雷先生對張愛玲《金鎖記》之外的其他作品予以否定，認為它們選材不嚴、開掘不深、主題不夠鮮明、文風華而不實，(余斌《張愛玲傳》)這並非全是苛刻之詞。張愛玲是一個很講究技巧的作家，從她的的小說里，我們看到了太多的技巧。巴金先生曾經說過「最大的技巧就是無技巧」，這話並非嘩眾取寵之言。張愛玲的作品就是因為技巧太多，而削弱了其感染力。她的作品既不會讓人熱血沸騰，也不會讓人掩卷長思，只剩下會心一笑，儘管笑得有些苦澀。但是，張愛玲確實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對小市民心理的把握上還沒有人能夠與之相比。

　　冰心與這群女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她一直沉浸在童話世界裡，不斷地倡導博愛與溫情。文字很優美，意境很高遠。但在對自由的嚮往上，她與那些才女別無二致。

　　這是一群才華橫溢的女作家，這是一批叱吒風雲的新女性。她們在那個屬於她們的時代里破土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震驚了整個文壇，震驚了整個社會，讓人們不得不對這群才女心生無限的敬意與愛慕。

　　她們是一群脫韁的野馬，在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吶喊馳騁，她們毫不畏懼地解放自己，走向浪漫，以她們作品中的主人公為榜樣。她們有風光無限、快樂無比，也有挫折無助、凄慘悲涼。她們為民國、為歷史增添了豐富內容，也為後人留下了無限想像的空間。

　　歌德在《少年維特的煩惱》的開篇曾寫過這樣一句話:青年男子誰不善鍾情，妙齡女子誰不愛懷春?才華出眾的民國才女們，情感世界自然不會單調乏味。她們的思想、她們的文字、她們的憧憬，都與愛和被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愛不僅是她們的口號，更是她們的旗幟。她們是一群脫韁的野馬，在民國的天空下吶喊馳騁。她們演繹了一個接一個跌宕起伏、美艷絕倫的悲喜劇。

　　蕭紅屬於典型的敢愛敢恨型才女。因為與家庭決裂而離家出走，與一個叫李沽吾的大學生同居。後因經濟困難及其無法說清楚的原因，又與解除婚約的汪殿甲同居。在蕭紅身懷六甲之時，汪殿甲拋棄了她。腆著大肚子的蕭紅只好流落哈爾濱街頭。因為投稿認識了在報社做編輯的蕭軍，於是很快便與蕭軍同居。之後，他們開始了長達六年的沒有婚姻的婚姻生活。其間，有夫唱婦隨，也有矛盾糾葛。蕭軍責怪蕭紅沒有「妻性」，蕭紅說她不堪蕭軍的拳腳。也有人說，他們感情出現裂痕是因為蕭軍與著名編輯家黃源的妻子許粵華有染(葉君：《蕭紅與蕭軍》)。1938年4月，蕭紅與蕭軍在西安正式分手，她的肚子里卻懷著蕭軍的孩子。剛剛與蕭軍分手，蕭紅立即投入到了另外一場情感漩渦之中，這次的對象是當時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作家端木蕻良。1938年5月，蕭紅與端木蕻良在武漢結婚。然而，在日軍逼近武漢，只有一張船票的時候，端木蕻良去了重慶，留下了蕭紅。他們的愛情也從此也走向了末路。據遲子建說，美國著名汊學家葛浩文一次和她談起他當面指責端木蕻良辜負了蕭紅時，端木突然痛哭失聲。遲子建寫道:我想無論是葛浩文還是我們這些蕭紅的讀者，聽到這樣的哭聲，都會報之以同情和理解。畢竟，那一代人的情感糾葛，愛與痛，歡欣與悲苦，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端木蕻良能夠在風燭殘年寫作《曹雪芹》，也許與蕭紅的那句遺言不無關係：「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遲子建：《落紅蕭蕭為哪般》)

　　香港是蕭紅人生旅途的最後一站，駱賓基則是她姻緣路上的最後一個情人。蕭紅和端木蕻良去到香港不久便結識了駱賓基，駱也是東北人。由於蕭紅的介紹與推薦，端木蕻良將自己在《時代文學》上連載的《大時代》停下來，發表駱賓基的《人與土地》。為了表達感激之情，駱賓基常去看望蕭紅夫婦。駱賓基的頻繁到訪便給了病榻中蕭紅最大安慰和無限溫暖。不久，蕭紅病重住院，駱賓基更是長時間廝守她身旁。一日，病榻上的蕭紅緊緊握住駱賓基的手對他說：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就是最慷慨的人。她要求駱賓基將來把她送回東北老家，並在一種凄楚和蒼涼的神情中對他說：「駱君，到那時你肯娶我嗎?」不久，蕭紅帶著她最後的感情依戀，結束了她坎坷陰暗而又光芒四射的短暫人生。(駱賓基《蕭紅小傳》)

　　蕭紅是個性解放的實踐者，在感情問題上，她是無拘無束的，甚至是不計後果的。在上海的蕭紅，曾經因為與蕭軍的感情出現問題，而東渡日本散心，回來後卻跑到北京去找李潔吾，可是此時李潔吾已經結婚，她的到來，又為李妻所不容。不得已，她又回了上海。回上海後，曾到魯迅先生墓前去哭訴。余傑等人說，她與魯迅也有某種超乎尋常的關係。她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可以隨便出入魯迅家裡的人之一，是除了家眷之外的唯一女性。據說許廣平都生了妒意。(余傑：《魯迅和蕭紅:另一種情懷》

