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媒：嚴酷的現實表明「美國從來不是民主國家」

進步分析人士都知道，資產階級民主作為富人的一種獨裁運作，目的是保持權力和控制勞動者，限制任何對資本主義統治的意識形態持不同政見者的影響。但是，在美國讀過馬克思著作的人很少，同時許多人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看成是「專制主義」或「魔鬼的作品」。

不過，在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兩大政黨傑出的政治人物聲稱在美國「不存在民主」，似乎大多數居民同意這種看法。那些相信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的公民注意到，他們的國家不是民主國家，這表明了許多社會學家所說的「矛盾的認識」或「混亂的意識」。

一，美國從來不是民主國家

用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1977—1981）的話說，「美國沒有有效的民主」，「我們的選舉進程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選舉進程之一，實際上這是因為金錢過多的介入」。正如知名共和黨保守派領導人、美國國會前議員（1977—1993）米基·愛德華茲所說的：「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不知道如何決定誰可以當候選人，在各州的總統候選人初選中也不投票」。此外，正如克里斯·赫基斯觀察到的，「很少人承認我們的民主的死亡。」

真相是在美國從來不存在民主。美國曆來是一個靠憲法和超憲法保護超級富人的共和國。按照美國傑出的歷史學家彼特·弗里德里克的說法，「新奇的事情是（經濟上的）裂縫正在擴大，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糟糕」。每四年進行的選舉程序共同的概念和潮流是由黨派壟斷制度操縱的「表演秀」，在這裡超級富人和他們的代表以及兩大黨的負責人決定最後的結果（其他可以選擇的政黨實際上被排除參與）。

與民主的神話相反，美國的總統選舉不是直接的和民眾的選舉，每個公民有投票權，每張投票都被統計，每個投票者一票。比如，波多黎各的居民是美國公民，但是被禁止在總統選舉中投票，因為波多黎各不是美國的一個州（儘管波多黎各人可以在州的初選中投票）。

此外，每次總統和副總統選舉的結果不是由投票者決定的，而是由選舉人團決定，這是一個由所謂代表由各州（內布拉斯加州和緬因州例外）選舉的538名獲勝者組成的陰暗團體，但是它沒有尊重選舉結果的法律義務。名義上選舉人團的成員由兩個政黨的州代表大會任命，是他們黨的領導人。如果在選舉人團沒有任何候選人得到270票，眾議院（現在由共和黨控制）將選擇總統。2000年選舉人團選舉了一名沒有得到多數票和民眾支持率不是最高的候選人喬治·布希作為總統。

這樣，美國的選舉制度一般來說不是民主的，而是專制主義和財富的選舉制度。億萬富翁們選擇或控制政黨的領導人，為候選人提供資金，同時從村莊和城市直到州和聯邦一級腐敗制度的結果是購買個人的選票，否認數百萬人的投票權，存在選舉舞弊以及其他無數的濫用權利。

在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為標誌的最近幾十年期間，對投票權的限制擴大了，美國一半以上有合法投票年齡的居民幾乎不可能投票。這是選舉中棄權的指數居高的許多原因之一：在總統選舉中通常達到50%或更多，在2014年非總統選舉中棄權指數達到64%，在任何初選中棄權的比例更高。在選舉中增加限制和擴大濫用權利。

一項完全不民主的選舉規則是是「高級代表」的作用。儘管他們不是選舉的，但是可以在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投票，確定最終的總統候選人。這些「超級代表」是兩黨的官員，代表著精英們的領導地位。民主黨的「高級代表」包括國會的議員和州長。將於2016年7月25-28日在費城召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720名高級代表占代表總數4768人的15%--這一比例比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2016年7月18—21日在克利夫蘭召開）的高級代表比例高出一倍多。這樣很有可能這些高級代表的投票將決定誰將是未來的美國總統。2016年民主黨的高級代表們幾乎都承諾將選票投給希拉里·柯林頓，反對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在希拉里擔任國務卿時（2009-2013）使用私人郵件處理機密信息不受譴責時，她將被提名的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最後，還有高級政治行動委員會（PACs）的決定性作用，他們是資本主義大型公司大量資金的捐贈者和其他為候選人提供資金的「個人」。在2016年所有的總統候選人當中只有一人否認接受了這類資金，他就是伯尼·桑德斯。唐納德·特朗普是一個億萬富翁，他說不需要高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但是同樣存在。美國的總統選舉歷來就是購買的，這並不奇怪。因此桑德斯呼籲結束高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其價值3月底估計超過10億美元），號召進行一場「政治革命」。桑德斯開始了一個這類革命的社會進程，儘管他是否能夠在2016年實現是很有疑問的。他的選舉運動繼續收到數百萬個人捐贈的資金，平均每人27美元—這是「一個歷史的紀錄」。

