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當年眼中的中國問題

英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思想家伯特蘭.羅素曾經於上個世紀「五四」運動之後的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應中國學術界的邀請到中國講學，給中國留下著名的五大演講，即《哲學問題》、《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數學邏輯》和《社會結構學》。羅素結束在中國的講學旅途之後回到英國，根據他在中國近一年時間的旅行與考察，於1922年正式出版了一本叫《中國問題》的書，書中所反映的中國問題有許多涉及時事時政，此書在歷經43年之後於1966年重印，仍然充分肯定書中的觀點，除了時政的發展為有目共睹之外，羅素認為他對中國的認識仍然是正確的。

《中國問題》這本書，其寫作時假想的閱讀對象是英國國民以及其他歐洲人，為幫助英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人認識中國而作。此書的立場完全是中國式的。他努力以一個中國人的眼光與思想境界來向歐美國家介紹他對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因此，在談中國問題時，更多的是站在為中國辯護的立場上。因為，當時的中國陷入列強分割，國危民難，危機四伏，處於西方列強瓜分的危機之中。羅素出於一貫的人道主義及自由主義立場，他選擇了為中國辯護的方式來寫作此書。書中對中國的熱愛之情與同情心是顯而易見的。他在談到有限的中國的負面感受時，這樣說：「中國人待我不薄，我不願意揭他們的短處。但是出於對真理負責，也出於對中國人的考慮，隱諱不是好主意。只是我希望讀者記住，中國是我所接觸的國家中最好的之一，然而卻遭受如此的虐待，我要對世界上每一個強國發出更嚴重的聲討。」（羅素著，秦悅譯，《中國問題》，學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64—165頁。）出於這樣的心態與立場，因此，書中其實很少談中國的陰暗負面的見聞與感受，此書的目的顯然是勢在爭取西方人對中國的認同感與好感，而不是加強驗證當時西方對中國的種種偏見與歧視。由於思想感情與立場所限，再加上羅素作為一個英國人，他並非最基本意義上的漢學家，對於中國的了解僅僅限於他來中國講學不到一年的時間，所接觸的人也主要是學術界、政界人物，對中國的歷史以及真正的社會底層與文化的深層了解顯然是不夠的，尤其是對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讚美部分，顯然是有膚淺浮泛的嫌疑，其讚揚與其批評部分常常顯得互相矛盾。但是，作為一個外國思想家、世紀智慧老人以其卓越的社會洞察力與強烈的批判意識，羅素在當時指出的中國問題時還是比較準確的。因此，對於此書，相比批評中國的部分，就遠比讚揚中國部分要來得準確到位，也顯得更為有價值。儘管批評中國與讚揚中國就內容與篇幅來說不成比例。就批評部分大多只是一筆帶過，卻是十分準確而深刻的。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作為一個英國人，書中一開篇就說：「要判斷一個社會的優劣，我們必須不僅僅考慮這個社會內部有多少善與惡，也要看它在促使別的社會產生善與惡方面起何作用，還要看這個社會享有的善較之於他處的惡而言有多少。如此說來，中國要勝於我們英國。我們的繁盛以及我們努力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東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國而得來的，而中國的力量不至於加害他國，他們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來生存的。」（同上書，第3—4頁）

因此，中國必須走的路必須避免兩個極端的危險：「第一，全盤西化，拋棄有別於他國的傳統。那樣的話，徒增一個浮躁好鬥、智力發達的工業化、軍事化國家而已，而這些國家正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第二，在白抵制外國侵略的過程中，形成拒絕任何西方文明的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只有軍事除外。日本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同樣的情形也很容易出現在中國，未來的中國文化與政治上、經濟上的問題有很大關係，而這兩種危險則是通過政治和經濟的影響而產生的。」（第4-5頁）作為中國問題的製造者與一面鏡子，在羅素眼中，日本始終是中國禍患，而且是中國必須警惕的一個很壞的近鄰。因此，在羅素的《中國問題》一書，談日本的篇幅在中國問題上佔據了很大的部分。分別用了好幾章來談日本的文化與工業化過程。談它是怎樣一步一步演化成今日的好戰成性的「軍國主義」野心勃勃，侵略成性的國家。在羅素看來，「中國在外交上最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是日本的侵略。」（104）日本人善於學習西方強國固本，但是，「中國政府仍然抱著一貫唯我獨尊的心態，全然不知敗之將至。」這些判斷在後來看來顯得特別準確。