　　丁玲的情感生活的豐富與複雜，一點不遜於蕭紅，然而丁玲似乎沒有蕭紅那麼受傷。丁玲有跡可查的戀情共有四段:胡也頻、馮雪峰、馮達、陳明。

　　1924年，丁玲來到了北平。不久便結識了青年編輯和革命青年胡也頻。胡也頻苦苦追求，特別是胡也頻借了錢追到湖南去看望因家庭遭遇不測而沉浸在痛苦中的丁玲母女，終於敲開了丁玲緊閉的愛情大門。後來，他們歷經磨難走到了一起。可是，1931年2月7日，年僅29歲的胡也頻卻被槍決於上海的龍華司令部。丁玲第一段戀情便以這樣殘酷的方式結束了。

　　丁玲在與胡也頻相愛的同時，又愛上了文學天才馮雪峰。馮淵博的知識和不凡的談吐以及對革命前途的美好描述，讓丁玲神魂顛倒。性格開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兩個男人共同生活，他們真的在西湖邊共同相處了一些日子，結果胡也頻堅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從文。沈從文告訴他夫妻之間應該怎麼相處，胡也頻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終，馮雪峰離開了杭州，胡也頻與丁玲就和好如初了。 (沈從文：《記丁玲》) 丁玲的心裡一直暗戀著馮雪峰，即使在馮雪峰結婚之後，丁玲還向他發起過多次猛烈的愛情攻勢，被理智的馮雪峰拒絕了。正如胡也頻犧牲以後，丁玲在寫給馮雪峰的那封曾經轟動上海灘的《不算情書》中所表露的那樣，如果當時馮雪峰勇敢一點，即便她已經和胡也頻在一起了，她也會義無反顧地跟著馮雪峰私奔的。如果不私奔，只要馮雪峰願意，丁玲也會毫不猶豫地獻身於馮。可能馮雪峰過於理智，又或許正在從事革命工作，害怕因感情糾葛引來麻煩吧，總之，馮雪峰克制了這份感情，儘管他也很愛丁玲。

　　之後，丁玲又認識了英文翻譯兼革命者的馮達，並且很快墜入情網，他們於1931年11月住在了一起，後來結婚，並一起過了三年。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馮達在家中同時被捕，馮達很快叛變了。國民黨為了感化丁玲，在獄中給了丁玲比較好的待遇，她也一直和馮達住在一起，獄中的丁玲懷孕了，並於1934年9月生下了一個女嬰。出獄後丁玲離開了馮達到了延安，從此他們再也沒有見過面。丁玲與馮達的這段戀情，是丁玲心中最為忌諱的傷疤，也是她長期以來遭受黨內詬病的主要原因。

　　丁玲來到延安之後，愛上了比她小13歲的陳明，並不顧眾人反對，開始了丁玲似的強大愛情攻勢，終於，他們在人們的嘲諷和挖苦聲中正式結婚。陳明也是最終陪伴丁玲走完人生之路的伴侶。(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

　　關於丁玲的感情生活，還有不少傳說，有的或許是捕風捉影，但並不全是空穴來風。丁玲曾經和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大人物有過親切交往。晚年的丁玲還說：「他對我怎麼樣，我不管，我對他(毛澤東)一往情深。」(盛夏：《毛澤東與周揚》 )

　　我發現，丁玲是把革命和愛情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女作家，儘管最早寫革命加愛情小說的並不是她。她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她愛慕的或愛慕她的，還是更大的革命者。我曾經很疑惑，丁玲如此革命，為何在情感上卻比較放縱甚至出格?當我知道了更多革命者的經歷之後，才明白，革命和愛情是可以兩不誤的。

　　廬隱是一個特立獨行、為了愛情不顧一切的人。這樣的女人，即使在現在，也不算很多。

　　1916年，在北京求學的廬隱寄居北京舅父家時，與鄰居林鴻俊相識，基於相互同情發展成為戀愛關係，這是廬隱的初戀。她把他們的戀愛經歷寫成七八千字的文言小說《隱娘小傳》，可見她對這份感情的投入程度。隨著接觸的增多，廬隱覺得林鴻俊思想平庸，倆人對人生的看法一天天相去甚遠，感情也日漸惡化，終於在1921年與其解除婚約。之後，廬隱在投身學生運動時，認識了北大學生郭夢良，由於欣賞郭的才華和學識，廬隱不知不覺中愛上了這個在故鄉福州娶有妻子的男人。她寫信給郭夢良說道：「只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這樣熱烈真摯的愛情，哪個男人抵擋得了?不久他們便開始同居，1923年在上海舉辦了盛大的婚禮。可是，郭家卻長久不承認這樁婚事。與有婦之夫的相戀、結婚，即便十分開放的民國也是一件十分大膽的行為，為社會所歧視，廬隱因此遭受了許多白眼與侮辱，讓她備受屈辱。可是，廬隱就是廬隱，她以自己一己之力，對抗雙方家庭和整個社會的重重壓力，明確大膽地愛我所愛，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妥協。廬隱對郭夢良的愛是發自內心的，是全心全意的。她在《一個情婦的日記》里表達了她對愛情的堅定立場：「我是這樣一個熱情的固執的女孩兒，我愛他，我永遠只愛他，在我一生里，我只追求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願意服帖地愛，我只要能佔有他——心和身，我變粉身碎骨都情願。」這與她的愛情觀和她對愛情的執著有關。她說: 有人稱我為描寫男女戀愛的專家……我雖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辭。本來世界上最大的問題，也不過男女的戀愛而已。她認為愛情的條件有三點:一是彼此深切了解。二是性情合得來。三是有為了愛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精神。(《廬隱自傳》)廬隱做到了這一點。回到郭家之後，她受盡冷眼、諷刺和刁難，但她這樣一個知識女性，名聲響亮的作家，為了她的愛，為了她心愛的人，她願意捨棄一切。

