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文人書法之一百??清末四大家

清末四大家

清代末年，以楊守敬、吳昌碩、康有為、沈曾植等書法最著名。楊守敬，收藏漢、魏、六朝碑刻甚多，擅長隸書和行楷書,曾東渡日本,帶去不少碑帖，並收日本學生，著有《平碑記》、《學書邇言》等，對近代日本書法產生一定影響。吳昌碩，為清末書、畫、篆刻大家，篆書對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變方為長,講究氣勢；隸書效法漢《三公山碑》、《裴岑紀功碑》，亦別具一格；行書由王鐸上追唐人，晚年「強抱篆籀作狂草」，融會貫通，開闢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學者，書法學習鍾繇、索靖，更熔鑄漢、魏碑刻，晚年精於章草，自碑學盛行,書法家都用心於篆隸,草書很少有著名的。沈曾植在草書上獨闢蹊徑，對後來有一定的影響。康有為在書法理論上，發揮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觀點，著《廣藝舟雙楫》，對近代書法理論影響極大。他的書法亦植根於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門銘》、山東掖縣雲峰山諸石刻對他影響最深，所以他的書法渾拙古勁，奇肆開張，有縱橫跌宕的氣勢，具有獨特風格。因康有為已在前文予以紹介，此文不再贅述。

楊守敬（1839～1915），字敬齋，一字惺吾、號鄰蘇，別署晦堂，室名三不惑齋、悔明軒、飛青閣、望古堂、觀海堂，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省宜都市陸城鎮人。清末民初傑出的歷史地理學家、金石文字學家、目錄版本學家、書法藝術家、泉幣學家、藏書家。楊守敬生於宜都陸城一個商人家庭。楊守敬同治元年（1862）中舉，同治四年（1865）考取景山宮學教習，1874年考取國史館謄錄。1880年至1884年任駐日欽使隨員，將中國書壇尚碑的風氣傳到日本，對日本近代書壇影響巨大，給日本幕府末期頹靡的書壇造成了極大的衝擊波，在當時的日本書道界括起了一股「崇楊風」，其影響至今猶存。被譽為「日本書道現代化之父」。歸國後先後任黃岡教諭、兩湖書院教習、勤成（後更為存古）學堂總教長。1909年被舉為禮部顧問官，次年兼聘為湖北通志局纂修。晚年移居上海，賣字為生，求者以日本人為多。1915年1月9日，楊無疾而終，逝於北京，終年76歲。楊守敬逝世後，民國政府派專車護送靈柩回宜都，歸葬宜都龍窩。著有《寰宇貞石圖》、《日本訪書志》、《平碑記》、《楷法溯源》、《學書邇言》等83種著作傳世，名馳中外。

楊守敬先生是清末傑出的大學者，學識淵博，著述宏富，成就顯赫。通輿地，著《水經註疏》40卷，使中國沿革地理學達到了高峰。與王念孫、段玉裁的小學和李善蘭的算學被譽為清代「三絕」；精金石，成為「儲藏之富，當世罕匹」的金石學家；擅書法，楷行隸草篆諸體俱長，被譽為「日本現代書法的祖師」（王學仲語）；富收藏，藏書十萬餘卷，其中海內外孤本逾萬卷，是近代的大收藏家，對中國文化典籍的保存功不可沒。另外在碑板目錄學上也造詣頗深。因此，楊守敬是一個集輿地、金石、書法、藏書、碑板目錄學之大成一身的大學者。

