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另一面

近一段時間，有網友、學友、同事常常同我討論魯迅，開始我總是一句話「魯迅太偉大了，我不敢評論；魯迅學問太高，我無權評論」來塘塞，卻又使我不得不翻出塵封多年的《魯迅全集》來讀。當然也只重讀了他的小說和雜文。對於魯迅，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受的教育和七十年代的革命實踐，我心中五體投地崇敬，因為他是旗手、是民族的脊樑。而且還遷怒於孔子，特別的痛恨孔子。李長之的《魯迅批判》，一九七四年師大的老師謝軼給我讀了，讀後恨反感，現有重讀有所悟，但我始終認為魯迅不愧為一代偉人，就是面對後輩小人物的批判，他也是欣然接受並予以指導；這就是魯迅的人格魅力。況且魯迅的小說對那個時代國民性剖析入木三方，小說、雜文為當代之最，就是到今日也無人能及！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魯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虛構一個瘋子「吃人」的囈語演繹成批判舊社會的利器；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葯》等等，無一例外地被解讀成揭露舊社會罪惡的範本。這首先歸功於毛澤東對魯迅的讚譽：「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集三個偉大於一身，我國近代史上僅魯迅有次殊榮。魯迅的影響力在1966年後達到頂峰，僅次於毛澤東。以至那時的文章、廣播、大字報里，「魯迅先生的話」出現的頻率也僅次於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教導我們」和「魯迅先生說」一樣成為行動的指南。而且文革時期「先生」一詞是專屬於封、資、修的反動東西，在打倒之列。只有魯迅，破例享受著這個待遇，全中國只有魯迅一位先生。難怪魯迅的大弟弟周作人說：「現在人人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見，是在高高地台上，一人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即是他生前所謂思想的權威的紙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我讀了篇回憶文章，他說：「我從小學讀到高中，讀了整整十七年魯迅的作品，可是仍然不知道魯迅寫下了什麼？我覺得魯迅的作品沉悶、灰暗和無聊透頂。除了在寫批判文章時需要引用魯迅的話，其他時候魯迅的作品對我來說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說，魯迅作為一個辭彙時，對我是有用的；可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讓我深感無聊。在文革歲月里，我曾經充分利用過『魯迅』這個強大的辭彙成了無休無止的爭論的奢侈品，是貧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糧。」這就是我們那代人真實的感受，也深知一切為政治服務的帝王之手段，我一個最普通的平民，今天把幾十年學習的體會說出來，也算是深習中庸的體會吧！上面是開場白，下面闡述本文題目的觀點。一、對國人和中國文化的過分貶斥魯迅似乎很鄙視中國人，在魯迅眼裡中國人全是阿Q、中國歷史就是：「『吃人』；在中國的歷史上，中國人總是草芥一樣的活著，象螞蟻一樣的被碾死」……。魯迅筆下所看到的中國人都劣根畢露，全是看客並奴姓十足，全都是麻木、自私、迷信、自卑、愚昧、落魄的德性，他在《燈下漫筆》中肯定中國人自古就存在甘做奴隸的性格，並歸納中國歷史是國人「想做奴隸而不得」和「做穩了奴隸」相互交替的歷史。他批判到：「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娜拉走後怎樣》）。」「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1925年《京報副刊》）。」「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華蓋集 ·忽然想到》）。」「中國現在的假吉訶德們，何嘗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國，他們卻偏要舞弄著，每天『殺敵幾百幾千』的亂嚷」、「他們何嘗不知道『國貨運動』振興不了什麼民族工業（《真假堂吉訶德》1933年）。」「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們鬥爭。任他們鬥爭著，自己不與斗，只是看。」（《偽自由書 ·觀斗》1933年）「我們試一看別國的兒童畫罷，英國沉著，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兒童畫的。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南腔北調集 ·上海的兒童》1933年）所以，魯迅自詡診斷出了民族的病根，欲以一己之力來改造國民：「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熱風 ·隨感錄三十八》）。」