　　1925年，丈夫病逝，留下不滿周歲的女兒，廬隱扶靈回到婆家。可是，換來的依然是冷遇。這個堅強的女人，終於支撐不往了，整日以淚洗面，以酒解愁。1928年，廬隱認識了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生李唯建，比她小10歲李唯建開始瘋狂追求廬隱，廬隱開始怎麼都不肯答應，她還沒有從喪夫的痛苦中解脫出來，也不確定李對她是否有真愛。「我願你把你心靈的一切都交給我，我雖是弱者，但擔負你的一切我敢自誇是有餘的!」李的表白終於點燃了廬隱心中的愛火，他們於1930年東渡日本結婚，次年生下女兒。1934年廬隱再次臨盆生產，她本該去醫院分娩的，可他們為了節省費用只花小錢請了一個接生婆，然而，接生婆不小心把她的子宮劃破了，導致失血過多去世。一個天才作家的生命就這樣終結在36歲的路途上。

　　儘管廬隱的愛情行為有些不合常理，但她卻是民國社會一個愛得最堅決、最徹底、最純粹的才女。她為愛而生，也為愛而死。

　　石評梅的愛情始於熱烈，止於哀痛。她的故事讓人敬意尤生，扼腕長嘆。

　　與其他才女一樣，石評梅的初戀也是無拘無束的。1923年秋天，石評梅在北京女高師範畢業後，留校任該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國文、體育教員。她瘋狂地愛上了外交部職員吳天放，並與吳詩詞唱和，情意綿綿。可一日，石評梅發現對方已有妻室，看到吳天放沒有離婚娶她的意思之後，石評梅不顧吳的威逼利誘(如公開石寫給吳的情書)，毅然決然地放棄了這份愛情。

　　初戀的打擊讓石評梅緊緊關閉了感情的大門，不再相信愛情。

　　高君宇是一位革命者，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1921年他們在一次同鄉會上認識。倆人往來不久，高君宇就墜入情網——石評梅不僅相貌出眾，才華更是讓高君宇拍案叫絕。儘管石評梅也愛對方，但初戀失敗的陰影仍然讓她揮之不去，她拒絕了高君宇。

　　高君宇並未氣餒，他要用極其真摯的情來感動石評梅。他在香山採摘了一片紅葉，在紅葉背面寫上「滿山秋色關不住，一片紅葉寄相思」寄與石評梅。

　　雖然石評梅敬重高君字的才華與膽識，但又不敢輕易允諾，所以把紅葉又寄了回去，並在紅葉反面寫道 「枯萎的花籃不敢承受這鮮紅的葉兒」。不久，高君宇從廣州給石評梅又寄了一對象牙戒指中的一隻，象徵倆人純潔而堅貞的感情。這一次石評梅鄭重地接受了那枚戒指。從此他倆的手指上各戴一枚純潔如玉的象牙戒指，直到他倆生命的最後一息。

　　正當石評梅準備把自己完全交給這位戀人時，1925年3月，高君宇因過度勞累，一病不起，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這個消息對石評梅猶如晴天霹靂，她後悔當初沒有接受他的求愛。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題寫了他生前的詩句：「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去世後，石評梅寫下了諸多懷念君宇、訴說衷腸的文章，可謂字字滴血、聲聲含淚。如《濤語》系列、《縱情寄向黃泉》、《我只會獨葬荒丘》、《腸斷心碎淚成冰》、《夢回寂寂殘燈後》、《墓畔哀歌》等等。

　　1928年9月18日，石評梅猝患腦膜炎，醫治無效，於9月30日亦死於當年高君宇病逝的協和醫院。她死後，友人們根據其生前曾表示的與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處，願死後得並葬荒丘」的願望，將其屍骨葬在高君宇墓畔。石評梅與高君宇的愛情是純潔高尚的，可歌可泣的，因其生不同寢死同穴，更顯其完美無暇、悲壯感人。

　　林薇因與陸小曼的出名，與其說是她們的才華和美貌，還不如說是因為大詩人徐志摩，作為作家的她們更是與徐志摩息息相關。

　　他們之間的感情糾葛，可能很少文化人不知道的。一部《人間四月天》的電視劇，將徐志摩與她們的故事於幾十年後再次演繹了一遍。

　　從美國不遠萬里跑到英國拜訪大哲學家羅素的青年才子徐志摩，在倫敦與林薇因不期而遇了。於是，徐志摩和不少人的命運因此而改變，自然包括林薇因與陸小曼。

　　林薇因在倫敦遇到徐志摩時，才16歲，可她早已被父母許配給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了。徐志摩為了能夠能與林薇因結秦晉之好，不惜與結髮妻子張幼儀離婚。可是，徐志摩沒有得到他想得到的。由於林薇因年紀尚小，徐志摩已有家室，父輩有意結林梁之好，林薇因拒絕了徐志摩的求愛。據說，林薇因拒絕徐志摩還因為她的家人的堅決反對，原因是林薇因是林父之妾所生，在林家妾生子女本來就低人一等，嫁了個結過婚的男人更加抬不起頭。(韓石山：《林徽因徐志摩愛有多深》)電視劇《人間四月天》播出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長女梁再冰向媒體發表聲明說：「我很了解徐志摩同我父母之間關係的性質。徐志摩是我家兩代人的朋友。他曾經追求過年輕時的母親，但她對他的追求沒有做出回應。他們之間只有友誼，沒有愛情。……破壞另外一個家庭而建立的婚姻是她感情上和心理上絕對無法接受的，因為她自己的母親就是一個在沒有愛情的婚姻中受到傷害的婦女。」這則消息，進一步證實了林徽因拒絕徐志摩的真實原因之一是因為林的出生和徐的已婚。從梁思成跟林微因所生的兒子梁從誡對徐志摩的評論上，進一步證實了徐林之間是有很深感情的，梁從誡說：幸好他坐飛機失事死了,要不然還不知會弄出什麼是非出來。

