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真的是「漢奸賣國賊」嗎？

透過細節看李鴻章

文/白皋

李鴻章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而特殊的作用，他活躍在中國政壇40餘年，從1862年統率淮軍並擔任江蘇巡撫開始就是清朝重臣。

尤其是1870年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到1901年逝世，30多年來成為晚清內政、外交的代表人物，在推動和實施旨在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影響直到現在也能感覺得到。

李鴻章一生的活動幾乎可以看作晚清歷史的一個縮影，不了解李鴻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化的歷史。以至梁啟超把他撰寫的《李鴻章傳》別稱「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認為李是當時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人物也」。

李鴻章又是一位非常複雜的歷史人物，「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百年來對他的評價毀譽參半，分歧很大，需要更加客觀、全面、具體地進行評價。

洋務運動由奕、曾國藩開其端，而由李鴻章集其成。李鴻章從事洋務事業時間之長，地位之重要，興辦洋務事業之多，對洋務思想闡發之深刻，無人可比，確實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所以，評價李鴻章就離不開洋務運動，評價洋務運動也離不開李鴻章，二者是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亡國滅種的危險和救亡圖存的迫切需要被一部分有識之士所認識。李鴻章是其中頭腦最清醒的一位政治家，他所揭示的變局觀、自強思想和變法論成為洋務運動的思想理論基礎。

「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中國遇「數千年未有之強敵」，「處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自應建數千年來有之奇業」。

「能自強者盡可自立，若不自強則事不可知」。

「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

李鴻章的這些觀點確是真知灼見、振聾發聵，真可謂中國十九世紀中葉的「警世鐘」。李鴻章的變局觀和自強思想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徵，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救國情懷，發人深省，難能可貴。那麼怎樣才能實現自強呢？李鴻章提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處今日世喜談洋務，乃聖之時」。意思是，當今之世，就是聖人復生也必須學習外國，實行變法，才能實現富國強兵。

洋務運動發生髮展的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引起關注並提到日程上來的，是學習西方堅船利炮及與軍事相關的科學技術。

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興辦造船制炮等新式軍事工業，組建新式海、陸軍，開始改變了中國軍隊只有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情況。隨後，進一步認識到經濟實力是軍事設施的基礎，「必先富而後能強」。

於是開始採煤鐵、開工廠、架電線、修鐵路。再後來逐步認識到西方的軍事、經濟設施必須有相應的人才和制度與之配套，又開始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並對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進行了一些調整。

在洋務運動中，中國建設了第一批機器生產的兵工廠、造船廠、冶煉廠、紡織廠以及煤鐵礦；創辦了第一個輪船公司；鋪設了第一條電線和鐵路；建立了第一支近代海軍艦隊；開辦了第一批外語、科技、軍事學校；派遣了第一批留學生；翻譯了第一批科技、文化、法律、管理書籍；培養出第一代科技和管理人才。

在這樣許許多多的第一批里，我們幾乎都能看到李鴻章的身影，都能聽到他的呼聲，都能體察到他發揮的關鍵作用，都能感覺到他的遠見卓識和堅忍不拔。

李鴻章在1865年到1895年的奏摺、電報、書信、文章中，百務之九十以上的內容與洋務運動有關，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人士是怎樣克服重重困難，把中國近代化事業推向前進的。

李鴻章一生給朝廷寫過無數奏摺，新編《李鴻章全集》中收錄的計有1500萬字，其中有一篇最不起眼，最不重要，但讀後令人感慨系之，經久難忘的奏摺，內容是向朝廷介紹蒸汽機的運轉原理：

「鏇木、打眼、絞鏍旋、鑄彈諸機器，皆綰於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於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撥動鐵輪，輪綰皮帶，系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

在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中國，留著辮子，穿著官服的李鴻章能夠如此細緻地觀察和描述蒸汽機的運轉原理，這著實令人驚嘆。很難想像這是一位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的奏摺，倒象是一篇用文言文寫的科普文章。如果不是真心致力於國家的進步，怎會如此殫精竭慮。閱讀《全集》，使人感觸最深的是李鴻章的勤勉敬業，為中國近代化事業嘔心瀝血的精神風貌。

新編《李鴻章全集》2800萬字，平均每年七八十萬字，每月六七萬字，須知那是在政務劇繁的情況下寫出的。李鴻章的幕僚吳汝綸介紹說：「部分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於信函、電報等不肯請人代辦，必出親裁，則歷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強之苦心，俱在簡冊。」

