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史華慈的毛澤東研究

20世紀60年代前後，歐美一些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大多就毛澤東及相關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以至於這種現象被西方學者稱之為「毛澤東學」。在眾多的海外毛澤東研究學者中，史華慈的貢獻功不可沒。本傑明·I.史華慈(Benjamin I.Schwartz)，系哈佛大學教授，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哈佛學派創始人之一。國內學者在對其進行譯介時，曾將其名譯為施瓦茨、史瓦茲等，但本人傾向於接受史華慈為其中文名。史華慈在1951年至1956年任哈佛大學中國經濟政治研究計劃委員會委員，《中國季刊》和《哈佛亞洲研究會雜誌》編委，1960年後兼任費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由於其學識淵博而被譽為「學者的學者」[1]。其主要著作有：《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以下簡稱《毛澤東的崛起》)《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尋找富強：嚴復與西方》《毛澤東主義的「傳說」的傳說》《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等。《毛澤東的崛起》系史華慈博士論文修改而成，該書出版後反響很大，書中所倡導的學術研究路徑或模式對其後的施拉姆、林毓生、林同奇、梅谷等學者影響甚深。史華慈的學術成果涵蓋了從近代中國到古代中國的整個思想譜系，在海外中國學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過程中，起到承上(費正清)啟下(施拉姆)的重要作用。

作為西方世界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標誌性人物，史華慈不僅與費正清等學者共同創立並發展了「哈佛學派」，為西方毛澤東研究及學術體系的建立作出主要貢獻；而且以其獨有的分析路徑和反思性話語體系，提升了西方毛澤東研究的學術水準，為後續研究拓展了學術視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的學術貢獻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首次提出「毛澤東主義」概念，並加以學理化地解讀

史華慈在《毛澤東的崛起》(全書共分13章)中首次提出了「毛主義」(Maoism)的概念，並從學理上論證了中國革命不是「莫斯科的翻版」，駁斥了盛行於歐美學者中間的「陰謀論」。他指出：「毛主義戰略實質上是在一個純粹農民群眾的基礎上強制推行一個按照列寧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並因信奉馬列主義某些基本原理而獲得生命力的政黨」[2]。史華慈強調毛澤東建黨學說的異質性，指出其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農民黨」，而是具有強烈農民色彩的政黨。費正清和史華慈都注意到《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在毛澤東農民觀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前者認為《報告》「成了在中國最後使共產主義中國化的『毛主義』的基礎」[3]；後者對費正清的觀點進一步發揮，認為《報告》顯示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一種獨特的傾向」，「它把農民當成革命運動的核心」[4]578。史華慈對當時能搜集到的毛澤東的有關文本進行深度釋讀，以深入的提問來揭示出毛澤東在青年時期「轉向了貧苦農民，而不是追隨馬克思關於要依靠城市工人階級的做法。」[5]在上述論斷基礎上，史華慈指出，「毛的理論實際上構成了『對整個共產國際路線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戰』。正是在關於革命的主要動力的認識角度上，毛主義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重要的核心思想的背離，從而構成異端行為。」[4]578由於中國革命發生的獨特的社會背景和時代條件，「毛主義」的產生與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革命傳統路徑有天壤之別。源於此，史華慈「毛主義」建構邏輯指向的重點在於強調農民革命的特殊性，從而在此基礎上確立自己的敘述和闡釋框架。循此路徑，史華慈所刻意闡釋的「毛主義」有別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及其發展的列寧主義，是對中國革命實踐透視的一種新見解，成為迥異於革命傳統的「獨創性異端」。史華慈運用歷史文本，所得出的「『毛主義』絕不是蘇維埃戰略的創新版，也不是正統列寧主義的範例，而是一種為適應中國20世紀20到30年代之軍事政治國情而形成的原創性思想。這個如今被廣泛承認的結論，構成了1951年思想語境中一個至關重要的進展，同時也是現代中國研究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它還導致人們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行更為深入的理解。」[6]