羅素認為，中國人必須充分重視日本的研究。因為，日本不僅是中國的禍患，同時，日本作為亞洲黃種人，在許多方面為中國樹立了一面鏡子，可以看到自己貧弱的原因。因此，如何認識日本與處理好日本的關係，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他十分擔心中國也步日本後塵，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也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因此，他在為中國前途提出解決方案時，特別提到要學習一點日本人的「愛國主義」甚至「軍國主義」，但是，這種學習僅僅是作為列強侵略時自衛用的，一旦這種愛國主義超出自衛的範圍，就像日本人學習西方的結果一樣，會走向邪惡，因此他告誡說：「中國首先應當注重的是愛國主義思想。這種思想當然不是像義和團那樣盲目排外，而是秉著開明的態度，向他國學習但又不受其支配。.......愛國主義的危害性，在於當它達到了足以抵禦外侮的程度之後，會轉而導致侵略外國。.......應當大力弘揚愛國主義以保家衛國，而不是入侵異族。有了這個附加條件，我認為愛國主義是中國復興所必不可少的。」（第191頁）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羅素認為，他們最容易受到當時布爾什維克的階級鬥爭與共產黨專政的蠱惑，這一點當時的羅素的直覺是非常準確的。羅素甚至預言中國人將來會分裂成為「狂熱的布爾什維主義者、仇日派、基督徒，或者一個終將稱帝的領袖。我認為正是這一因素，使中國人儘管平日習慣于謹慎，但也是世界上最魯莽的賭徒。」（第167頁）這個預言與判斷是十分準確的。因為羅素當時看到中國人的浮躁心態與賭徒行徑，註定了中國人不可能會走英國式的民主憲政之路，不會走一條民主法治自由之路，行事缺乏理性與耐性，而這個狂熱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一個帝王式的領袖作為結局。羅素在這個問題上有著驚人的洞察力。

但是，羅素在判斷中國與日本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有一個根本錯誤的判斷，即羅素認為，中國人在學習西方時是學習了西方的思想方法，而日本學習西方是學習了西方的機器。中國人喜歡西方的思想方法，日本人只喜歡西方的機器。（第94頁）這與當時的實質情況是完全相反的。因為，日本提出的學習西方策略就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而中國基本上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前者的學習是立體的全方位的，後者的學習是在體用層次上的，中國重視的恰恰是西方的機器，而對西方訴思想、制度、文化沒有多少興趣。在論述中國與日本學習西方的問題，羅素的視野顯然嚴重不足，在這些章節中，他既沒有提及中國的洋務運動及張之洞的主張，也沒提及日本的福澤諭吉及其「脫亞入歐論」。這不能不是羅素對中日認識上的短板。也許這是因為羅素的中國立場所限制的結果。他為了達到讚揚中國，批評日本的目的，他採用了這個敘述策略。但是，這是與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

羅素在書中，對日本作為學習西方之後成為一個稱霸好戰成性國家感覺十分厭惡。因此，站在1922年的時代，他作出預言，中國的前途與命運有幾種可能性：一，中國可能會被一個或幾個西方國家所奴役；二，中國會為日本所奴役；三，中國恢復和重新奪回自由；四，白人強權與日本共管中國。但是他對第四種可能性判斷感覺比較悲觀。因為「日本人生性野心勃勃，卧榻之側豈能容許他人酣睡。」羅素對第三可能性最為看好，即中國恢復和重新奪回自由。這一點羅素可謂有超越時代的遠大眼光。但是，羅素後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中國確實恢復和重新奪回了自由，但是很快就陷入了自己對自己的奴役與戰亂之中。中日戰爭甫一結束，就陷入國共兩黨爭奪江山的混戰之中。國共混戰結束之後，再次陷入自己人對自己人的深層奴役之中。直到1966年，羅素的《中國問題》一書在英國重印時，中國陷入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羅素卒於1970年，那時雖然「文革」還沒有結束，但是，他確實目睹了中國一系列的重大變化。及至「共和國」建立之後，他特意於1958年到1959年專門撰寫了一本插圖通俗讀物《西方人的智慧》，並題籤「將此書獻給毛澤東」，可以相見，如果說1922年的《中國問題》是專門為英國、歐洲人寫的書，以便幫助歐美西洋人對中國的了解的話，那麼這本簡易通俗讀本《西方人的智慧》就是專門為中國人撰寫的。這一點從特意題籤給既不是他老朋友，又不是他特別欣賞的人，甚至終身無緣相見一面的毛澤東，由此也可以看到，羅素此時意識到，中國人，甚至包括毛澤東這樣的中國領袖，對西方的智慧缺乏常識性的了解。在這裡羅素一直扮演著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樑與紐帶的作用。對西方欺侮中國的時候，他完全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為中國辯護，當中國人取得獨立與自由之後，他又煞費苦心地用一個歐洲人的思想立場為中國人介紹西方的智慧。