二，公眾的狂怒

主要由於長期的經濟危機造成1%的富人與其他大多數居民之間日前加大的裂痕，美國人面對著一個希望不大的前途，公眾對「領導階級」感到狂怒。這在兩黨的初選和街頭抗議中表現出來，讓政黨壟斷政治制度的領導人和高級富翁們擔心。更讓統治階級擔心的是世界經濟危機和美國民眾在街頭或工作地點舉行大規模起義的危險。

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很少人理解世界經濟危機從何處來和向何處去。左派的經濟學家們分享某些分析的觀點，但並不完全一致，幾乎所有的人坦承不可能預測未來。他們認為危機有工業生產過剩和投資的利潤減少的根源，在70年代中期工業和投資曾達到鼎盛期，之後大資本開始在與大工業有聯繫的金融部門找到比在生產部門更多的「解決辦法」（中國發展了這兩個部門是個例外）。美國和歐洲在國外發動戰爭是為了將世界重新淪為殖民地，佔有自然資源。武器的生產出現繁榮和瘋狂的投機是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技術的變革（網際網路、航空快速運輸、大型貨輪、機器人等）、資本的跨國化和公共與私人的「債務」成為關鍵的工具，不僅是為了投機，而且是為了開闢新的市場，使生產和貿易世界化，降低工人的工資，增加相應的利潤，將一切私有化甚至生命本身，這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現代的無產階級逐步變成一個後現代不穩定的階級，其特點是就業不穩定，薪酬不足。

資本積累建立在所謂「全球化」的基礎上，標誌是開放新的「自由市場」。伴隨著對債務結構、貨幣和利率的操縱，以便將更多的資金轉讓給國際化的資本家。對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開發增加了，或者說更加廣泛地榨取所有的人力資源和金融資源，直到整個「國家的」經濟，比如在希臘發生的情況。由行政官員和大銀行與大公司的投機者領導的所謂1%（實際上是1%的十分之一）富人榨取99%居民口袋裡的利潤，包括數十億中小企業家的利潤，這樣就引起民眾對壟斷資本和它對政治制度控制的仇恨。一系列經濟泡沫爆裂的結果是2007—2008年美國大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失敗和現在表面上還沒有盡頭的國際衰退。

今天，這場危機由於金融的不穩定而加劇；石油和其他原料價格下跌；世界貿易減少；投資萎縮；在美國出現新的兼并浪潮，從2008年以來兼并的價值已經達到10萬億美元；在全球市場上新的貨幣戰；某些國家的經濟、無數中小企業和某些複合體破產，當然還有數億個家庭破產。2016年4月「巴拿馬債券」的醜聞只是冰山的一角，富人在那裡隱藏他們的數萬億資產，這戲劇性地象徵著資本主義的貪婪和不道德，資本主義對反對人類如此多的罪行負有責任。

在美國如同在法國、德國、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國家一樣，存在著極端右翼的政治力量上升的趨勢，由法律和政府的行動陪伴，社會和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斯諾登、阿桑奇和曼寧揭露的美國政府機密信息證實了美國政府的右傾化，包括進行監聽，這影響到所有的公民甚至其他國家的公民，包括總統、總理在內，以及美國空軍轟炸和拷打的受害者。

從2001年的「愛國者法」起，美國國會通過新頒布的法律限制了言論和集會自由。這被用作對在新的社會運動中迫害積極分子和對和平的抗議進行暴力鎮壓的根據。與此同時，少數族群被關押的指數增加了，對移民和他們的家人進行迫害，特別是在拉美裔美國人社區，在貝拉克·奧巴馬執政期間那裡許多家庭遭到破壞性的遣返（已遣返250萬人，比任何時候都多）。在奧巴馬執政期間非洲裔美國青少年和拉美裔美國人被警察暗殺的指數增加了。警察和國家的其他安全部門繼續軍事化，將佔領整個社區作為顯示征服的力量。全副武裝的地方警察甚至在學校巡邏，有800萬兒童沒有上學，因為4100萬美國人的一部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此外，在許多官員、政治家和投票者的眼裡，成為穆斯林等於是恐怖分子，成為「有色種人」意味著可能是持有武器的危險人物。結構性的種族主義在加強。