「以手中的筆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術刀，來醫治國人麻木的精神疾病（《藤野先生》）。」多年來，魯迅一支筆所向披靡，難逢敵手，一遇學者、教授、名人，他的情緒立刻亢奮，文思泉湧，筆鋒如利劍，大多迎戰者歷經一二個回合便偃旗息鼓，新月社肖雲山說：「魯迅其實是個精神病患者。魯迅的雜感來源於他的多疑、敏感、自戀，而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徵。也是之所以在魯迅的眼中，滿世界都是敵人的原因。」所以堅持長久同魯迅論戰的人就寥寥無幾。只有梁實秋、陳西瀅等為數不多的幾個文人學者對等地進行著論戰。在論戰中，魯迅一篇又一篇的經典雜文應運而生，成為後世憤青的模板。啊！無論在哪個時代，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或改革是每個知識分子的期望，更是身處苦難之中人們的希冀。所以，針對魯迅，有人認為魯迅貶低民族傳統文化、醜化中國人，是激進極左的思潮的體現；有人認為魯迅的批判破壞有餘，建設不足，讓人只看到時代的悲劇、社會的悲劇、人生的悲劇。從古到今的確有一種「文化」人，對世界上一切陰暗的事物有強烈的興趣甚至崇拜心理，他們有超出常人的好奇和敏感。這就是心理陰暗，總以敵對的眼神看待萬物，將一切事物都納入自己的陰暗論調下，心裡交織著妒忌與莫名的仇恨，什麼都不信，不相信真善美，不相信仁人志士，不相信歷史和文化，甚至嫉恨世間的順利和幸福，深植於心底的是怨恨中國、怨恨中華民族、怨恨國人，自以為掌握了真理、站在「上帝」的高度，歷盡刻薄的嘲笑和羞辱之能事，美其名曰是在改造國民、拯救中國。這是一種相當危險的傾向，終將導致自己脫離實際、脫離他人、脫離最基本的道德和規則，成為人不敢相親的另類。所以有人批評說：魯迅的「《野草》一書覺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悶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運；不是殘忍的殺戮，就是社會的敵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毀滅；不是精神的殺戮，就是夢的崇拜；不是咒詛人類應該同歸於盡，就是說明人類的惡鬼與野化。」（1928年3月1日《太陽月刊》三月號）時日寇入侵正甚，1931年九一八、1932年一二八、1933年《塘沽協定》等等，東三省淪陷、熱河察哈爾淪陷，內憂外患，國難當頭之際，唯有振奮人心、凝聚人心共御外辱，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面對日本步步緊逼蠶食中國的嚴峻形勢下，魯迅行文《對於戰爭的祈禱——讀書心得熱河的戰爭開始了》調侃殊死抗戰的官兵和反抗：「十九路軍勝利，只能增加我們苟且，偷安與驕傲的迷夢！十九路軍死，是警告我們活得可憐，無趣！十九路軍失敗，才告訴我們非努力，還是做奴隸的好！現在，主戰是人人都會的了——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軍的經驗：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勝，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剛剛適宜的辦法是失敗。『民族英雄』對於戰爭的祈禱是這樣的。而戰爭又的確是他們在指揮著，這指揮權是不肯讓給別人的。戰爭，禁得起主持的人預定著打敗仗的計畫么？好像戲台上的花臉和白臉打仗，誰輸誰贏是早就在後台約定了的。嗚呼，我們的『民族英雄』！（1933年2月28日《申報·自由談》）」蔡廷鍇，時任十九路軍總司令，1931年11月，奉命調防京滬。1932年1月，日圖謀上海，要求十九路軍後撤十五公里，蔡拒絕並反覆申明：上海是中國領土，如日軍來犯，我軍當迎頭痛擊。1月28日，日寇悍然進攻上海。蔡廷鍇、蔣光鼐、戴戟聯名通電全國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的決心，下令反擊。賦詩明志：「戎馬倥傯到此間，身心勞瘁任艱難，家書兩載叮嚀寄，不掃倭寇誓不還。」蔣光鼐，1930年任第十九路軍總指揮兼淞滬警備司令。1932年1月28日，蔣光鼐召開十九路軍營以上幹部緊急會議，布置應戰的方案，迎頭痛擊來犯日寇。十九路軍四萬餘人，持輕武器與裝備先進（飛機、軍艦、坦克）的近七萬日寇血戰33天，挫敗日寇四次總攻、殺敵萬計，讓全世界知道了中國有大批不願做亡國奴的熱血軍人。就是震撼世界的一二八抗戰、就是這樣的抗日將領，在魯迅的筆下成了「嗚呼」打引號的民族英雄，文章一出，是讓國人泄氣，這樣的英雄、這樣的軍隊，中國有戰勝日寇的可能嗎？沒有啊！那我們「還是做奴隸的好！」至少不用死人。凡此種種斥責和批判，不是論證天生具有劣根性的民族，真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的論點嗎！民族危亡、國難當頭之際，這種過分渲染「頹敗的庸常」、「迷惘的抗爭」，難道不會讓國人深切失望而喪失鬥志嗎？難道不會令國人更加意志消沉、精神萎靡嗎？這是仇快親恨的宣傳啊！