　　儘管林薇因嫁給了梁思成，但與徐志摩的交往卻十分密切，加入徐志摩主持的新月社，參加徐志摩組織的活動。林徽因在文學上的成就，除了她自身的天賦之外，與徐志摩的幫助和提挈有著莫大的關係。林徽因在與梁思成的婚姻期間，與哲學家金岳霖有過一段纏綿悱惻的情感插曲，差點毀滅了她的家庭。金岳林是徐志摩的朋友，還是徐介紹他認識林徽因的。認識之後便愛上了她，並且總是選擇相鄰而居，以便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差點就得手了。當林徽因將自己同時愛丈夫和金的消息告訴梁思成時候，梁思成表現了足夠的君子風度，離家讓林徽因自己抉擇。後來不是金岳霖良心發現遠離林徽因，事情還不知怎麼收場。

　　林徽因在文學上的成就，應該歸功於徐志摩。林的詩歌，其手法與風格與徐有著驚人的相似。比如林的那首被很多人稱道的《你是人間四月天》，無論是意境、格調、語句都活脫脫是徐志摩的翻版。

　　提到林徽因就必然要提陸小曼，因為她們都與徐志摩有著無法割裂的聯繫。陸小曼不僅人長得漂亮，也多才多藝，詩和散文都寫得很有靈氣，山水畫更是獨具特色。陸是那種敢愛敢恨的人，她與徐志摩的愛情不僅當時轟動京滬，就是今天，也讓世上有情人羨慕忌妒恨。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父母之命還很難違抗，而陸小曼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與徐志摩戀愛，還義無反顧與丈夫離婚，嫁給了徐志摩。雖然陸的第一個丈夫王賡並非出生豪門，但人家留學過美國、回國後身居高位，是一位前途無量的男人。不說是一個世紀前，就是放在今天，即便沒有愛，也沒有幾個女人願意與這樣的男人離婚的。陸小曼不僅離婚了，而且離得高調，離得世人皆知。徐志摩遇難後，陸小曼大病一場，卧床一月有餘，病癒後便寫出了《哭摩》等痛徹心扉的悼念文章：「摩!別說是你，就怕是蒼天也不知道我現在的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傷!從前聽人說『心痛』，我想人的心怎會覺得痛，這不過是說說好玩而已，誰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嘗著這一陣陣心中絞痛似的味兒了。」(《哭摩》)在所有悼念和回憶余志摩的文章中，陸小曼的文章是寫得最好的，倘若她對徐志摩愛得不夠深，是絕對寫不出那樣的文字來的。

　　與徐志摩關係親切的還有一個人，那就是凌淑華。依我看，凌淑華是愛徐志摩的，徐對她也有很深的感情，據說徐父很滿意凌淑華，想要她做兒媳，可是，由於陰差陽錯她與余志摩失之交臂。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國，住在上海新新旅館，同時接到凌叔華、陸小曼兩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陸小曼的丈夫王賡亦同時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歡凌叔華，因此當父親到來的時候，即說:「叔華有信。」然後就把放在枕邊的一封信拿給父親看。徐申如打開信來閱讀，站在徐申如身邊的王賡也跟著看，這時，徐志摩發現王賡的臉色大變，於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邊。這才發現，凌叔華的信仍在，拿給父親看的是陸小曼的信，徐志摩當下便失了聲色，他知道自己闖禍了。序幕一拉開，以後的故事逼得主角們將劇情發展下去，很快便進入了高潮。不久後，陸小曼與王賡離婚並回到北京。自此，徐、陸的關係急轉直上，不久就結婚了。誰也難否認，這封「陰錯陽差」的信把徐、陸逼到牆角，他們不得不快刀斬亂麻做出唯一的抉擇。凌叔華後來也曾公開澄清「拿錯信」事件，她說:「說真話，我對徐志摩向來沒有動過感情，我的原因很簡單，我已計劃同陳西瀅結婚，陸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韓石山《難忘徐志摩》)這自然只是凌淑華為了面子的欲蓋彌彰之言。還有徐志摩交給凌淑華的「八寶箱」也足以證明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後來，凌和林、陸因為「八寶箱」之爭，讓她們友誼中斷，從此不相往來。「八寶箱」是徐志摩寶在凌淑華處的他的日記(包括陸小曼的日記)、手稿等重要資料，因徐的日記是在英國寫的，涉及到林徽因，不想讓陸小曼看到，而陸的日記中又有罵林的話，不想讓林徽因看到，於是便委託凌淑華這個他最信任的朋友保管。徐遇難後，林徽因、陸小曼開始了爭奪「八寶箱」的戰鬥，最終由胡適出面，強迫凌淑華將「八寶箱」給了林徽因，從此給另外兩個女人留下了心底的傷痛。凌淑華一直覺得她對不起徐志摩，陸小曼覺得作為徐志摩的合法妻子，徐的遺物她竟然得不到。正如韓石山先生所說，從情理上講，凌淑華是最有資格保管這批遺物的，從法律上講，陸小曼最有資格獲得這批遺物，可是最終這批遺物卻給了林徽因。胡適在處理這件事情上是有失公允的。(韓石山《徐志摩傳》)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人是多麼地縱容林徽因。凌淑華在「八寶箱」之爭中，是個徹底的失敗者。她的失敗並不僅僅因為她的身份尷尬，林徽因的身份應該比她還尷尬。她至少還有徐志摩這個主人的委託，而林徽因卻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的人，最後成為了勝利者。凌淑華的失敗在於她的性格。凌淑華出生於廣東番禺的一個官宦人家，由於家庭環境的原因加上受過良好教育，還有她的天生麗質，養成了她高傲孤僻的性格，但又講情誼、愛面子，不想捲入是非之中。她一直避談在武漢大學時與她朱利安之間那場轟轟烈烈的感情。就是晚年也不承認她與徐志摩之間的感情是愛。因此，當林徽因不顧一切地要爭奪那個東西的時候，當胡適等大人物不主持公道的時候，作為只是徐的朋友的她只好選擇放棄了。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愛情因抗戰的勝利而飽受非議。然而，你不得不承認，張愛玲對胡蘭成的愛是真愛。張是高傲的，也是奇特的，即便胡蘭成有家室，還在外面不斷拈花惹草甚至嫖娼，但張愛玲卻始終愛著他。之所以張會愛上胡蘭成，原因在於胡見多識廣、閱歷豐富、倜儻不群，在胡面前她可以有歡然的順從，而這樣的「順從」在張愛玲那裡恰好是女性需求的滿足。張愛玲對胡蘭成愛的程度可以從這段文字里窺其一斑：「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這樣在一起是真的么?」「你這個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個香袋兒，密密的針線縫縫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余斌：《張愛玲傳》)胡蘭成從未說過要娶張愛玲，張愛玲也未奢望與胡結婚。要不是胡的老婆忍受不了堅決和胡離婚，他們還不會去領那一張紙。抗戰勝利後，胡成為驚弓之鳥到處躲藏，張依然不改初衷，處處接濟他。而之前胡還在和武漢的一位護士熱戀，並決定娶這位護士。除了志趣相投和彼此欣賞之外，張愛玲是沒有其他是非標準的。這是她有別於其他民國才女的地方。