二，種族主義、排他主義、性別歧視等

蠱惑人心的民粹主義者唐納德·特朗普和共和黨超級保守派特德·克魯茲在初選中開始的勝利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種族主義和「排他主義」（反對移民的思想、口頭攻擊和暗殺）的增加，這不僅是美國歷史和媒體扭曲的產物，而且也是有名的「白人中產階級」迅速下滑的產物。還有另外一個幾乎從來沒有提到的因素：由於人口的變化，所謂的「白種人」對他們的前途的信心逐步喪失。

2044年之前，美國的白人將成為少數，如果加上在全國的統計中被確定為「白種人」的拉美裔美國人，在20多年裡白種人將成為少數。此外，到2050年拉美裔美國人將佔人口的29%。非洲裔美國人占人口的13%，白種人佔47%。一些非常生氣的白人男子和右派的許多婦女支持特朗普或克魯茲，這反映出對這種新的人口現實的恐懼。對許多白人來說「重新建設偉大美國」的選舉話語完全意味著恢復「白人至上主義」或他們過去的特權。

特朗普粗魯的種族主義演說認定墨西哥人是強姦犯、殺人犯和販毒分子，他開始接受三K黨的支持，這發生在種族主義和系統的排他主義的框架內，媒體年復一年地加強這個框架。特朗普在白人中間的支持率在種族主義嚴重的地方更高。

不僅是白種人對排他主義有貢獻。一些非洲裔美國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低於拉美裔美國人）對其他移民不滿，認為拉美裔美國人「佔了他們的就業崗位」或「造成工資的下降」。在小地方這可能是真的，但是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老闆的操作。在近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時期，老闆們辭退了數百萬人，這樣減少了長期工作的工人比例，增加了半日制的就業和所有工人的不安全。老闆還利用「官方的」失業（2016年達5%或10%，如果包括半日制就業）和隱蔽的半失業的高指數（至少17%）威脅工人，稱將更多辭退工人和降低工資。根據聯邦所得稅稅收機構的統計，在柯林頓總統任期內（1993—2001）45%的收入增加屬於1%最富的人，在奧巴馬的年代更多的收入增加屬於1%最富的人。總之，民眾在經濟上的絕望大幅度增加。

媒體的宣傳和其他對工會的攻擊，加上工會領導人的選擇，使主要的工會聯合會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AFL-CIO）的影響力下降，現在它只代表私人部門7%的就業者。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參加工會的就業者的比例下降了10%。同時統治階級繼續支持一項「賓客工人」的移民計劃（更相似於1964年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曾支持的「短工計劃」的奴役），利用電視媒體和廣播鼓勵排他主義重現，制約工人、小生產者和非洲裔美國商人、拉丁裔美國人和白人在改善就業、小企業的條件和生活條件的政治和經濟鬥爭中定期統一行動。老闆們善於採用「分而治之」的諺語。

不幸的是，在正常情況下大多數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國人的工會人士和企業主以及在國會的議會黨團、政治家企圖「代表社區」，支持現行制度，從有影響的相關網路得到好處。因此，在競選開始的時候希拉里·柯林頓在初選中得到許多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國人的投票，儘管在後來的選舉中桑德斯減少了與她的差距。

許多學生、工人、青年、中小生產者或商人以及婦女積極回應桑德斯的運動。選民的憤怒出現在所謂「成熟的」一代，這代人經歷了就業的不安全，學校的債務影響到公共階層的大多數學生，他們被定格為窮人或幾乎是窮人，缺乏醫療救助，以及由於社會制度遭到的其他失落。他們不喜歡當局維護和再造機構的「遊戲規則」。這一代人和緊接的下一代人不相信傳統的候選人，如希拉里·柯林頓和傑布·布希，不接受大型媒體的謊言，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他們。一般來說，他們理解但不分享前幾代人的經驗或態度。不接受不容忍，許多青年已在種族間通婚。