史華慈所提出的「毛主義」不僅在當時西方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和討論熱潮，成為海外毛澤東思想研究三次大論戰的核心論題，而且延續至今，成為60多年來國際毛主義研究的源頭活水。《毛澤東的崛起》以其學術價值被西方學術界奉為研讀毛澤東思想研究的「界標」之作，「美國中共黨史研究的開拓性著作。」[7]346-347史華慈在該書中所開啟的研究模式，「奠基、影響、引導，甚至規定了後來西方豐富多彩的毛澤東研究的基本格局。」[8]在史華慈的影響下，「毛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異端的說法得到廣泛認可並不斷傳播。不過陳志讓認為，史華慈的判斷「主要是分析毛主義的戰略，而不是對毛澤東在原理上的『獨創性』作出判斷，也不是他對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的評價。」[9]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將這種解釋發展到極致。「毛主義是列寧主義與經濟落後的中國以及某種傳統中國思想的綜合物。」[10]312而我們循例史華慈的學術思路，對其著述進行文本再解讀之後，可以清晰地發現史華慈話語中「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關係論述的變遷軌跡，從提出之初與馬克思主義的涇渭分明，到20世紀60年代與魏特夫等人論戰時「毛主義」與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互通，再到20世紀70年代界定「毛主義」的異端行動為1927年以後的革命實踐與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的背離，他深邃的問題意識和縝密的學理分析將美國中國學研究提升到較高水平。但也要指出，由於史華慈過於強調「毛主義」的異質性，忽視了「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關聯即「同源性」，人為地割裂了二者的聯繫，其結論的片面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二)實現西方毛澤東研究由「新聞傳記」到「學術論證」的轉向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學界研究中國政治蔚然成風，漸成顯學。費正清、史華慈等人以前的中共歷史研究，尤其是對於毛澤東研究，主要偏重於新聞史角度，加上資料來源受限以及研究者本人政治立場等原因，學術價值不大。隨著費正清入主哈佛大學並經略亞洲研究中心，史華慈、施拉姆、馬若德等人會聚於此，形成了美國史學界研究毛澤東的盛景。其中，史華慈《毛澤東的崛起》一書對「毛主義」概念的初步闡釋，與費正清、K·布蘭特合著的《中國共產主義歷史文獻》一書中對「毛主義」形成原因的精細化分析，不僅使這兩部著作的學理性顯著增強，成為西方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經典之作，也表明「西方毛澤東研究開始從新聞傳記走向學術論證」。[4]577史華慈認為新聞與學術的本質區別不在於話題的不同，而在於前者只提出當前局勢中大家都關注的議題，後者則同時還能提出「更加廣闊深遠的重大思想議題」，「探究一系列與人相關的廣泛而富有意義的議題，並且為這些議題打開新的豐富的探索領域。」[11]史華慈中國近代政治研究展示的學術取向，即運用歷史文本，在具體的歷史情境和歷史的偶然性(特殊性)中探索歷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從而揭示意識與行動內在關聯的研究路徑為諸多學者所推崇、效仿。為便於西方學者徵引史料，史華慈耗費大量精力，與另外兩位學者共同編纂了《中國共產主義歷史文獻》，收集了中共從1921年到1951年的40套重要文件；還將自己有關共產主義的論文彙編成冊，即《共產主義和中國：流變中的意識形態》，收集了他從1954年到1967年間發表的論文，包括對中蘇關係、中美關係、中國現代化、毛澤東思想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

《毛澤東的崛起》這部重要的書稿完成後，史華慈的研究旨趣轉移到中國近代史領域並試圖探討知識分子與西學東漸的內在關係，由此嚴復進入了他的研究視野。此後，他「因為研究嚴復的原因」轉向到中國古代思想領域。史華慈的三次學術轉向都很成功，即由研究中國革命為何成功而研究毛澤東；由研究毛澤東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留學西方的一些人的思想之關係而研究嚴復；由研究嚴復「發現」中國傳統因素的賡續進而轉移到中國古代思想領域，「從政治到思想，從現代到古代，他的轉換有情境的刺激及邏輯的導引，但其總方向基本一致，那就是通過中國思想的分析，提供可溝通中西方的人類的共同思想經驗。」[12]史華慈學術轉向的順暢通達，除了他過人的語言稟賦之外，也與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密不可分。林毓生對史華慈學術思想進行了高度評價，「史華慈從廣闊的世界歷史的視角來分析人類問題，而這樣的分析往往是博學、精細、內涵深刻、充溢才氣的。他總是在歷史和生活的中心奮進，作最好的努力以希冀進入人類現實的深處，儘可能充分地把他們的意義描繪出來。」[7]355-356