　　作為中國最早的女作家、女學者、亦是中國第一位留洋女碩士、女教授的陳哲衡。是一位相對理性和嚴肅的女性，可是，她和大學者胡適之間，仍然有著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凌淑華這樣一位理性的、把自己包裹得十分嚴實的、把名譽看得十分重要的女教授，也發生了婚外情故事。她在武漢大學時曾經愛過一位來自英國的洋教授朱利安，據說愛得死去活來，這段婚外情當時在武大鬧得沸沸揚揚，最後以朱利安倉皇逃離而結束。就連冰心這樣單純、樸實的女人，也曾經仰慕過言情小說家張恨水，還親自跑去南昌見張。據說因為張長得太土了，冰心逐沒了愛意。

　　她們的出場的時候是那樣地炫目，整個世界都為之瘋狂。可落幕的時候卻卻又是這般地冷清，冷清得讓人不忍多看一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如此反差和逆轉?

　　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有這樣一句經典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然而，民國的才女們是不甘做弱者的，她們要做強者。因為她們聰明、漂亮、知識廣博、成果輝煌。她們要解放自己，像她們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樣;她們要引領潮流，以她們的文字和身體;她們要為理想而奮鬥，儘管她們的理想還比較模糊。然而，她們出場的時候是那樣地炫目，整個世界都為之瘋狂。可落幕的時候卻卻又是這般地冷清，冷清得讓人不忍多看一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如此反差和逆轉?

　　蕭紅在當時是紅極一時的作家，可她幾乎很少有過快樂無憂的日子，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又因為醫生誤診，結束了31歲的年輕生命。

　　蕭紅是那種跟著感覺走的女性，可是，她的感覺卻並不准，或者說，她在選擇的時候有些盲目和草率。她愛的那些男人都是些空想家，只知道革命和愛國，卻不知革命也好、愛國也好，首先必須要愛身邊的人，要承擔起一個男人應該承擔的責任，要知道保護自己的愛人。而蕭紅明知道這種男人不可靠，卻還要飛蛾撲火。這就是蕭紅的悲劇。她的悲劇是由於她的性格決定的——總是希望好運會降臨到自己頭上，因此，她總是容易愛上別人，也容易被別人「愛」。之所以蕭紅會有這種饑渴心理或者說依附心理，與她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悲慘遭遇密不可分，她害怕孤苦，害怕無助，是因為她不甘心自己的命運如此糟糕，渴望過上安穩的有人疼愛的生活。她為了自己的愛情和幸福，甚至放棄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和責任意識。如與汪殿甲的關係、與李潔吾的關係、與蕭軍的關係、與端木蕻良的關係，都很混亂，生了小孩不撫養就算了(沒有這個能力)，也不見她寫過這方面的文字。其實，蕭紅是個心地善良的人，在東北的時候，她因為沒錢吃飯去當了一件新棉襖，卻給了同樣處於饑寒中的叫化者一個銅板。或許她是太艱難太無助，走出困境的心情太迫切了吧，所以便沒有顧得上那麼多。可惜，她太缺乏選擇的能力。因此註定了她的悲劇命運。

　　據說，蕭紅本不至死，因為醫生誤診錯動喉管手術而最終導致死亡。蕭紅臨終前寫下的「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讀後讓人辛酸落淚。

　　丁玲雖然活了82歲，算得上善終了，但是她又是不幸的，不僅僅因為她遭受了2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還在於她復出之後，並沒有讓自己成為文學界的中心。

　　丁玲的性格中有一個明顯特徵：會利用一切的機會和條件，展現自己的才華、實現自我價值。她有著十分強烈的功名心。這種性格意味著如果有才華，絕對不會被埋沒，如果有才華，在中國這種社會環境下，絕對最終會被毀滅，毀滅她的是別人更是自己。 我突然發現，丁玲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她愛慕的或愛慕她的，還是更大的革命者。難怪丁玲一直以革命者自居，一直鄙視從前的好朋友非革命者沈從文，在全國人民都反左的時候，她旗幟鮮明地反右。我曾經很疑惑，丁玲如此革命，為何在情感上卻比較放縱甚至出格?當我知道了更多革命者的經歷之後，才明白，革命和愛情是可以兩不誤的。

