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薩：他的高尚情操和英雄主義背叛了文學

06-14

　　「作家把他對文學的愛置於最優先的地位；安排生活也是為著有利於創作，因此證明了他嚴謹和誠實的態度。他首先要忠於文學，首先要對文學負責，他最首要的職責是創作。如果他在國內可以寫得更好，那就應該留在國內；如果在國外寫得更好，那就出國。」

　　文學與流亡

　　[秘魯/西班牙]巴爾加斯·略薩

　　趙德明譯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1936年—），擁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的作家及詩人。詭譎瑰奇的小說技法與豐富多樣而深刻的內容為他帶來「結構寫實主義大師」的稱號。因「他對權力結構描繪，以及他那反抗、起義、失敗的犀利印象」獲頒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品有《綠房子》、《酒吧長談》、《世界末日之戰》等。

　　每當旅居歐洲的拉丁美洲作家接受採訪時，有個問題總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在採訪提綱中：「為什麼您生活在國外？」這並非單純的好奇。絕大多數情況下，這個問題的後面包藏著一種擔心或者責備。在有些人眼裡，作家流亡在外，就文學創作而言是危險的，因為他與本國的老百姓的言談、話語、性格、情緒失去了直接的接觸，這可能導致他的語言貧困、模糊或者隔絕了他對現實的觀察。在另外一些人眼裡，這種事情具有道德意義：選擇流亡之路有不道德的成分，可以構成叛國罪。他們認為：在缺乏文化生活的國家裡，作家應該留在國內，應該為開展文化、藝術活動，為提高人們的素質而奮鬥。如果不如此，反而出國，那他就是一個自私自立的人，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一個膽小鬼（或者三項兼而有之）。

　　接受採訪的作家的回答往往五花八門：我遠離自己祖國的原因，是因為巴黎、羅馬或者倫敦的文化氛圍對我的寫作更有鼓舞作用；或者因為遠離祖國之後，我可以從更本質、更忠實的角度對我曾經沉湎其中的現實進行審視；或者簡單明了地說：我喜歡出國（我這裡指的是自願流亡在外的人，而不是被迫的政治流放）。實際上，各種回答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因為在流亡中我可以寫得更好。此話應該從心理角度而不是藝術角度加以理解，即：可以「更加安靜地寫作」，或者「更有信心地寫作」。至於在國外寫的作品質量是否一定比國內更勝一籌，這是誰也無法知道的事情，因為無從比較。而對於遠離社會現實時間一長就會有損創作的擔心，憑藉藝術想像力寫作的人會回答說：他虛構的現實是同他一道漫遊世界的，因為他筆下的雙首英雄、食人的玫瑰和水晶城市，均源於想像和夢幻，而不是對外部世界的觀察。他還會補充說：儘管每天不能用母語與同胞交流，這絲毫不會讓他感到驚慌，因為他渴望用一種沒有地方色彩、抽象、甚至異國情調、個人獨特的語言表達思想，而這樣的思想是可以通過閱讀書本提煉出來的。

　　愛好現實主義的作家必須舉出實例加以證明。僅以秘魯文學為例，可以列舉一系列用忠實和優美的筆觸描繪秘魯面貌和靈魂的傑作，它們是由流亡多年的作家完成的。寫作《王家述評》的印加·加爾西拉索流亡國外三十年；創作《人類之歌》的巴列霍至少也有十二年。長期遠離祖國並沒有冷卻這兩位作家的熱情，也沒有攪亂這兩位可以說是秘魯文學中最令人敬仰和欽佩的作家對具體現實的看法；這一現實都十分深刻地被移植到《王家述評》和《人類之歌》中。在拉丁美洲文學裡，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雖然安德列斯·貝略的讚美詩的文學價值或可商榷，但他在作品中介紹動植物的嚴謹性確實不容置疑的；他在倫敦藉助記憶謳歌的動植物種群與美洲的完全相符。薩米恩托描寫祖國風貌的最佳散文《法昆多與外省回憶》，是在遠離阿根廷的地方完成的。誰也不會懷疑何塞·馬蒂作品中深刻的民族性，而這些作品的五分之四是在流亡中寫出的。布萊斯特·迦納的晚期小說，是在作者移居巴黎生活幾十年之後構思的，難道其中通過風俗所反映的現實主義成分比之作者在聖地亞哥寫的作品，缺乏對智利現實的忠誠嗎？米蓋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是在歐洲發現了瓜地馬拉有個魔幻世界的。科塔薩爾筆下充滿阿根廷逸事的作品是在巴黎寫成的。