即便是部分由幕僚擬稿的奏摺，李鴻章也一定要親自過目並進行修改。李的奏摺文思縝密，高屋建瓴，其中一些名篇，如《籌議海防折》、《議復張家驤爭止鐵路片》、《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臨終遺折》都寫得氣勢恢宏，極具感染力，震憾力。

梁啟超對李鴻章的勤勉敬業十分感佩，他在《李鴻章傳》中說李「案無留牘」，意思是今日事今日畢，從不擱置公事。筆者把甲午戰爭前1894年6月《全集》中的文獻統計了一下，計有電報272份，書信87份，奏摺36份，其它文件180份，共計575份，平均每天19份，工作之繁重令人驚嘆。

身心交瘁：馬關遭暴徒槍擊

1895年3月19日，在中日甲午戰爭的硝煙里，71歲的李鴻章東渡日本，作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權大臣，與日本政府進行媾和的談判。

這時日本還在大舉進攻，清朝海陸軍主力均被擊潰，遼東、山東失守，京城危在旦夕。李鴻章向日方提出先停戰，後談判，日本當然不肯答應，談判陷入僵局，日本加快進攻，朝廷急電頻頻，李鴻章心急如焚。　

這時突然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李鴻章從會場回寓所途中，遭到日本暴徒小山豐太郎槍擊，「左頰中彈，血流不止，頓時昏厥」。經醫生檢查，子彈嵌入頰骨，取之十分危險，只能「留彈合口」。

消息傳開，中日均「舉國震驚」，世界輿論也為之嘩然。日本當局擔心此事引起列強幹涉，只好宣布除台灣地區外立即停戰，進行談判。

清廷來電詢問李鴻章的傷勢，李回電僅說「略痛，彈未取出」。就這樣，「繃帶處僅露一眼」的李鴻章堅持談判20多天，生性高傲的他不得不低聲下氣地懇求比他小18歲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籘博文，望其在條件上略有讓步，但伊「乘勝貪橫，悍然不顧」，根本不準置辯，動輒說「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

又肆意恫嚇：「北京之危實有不忍言者」。「戰既不能，和必屈辱」。李鴻章很想為自己的國家儘可能減少一點損失，但在談判桌上，他手中的籌碼太少了。

割地賠款當然不能自專，上奏朝廷得到的指令是：「倘事至無可再商，應有該大臣一面電聞，一面即與之定約。」在這種情況下，簽訂條約勢在必然了。

《馬關條約》簽定後，李在日本寫給朝廷的奏摺中說:「敵焰方張，彼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區，如虎傅翼，後患將不可知，深盼皇上振勵於上，內外臣工齊心協力，及早變法求才，自克強敵，天下甚幸。」憂國之心躍然紙上。

李鴻章可能沒有想到，當他帶著臉頰上的子彈和《馬關條約》回到自已的國家時，已經成了全國的罪人，人們把一腔的怨憤幾乎都灑在了他的身上，說他是國人皆曰可殺的賣國賊。

連批准簽約的光緒皇帝也遷怒於他，在召對時，當著眾臣斥責李鴻章說：「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數從何籌措，台灣一省送與外人，失民心，傷國體」，「詞甚凌厲」。

李亦「引咎唯唯」。連李的女婿張佩綸都不能體諒他的苦衷，責問李簽訂條約可曾考慮「國之存亡，公之忠奸，家之禍福」。只有奕站出來說了一句公道話：「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罪。」李鴻章聽之不禁老淚縱橫。

李鴻章也在對甲午之敗進行反思，他在信中說： 「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時講求武備，輒以鋪張糜費為言，至以購械購船，懸為厲禁。

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至益發不可復收。戰絀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平常交際可比。

兵事甫解，謗議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李之所言，何嘗不是實情，只不過他不願，也不敢說出最主要的原因。

數十年來。實際當政者是慈禧太后，甲午戰前光緒雖已親政，但慈禧仍「陰主朝政」。此人既無見識，又極奢靡。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實在是起了很壞的作用。

梁啟超說：「甲午戰爭的勝敗在戰爭前就決定了。」這是很有見地的分析。甲午戰爭固然是一場侵略反侵略的戰爭，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中日兩國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檢驗，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成為亞洲強國。

中國洋務運動的社會變革不徹底，仍在封建末世徘徊，當然不是日本的對手，戰敗求和是必然結果。至於誰在條約上簽字，誰就是賣國賊，這種思維邏輯未免太簡單了一點，沒有朝廷的決策誰也不敢簽定割地賠款的條約。

至於誰去談，誰去簽，並不是問題的實質。只是當時人們群情激憤，又不敢公開指責朝廷，只有把李鴻章作為替罪羊了。

當然，由於李鴻章當時所處的重要位置，對甲午戰敗無疑負有責任。洋務運動改革不徹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李自身的局限性也是其中之一