回想魯迅和梁啟超，一樣都是出類拔萃的大師，然魯迅的文筆與梁啟超熱情洋溢樂觀向上的文筆不同，魯迅的文字冷峻峭拔，以悲觀為底色；梁啟超的文章以樂觀為主旋律。面臨列強瓜分中國時梁啟超寫下《論中國人種的將來》，預言「中國人於將來世界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的人種。」中華民國建立後又斷言「已經掛上的民國招牌，從今以後千千萬萬年再也不會卸下。」魯迅則不同，1907年寫《摩羅詩力說》，文中說：「自尊至者，不平恆繼之，忿世疾俗，發為巨震，與對跖之徒爭衡。蓋人既獨尊，自無退讓，自無調和，意力所如，非達不已，乃以是漸與社會生衝突，乃以是漸有所厭倦於人間。」「死守真理，以拒腐愚，終獲群敵之謚。」「自尊而憐人之為奴，制人而援人之獨立」。梁啟超筆下是神采飛揚「乳虎嘯谷」、「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的少年中國，魯迅筆下是困頓疲憊但意志堅定的奴性看客。梁啟超動員全民自我改造，魯迅是犀利批判。魯迅說：「苟奴隸立於前，則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摩羅詩力說》1908年）」梁啟超說：「人人對於人而有當盡之責任，人人對於我而有當盡之責任。對人而不盡責任者，謂之間接以害群，對我而不盡責任者，謂之直接以害群。（《新民說》，1902年）」究其兩人的立場，足以證明魯迅是置身於高位，梁啟超則溶於民眾之中。二、渾身長刺林語堂：「魯迅與其稱為文人，不如號為戰士。戰士者何？頂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鋒以為樂。不交鋒則不樂，不披甲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於胸中，此魯迅之一副活形也。」林語堂的描繪可謂形象至極，準確至極！細數當年活躍在中國文壇上的人，幾乎沒有幾個人沒被魯迅嘲諷和調侃的，在文章中指名道姓「罵」過的人不下一百人，重點痛罵的有三十人左右，激烈授以流氓、走狗之桂冠。一代大師學者名人如梁啟超、林紓、錢玄同、胡適、周作人、林語堂、魏建功、梅蘭芳、楊蔭榆、陳西瀅、徐志摩、顧頡剛、馬寅初、成仿吾、郭沫若、潘漢年、楊邨人、胡秋原、梁實秋、潘光旦、傅東華、施蟄存、朱光潛、文公直、張若谷、張競生、邵洵美、鄒韜奮、廖沫沙、穆木天、吳宓、歐陽蘭、邵飄萍、蔡元培、鄭振鐸、朱家驊、傅斯年、梁漱溟、蔣夢麟、潘梓年、馮乃超、錢杏邨、蔣光慈、趙景深、胡漢民、羅隆基、劉半農、張天翼、老舍、林微音、章太炎、吳稚暉、胡繩、羅家倫、葉聖陶、茅盾等等人，很多並不是因為政治觀點的不同或是學術上的見解不同而招來譏議，觀點之爭、學術之辯、行為之別全在開罵之列，常常為一事一文一語而起；這些被他罵得狗血噴頭的人，其中不乏宗師、大師和人品高尚者。而最偏執的莫過於辱罵自己的民族和民眾，這種怨天尤人遷怒祖宗的體現實不可取。回想我這一代中，有關魯迅的宣傳在一定程度上，誇大和虛張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政治時勢的需要來拔高魯迅的名聲；二、按上級定調來宣傳魯迅，說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唱反調。幾十年的眾口鑠金，魯迅就成了無產階級的神！真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舉幾個眾所周知的事例吧：1、梁啟超中槍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向劉半農托台靜農傳遞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消息，9月25日，魯迅致台靜農信中云：「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周作人文《諾貝爾獎金》中連譏帶諷儘是調侃奚落之語：「洋人之暗於東亞文藝與中國的藝文人士之缺少自知之明，為周知的事實，因此愚對於這個榮譽問題不能不略有懷疑。我所不能解定者即梁君到底是否一個文學家？夫梁君著作之富，與其『筆鋒常帶情感』，海內無不承認，但吾人翻開《飲冰室全集》，雖處處可以看到帶情感的筆鋒，卻似乎總難發現一篇文學作品，約略可以與竺震旦之歌詩戲曲相比擬。所以我縱亦希望梁君之能夠運動到該獎金以為吾國民族爭光，唯對於梁君是否一個文學家這個問題尚未能解決，故不能不抱一部分的悲觀也。」這正與魯迅「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的說法遙相呼應。正可謂兄弟同心，所向披靡。說梁啟超「不配」，其兄魯迅一字未提，想來有趣。何以梁啟超「自然不配」？強拉梁啟超墊背，實在耐人尋味。時梁啟超對評諾貝爾獎一無所知，真是躺著中槍，要怪就怪自己的名氣太大了吧！2、魯迅與胡適兩人同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引導者，同是白話文運動的旗手，也曾惺惺相惜，1924年後緣於兩人對世事和政治觀點上的不同，日見疏遠直至惡化。1933年3、4月間，魯迅在《申報·自由談》上集中發表一組雜文，如《王道詩話》、《「光明所到」》、《出賣靈魂的秘訣》、《言論自由的界限》等正面批評胡適；下半年寫《二丑藝術》、《幫閑法發隱》、《吃教》等文側面抨擊胡適。