如此多的青年支持桑德斯的競選運動並不令人吃驚，桑德斯自稱在「社會民主」的意義上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攻擊「公司福利」制度，尋求在在資本主義內部進行最大限度的改革。在支持桑德斯的青年中間最常見的海報是「一個我們能夠相信的未來」。民意調查表明50%以上「成熟的一代」傾向於社會主義的選擇。4月中旬在全國範圍內數萬人參加了多個部族聯合的「民主在覺醒」和「民主的春天」舉行的遊行和集會，結果1240人因參與「民眾不服從」的活動被當局逮捕。

多數年輕女選民將票投給桑德斯。她們不認為希拉里是一個婦女和兒童生命好的保護者，而是「好戰的男人俱樂部」又一名婦女，好戰分子對大規模破壞利比亞、敘利亞和其他地方的居民是有罪過的。她們譴責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美國第一個女國務卿1991—1997，另一個好戰分子）的講話，奧爾布賴特說，「對於不支持希拉里運動的婦女在監獄裡有一個專門的地方」。

對於爭取合法墮胎的權利在婦女中間有分歧，大多數人表示支持，但有少數人主要是共和黨的保守派和信教的人反對墮胎。保守的人和基督教右翼傾向於共和黨的極右派，因為它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和沒有限制的同性戀權利，而希拉里和桑德斯表示支持這些人權。根據民意調查，在一般選民中74%的婦女拒絕特朗普，只有39%的婦女支持共和黨，這對特朗普有利。

三，對選舉的反叛：候選人和媒體

儘管在選舉中投票者一般應當登記為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實際上很少人是黨的成員。選民的大多數人自認為是「獨立的」。一般來說人們不認為在每四年進行的初選和總統選舉中投票是麻煩事，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自己的「義務」，或因為他喜歡某個候選人的人格。但是現在令人吃驚的是選民針對機構的反叛。因此出現了公眾關於在7月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誰最後決定總統候選人的討論。存在著許多有衝突的政治計劃。

所有的候選人共享的唯一立場是「美國例外論」，桑德斯是部分例外，或者說他們認為美國人和他們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因此美國應當領導整個人類走向普世價值（如同美國人的權利和價值）的未來。因此，除了桑德斯，所有的人都支持對其他國家的軍事干涉或侵略，針對「反對美國」或「不受歡迎的」的領導人或制度發動政變，直到美國派軍隊到各城市控制騷亂或「維持和平」。

特朗普在他關於對外政策的講話中比克魯茲有更多保護主義和超級民族主義的說辭。這兩人將許多國家定性為美國的「敵人」。他們批評柯林頓和奧巴馬在中東失敗的政策。他們建議在「伊斯蘭國」佔領的地方進行飽和轟炸。有時候特朗普比克魯茲更加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克魯茲作為古巴裔美國人極力反對革命，他比特朗普更反對古巴，特朗普承認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封鎖沒有起作用。

關於使用核武器，特朗普是一門「混沌加農炮」。他不排除使用核武器，說可以在日本和韓國使用。由於他外表上心理不穩定，如果他的手指放在核按鈕上可能發射核炸彈，這讓人害怕。

所有的共和黨候選人都想加強武裝力量和美國在世界上150個國家的1000多個軍事基地，不算某些私人僱傭軍和准軍事人員的基地。他們可能增加國防部的預算，現在每年已經達到6000億美元，或者說是世界軍費支出的一半。美國兩個黨從冷戰結束以來都增加了軍事預算，因為軍人對政府的對外和對內政策有巨大的影響，以至影響到美國的文化。而公眾的大多數則抱怨五角大樓古怪的巨額軍費支出。

民主黨的分裂和混亂比共和黨少，主要是因為希拉里得到保障提名的機構支持。在桑德斯和希拉里之間最明顯的分歧是桑德斯的福利國家計劃和反對緊縮的建議，而希拉里支持奧巴馬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是維持現狀。

但是，桑德斯的平台明顯的支持率促使希拉里改變她在某些事情上的立場，比如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TP）。她現在譴責該協定，或認為需要將最低小時工資提高到15美元，儘管她主張只能從12美元開始並分階段進行。對超級富人嚴格徵稅她與桑德斯的計劃相似，主張讓青年得到自由的和質量更高的教育，擴大不富有的人的社會保險，在所有的領域—警察、監獄、種族主義、和平抗議、大銀行和它的行政人員的犯罪、華爾街等—他們主張將已經破碎的「司法」制度非軍事化和進行重建。希拉里用兩三句民粹主義的口號或進行無害的改革做出遲到和軟弱的回應。