；甲午戰前，對必然發生的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準備不足，和李的誤判有關；

戰爭開始後，沒有及時、堅決地儘力抵抗，而是幻想通過列強調停來平息戰爭，不但貽誤了戰機，也影響了軍心士氣；

在戰爭中表現出的軍隊素質低下，戰鬥力弱的問題，李也負有責任。這些，都和甲午戰敗的原因相關聯，都是要汲取的教訓，但公正地說，都不能成為李鴻章賣國的根據。

甲午後，李鴻章被免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職務，賦閑京師，他在北京沒有房產，只好借住東安門外冰盞衚衕的賢良寺。感受著世態炎涼，反思著一生得失，深深地為國運而憂慮……

1896年2月，朝廷任命李鴻章為「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去參加俄國皇帝加冕儀式，並出訪歐美七國。朝廷的意圖是「聯絡西洋，牽制東洋」，並與各國談判提高進口關稅。

當時中國的外交已十分困難，維繫歐美各國談何容易。況且李鴻章這時傷病未愈，又身負罵名，本可推辭不去，但他還是想儘可能地為國家多作一點事，上奏表示「一息尚存，萬程當赴」。

這篇奏摺豪氣不減，言辭懇切，一時「傳遍九城，萬人爭誦」。這次出訪歷時190天，行程9萬里，去了俄、德、荷蘭、比利時、法、英、美七國，李一面執行外交任務，一面「博考諸國政治之道，他日重回華海，改弦而更張之」。

李鴻章每到一地都不辭勞苦，興緻勃勃，深入了解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情況，參觀工廠、銀行、郵政、交通、學校。

俄國外交大臣維特說李「對一切都感到好奇」。李自己也說：過去對「西洋政教規模，雖略聞梗概，究竟耳聞不如目見，藉此遊歷一番，看看各國現象，可作一重底譜」。 「以一人之所知，補一國之所缺，份在則然，責無旁貸也」。

李鴻章還參觀了作為西方民主政體象徵的議院，旁聽議員討論國事，並同他們交談。李鴻章還接受記者的採訪，《紐約時報》記者問他是否願意把美國的報紙介紹到中國去。

李的回答是：「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願意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事實。

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

這段話不是李鴻章慣常的半文言文語氣，顯然是美國記者根據記錄整理寫成報道刊登在《紐約時報》上，其真實性應該沒有問題。李的觀點倒是很值得深思。

通過半年的考察，李鴻章說自己「頓擴靈明」。他認識到「生今之世，善教發為善政，真明效大驗，有若是哉」。他在寫給吳汝綸的信中說：「所到各國，其扼要處，實在上下一心，故能齊力合作，無事不舉，積富為強。 中國則政雜言龐，而生財之法又不逮遠甚」。

這說明，李鴻章開始承認不僅是經濟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歐美也優於中國，更清楚地認識到變法的緊迫性，他說：「若不亟圖變法，廣開利源，則束手待斃矣。」

當然，李鴻章並沒有失去信心，「此行遍歷諸大邦，親睹富強之實效，中國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積習，力圖振作，亦何事不可為？日本變法以來，不過二十稔矣。」

李鴻章回國後晉見光緒和慈禧時，「歷陳各國強盛，中國貧弱，須亟設法。」這都說明，李鴻章超越了他在甲午戰前的思想水平，達到了新的認識高度，這在之後不久他對戊戊變法的態度就看得更清楚了。

李鴻章在這次考察中有收穫，也有失誤，他按朝廷意旨與俄國草簽《中俄密約》，將中國東北的築路權交給俄國，留下了很深的後患。

就在李鴻章不斷呼籲「變法自強」之際，1895年到1898年，在神州大地上興起了資產階級維新運動，對此，李明裡觀望持重，實際上多有贊同。這是因為，李鴻章和維新派的「變法自強」儘管深度不同，但雙方仿行西法，富國強兵的主張卻是接近的。

1895年8月，康有為，文廷式在北京組織推動維新的強學會，李表示支持，默許強學會把會址設在安徽會館內，而且「自願捐金二千入會」，但因為「雖身存而名已喪」，被拒之門外。

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上諭，把維新運動推向高潮。李鴻章對戊戊變法的很多措施是支持的，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康有為吾不如也，廢制義（科舉）事，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

百日維新在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的鎮壓下失敗了。就在對維新人士大肆抓捕的情況下，李鴻章在人前人後，還是對變法維新肯定有加。