(《王道詩話》和《出賣靈魂的秘訣》瞿秋白作，經魯迅修改用自己的筆名發表)如魯迅在《知難行難》一文中寫道：「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二心集》）」，胡適則認為見一個「17歲的少年，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胡博士到長沙去演講一次，何將軍就送了五千元程儀。價錢不算小，這『叫做』實驗主義（1033年《申報·自由談》）。」罵胡適是「烏煙瘴氣的鳥導師！」胡適呢，從不應戰和辯駁，最激烈的一句是「最好閉起鳥嘴」。胡適的歷史責任感和「填補空白」的意識很強。他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表達了自己的志向：「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裡支撐門面。」於是，胡適強挑起整理國故的歷史責任，而且以「歷史的眼光」、「系統的整理」和「比較的研究」來另闢蹊徑。對此魯迅是持反對和否定的態度的。胡適和魯迅，一個是謙謙君子，一個是錚錚鐵漢；一個海納百川，一個睚眥必報；一個開方，一個痛病；一個欲「立」，一個欲「破」；一個崇尚民主循序漸進，一個蔑視權威革命激進；重回那個群星薈萃的年代，胡適和魯迅無疑是最耀眼的兩顆星。我倒覺得，這兩位對中國近代文化起了巨大作用的導師，胡適居於中華文化的中心，魯迅自守中華文化的邊緣，均大義存焉。孫郁在《魯迅與胡適》的後記中說，「魯迅與胡適的精神，都會給文化的發展帶來長長的投影。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人類有過什麼貢獻的話，魯迅與胡適的遺產，便會說明著什麼。」這樣的結論是有道理的！3、論戰梁實秋1927年11月，《復旦旬刊》創刊重新梁實秋《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文中抒發對盧梭關於女子教育的不同看法，魯迅看法不同，先在《語絲》周刊發表《盧梭與胃口》雜文，繼而將梁實秋女子教育的觀點升級為「人性論」問題，發表《文學和出汗》一文，一個多月後，又在《擬豫言》一文中對梁實秋肆意嘲弄挖苦。梁實秋因此而應戰。正逢創造社馮乃超在《拓荒者》雜誌上撰文說：「梁實秋卻來說教……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梁實秋回敬說：「《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魯迅支持馮乃超寫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魯迅在「資本家的走狗」上冠以「喪家的」和「乏」，這篇雜文闡述其精彩程度幾近無以復加，讓人過目成誦：「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從頭到尾沒有一個髒字，罵人水準之高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梁實秋亦不示弱，以《「資本家的走狗」》、《答魯迅先生》、《魯迅與牛》幾篇文章回敬，梁實秋說：「有一種人，只是一味的『不滿於現狀』，今天說這裡有毛病，明天說那裡有毛病，於是也有無窮無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藥方，他格外的不滿；這一服藥太冷，那一服藥太熱，這一服藥太猛，那一服藥太慢。把所有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所作的樣子。」說得俏皮，卻也是直指魯迅的心態。後來梁實秋在《關於魯迅》（台灣愛眉文藝出版社1970年）一文中批評到：「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純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他說的正確，魯迅一生只看病不開處方。4、左聯之於魯迅1928年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成仿吾相互攻詰，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創造月刊》上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批評魯迅，說「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成仿吾說魯迅「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我們中國的堂·吉訶德，不僅害了神經錯亂與誇大妄想諸症，而且同時還在『醉眼陶然』；不僅見了風車要疑為神鬼，而且同時自己跌坐在虛構的神殿之上，在裝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1928年5月1日《創造月刊》一卷11期）馮乃超：「魯迅這位老生……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稱許他的好處，只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創刊號）魯迅則回罵他們是「流氓加才子」。