桑德斯則以比希拉里以更有力的方式維護公民的自由，要求為非洲裔美國青年提供更多的就業，維護土著居民和其他社會少數族群的權利，保護一般的人權，採取迅速和具體的措施克服氣候危機，不干涉其他國家的事務，維護和平。桑德斯堅持剝奪華爾街的權力。希拉里繼續收到捐款，拒絕透露她在高盛投資公司演說的文本，該公司曾付給她22.5萬美元，也不透露金融精英付給她高價的演說文本。根據民意調查，公眾不相信希拉里的誠實，懷疑她受賄和完全忠實於華爾街。

對於數百萬移民，桑德斯拒絕「在任何合法化的行動以前必須建立安全邊界」。他支持撤銷不人道的遣返移民計劃和私人拘留中心。他要求讓被非正義遣返的移民回來，讓拆散的家庭團聚。

桑德斯堅持普遍和自由的醫療制度，像加拿大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醫療制度那樣，以打破大型保險公司的控制。此外，桑德斯建議大幅度降低贏利很多的製藥公司的藥品價格。希拉里說最好將奧巴馬總統簡樸的醫療制度擴大到更多的人，包括向保險公司和藥房付款。桑德斯主張公立中學和大學自由的教育，大幅度降低學生繁重的債務，以至建立一個更有力的社會保險制度。

桑德斯支持「清潔和可持續的能源」，攻擊石化燃料的工業，而希拉里則接受這些工業的捐款。桑德斯得到環保運動的支持。兩位候選人承認需要選舉民主黨人入國會，共和黨人在國會封鎖了奧巴馬總統的很多建議。

民主黨的負責人繼續利用媒體、政治行動委員會和「高級代表」，以便阻止桑德斯任何獲勝的機會。如果由於某種原因希拉里不能得到提名，副總統喬·拜登或機構另外的人物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

兩黨關注誰將被提名為最高法院的第九名法官，因為一名非常保守的法官死後「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法官形成4比4的局面。參議院共和黨的領導人說他們不考慮奧巴馬任命的候選人，應當等到2017年1月20日新的總統上任再考慮誰將是第九名法官。

儘管政黨壟斷的政治制度最終都為統治階級服務，但在兩黨之間存在意識形態的分歧，比如它們關於墮胎權利的衝突；關於醫療和社會保險的政策分歧（共和黨人支持完全私有化，民主黨人不支持）；關於移民的分歧；關於流行的濫用毒品、沒有住房的人、兩千條水系的污染、保護環境和使用石化燃料的分歧等。一般來說，與民主黨人相反，共和黨人持有保守和不進步的立場。他們否認存在氣候危機或認為不嚴重，而民主黨人承認氣候危機，但是到現在為解決危機幾乎沒有做任何事情。

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的計劃中，幾乎所有的候選人（桑德斯除外）都儘可能地支持以色列。希拉里接受親以色列的院外集團（AIPAC）的大量資金資助她的競選運動。該集團決定甚至草擬國會和白宮的部分決定，而以色列情報機構繼續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一起工作。

桑德斯是猶太移民的兒子，在大屠殺中他的父親失去了家人，他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桑德斯自稱對成為猶太人感到自豪，是位世俗的進步人士。他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集體懲罰，嚴厲批評在加沙對無辜公民的屠殺。他是唯一拒絕接受邀請在AIPAC年會上講話的候選人。

在競選運動中，古巴、委內瑞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其他國家的問題似乎並不十分重要。理解拉美民主和革命進程的美國選民不多，許多人接受美國加速反對整個拉美地區進步攻勢的謊言。他們不理解委內瑞拉「美好的革命」不是對美國安全的威脅，而是人類的希望。這是因為在美國統治的價值是建立在競爭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與此同時在南方進步的政府越來越合作、主張人民的團結、保衛地球母親和未來的幾代人。

桑德斯承認在拉美地區革命取得的某些成就，儘管他稱古巴是「專制的和不民主的」。希拉里稱古巴政府傳統的宣傳「使人員消失，將人關進監獄，甚至殺害發表不同意見的人」。掩蓋事實的媒體重複同樣的謊言。