楊守敬先生的書法在其眾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這絲毫不影響其在中國書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楊守敬主張書法要「變」，變即是創新。他闡述後人的書法與前賢的書法「筆筆求肖，字字求合，終門外漢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錄1卷。楊守敬於書法，真草隸行篆諸體皆擅，但最具特色的當推其行楷。其門人熊會貞稱楊守敬「傳世書法古茂，直逼漢魏，蓋世無雙」。雖有些過譽，但仍可窺見一斑。其年譜中「求書者接踵於門，目不暇接繼之以夜」的記錄，可知其書法在當時的影響。陳上岷先生對楊守敬的傳世書法更是情有獨鍾，「熔漢鑄唐，兼有分隸引楷之長，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說是繼往開來，獨拔藝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見識廣博。大凡作為書家，只有學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楊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又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楊守敬先生說：「多讀書自能作文，多看名跡自能書」，這是至理名言。畢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說楊守敬「收奇選異，積簣成山」。勿庸置疑，見識廣博是其書法風格形成的堅實基礎。二是碑帖並尊，這是楊守敬書法制勝的高明之處。歷代書家重視南帖，而楊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習。有清一代，大興碑學，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絕對起來。而楊守敬始終碑帖並尊，唯美是尚，力破傳統，自立門戶。因此，其傳世書法形神兼備，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蒼勁，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頗有英姿而無媚骨」（陳上岷語）。 「大抵六朝書法，皆以側鋒取勢。」所謂藏鋒者，並外鋒在畫中之謂，蓋即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折釵股、屋漏痕之謂。後人求藏鋒之說而不得，便創為中鋒以當之。其說亦是甚辯，而學其法者，書必不佳。且不說他人，試觀二王，有一筆不側鋒乎？惟側鋒而後有開闔、有陰陽、有向背、有轉折、有輕重、有起收、有停頓，古人所貴能用筆者以此，若鋒在畫中，是信筆而為之，毫必無力，安能力透紙背？且亦安能諸法之妙乎？」這則見解令人耳目一新，對先賢「筆筆中鋒」、「用筆千古不易」的觀點是一個重大的撞擊，也讓人明白了一種哲理，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物。更可貴的是楊守敬不作憑空臆造，不作無稽之談，而是身體力行去實踐自己的理論，並使之光大。這樣，促成了他的書法風格獨特，有異人之趣的筆意。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了其書法高古、深遠、質樸、秀逸的一面。

清 楊守敬 行書七言聯

《行書七言聯》，紙本行書墨跡，書於光緒十三年（1887）。此聯凡上下聯14字，款9字。共23字。楊守敬精於書學理論，曾作《書學邇言》一書，闡述書法理論，多有獨到見解。他的書法在日本影響很大，開日本現代書法的先河。這幅行書作品，運筆加強力度，撇、捺、垂露都筆筆送到，大有雄放之氣，同時，在法度之中加以變化。亦有的筆畫，如撇、捺卻加以放縱，使整幅作品氣韻生動而富有個性。字的結體取橫勢，是六朝碑版的特點。從行筆上看又不儘是六朝筆法，字裡行間有很濃的粘味；每個字結構疏密參差，純樸古拙，得自然之趣。整體章法一氣呵成，氣勢貫通。

清 楊守敬 行書孟浩然詩軸

《行書孟浩然詩》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紙本，縱165.1cm，橫35.7cm。本幅行書錄唐代詩人孟浩然「夜歸鹿門山歌」詩一首，末自識云：「錄孟襄陽詩，宣統庚戌九月鄰蘇老人書於鄂城菊灣，時年七十有二。」下鈐「楊守敬」、「惺吾七十以後書」印二方。本幅無藏印。「宣統庚戌」為宣統二年（1910年）。此軸書法淳雅樸厚，能陶鑄碑帖，寓漢隸之韻，法魏碑風規，行筆略帶滯澀之勢，峭拔古勁，復具信本書韻。結字秀麗，行筆洒脫，又具姿肆跳宕之勢，代表了楊守敬晚年書法的藝術水平。

楊守敬的書法、書論馳名中外，於楷、行、隸、篆、草諸書俱長，撰有《楷法溯源》、《評碑記》、《評帖記》、《學書邇言》等多部書論專著。在日本期間，楊守敬以精湛的漢字書法震驚東瀛，折服了許多書道名家。他還應邀講學、交流書藝，且收錄弟子，在當時的日本書道界括起了一股「崇楊風」，其影響至今猶存。光緒六年至十年在任出使日本大臣庶昌的隨員期間，廣泛搜集國內散佚的書籍，並帶去漢、魏、六朝、隋、唐碑帖13000餘冊，致力於六朝北碑書法的傳授，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貢獻。著有《書舉要》、《評碑記》、《學書邇言》、《望堂金石》、《重訂說文古本考》、《楷法溯源》。論者讚許為千古絕業。