　　從《水》開始，丁玲的創作便自覺地走上了革命文學的道路。以後，不管她的作品多麼地革命，多麼地政治正確，但其藝術水準都與她二十年代末期的成名作莎菲系列作品相差甚遠。丁玲曾經得到過革命陣營和革命者高層二十餘年的寵信，而正當她志得意滿、繼續革命的時候，卻被革命大家庭所拋棄。這個打擊對丁玲來說，是致命的，也是讓她不能接受的。她曾經很困惑，她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的革命者、毛澤東眼中的紅作家，怎麼突然就變成了反黨集團的頭目呢?她只好把責任歸咎於她的對手周揚，也將周揚怨恨了半生。也有人說，是馮雪峰害了丁玲。然而，沒有馮雪峰也會有馬雪峰、牛雪峰出現在丁玲的生命旅程中，丁玲亦會毫不猶豫地加入革命陣營，當然仍然是用文學作為資本。李達軒教授說：「丁玲和她作品中的人物一樣，總是在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人格獨立，並思考著女性在社會中的獨立地位。」，(《李達軒：丁玲與莎菲系列形象》)而在我看來，丁玲對光明的認識並不是很清晰的，甚至是模糊的。丁玲最大的追求應該是永遠立於潮頭。王蒙在一篇懷念丁玲的文章中為丁玲鳴不平，認為丁玲早期的作品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深刻性，世界不應該冷待丁玲。關於她的作品是個見仁見智的事情，但我同意王蒙對她的另一個評價或者說觀察：「一朝革命，便視天下生靈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我也同意王蒙對丁玲性格的分析：「她有強烈的創作意識、名作家意識、大作家意識。或者說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種明星意識、競爭意識。……復出於文壇，而她已不處於舞台中心，已不處於聚光燈的交叉照射之下。她與一些藝術大星大角兒一樣，很在乎誰掛頭牌。」《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正因為如此，丁玲在復出之後，才那麼重視自己的名譽，才發泄對沈從文三十年代在記述她的專著《記丁玲》的不滿，並不停地諷刺和辱罵沈。李輝分析說：「其實，丁玲應該還有更內在更直接的原因，這就是她一再對人提到的沈從文筆調趣味的不滿。她是一個政治性極強的人，但她同時是一個女人，一個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別是到這種年紀的女人，很難贊同將自己的私生活毫無掩飾地公開，更何況她認為有許多是『編造』的故事。」(李輝《沈從文與丁玲》)

　　丁玲怨這恨那，其實她不知道，這是她的必然歸屬，除了政治大氣候的原因之外，還與她個人表現欲太強的性格有著莫大關係，但至關重要的還是她的價值取向。她選擇了革命，便只能承認革命的方式，以革命者的身份接受組織的安排。

　　林徽因是一個被同時代人過分寵愛的女人，因為寵愛，所以被美化。就是現在，一些有關林徽因的傳記和文章，仍然在極力掩蓋真相，不停地美化她。在我看來，林徽因沒有我們很多人敘述的那樣冰清玉潔、嚴肅負責。明明很愛徐志摩，卻不敢承認。如果不愛徐志摩為何長期和徐志摩粘在一起，他們男已婚女已嫁，而且之前鬧得盡人皆知，不怕社會輿論，難道不怕自己家人和對方家人心裡不爽嗎?(陸小曼就常常罵她)如果不愛徐志摩，為何在得知徐遇難的消息後暈倒過去?如果不愛徐志摩，為何長期將徐遇難的飛機上的一塊殘骸掛在屋樑上?(不怕梁思成寒磣)如果不愛徐志摩，為何寫那麼纏綿的情詩?林徽因是愛徐志摩的，她對徐的愛，遠遠超過了對丈夫的愛和對金岳霖的愛。之所以不承認，是因為她當時年幼無知加上其他客觀因素拒絕了徐志摩，她是個很好面子的人，不能自己打自己耳光。男人們把林想像得十分完美，林更是沉浸在完美無缺的幻象中。林徽因溫柔賢淑的外表下，很可能早就春潮暗涌了。她無疑很忌憚陸小曼，她沒有陸的那種豁出去的氣慨，所以，她只能愛金岳霖了。金無論是才識、相貌，還是影響力，都無法與徐志摩相比，儘管金也是中國一流的哲學家。可林徽因喜歡浪漫、愛出風頭，跟哲學無關啊。梁思成否認林徽因愛徐志摩很好理解，自己老婆長期愛別人，那多丟面子啊，梁的兒女們否認更好理解，誰不希望自己的父母白玉無暇呢?不好理解的就是旁人，特別是過去了七八十年之後，還一個勁地把林徽因美化得像修女貞德一樣。有人根據梁從誡的敘述，斷定《人間四月天》是林徽因寫給襁褓中的兒子的，(陳韻鸚：《我的波心你的影》)這純粹是在胡扯。從林徽因在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後寫給胡適的信中就可以看得出她對沒有答應徐的求愛的後悔：「請你告訴志摩我這三年來寂寞受夠了，失望也遇多了……告訴他我絕對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諒我從前的種種不了解。……我昨天把他的信一一翻閱了。舊的志摩我現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韓石山：《徐志摩傳》)林徽因不僅世故，而且自私。一面說不愛徐志摩，一面又與徐纏綿悱惻。一邊享受愛情的刺激，一邊享用家庭的給予。我認為，林徽因是對不起徐志摩的，也是對不起梁思成的。很多人都把林和梁的婚姻描繪得幸福美滿，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一種假象，是林、梁和林的崇拜者及愛幻想的人，共同製造出來的假象。後來的林徽因就鮮有建樹了。林徽因1955年去世，沒有受到運動的衝擊，沒有遭受皮肉之苦，也算是幸運的了。