桑德斯批評美國在拉美地區的軍事干涉，希拉里和共和黨人卻維護這些軍事干涉。知道奧巴馬聲明的選民不多，奧巴馬宣稱在與古巴和委內瑞拉的關係中保持「緊急狀態」。

大多數公眾支持美國恢復與古巴的外交關係（支持古巴人民和他們革命的勝利），結束針對古巴的經濟封鎖。共和黨候選人承諾永遠不關閉關塔那摩監獄，而且要關更多的犯人和更多拷打。希拉里和桑德斯在他們是參議員時曾投票保持開放該監獄。

共和黨人嚴厲攻擊奧巴馬所有對外關係的政策。希拉里維護這些政策，儘管她說美國在敘利亞的政策是「一個失敗」，美國應當增加它在那裡的干涉和軍事援助，以便推翻巴沙爾政府。桑德斯不是和平主義者，但是比其他所有候選人更反對干涉。他不主張撤換巴沙爾，號召在敘利亞進行和平談判，在俄羅斯和伊朗的幫助下，進行協調以便消滅「伊斯蘭國」。

在美國對狂熱的伊斯蘭教徒新的恐怖行動非常害怕。大多數居民對此說起來非常仇恨，但是很少人以同樣的方式談論對在學校和其他地方殺害兒童和成年人新的恐怖活動負有責任的個人和團體，這些恐怖活動幾乎每個月都是由美國基督教徒公民進行的。

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大型新聞媒體的超級決定作用（或者說掩蓋事實和散布恐怖主義），特別是電視作為公司和超級富翁個人的財產，是一種機構的政治和經濟壟斷。存在一個所謂的公共電視網（PBS），但是嚴重依靠大公司或它們的「慈善」基金會的捐款。所有的媒體都將總統選舉當成一種帶來巨額利潤的交易。

簡單地說，電視是一種交易，是貪婪的資本主義整體的一部分。特朗普比其他所有的候選人都得到更多的播出時間。他出醜的承諾—如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或由墨西哥政府出錢建設一堵巨大的邊界隔離牆—和華美、粗俗和侮辱性語言吸引數千萬電視觀眾，以至讓他們著迷。特朗普和所有的候選人（希拉里除外）都攻擊媒體說謊和不負責任並不重要，因為這些媒體的老闆完全清楚公眾認同這些意見，他們對自己的收視率比對真相更感興趣。正如特朗普對《時代》周刊說的：「當我出現在這些電視節目中的時候，收看的指數成倍增加，增加兩倍，這就給一個人權力。」而媒體在無視桑德斯的時候，就不斷地虐待他，散布謊言進行惡意的比較等。比如封鎖他的演說，或中斷播出他的節目而不加解釋等。忽視他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把他說成是「左派」或明顯的極端分子，不是愛國者。不解釋他提出進行「一場政治革命」的號召，無視或者取笑他

今年3月有兩個決定性的時刻表明媒體的謊言和欺騙：3月8日桑德斯在密歇根初選獲勝時，媒體指出希拉里贏得30個百分點；3月11日芝加哥伊利諾斯大學多個種族的學生對特朗普的抗議使特朗普取消了他在那裡的會議。此事影響壟斷的媒體重視反對特朗普的民眾運動，在幾周里對特朗普首次對他進行攻擊，但是並沒有減少對特朗普的報道，4月還有所增加，特朗普讚賞對他有利的報道。

五，「將民主民主化」，社會運動與前途

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當代社會運動民眾的一個口號是「將民主民主化」。這是強調以一種明顯的現實方式說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不是民主。

關於這個問題和其他問題，美國進步社會運動的人士支持這種「民主化」。此外，他們拒絕新自由主義和任何政黨的政府的實踐，不論是奧巴馬總統的政府還是布希總統的政府的實踐，或將來希拉里或特朗普的實踐。但是，歷史向我們表明持不同政見者正常情況下投民主黨候選人的票，將其看作是「兩個壞人中次壞的人」。根據民意調查，希拉里將略勝特朗普，桑德斯將贏得15%或更多的選票。如果桑德斯成為總統，他不可能實施自己的計劃，因為國家處於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狀態，統治階級永遠不會允許社會主義和一系列限制或消滅統治階級的影響和財富的改革。