吳昌碩（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碩，又署倉石、蒼石，多別號，常見者有倉碩、老蒼、老缶、苦鐵、大聾、石尊者等。浙江省孝豐縣鄣吳村（今湖州市安吉縣）人，是晚清著名畫家、書法家、篆刻家，為「後海派」中的代表，是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與虛谷、蒲華、任伯年齊名的「清末海派四傑」。幼時隨父讀書，後就學於鄰村私塾。10餘歲時喜刻印章，其父加以指點，初入門徑。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與清軍戰於浙西，全家避亂於荒山野谷中，弟妹先後死於饑饉。後又與家人失散，替人做短工、打雜度日，先後在湖北、安徽等地流亡數年，21歲時回到家鄉務農。耕作之餘，苦讀不輟。同時鑽研篆刻書法。同治四年（1865）吳昌碩中秀才，曾任江蘇省安東縣（今漣水縣）知縣，僅一月即去，自刻「一月安東令」印記之。同治十一年（1872），他在安吉城內與吳興施酒（季仙）結婚，浙江歸安縣（今屬吳興縣）菱湖鎮人。結婚後不久，為了謀生，也為了尋師訪友，求藝術上的深造，他時常遠離鄉井經年不歸。光緒八年（1882），他才把家眷接到蘇州定居，後來又移居上海，來往於江、浙、滬之間，閱歷代大量金石碑版、璽印、字畫，眼界大開。後定居上海，廣收博取，詩、書、畫、印並進；晚年風格突出，篆刻、書法、繪畫三藝精絕，聲名大振，公推藝壇泰斗，成為「後海派」藝術的開山代表、近代中國藝壇承前啟後的一代巨匠。二十二年被舉為安東（今江蘇省連水縣）縣令，到任一個月便辭官南歸。三十年夏季，與篆刻家葉為銘、丁仁、吳金培、王等人聚於杭州西湖人倚樓，探討篆刻治印藝術，1913杭州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吳昌碩被推為首任社長，藝名益揚。七十歲後又署大聾。中國近代傑出的藝術家，是當時公認的上海畫壇、印壇領袖，名滿天下。民國16年十一月（1927年11月6日），吳昌碩突患中風，十一月初六（1927年11月29日）病逝滬寓，享年84歲。1933年11月，遷葬於浙江餘杭縣塘棲附近超山報慈寺西側山麓，墓地坐落於宋梅亭畔。墓門石柱上刻有沈淇泉（衛）所撰聯語：「其人為金石家，沉酣到三代鼎彝，兩京碑碣。此地傍玉潛故宅，環抱有幾重山色，十里梅花。」鄣吳村有他的衣冠冢。西泠印社辟有吳昌碩紀念室。1984年，在遞鋪鎮建吳昌碩紀念館，1987年，修復其在鄣吳村的故居。吳昌碩的繪畫、書法、篆刻作品集有《吳昌碩畫集》《吳昌碩作品集》《苦鐵碎金》《缶廬近墨》《吳蒼石印譜》《缶廬印存》等，詩有《缶廬集》。吳昌碩有三子一女，次子吳涵、三子吳東邁均善篆刻書畫。

吳昌碩善作詩文，苦吟數十年，未嘗間斷。所作詩篇以傲兀奇崛古樸雋永見長，一般地說用典較多，不甚通俗，但有些絕句純用白描手法，活潑自然，接近口語，具有明麗俊逸的特點，風格上與民歌很相近。吳昌碩最擅長寫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響最大，由於他書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書法、篆刻的行筆、運刀及章法、體勢融入繪畫，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獨特畫風，他自己說：「我平生得力之處在於能以作書之法作畫。」他的篆刻是從「浙派」入手，後專攻漢印，也受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等人的影響，終成為一代宗師。篆刻方面吳昌碩上取鼎彝，下挹秦漢，創造性地以「出鋒鈍角」的刻刀，將錢松、吳攘之切、沖兩種刀法相結合治印。所以他的篆刻作品，能在秀麗處顯蒼勁，流暢處見厚朴，往往在不經意中見功力。

吳昌碩的楷書，開始學習唐代顏魯公，隸書學習漢代石刻，篆書學習石鼓文，吳昌碩的行書學習黃庭堅、王鐸風格。吳昌碩的楷書遍臨《漢祀三公山碑》《張遷碑》《嵩山石刻》《石門頌》等漢碑。中年以後，博覽眾多金石原件及拓本，選擇石鼓文為主要臨摹對象。數十年間，反覆鑽研，並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為滿足，參以秦權銘款、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文字的體勢筆意，故所作石鼓文凝練遒勁，自出新意，風格獨特。60歲後所書尤精，圓熟精悍，剛柔並濟。喜將石鼓文字集語書寫對聯。晚年以篆隸筆法作草書，筆勢奔騰，蒼勁雄渾，不拘成法。在吳昌碩的書法創作中，無疑以篆書、行草為主，但吳昌碩學習隸書的時間並不短，在青年時期便曾臨習漢碑，如「張遷碑」、「嵩山石刻」、「張公方碑」、等，同時又受到鄧石如、吳讓之、楊見山等人的影響，筆法近似楊見山，他在三十五歲時書的一幅隸書還是「張遷」的風格，結體方正，用筆尚拘謹、小心。吳昌碩晚年所書隸書，結體已變長，取縱勢，如這幅「奉爵稱壽，雅歌吹笙」，用筆雄渾、飽滿，從一些線條看，具有篆書的痕迹，可以說這時吳昌碩早已將篆、隸溶為一體了，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面目。沙孟海評：吳先生極力避免「側媚取勢」，「捧心齲齒」的狀態，把三種鐘鼎陶器文字的體勢，雜揉其間，所以比趙之謙高明的多。吳昌碩的行書，得黃庭堅、王鐸筆勢之欹側，黃道周之章法，個中又受北碑書風及篆籀用筆之影響，大起大落，遒潤峻險。