羅素站在1922年的時代來認識中國問題，明顯帶有那個時代的特徵，但是，他對當時「五四」運動時的思潮顯然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常常也是非常準確的。比如他看到「五四運動」時各種思潮都表現出中國人的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中國人談民主科學，對設計憲政政治框架有著極大的熱情，但是，對人生存的自然環境缺乏敏感性。羅素注意到中國文化與自然之間極不協調。中國人喜歡砍伐森林，破壞植被，對當時美國人佘佛西針對中國改善自然環境的演講《中國森林的一些狀況》中「在各大河的源頭冊坡之上植樹造林，那麼就可以避免河流泛濫成災。」（第62頁）這樣科學而善意的提醒充耳不聞。因此羅素感嘆：「由於植樹造林並不能激勵中國人道德上的熱情，所以要讓最願意改革的中國人對此有興趣是很困難的。」（第62頁），羅素髮現，在中國，常常只有陵墓四周松柏環繞，那是「因為孔子認為陵墓周圍應當種上一些樹；如果儒教衰落了的話，那麼連這些樹都會被砍伐。」（第62頁）我們長期吹噓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有利於環境保護。」其實，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就羅素觀察到了，那是自欺欺人的虛妄之談。對羅素的判斷，我是有深切的切身體會的。在孔子家鄉曲阜，我確實看到了孔子墓地——「孔林」才是曲阜樹林最茂密的地方，中國的植樹造林只有在墓地才能夠顯出成效。這種現象到現在的中國也並沒有完全過時。

羅素在書中明確地表示了對孔子的厭惡之情，而表達了對老子與莊子的相應好感。他對儒家的孝道文化和族權尤其沒有好感。「孔子已經無法滿足現代人的精神需要。接受過歐美教育的中國人意識到，必須使中國傳統文化注入新的元素，而我們的文明正好投其所需。」（第164頁）羅素說：「孝道和族權或許是孔子倫理中最大的弱點，孔子倫理中與常理相去太遠的也就在於此。家族意識會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賦予長者過多的權力會導致舊勢力的肆虐。當今的中國迫切地需要新眼光、新思維，但儒家的族權觀念卻處處設障。意圖染指中國的人都讚美舊習慣而嘲笑「少年中國」為適合現代需求而作的種種努力。孔子宣揚的孝道有礙公共精神的發展。其重要證據就是那段孔子與葉公之間關於道德水準的對話。」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羅素認為，這樣的價值觀，完全不利於培養出公平正義的公共精神。因此，中國人缺乏是非觀念，常常顛倒是非，顛倒黑白，也就不足為奇了。

羅素反感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孝道文化。儒家的孝道認為，「因為家裡窮、父母年邁而不去做官是有悖於孝道的，因為做官高官厚祿，就可以供養雙親。而不孝中最為嚴重的情形就是沒有子嗣而斷絕了對祖先的祭祀。大概正因為此種信條，中國人的生育才較頻繁，多生子女有著重要的生物學意義。」（第30頁）但是，羅素認為孝道文化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曾經在經濟落後的情況下有過，但是，這是經濟文化落後的表現，而不是文化優越性所在。一般來說隨著文明程度的增加,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以家族關係為依託的孝道文化便逐漸淡漠，但是奇怪的是中國仍然保留了這種落後醜陋的文化。（這個判斷與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先生關於孝道文化與金融學分析的判斷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出於對中國文化的維護與中國的立場，羅素還是站在辯護的立場為之辯護說：「中國的孝道再怎麼過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人的愛國。自然，這兩者的錯誤之處都是教誨人們對人類的某一部分盡特別的義務而將其他人置之度外。」「因為，愛國主義容易導致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為國盡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殺人；而孝道利家的最好方法則是受賄和耍陰謀。所以，家族感情比國家觀念的危害要來得小。」（第30頁）羅素認為，相對導致軍國主義與戰爭的愛國主義而言，孝道對世界的危害性要小一些。但是，孝道文化為謀家族謀私利，常常不惜耍陰謀詭計與行賄受賄，貪污腐敗。因此，這種經血緣關係為紐帶，以宗族利益為核心，無視公共精神與嚴重缺乏公平正義感的教道文化價值觀，對一個民族的發展來說是一個禍患。只要有這種東西存在，那個社會就不可能真正清廉，不可能公平正義，就不可能有效治理貪污腐化的社會現象。

