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缺乏對超驗真理的信仰而備受折磨(2)

《知識分子的背叛》是20世紀論述知識分子問題的名著，也是歐洲最暢銷書之一。僅1939年重印就達39次，戰後，1946年、1959年和1975年在法國此書又數度再版，分別被翻譯成英文、德文、義大利文、日文等文字。圖為部分不同版本書封。

在班達看來，知識分子把他們自己交給歷史的大潮，任其推動、漂流，而放棄真理、正義、自由等普遍使用的思想精神價值，聽從本能、民族精神、直覺等等非理性力量支配，這就是知識分子背叛的開始。被定義為世界牧師的哲學和文學知識分子，所肩負的任務是，反對各個時期的政治上的所謂時代精神的侵襲，保護人類的普遍價值。除了知識分子，難道還有其他人能完成此任嗎？因為「俗人」已經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到世界的行為和激情中了。這是一種嚴格的人文主義的唯理論。它公開站出來反對浪漫主義的民族精神的花言巧語。

——摘自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海德格爾傳》

普遍道德是基於普遍的「人性」

班達指出了古代知識分子與現代知識分子的區別，前者提倡普遍主義的價值，後者提倡特殊主義的價值，而且他看到後者正在日益取得統治地位。上世紀三十年代，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葛蘭西重申了這一區分。在其《獄中札記》中，葛蘭西區分了「傳統的」和「有機的」知識分子，傳統知識分子大都是作家、藝術家和哲學家，尤其是聖職人員，他們中許多人認為自己獨立於社會各階級之外，不依附於任何意識形態。在葛蘭西看來，這種知識分子的概念已經過時，知識分子從來都不是自主和獨立的社會階層，而是其他社會集團在形成過程中「有機地」製造出來的知識群體，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總是依附於某個社會集團，表達那個社會集團的意識形態和利益。由於不同社會集團有著不同的倫理，因此任何走向統治地位的社會集團，都需要培養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權。如我們所看到的，在當代，大多數知識分子認同的是葛蘭西的定義，而不是班達的定義。

從觀念的譜繫上講，班達的理性主義繼承的是柏拉圖到康德的價值傳統，其思想基於普遍人性，強調理性與超驗的關係。「我堅持頌揚理性作為最高主宰的地位及其不計結果的永恆性。」永恆的便是抽象的。也就是說，班達是一個古典的自由主義者，即蘇格拉底、柏拉圖、伏爾泰、康德、貢斯當、阿克頓、托克維爾那種貴族類型的自由主義者，這種自由主義堅持價值的普遍性，相信存在著一些人類的基本倫理標準，它們是可以普遍化的。而普遍性必須承認一個抽象的前提，那就是在各種事物背後存在著一個統一的理式。班達使用的「知識分子」一詞的法語原文就是clerc，即從前那些具有超驗意識的聖職人員，英、德文版本都譯成「知識分子」。班達認為西方的聖職人員就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前身，作為社會價值的承擔者，這個群體信奉「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持有這種超越觀念的群體不追求實踐的目的。他們眼中的世界秩序是主客體統一的，普遍價值的觀念便是建立在這一世界圖景的基礎之上。

普遍道德的消退

班達在此書扉頁上引用了勒努維耶的話：「世界因為缺乏對超驗真理的信仰而備受折磨。」這正是此書的主旨。如果將歷史的鏡頭拉到更遠，我們便會發現，普遍價值的消退由來已久。現代的黎明已經伴隨著上帝的離去，人成為最高的存在，歷史從此開始取代宗教的解釋作用，自然世界的循環時間概念也變成了線性的時代概念，而且各個時代的劃分是由變化來檢測的。也就是說，沒有不斷變化的時代這一概念，現代人幾乎無法闡述任何一個發生的事件。在古代，道德的概念是與信仰聯繫在一起的，人們靜觀世界，與自然合而為一。如今，人們失去了道德的超驗根基，無法對普遍價值的內涵達成一致，但人們又必須有行動的理由，道德的含義於是轉變為時代的進步，只有時代的呈現才會激發人們的思想。正如托尼·朱特所指出，二十世紀初的知識分子對獲得行動的權力懷有真切的渴望，人們放棄了從前批判社會不公時所採用的道德語言，試圖將社會理解成一系列世俗問題，就連宗教徒也不再關心信仰問題。然而，最初的啟蒙思想家們雖然反神權，卻並沒有摒棄宗教性的超驗預設，例如伏爾泰就說過，即使沒有上帝，也要創造一個上帝，但他決不會聲稱人類自身可以充當上帝。