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魯迅為發起人之一。1932年10月後，左聯《文學月報》四期上的長詩《漢奸的供狀》，被魯迅批判為「流氓式文字」（《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周揚將爭論刊登於1932年12月15日《文學月刊》5、6期合刊里，形成了公開論戰，「左聯」刊物《現代文化》出現批駁魯迅的文章如《對魯迅先生的〈恐嚇和侮辱絕不是戰鬥〉有言》諷刺魯迅「帶有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色彩」、「無形中已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1934年廖沫沙撰文指責魯迅雜文《倒提》一文表現出「買辦意識」：一、「常以了解西洋人自誇」；二、「贊成西洋人統治中國，虐待華人」；三、「反對中國人記恨西洋人」。遭到圍攻的魯迅寫信對蕭軍、蕭紅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1935年一年間，魯迅書信中不斷稱周揚（左聯黨團書記）一夥為「工頭」、「奴隸總管」、「橫暴者」，是高踞眾人之上的「以鳴鞭為惟一的業績」的壓迫者，則自是「苦工」和「奴隸」，「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強調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新型的階級關係，是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此時的魯迅完全將周揚等人視為更可怕的敵人了。1935年左聯解散，解散前魯迅提出發表解散宣言，「魯迅的這個意見，周揚他們接受了，事情好像已經圓滿結束，可是，後來不知為了什麼，又變卦了。魯迅因此大為生氣，認為他們言而無信（茅盾《我走過的道路》）。」1936年2月18日魯迅得知「左聯」解散的消息「臉色一沉，不發一言」。對馮雪峰說「就這麼解散了，毫不重視這條戰線」。1936年5月2日給徐懋庸寫信抱怨：「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後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魯迅始終對左聯解散時沒聽從自己發表宣言的意見耿耿於懷，以至拒絕參加隨後成立的「中國文藝家協會」。後又遭遇「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之爭，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275人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堅持兩個口號共存。徐懋庸1936年8月1日致信魯迅堅持國防文學，魯迅說徐「雄赳赳的打上門」來，撰文《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 一戰線問題》，文中說「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將左聯的陽翰笙、田漢、夏衍、周揚稱為「四條漢子」，魯迅的諷刺，日後竟成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致「四條漢子」於死地的鐵證。兩個口號之爭直到魯迅去世結束，說白了這種爭論實際是中國文化界誰來領導的問題。魯迅《花邊文學》的誕生：1934年7月3日，廖沫沙（林默）在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發表《論「花邊文學」》，諷刺說那種今天一則「偶感」，明天一段「據說」，「外形似乎是『雜感』，但又像『格言』，內容卻不痛不癢，毫無著落」的文章是「花邊體」；這種「花邊文學」「往往滲有毒汁，散布了妖言」，「相去不遠，就將有人來唾棄」。批評魯迅「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青年必讀書》）」的論調即使算不上「買辦」文學，至少算得上是「西歐中心主義者」。魯迅將1934年以來寫的答辯雜文編為一集，取名《花邊文學》，在《序言》中寫道：「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卻以為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此貼已經被作者於 2015/10/2 5:36:21 編輯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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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15/10/2 5:16:41 跟帖回復：凱迪雲情報——發現信息價值三、魯迅與日本網上有很多帖子說魯迅曾經袁世凱強行逼迫政府職員在在《二十一條》上簽字，魯迅簽了字。