談起變法失敗的原因時，李歸結為「變法太急，用人不當」，表明出對變法的方向是贊同的。他在給其子李經方的信中說：「戊戌事變後，誅遣十餘人，大變新政，又成守舊世界。

李鴻章的這種態度引起了慈禧的惱怒，二人之間有一次很有意思的對話。慈禧拿著彈章對李說：

「有人讒爾為康黨」。李回答：「廢立之事（指廢光緒一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富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

李鴻章之所以敢於如此直言，一則變法是他一貫的主張，無可迴避；二則他對慈禧的聖眷尚有信心；三則當時他已76歲，榮辱已能置之度外。果然，暴戾的慈禧聽後，並無極端表現，只是「默然不語」。

李鴻章還儘可能作了一些保護新黨的事情，康、梁等對李心存感謝，也對李作出了公正的評價，梁在其著作中說：「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康在逃亡中致函李鴻章，對他的保護表示感謝，並稱其為「維新之同志。」

孫中山和李鴻章的第一次未能實現的晤面與合作是在1894年。28歲的孫中山給李鴻章上書，對變法自強提出建議。孫之所以要給李上書，是因為視李為「通達治體，力圖自強者」，希望能依靠這位元輔重臣來 「倡行新政」，進行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

這說明孫中山當時還沒有推翻清朝統治的想法和決心，而是傾向於體制內的變革。在《上李鴻章書》中，孫把李很是稱讚了一番，並提出了「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

同時也指出，仿效西法以圖自強，不能「維堅船利炮之是務」，否則「是舍本而圖末也」。

孫中山上書是通過李鴻章的心腹幕僚鄭觀應、盛宣懷（他們後來都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推薦的，並轉達了孫求見李的請求。

可惜的是，甲午戰爭在即，李焦頭爛額，說了一句「打完仗以後再見吧」。孫李無緣相見，很可能是歷史的一件憾事。由於未能與李鴻章晤面，又受到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孫中山「撫然長嘆，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

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於是組織興中會，決心通過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國，並於1895年發動廣州起義，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孫李的第二次未能實現的晤面與合作是在1900年。其時李任兩廣總督，而廣東一直是孫革命活動的基地。何啟，陳少白等革命人士向孫中山建議「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

「孫閱之大喜，立複電少白贊成」。孫中山說：「對國內的李鴻章等總督及康有為一派也應重視，暗中聯絡，這樣可使政治改革方案漸次施行。」

孫為了爭取李實行兩廣獨立，曾從流亡地三次冒險回國活動。那麼李鴻章是什麼態度呢？李通過孫中山的好友劉學詢約孫來粵，並表示保證孫的安全，還承諾奏請朝廷特赦孫的罪名。

李鴻章還通過駐日本東京公使給孫帶口信：「值此國家危難之際，願與孫氏會晤，共計匡救天下之策，務請來粵一行」。孫答覆，「擬先派代表赴廣東，然後可以考慮親自返粵的問題。」

情況的變化使孫李終未謀面。這年6月，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光緒西逃。7月，朝廷急調李鴻章北上處理「內亂外釁」。

實際上，李即使不北上，也不會同意「兩廣獨立」，年近八旬的李鴻章和他的「恩師」曾國藩一樣，他們的命運和大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是無論如何割捨不下的。

李之所以急切地與孫聯繫，拿他的話說是為了使孫「來粵聽命」，進行某種合作，這和孫中山「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的意圖是兩碼事。

李鴻章北上了。每當國家處於危機的時候，就需要他出來收拾殘局。如果說甲午交涉是北洋大臣的職責所在，不得不往，庚子之變李遠在廣東，又已風燭殘年，完全可以不去已被列強佔領的北京，去作那「人情所最難堪之事」，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去了。

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換取佔領北京一年多時間的八國聯軍撤出，好使皇帝和太后能回到紫禁城。這次李鴻章的代價不僅是馬關那次臉頰中的子彈和賣國賊稱號，而是生命的終結。

在簽字的當天，李「吐血碗許」，「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止，飲食不進」。1901年11月7日，就在他咽氣之前的一小時，俄國公使還站在他的床頭，逼他在承認俄佔東北的條約上簽字。

但李已經不能說話了……。根據李彌留之際在場的幕僚周馥回憶：「公臨終時，兩眼炯炯不瞑。余撫之曰：『未了事我輩可了，請君放心去』。目乃瞑。」李在臨終前感於危局，吟詩一首：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閑看。

悲涼凄愴，令人傷懷。

李鴻章有遺折云：「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聖。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臣在九泉，庶無遺憾」。

封建末世的不二忠臣李鴻章就這樣走了，身後的是非功過任人評說……

輝說｜huishuo2016

努力不一定改變人生、 但， 改變人生必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