因此，羅素對孔子及其儒家基本持反感與厭惡的負面態度。唯有對儒家的禮節讚美好加。羅素以為孔子的禮節是阻止戰爭的利器，其實他錯誤地理解了孔子及儒家的禮的涵義。那就是與孝道是一脈相承的。這種禮，常常就是根據上下尊卑利害關係來進行的送禮受禮，也就是變相的行賄受賄，這種禮並不是英國紳士所行的那種彬彬有禮的禮，而其實是一種疏通人際關係，表明權力與利害關係的方式。

羅素對中國的科舉制度也持基本否定的態度。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完全以經書和純粹文字為基礎，沒有創造性。」因此，中國的「科舉制如同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東西一樣，科舉制必須淘汰，以適應新的一些形勢。」（第34頁。）

羅素也說到中國人的中庸之道。特別表現在滿清入關之後，在滿漢在男子蓄辮子與女子放足問題上達到的妥協。滿清的風俗習慣原來是：男子蓄辮子，女子放天足。但是，這個風俗習慣遇到了漢人男子蓄髮，女子纏足的習慣。博弈之後的結果就是：中國男人蓄辮子，女子纏足如故。滿人與漢人互相作出讓步。因此羅素說：「這樣等於在原來的陋習之上再加陋習。」（第50頁）有意思的是，羅素把這樣中庸妥協比附為英國的政治妥協從而與英國十分相似。這也是為了英國人理解中國人的寫法。

出於對中國「愛之深，恨之切」的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羅素很有節制地對中國人及中國社會提出了三個批評意見，說中國人的主要弱點就是：貪婪、怯懦、冷漠。「中國人沒有人道主義的衝動，而正是這種衝動使我們用百分之一的精力能使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所造成的損害有所緩解。」（第165頁）。中國人沒有人權觀念，也沒有人權意識，政府及社會都沒有賑災意識。他說：「我在中國的時候，由於飢餓而死的人數以百萬計。幾塊大洋就將自己的兒女賣與他人，如果賣不掉，殺掉也無所謂。賑濟災民大多由白人舉行，中國人很少做這種事，即使那麼少的部分也被腐敗侵佔。」（第165頁。）羅素早在近一個世紀前所看到的現象，現在的中國當然有了不少改變，但是，類似的情況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關於賑災腐敗的事情，仍然是非常普遍也非常嚴重的現象。

另外，「貪婪則是中國人最大的缺點。生計艱難，掙錢不易。除了少數留過學的，都會犯貪污罪。」因為在中國「多年以來，誠實生活難以為繼。」在中國如果不欺詐，不貪污地誠實生活是生存不下去的。這就是羅素當年遇到的中國生存困境。

羅素儘管同情中國人，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為中國辯護，但是，對於中國人的價值觀其實在字裡行間不時透露出絕望的情緒。這些都是因為中國人權力的特殊嗜好及用權力甚至武力弄錢的巨大習慣，這意味著中國人即使獲得獨立、自由、擁有了財富也不會知道自己終究將要走向何方。他這樣評論中國人：「當然，中國並不是沒有雄心勃勃的人，但比我們要少得多。他們的雄心與我們的形式不同——但不見得好，而是欣賞權力的偏好。這種偏好造成的自然結果是，貪婪成了中國人的缺點。金錢是享受的途徑；因而，金錢受到狂熱的追求。對我們來說，金錢主要是權力的途徑；政治家可以沒有金錢但一定要有權力，並滿足於貧窮。而在中國督軍們握有實權，幾乎常常把權力用作發財的唯一途徑。其目的是在適當的時候逃到日本，用足夠的掠奪物使他們在接下去的日子裡享受平靜的生活。至於逃跑意味著失去權力，這個事實他們根本就無所謂。」（第160頁）。羅素當年這個不經意的觀察與判斷，竟然預言了一個世紀之後的中國官員生態。深刻地反映了中國人價值觀中的「升官發財」之夢的頑固。用當今在中國官場流行的話說就是：「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如今中國的貪官污吏，攜巨款外逃西方國家定居安享人生，與羅素當年所見所聞不是更加變本加厲嗎？一種核心文化價值觀在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的情況下，也不要奢望會有其他根本性的改變。

儘管羅素從骨子裡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持絕望的態度，但是，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也出於對中國的友好，他在書的結尾還是為中國指出了三條發展之路。這就是，第一建立一個清廉高效有序的政府；第二大力發展工業；第三大力辦好教育事業，提高國民素質。要培養尖端頂級的科學人才，中國還必須多派留學生到歐洲與美國深造，大量的建設人才更多要依靠自己的教育力量。有了這三條保證，中國就會有希望。而羅素把清廉高效有序的政府的建設，看成中國的最大的希望之所在，那是因為沒有這一條，其他兩條都不可能能夠實現。今天回過頭來看看羅素的對中國問題的分析，其實仍然沒有過時，仍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