錢稻孫回憶此事時無奈說：「我們不同意，看這條文很傷心，但也得簽名，當時哪敢不從呢？」（《訪問錢稻蓀記錄》)真是字字泣血。再加上陳西瀅的嘲諷：「魯迅愛國？他愛的是日本國吧！」他們可能就是以此推論作為政府職員的魯迅自然簽了字的。我細讀了1949年6月王士箐著作的的《魯迅傳》、許壽裳著作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和《我所認識的魯迅》、1937年與周作人合編的《魯迅年譜》和其它眾多史料，沒有任何史料證實魯迅簽了字，因此我不採信這一說法。1926年8月的《藤野先生》中寫道「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1932年11月22日，魯迅在北平輔仁大學發表演講《今春的兩種感想》：「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裡。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操練，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只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只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又見於2009年6月9日中國新聞網：摘自《日本新華僑報》作者孫玉祥）在中國的土地上屠殺中國人，反被指責為太不認真，說什麼倒霉是必然的，這種幸災樂禍當然而讓所有的中國人反感。《「日本研究」之外》1931年11月30日《文藝新聞》第三十八號，署名樂賁。文中說「除了《申報》《自由談》上的什麼『日本應稱為賊邦』，『日本古名倭奴』一流的低能的談論以外，凡較有內容的，那一篇不和從上海的日本書店買來的日本書沒有關係的？這不是中國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國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在這排日聲中，我敢堅決的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的。譬如關於他的本國和東三省，他們平時就有很多的書，關於外國的，那自然更不消說。我們自己有什麼？除了墨子為飛機鼻祖、中國是四千年的古國這些沒出息的夢話而外，所有的是什麼呢？」（此文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入《魯迅全集》）將中華幾千年的文化、文明貶得一錢不值了！連寫點文章都要偷日本人的。「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照住了馴良和拘謹的一剎那的，是中國孩子相；照住了活潑和頑皮的一剎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從孩子的照相說起》1934年8月20日《新語林》半月刊四期)兩相對比，民族的優劣就體現在文字中了！還有「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認真的精神這種葯，也還是不得不買的。」「日本人可謂我們的模範」，「中國人所缺少而必須向日本人民學習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認真精神，正直勤勞的品德。這一點無論如何是非學不可的」等等語言，在社會上影響極大。這些話從內山完造的文章中得以驗證：「我也記得魯迅先生曾在卧病期間的一天對我說：我卧病在床時有一個發現，那就是中國四億人民得了『馬馬虎虎』的病。不治好這病就不能救中國。可是，日本卻有治這種病的靈藥，那就是日本人的認真態度。所以，即使排斥整個日本，也要買來這種葯。」（內山完造《思念魯迅先生》1956年《文藝報》十五號）關於內山完造，1934年5月上海《社會新聞》七卷16期天一的《內山完造底秘密》一文說：「內山完造，在領事館警察署中找到了一個偵探的任務，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施高塔路的內山書店，實際是日本外務省的一個重要的情報機關，而每個內山書店的顧客，客觀上都成了內山的探伙，而我們的魯迅翁，當然是探伙的頭子了。」1934年5月上海《社會新聞》七卷十二期刊登「思」的短文《魯迅願作漢奸》，文章里說：「魯迅即搜其一年來詆毀政府之文字，編為南腔北調集，丐其老友內山完造介紹於日本情報局，果然一說便成，魯迅所獲稿費幾及萬元，以視申報自由談十洋一千，更相去幾倍矣。」魯迅在《偽自由書·後記》中反駁：「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麼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這就讓人感到疑惑了，魯迅的答覆是知道內山的背景的，「一·二八」滬凇戰爭中，魯迅舉家居四川中路內山書店避難四十餘天，而對這次震驚中外的日本侵略，魯迅沒寫隻字以譴責。還有二件事，一是、魯迅晚年的居住地，魯迅於1927年10月3日入住上海橫浜路(景雲里)；1930年5月遷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1933年4月遷居施高塔路(大陸新村)，直至1936年逝世再沒有遷居。