在歷史上社會運動出現和消失均遭到暴力的鎮壓和內部的分裂；它們相互之間沒有統一；沒有建立持久的有組織的結構。儘管如此，最近當一個運動出現和經常消失卻留給我們一個觀念或普遍的思想，比如「佔領華爾街」（2011年）的情況或支持桑德斯的運動已經將使用「社會主義者」這個詞合法化（這在「冷戰」期間是不可想像的）。無疑在美國和在世界上存在一種少見的新情況，使預測未來或地球的倖存幾乎不可能，但是依靠人類的團結可以和平地創造未來。

在正常情況下，一個支持反現狀的候選人的選舉運動如果他沒有贏得提名，該運動將會停滯。桑德斯說過，如果希拉里贏了，他將支持她。因此在桑德斯的支持者中間一個潛在的幻想破滅過程已經開始。在11月的總統選舉之後，這種幻想破滅可能是致命的。

桑德斯的基層支持者中間關於「怎麼辦」的內部討論已經開始，討論是緊張的，曾發生衝突。關於「前途」至少有四種考慮：一是保持選舉運動，其口號是「佔領黨」，有可能贏得長期控制民主黨（如果一個人研究國家的歷史，這種可能性是不可想像的）；二是這是幻想，拒絕選舉以便保持從進步的社會運動基層進行「政治革命」的桑德斯主義運動；三是一些「選舉人士」支持的立場，建議將前面兩種立場結合起來，採取黨內外雙重戰略，當機構排斥它的立場時支持獨立的候選人；四是拒絕「選舉主義」的立場，除某些州可能獲勝的選舉外，在最近社會主義和進步的候選人已經獲勝的州，支持建設所有進步的社會運動和組織的團結，建立多種族和多用途的聯盟，以便埋葬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通過民眾多元和參與制的民主，讓99%的人發揮主角的作用，開始向一個「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前途過渡，實踐人類團結的國際主義。

當然這四種立場中任何一種都不像這裡總結的那麼簡單，但是所有的人都承認的現實是在歷史上社會運動比「反叛的」選舉運動如桑德斯的選舉運動都遭到更嚴厲的暴力鎮壓。另一個現實是為政黨或社會運動建立持久組織的傳統方式現在迅速溝通，每天使用社交媒體。

「成熟的一代」和其他代越來越多的人之間正在互相及時溝通，依靠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出現在無數的網路。關鍵的問題是在「一個持久的網路的網」中如何使現有的網路與新的網路對當代的重大問題保持聯繫，而不是成為短期的網路，比如「阿拉伯的春天」以及其他的「春天」發生的情況，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控制與鎮壓機構越來越多地滲入新建立的網路以便進行破壞。

第三個現實與經濟有關。總統候選人談到需要「重建國家的基礎設施」，創造數百萬個有用和體面的就業，但是很少談到如何做和在哪裡做的細節。如果進步的人士只是空談在資本主義制度內實施美國前總統羅斯福30年代「新政」風格的經濟改革，這可能是一個錯誤。那幾乎一個世紀以前的事情。必須根據現在製造業、金融和服務的新世界提出更多的改革。

這類改革可能取消生產汽車的工廠，在公共運輸、新技術、清潔能源、公園、圖書館、通信中心等領域投資，在這裡公眾能夠使用新的沒有成本的「高技術」產品，使環境清潔，使用無鉛的飲用水管道，以可以接受的價格娛樂，有自由的公共醫療，建立低利率的社區銀行，建設醫院、幼兒園、住房、自動洗衣店，有自由、多樣和高質量的所有級別的公共教育等。

在不可能實現某些改革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的野蠻不會消失。羅薩·盧森堡關於「社會主義或野蠻」的說法比任何時候都更適用於今天的現實，因為現在的資本主義就是野蠻。因此需要創造一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選擇的前途。

這些選擇的簡單定義並不存在，因為一切取決於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環境和民眾的參與和領導。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確實的：在每個地方和國際上不為這個前途進行鬥爭，和平與人類和地球母親的倖存將是不可能的。

（文章摘譯自2016年5月14日厄瓜多拉美社網頁文章。原載巴西聖卡塔里納聯邦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巴西拉丁美洲研究雜誌》魏文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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