(三)頻繁參與各種學術會議，與中國學者密切互動，積極提攜學術新人

史華慈堪稱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罕見的語言天賦(通曉10國語言)更為其廣泛開展國際交流、培育漢學專家提供了便利。史氏一生著作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屬中國現實政治研究，多為時論，主要收入《共產主義和中國：流變中的意識形態》(1968年)和《中國及其其他問題》(1966年)兩本自選論文集中。這類著作主要記錄了他長期觀察中國現實政治的研究成果。第二類屬中國政治研究，即《毛澤東的崛起》為其成名作。第三類屬中國思想史範疇，包括《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1964年)與《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1985年)。其弟子墨子刻比較了費正清、楊聯陞與史華慈對哈佛學派的學術貢獻，認為「史的貢獻在於發揮哈佛漢學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引導哈佛中國研究在一個比較廣闊的思想視野中進行，使研究向廣度、深度和精密度發展。和費、楊相比，它是一種更加無形，但可能更加深遠的影響。」[13]另一弟子梅谷指出，「史華慈將思想史與政治關聯起來的治學方法，向我們揭示了意識形態的爭論是如何地影響了政治事件，以及政治事件是如何地影響了意識形態，這種治學方法啟示了我以及其他許多人的工作。」[7]564

史華慈曾任「美中關係委員會」首批成員，積極支持改善對華關係，積极參与中美學術交流活動。他生前多次來訪大陸、台灣等地開展學術交流，與國內學者互動頻繁。1975年8月4日至28日，史華慈首次訪華，先後參觀北京、長春、西安、上海、長沙、廣州等地，受到周培源等人接見。1981年再次訪華，應邀在北京、上海、杭州、西安作學術報告，與李慎之、李澤厚等大陸學者展開了學術交流，與宦鄉、汝信等學者多有信函往來。與大多數研究中國學的海外學者一樣，史華慈也有濃厚的中國情結。如他自己所言，「有人喜愛中國，有人憎恨中國，但我尊敬她。」這種「尊敬」體現了史華慈觀察中國所持的基本立場。此外，促使史華慈深入研究中國學的原因之一是潛隱內心深處對人類命運的關懷與關切，「對於人的思想世界及其奧秘的探究，一種具有深沉宗教情操和冷靜理性思考的人文主義訴求」，即「史華慈式的人文主義」。[14]尤為海內外學者倍加欽佩和感懷的是，史華慈對培養、提攜學術新人不遺餘力，直到生前最後一段時間還在關心弟子的學術進展。如今活躍在美國和世界漢學界的中國研究專家中很多都是他的學生，如孔飛力、柯文、杜贊奇、田浩、墨子刻、艾愷、默爾·戈德曼、黎安友、杜維明、張灝、李歐梵等，而接受他的學術指導者則更多，如易勞逸、弗里德曼、林毓生、葉文心、王國斌、瓦格納、史扶林、舒衡哲等，其門下弟子群星璀璨，大師雲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為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活水源頭，國內學者在立足本土，傳承創新的基礎上推進毛澤東思想研究責無旁貸，但也需要注意吸收和借鑒海外學者的優秀成果。「儘管國外毛澤東研究在理論目標、社會功能、文化傳統和學術立場等方面與國內存在差異，對毛澤東這一具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證題之表述難免欠妥」[15]，有些觀點甚至是完全錯誤的。但在全球化學術語境和「毛澤東」這一世界性話語的研究背景下，國外學者的成果無疑是現有國內研究的重要參照，也有助於研究者在更寬闊的視野下把握毛澤東思想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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