　　這僅僅是一些例證的羅列。在這個問題上，統計數字不能立論，它只是一種標誌。難道這就可以標誌流亡不會損害作家創作能力？難道這就可以證明身在國外並不一定影響作家對現實的看法和作品的表現？在這個題目上的任何一種泛論都會導致荒謬。因為毫無疑問，假如要搬出相反的大量例子以證明許多作家離開祖國後寫作失敗或者寫出的作品歪曲了描寫的世界，是並不困難的。這樣一來，針對這種相反的統計方法，那就得用另外的例子加以反駁——那我們就陷入荒謬之中了——以便證明有難以數計的作家儘管一向紮根本土卻把祖國寫得平淡無奇或者面貌全非。而對那些從未出國卻寫出了並非反映本土現實的作家又該作何解釋呢？何塞·馬麗亞·埃古倫無需走出秘魯就描繪出一個充滿北歐仙女秘密的世界（玻利維亞作家海梅·弗雷伊萊也是如此）；定居在古巴的胡里安·德爾·卡薩爾擅長描寫法國和日本的生活。這兩位作家從來沒有出國，而他們的文學作品卻可以稱為「流亡文學」；反之，加爾西拉索和巴列霍雖然流亡國外，他們的作品卻可以稱為「鄉土文學」。

　　在這個問題上唯一可以證明的是：無可證明。因為就文學創作而言，出國本身並不構成問題。它純屬個人私事，在每個作家身上表現的性質不同，因此結果各異。從創作的角度看，與國內現實的直接聯繫並不是寫作的先決條件，因為不出國並不能解決作家對題材的選擇、想像力的發揮和語言的生動、活潑等問題。而出國同樣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有時，身在國外可能寫出準確說明國內現實的作品；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寫出歪曲國內現實的作品。一部作品逃避還是紮根於現實，如同藝術是否完美一樣，均與作家的居所毫無關係。

　　但是，從道義上說，對流亡國外的作家，有些責備可以成立。有些叛逃國外的作家對自己的祖國不是表現得十分冷淡嗎？他們對祖國的苦難和人民不是毫無同情友愛之心嗎？這樣的質問包含著對文學輕蔑而混亂的思想。作家為國效力的最佳方式就是憑藉能力以最嚴謹和最誠實的態度從事寫作。作家把他對文學的愛置於最優先的地位；安排生活也是為著有利於創作，因此證明了他嚴謹和誠實的態度。他首先要忠於文學，首先要對文學負責，他最首要的職責是創作。如果他在國內可以寫得更好，那就應該留在國內；如果在國外寫得更好，那就出國。作家出國有可能讓社會缺少了一位工作效率高的記者、教師或者學者。但是，也有可能多了一位這樣的記者、教師或者學者，卻少了一位優秀的作家。用不著討論二者中哪個更重要或者更有用，因為才能並非真正由商業、歷史、社會和道義的準則決定的（文學才能尤其不是）。有可能一個為著獻身教育或者革命而放棄寫作的青年比一個自私自利、一心只想寫作的年輕人更值得社會和道義上的承認。但是，從文學的角度說，前者狹義的精神絕不是榜樣，或者說是個壞榜樣，因為他的高尚情操和英雄主義背叛了文學。要求作家表現堅定的人們（他們卻不要求醫生和建築師如此），實際上是從骨子裡懷疑作家才能的實用性。他們根據作家的習慣、言論或者住所來判斷作家，而不是根據唯一可以判斷的因素、即作家的作品加以判斷，因為他們喜歡按照自己的生活來評價作品，而生活常常恰恰與作品相反。他們從心底里懷疑文學的用途，並且用對作家生活（藝術、道德、政治上）的監視來掩飾這一懷疑。消除這類懷疑的唯一方式恐怕就是證明文學總還是有用的。儘管如此，這個問題將永遠是懸而不能決的，因為文學的用途雖然顯而易見，但就實用範圍而言也是無法驗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