　　在民國那一批才女中，廬隱和陸小曼是敢於大膽追求愛情和幸福的典型代表。她們的身上沒有世俗，她們的字典里沒有世故。

　　陸小曼有不少毛病，愛交際、愛花錢、愛我行我素，但她也有自己的優點，比如誠實、坦率，而在我看來，她最大的優點是不世故。徐志摩去世後，陸小曼從此遠離社交圈，閉門謝客，儘管更加瘋狂吸食鴉片和與翁端午同居，曾經飽受詬病，但她應該是在沉淪中麻痹自己。胡適曾經要求陸小曼離開翁端午，生活費用由他負責。但陸小曼拒絕了。她說，翁在她最困難的時候不離不棄，她不能拋棄人家，儘管她對翁沒有愛。由此可以看出，陸小曼是一個重情誼、有個性的女性。徐志摩去世後，陸小曼不僅在文學上成果斐然，繪畫上也有不小成就。她是真正的化悲痛為力量了。解放後，陸小曼戒除了鴉片，日子卻過得十分艱難，死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編輯好的《徐志摩集》也不能出版。她後半輩子的凄慘命運，更多的是政治的原因，這裡就不多說了。但從中也可以看出，所謂傷痛和不如意，也不是非得要沉淪才行的。陸小曼的沉淪更多的是她自身的原因，是她缺乏自制力的表現。陸小曼的悲劇命運，有她性格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既然解放後能夠戒除鴉片。自食其力，為什麼之前就做不到呢?如果之前能夠做到這一點，或許徐志摩真的不會死於空難了。她也會給自己塑造一個更加完美的形象(包括不與翁端午混在一起)。當然，她戒除鴉片、並參與自食其力的工作之後，悲劇命運依然無法改變，這已經不是她的悲劇了。

　　陸小曼的母親曾經說過：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韓石山先生說，志摩成全了小曼，小曼也成全了志摩。(韓石山《徐志摩傳》)我要說的是，徐志摩成就的不止陸小曼，還有林徽因。

　　廬隱的經歷十分坎坷、命運十分不幸，結局十分凄慘。但是，她對愛的態度是真誠的，也是負責任的。這一點，她和陸小曼有著相同之處，不同的是，她不會像陸小曼那樣放縱自己，而是積極地去面對困難。她為此付出了她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她最後竟然死於因無錢上醫院的難產!

　　「我是一個心裡藏不下絲毫渣滓的人，雖然留下不少的傷痕，也曾經上過很多當，可是我對於這些傷痕與上當的往事，只如一陣暴風雨，只要事情一過，便仍然是清朗不染纖塵了。在文章里，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我卻又是一個爽朗豁達的人，我的宗教是什麼呢，求其心之所安而已。不願處以人難堪的地步，不願損人利己，不願無功受祿，不願以手段對付人。……我不是求死後進天堂，而是求活著的時候，不受良心的責備。有人稱我為描寫男女戀愛的專家……我雖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辭。本來世界上最大的問題，也不過男女的戀愛而已。」(《廬隱自傳》)由此可以看出，廬隱無論是對人生還是對愛情，都是光明磊落、認真負責的。可惜紅顏薄命。

　　廬隱的不幸表明了，在中國社會，一個女作家，即便是才華出眾的女作家，她們的命運也不一定掌握在她們自己手裡。而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廬隱的純粹。她也渴望浪漫，渴望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她把愛放在首位，沒有想到通過愛去達到除了愛之外的其他目的。她的悲劇命運也在於她太純粹太天真。她是性格的悲劇，而並非社會的悲劇。

　　張愛玲是個寫小說的高手，也是個敢於示愛的女性。但是，張愛玲除了寫小說，其他方面似乎太欠缺了。她說她不問政治，但她的生活包括愛情無疑與政治有無法撇開的聯繫。國難當頭，你可以不喊反日的口號、寫反日的文章，但商女也要知亡國恨才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這樣的生活真的很有意思嗎?張愛玲喜歡標新立異、習慣引人注目，享受眾星捧月的感覺。據說，一次她去印刷廠校對《傳奇》，因為穿著奇裝異服，整個印刷廠都停工了。還有一次，她穿著奇裝異服到蘇青家去，整條巷子都轟動了。再有一次，她穿著一套前清老樣子的繡花襖褲去道喜，滿座皆驚。她與胡蘭成的愛情也是如此地離經叛道。儘管愛情是複雜的，可以超越政治，甚至寬容對方的過錯。但，你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吧，因為愛情的力量讓你無法與之決裂，但規勸幾句總該是應該的吧，沒看見張愛玲哪怕是委婉地責備和規勸胡蘭成的文字。就算你不管政治節操只要愛情合適，但當對方拈花惹草並將其津津樂道地告訴自己的時候，你就是再愛對方，為了女人的尊嚴裝也要裝著生一下氣啊。但張愛玲無所謂。她的這種開放程度就是西方也是不多見的。在我看來，張愛玲的價值觀是很成問題的。我並不認為正確的價值觀就是要革命，要反抗，要做殉道者，但人類社會還是存在著普遍適用的價值觀念的，人也是需要有一個道德底線的。

　　張愛玲是一個沒有正確價值觀和基本道德底線的小說家。因此，張愛玲在抗戰結束後的幾十年時間裡歸於冷清，並不完全是因為她嫁了一個漢奸老公和她自己的漢奸嫌疑，而是因為她的思想。張愛玲的思想不說深刻，恐怕連完整都說不上。這就註定了她不可能成為偉大作家，儘管她寫小市民寫得很準確，也很逼真。然而，作家是需要有思想的。張愛玲後半輩子再也沒有像在上海灘時那樣紅過，儘管在她晚年曾經在海內外掀起過「張愛玲熱」。不用說在大陸這樣的環境下，張愛玲無法有很好的結果，就是去了台灣，她也無法繼續昔日的輝煌。這是由她的價值取向和庸俗思想所決定的。張愛玲和丁玲是民國女作家中的兩個極端，看似水火不相容，其實她們有著很多相似之處。她們都太把自己當回事，太不把別人當回事。她們都渴望成功，都喜歡成功之後一呼百應的感覺。