清 吳昌碩 篆書小戎詩冊（局部）

《篆書小戎詩冊》，楠木面裱本，紙本，共二十四面，每面縱三七厘料，橫二二厘米，計有篆書一百一十九字。落款「右錄小戎詩一章，即請客亭老件大人正腕，乙酉花朝先一日，昌碩吳俊並記」。鈐朱文印「璧禪」。白文印「吳昌碩」、「吳俊卿信印大利長壽」。另有受書者白文收藏印「張鏡私印」、朱文印「客亭」。首頁鈐朱文印「張氏存耕廬藏」。昌碩先生時年四十二歲，冊首題籤「吳倉石篆書小戎章」，鈐白文印。張鏡私印」。此篆書冊有二跋，每篇二百餘字。其一為張炳翔跋。除此件外，另有兩件內容相同的篆書屏，一件是藏於日本的四條屏篆書小戎詩，為光緒庚寅（1890）所書，另一為藏於上海博物館的篆書小戎詩四屏，為光緒丁酉年（1897）所書。

清 吳昌碩 行書普寧寺牡丹詩軸

《行書普寧寺牡丹詩》軸，紙本，縱136cm，橫47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本幅書錄五言詩一首，末作者自識：「普寧寺牡丹丁卯深秋錄於癖斯堂，吳昌碩年八十四。」下鈐「倉碩」印。無藏印。「丁卯」為1927年。此軸書法古拙遒勁，於法度之外別開生面。用筆時而厚重沉著，時而瀟洒飄逸，起筆與橫筆多沉實，撇筆多細長，有如其畫梅之法。結字多欹側，但以筆劃之粗細保持字形的穩定，無傾倒之勢，充分體現了吳氏書法「用筆遒勁，氣息深厚」，「結體以上下左右取姿勢」的書法特徵，並可從中看到許多繪畫的用筆特點，面貌獨具一格。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別號甚多，有薏庵、檍盦、乙僧、乙叜、釋持、寐翁、睡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維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隨庵、守平居士、谷隱居士、浮游翁、楚翅、東軒、東軒支離叜、灊皤、灊庸、袍遺、東湖盦主、媻者藪長、姚埭老民、紫藟癯軒、癯翁、東疇小隱、遜齋、遜翁、巽齋、遯叟、李鄉農、餘齋老人等等。浙江嘉興人。其祖父沈維鐈，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稱「小湖先生」。曾國藩是他的學生，著有《補讀書齋遺稿十卷》。曾五任學政，務尚有用之學，一生校刊之書頗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歲時，其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從小跟母親誦讀唐詩，通音韻之學。雖因家貧，而讀書之志，未嘗一日廢過。在孫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際生、朱厚川、用飭侯、王莘鋤、羅吉孫及長兄沈曾棨的指導下，「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見王國維《沈乙儘先生七十壽序》)，逐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個人大志。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以「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譽稱「中國大儒」。光緒六年（1880）進士，供職刑部，歷官總理衙門章京等職。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漢律輯存》、《晉書刑法志補》等書，薛允升推為律家第一。之後，他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國事務，因而，益究四裔輿地之學，於遼、金、元三史，創穫頗多，聲名遠播。四十歲後，深究焚學，會通儒佛。1893年，俄羅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鵲受里登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譯考證，沈作三碑跋博得眾人認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校長），改革舊貌，成績卓著。1914年，袁世凱連年派人問候，又聘為史館總纂，謝絕。1916年袁世凱竊國，先生早洞悉其奸，與康有為等密謀傾覆之。晚年因經濟拮据，在滬上鬻書自給，時間約在1919年前後。1920年為日本學者白川省三講《尚書》。九月中風，神智清楚，年終痊癒。1922年十月病歿。1923年（癸亥）十一月初六葬於祖塋側南門外王店榨篰村。