1916年日本接管虹口地區公共治安事務，是為日租界。時日租界主要在今閘北，虹口和楊浦區一帶，以蘇州河為界與公共租界隔開，淞滬抗戰後公共租界的東區被日租界吞併。二、1932年11月日本作家井上紅梅翻譯《吶喊》、《彷徨》兩部小說集和《魯迅年譜》組成的《魯迅全集》在東京出版。1937年2月，由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主持的《大魯迅全集》在日本陸續出版，8月全部刊印結束。都早於1938年中國《魯迅全集》二十卷的出版發行。凡此種種，魯迅關於日本的言論和與內山完造的友誼就成了詬病他的證據。魯迅在《阿Q正傳》俄文譯本的自敘傳略中回憶：其祖上本是殷實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很大的變故」是指其祖父周福清為兒子周用吉（魯迅父親）舉人考試賄賂同年鄉試主考官之一的殷如璋，許「洋銀一萬元」，並暗示考卷上有「宸忠」、「茂育」四字便是周用吉，周福清把紙條和名片裝入信封，派家僕陶阿順送給殷如璋。此事敗露，一時間「蘇浙地方遍處播說，守正之士咸懷憤嘆」，周福清因此入獄八年。周福清出獄後三年去世，周用吉秀才功名被革除，以至終日抑鬱35歲早逝。魯迅家庭從殷實富足頓陷貧困，少時隨母親下鄉「為乞食者」，亦曾「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里」（《吶喊·自序》），少年魯迅經常為父親到藥店取葯，到當鋪去變賣家中物件，從包圍著羨慕的親切眼神到周圍冰涼的眼光，打擊太大了，魯迅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跌蕩和坎坷，深深地影響了魯迅的性情人格，魯迅選擇了偏激，這也許是魯迅走向偏執的根由吧！平生好痛打落水狗以及到死「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就是極端褊狹心理的表現，而且魯迅一生誰都不服、誰都反對。蘇雪林說魯迅「多疑」，心理上病態，是有道理的。正是由於太多的多疑、冷峻、激烈，令其不能冷靜地去面對社會，不能平靜地對待一切人和事。任何置身於世外、高傲地站在整個三千年形成的中華民族之上的態度，我實在不敢肯定。而且國民性是群體內在特徵與外在表現形式的結合，有異於人的個性，更有別於人性的共性。魯迅對國民性的探討，不能代表三千年中華民族的共性，正如魯迅自己說的：「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且介亭雜文 ·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任何以先知先覺自命的「偉人」，試圖改造國民性的出發點錯了。魯迅「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蔽常取類型」，對待社會生活中最下層者，以其地位之卑怯和無奈之忍讓，怒責為劣根之奴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所以魯迅筆下是深惡痛絕的厭惡和嘲諷，少了許多的憐憫和同情，所以讀其文雖讓人警醒、臉紅，卻也有太多的負能量：壓抑、自卑、厭世，不相信世上有真善美，更不相信世上有誠實正直善良無私的人（當然自己除外），轉而對仁義道德抱有深深的敵意，「羨慕——嫉妒——恨」油然而生。他們反對一切強權同時也反對一切社會秩序，正是「民族劣根性」的總結，竟然成了近幾十年來中國衡量社會中人和事的標尺，官場腐敗、違背社會公共秩序、認真或不認真、紛爭等等，一概歸結再民族劣根性上，讓中國人背上沉重包袱、背上永久的「劣根性」恥辱烙印。這種負能量不是一個偉人應當留下的遺產。魯迅曾清醒地說過：「凡是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在《兩地書》中數次自我檢討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於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這就是魯迅的性格局限和意氣使然。既然，魯迅都這麼說了，後人為什麼還要那樣的拔高他、神化他。任何民族的長處和短處總是同時存在的，一個古老民族的歷史不可能被「專制黑暗」四個字而抹殺掉的，傳承了三千年的民族更不會那麼輕易地被打倒、被抹黑。一味抹黑攻擊自己民族是自卑的表現。如果真要為民族做點貢獻，那貢獻決不是打擊國人信心，而應激勵和振奮國人。魯迅的文章帶有強烈的時代烙印和偏見，如果以他的偏見為真理來衡量整個中華民族，那將永遠陷入黑暗之中，因為魯迅一生沒有治世方略。如果魯迅走下神壇、不再是政治符號，而是以普通學者專家、文學家和文化批判者身份出現在世人面前，我們才能真正客觀地認識魯迅、認識魯迅的文學價值、認識魯迅的社會價值。人無完人，金無足赤，瑕不掩瑜，瑜亦不能代瑕，我只想認識真實的魯迅。為民族付出巨大心血的文化巨匠，是應該永遠懷念和稱頌的，他們的歷史功績是誰也抹殺不了的。我愛魯迅但更愛真理，因此寫下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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