　　梅娘的悲慘命運與她個人關係不大，是社會造成的。

　　解放後，梅娘便從中國文壇消失了(平反後又寫過一些文字)，她先後在北京、東北、上海間奔波，當過中學教員、電影製片廠編輯，後因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強迫接受勞動教養，開除公職16年，當過20多年保姆。1978年平反後的梅娘到農影廠工作，相當長一段時間，出版社寄給「梅娘」的信，傳達室都稱「查無此人」，因為整個單位沒人知道「梅娘」就是孫嘉瑞，更沒人知道當年名震文壇的「南玲北梅」。

　　凌淑華和蘇雪林都是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終其一生的，其結局在民國才女中應該算得上是最好的。她們的共同之點是，婚姻都不美滿，尤其是蘇雪林，結婚不幾年便與丈夫分居，此後一直單身，而凌愛的是徐志摩，而並非她的丈夫陳西瀅。這裡，我想主要談談蘇雪林。蘇雪林現在被大陸學者、作家提起，恐怕更多的是她用半生去罵魯迅。

　　蘇雪林在《魯迅傳論》中分析魯迅的「性情與思想」，說魯迅這人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 在談及魯迅的「思想」時，蘇雪林認為「陰暗空虛」，是一個「虛無哲學者」。在蘇雪林眼中，魯迅是一個難以對付的人。「人家無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輩子。恭維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設的巧計』，『用精神的枷鎖來束縛你的言行的』。」蘇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幾篇反魯文字，原來從魯迅學來，正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魯迅一輩子運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筆，叫別人吃他苦頭，我現在也叫這位紹興師爺吃吃我的苦頭，不算不公道吧?」

　　我是不贊成觀點與思想的交鋒非得要諷刺、挖苦甚至謾罵，我欣賞胡適的風度，他曾經與很多人發生過論戰，有時甚至是水火不容，但他說話的方式是那樣地得體，語氣是那樣的平和，讓別人輸也輸得心服口服。如果非得要罵，也應該是在別人有還擊能力的時候，但蘇雪林的罵是在魯迅去世以後。這一點讓我無法對她肅然起敬。然而，憑心而論，蘇雪林指出的魯迅那些缺陷和問題，也不全是胡說八道。魯迅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說，是很難逾越的高峰。但是，這並不就說，魯迅就沒有缺點錯誤，魯迅就不能批評。魯迅的痛打落水狗、大罵資本家的乏走狗、一個也不放過的觀點和行為，我是不認同的。這個世界在批評的同時還需要寬容，否則，只會讓對立更加突出。魯迅的偏執也是十分明顯的，他一生很少朋友，關係比較好的都是那些才華不如他、名氣比他小的人。與他名氣相當或名氣比他大的人，是絕對成為不了他的朋友的。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魯迅是一個需要別人仰視、而他自己只能俯視別人的人。

　　關於蘇雪林與魯迅的恩怨，有很多條理由，其一是說初出茅廬卻已經名聲在外的蘇雪林參加一個文學集會，與魯迅打招呼時，魯迅對她態度十分冷淡，得罪了她。其二是說因為魯迅對女師大的不斷批評惹惱了蘇雪林，因為她是同情楊蔭榆校長的。其三是說，魯迅不喜歡《現代評論》，而蘇雪林恰好又在該雜誌發表過文章，因此導致了他們之間的隔膜。什麼恩怨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評和罵得是不是有道理，方式是否恰當。儘管我不贊同蘇雪林批評魯迅的方式，但我還是要為蘇雪林說幾句話。國內有不少學者、名流指責蘇雪林不應該揪住魯迅不放，認為是蘇雪林心胸狹窄、心理陰暗，想以罵魯迅博取名聲等等，有的人還從蘇雪林的童年、婚姻關係上找原因。(厲梅：《蘇雪林的兩種姿態》)，其目的就是為了說明蘇雪林不應該罵魯迅，罵魯迅就是心理不正常。我說過，我不贊成文人之間的思想交鋒以罵的形式進行。然而，正如蘇雪林所說的那樣，她是仿效魯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為何魯迅罵人就罵得有理，蘇雪林罵人就罪該萬死呢?魯迅罵過的那些人難道都是壞人?胡適、林語堂、梁實秋、徐志摩、沈從文、郁達夫、陳西瀅，他們哪個是壞人呢?還有郭沫若、茅盾、成仿吾、「四條漢子」，他們解放後都是高級幹部，有的還成為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能是壞人?即便魯迅的思想再深刻，罵得再有理，但罵人畢竟是罵人，不能說名人罵人就是「雅罵」，小人物罵人就是「俗罵」。借用魯迅在《阿Q正傳》裡面的一句話：魯迅罵得，我也罵得。我不知道一些人在指責蘇雪林時是否想過這個問題?我前面已經說過，我反對以罵的方式解決觀點之爭，蘇雪林的罵不管是否有理，都不那麼紳士，特別是在魯迅已經作古之後。但我們不應該只是指責蘇雪林的「罵」而忘了魯迅的「罵」。

　　或許，蘇雪林真的遭受了什麼打擊包括童年的傷害，她的命運也很是讓人惋惜，但蘇雪林也並不是什麼壞人。且不說她的文學成就和學術成果，僅就她抗戰時期將已50根金條捐獻給國家，就足以說明她的品德了。

　　當我掩卷之時，內心深處有一股不可名狀的悲涼。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這是一群不可複製的人物。我們唯有在閱讀和想像中感受那種激昂和輝煌。她們的成就讓我們驚嘆，她們的勇氣讓我們欽佩，她們的命運讓我們唏噓。她們將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道永遠也抹不掉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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