沈曾植一生藏書頗富，先後積書達30萬卷，精本亦多，宋槧元刊近百種，方誌和鄉邦文獻百餘種，康熙、乾隆刻本為最富，有藏書處有「海日樓」、「全拙庵」、「護德瓶齋」等，編撰有《海日樓藏書目》1冊抄本，著錄古籍書1 000餘種，多題跋之作。另有收藏碑帖、書畫亦為大家，編有《海日樓題跋》，記載其收藏宋拓本20餘種，如著名的《淳化閣帖》、二王書法等。書畫收藏的精品有文徵明、董其昌、唐寅、劉墉等名家之作。與當時著名藏書家傅增湘、繆荃孫、張鈞衡等往來甚密。所藏之書，在其去世後，於抗日戰爭期間，其養子沈慈護以20萬元售於陳群，一部分由沈慈護、媳勞善文於1957年捐獻給嘉興圖書館。藏書印有「姚棣沈氏珍藏」、「遜齋居士」、「寐翁」、「蹱息軒印」、「海日樓」、「知一念即無量劫」、「象蓮花未開型」等。

沈曾植是書法大家。早精帖學，得筆於包世臣，壯年嗜張裕釗；其後由帖入碑，熔南北書流於一爐。寫字強調變化，抒發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受到當時書法界的推崇，海內外求其字者頗多。沈曾植以草書著稱，取法廣泛，熔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碑、帖並治，尤得力於「二爨」，體勢飛動朴茂，純以神行。個性強烈，為書法藝術開出一個新的境界。沈曾植自認為書學優於書功，遺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為那樣寫出較為系統的著述。現在所能見到的僅《海日樓題跋》、《寐叟題跋》及給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隻語，多為有真知灼見的經驗之談。沈曾植書學思想前後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響，罵信黃小仲的「始艮終乾」和包氏的「中畫圓滿」之說，於用筆的方法用力甚多，對唐代的張懷瓘《藥石論》中的「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最為心儀。中年由帖入碑，嗜張裕釗的書法，對《張猛龍碑》、《高湛墓誌》、《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崇，於結體注意頗多。光緒壬寅以後，他漸漸地將精力轉到書畫上面。但那時他對帖有些生疏，在《舊拓聖教序跋》中自認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緒了。晚年則碑帖相融，講究會通，沉潛於古今媲變之理，持論精微，常發前人未發之論，如他在給門人謝鳳孫的信中提到「冬心開頑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閣瑣談》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中郎亡隸以波發」；又如在《護德瓶齋涉筆》認為，「西漢末隸石刻間雜為正書」；又如稱金文中的楚人書，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上風。《谷朗》、《爨碑》，皆其遺韻」；又如他認「李懷琳之《絕交書》、孫虔禮《書譜》，皆寫書之變體，其源出於《屏風帖》。」等等。

清 沈曾植 黃庭堅詩軸

《黃庭堅詩》軸，紙本行書，縱145.8cm，橫40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此軸錄宋代黃庭堅《題鄭防畫夾五首》之一，自識：「山谷詩」。款署：「寐翁」。下鈐「沈曾植印」、「海日廔」印。引首鈐「知一念即無量劫」印。本幅無藏印，未見著錄。此軸書法下筆有力，多用側鋒，筆劃勁利挺峭，有北碑書法意趣，章法布局亦自具特色。沈氏書法貌似鬆散，實則意到筆隨，回護照應，不失毫釐。章法布白更處處呼應，相揖相讓，靜中求動。此軸代表了沈曾植行書的藝術水平。

清 沈曾植 行草手札

《行草手札》，取法靈繇、索靖，晚年吸取黃道周、倪元路的精髓，參以《爨寶子碑》法，變態多姿，奇取橫出，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此頁手札可見他的行草書體勢險峻而沉實、姿態飛揚而又含蓄的風格。

寐叟在臨終前數小時仍握筆揮書，寫成三聯。甲聯書於五尺白冷金箋上：「石室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跡編千文。」有陳散原、馮夢華、吳昌碩等39人題跋。乙聯寫在五尺宣紙上：「岑碣熊銘入甄選，金沙銹斷肋薪紕。」題跋者有馬一浮等16人。沈曾植的書法藝術影響和培育了一代書法家，為書法藝術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于右任、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師皆受沈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