這種超驗維度決定了啟蒙主義者的道德概念仍然是恆定和普遍的，但問題在於，理性本身自始就沒有建立起道德體系。無論理性還是非理性都有一個根本的共同點，即二者都是人類主觀思維的產物。隨著世俗化的進程，啟蒙理性最初具有的超驗維度變得越來越弱，直至消失。世俗化、平民化既帶來社會民主化，也產生了民族或階級的特殊道德，它既會導向價值多元，同時也會導向民族或階級鬥爭，反對人道主義的普遍價值。像阿克頓一樣，班達同樣意識到自由觀念萌生於教會與國家權力的對立，而所有民族主義、平民主義以及福利主義之類的現代觀念，都意味著加強國家權力，甚至促成極權制度的建立。納粹集中營與古拉格群島的反人類罪行就表明，失去了普遍的道德善，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行為甚至可以變得毫無理由。

按照班達的看法，正是現代知識分子摧毀了永恆的善的概念，當知識分子與民族、階級結合在一起，對世俗事務產生興趣，就不會產生純粹思辨的思想家了。這些知識分子為歷史的犧牲進行辯護，為扼殺自由的行為提供意義，甚至公然鼓吹崇惡的觀念。可以說，對於像海德格爾這樣的哲學家為什麼會支持納粹，班達給出了最準確的答案，那就是對普遍價值的拋棄。

一種值得稱讚的理想主義

班達對傳統價值的維護意味著他相信只有上帝是無限的，而人的認知是有限的，因而遵從經驗、傳統和習慣就顯得非常重要。這種對人性的謙卑認識正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精義。班達由此觸及了現代的一個根本問題，即宗教衰退後的世俗化進程始終缺乏道德的形上根源，基於人的主觀思維的世界圖景無法建立起普遍、恆定的倫理，最終必然會導致道德虛無主義。

今天已經很少會有人堅持全人類的普遍價值，更不用說相信在國家、民族或階級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秩序。班達本人曾譴責薩特、馬爾羅等人追求時尚的行動，對於任何超出自己時代的要求不屑一顧。在戰後的法國知識界，像班達這樣秉持道德主義，並與薩特等主流知識分子發生爭論的法國作家，只有加繆和雷蒙·阿隆。加繆便曾指出，薩特的存在主義既否定必然性，又拒絕真理和正義的普適性，實際上是一種道德虛無的表現。

當年此書出版後，艾略特便評價道，班達表達了一種值得稱讚的理想主義，不過它也意味著思想與實踐完全脫離，因而同樣是一種浪漫主義。即使像托尼·朱特這樣傑出的歷史學家也秉持現實主義觀念，並不讚賞班達的超驗維度。事實上，對形而上的事物保持沉默，就意味著拋棄了普遍價值。只有阿隆看到了班達此書的意義所在，他認為班達這部書描繪出了思想的世俗化，大多數知識分子忘記了自己的使命，即為真理和公正的永恆價值服務，「如果背叛意味著抬高現世的地位和貶低永恆，那麼我們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是背叛者。」班達將知識分子拋棄普遍價值視作一種背叛，對於他的這一指控，沒有比阿隆的感受更深切的了。

現代歷史告訴人們，鄙視人類所共同追求的價值，推崇特殊價值，必然會與極權主義思維發生關係。在所有支持極權的知識分子言行中，我們看不到任何對正義的遵從。究其根源，正是世俗化導致了去超驗化，同時也導致了現代的專制化，進而摧毀了人類千百年來基本道德的根基。

班達對此的看法是悲觀的，他認為崇尚普遍道德的時代只是一個幸運的意外，人類歷史更多的是處於黑暗的時期。在他看來，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付出了千百萬人的生命，人們不會重新考慮他們的價值，因為進入現代社會的人類還沒有找到價值表。人們頌揚國家或階級，其實是頌揚人自身，而當人成為最高存在的時候，他的敵人就是上帝。當人類「不再把善置於現實世界之上，只為自己和自己愉快的心愿，心中絕無上帝，這樣，人類就達到了對周邊物質世界的真正偉大的征服，達到了對自身力量和偉大真正愉快的認識，歷史將會含笑地認為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是為這個人類而死的」。

自班達去世以後，歷史的發展不斷印證了他在書末表達的這個憂慮，在基於階級意識形態的冷戰結束之後，民族之間的衝突又開始上升，許多國家重新藉助民族主義來提高共同體的凝聚力，把其他民族視為敵人。後現代理論也沒能使世界變得更加進步。一切似乎又回到二十世紀初，充滿了衝突。

無論如何，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那些真正重要的思想家都不是贊同某個特殊道德的知識分子，而是那些堅守普遍道德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具有價值表的人道主義者，在自己的寫作中從未試圖證明他人的苦難是正當的。儘管這樣的人往往孤獨，但他們給我們的時代啟迪卻要比其他人深刻得多，尤其是，如果想要聽取關於人生價值的教誨，我們可以信賴他們的誠實。

□景凱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