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純：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黃昏

06-14

公共之思「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政治哲學當然有需要賭國運的時候，考驗的就是對「大勢」的判斷力，只是歷史上甚少有這樣的時刻：一個國家的成敗決定了一種政治哲學的生死，這對於以「永恆」為思考對象的哲學來說，實在是一種諷刺。

要定義政治哲學上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亨廷頓的《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是一個有益的澄清之嘗試。在亨廷頓那裡，存在著三種保守主義：貴族式保守主義、自主式保守主義和情境式保守主義。貴族式的保守主義，把保守主義作為貴族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捍衛「封建制、特權地位、舊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紀精神」；自主式的保守主義認為，保守主義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觀念體系」，「以普適價值來定義自身，例如正義、秩序、平衡和協調」；而情境式保守主義，「是一種可以用來維護任何既定社會秩序的思想體系，無論何時何地，也不管出於何種角度，只要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本質或存續提出根本性挑戰，它都堅決反對。」不管是哪一種，在英美（和中國）談保守主義，都繞不過英國思想家愛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亨廷頓所總結的「伯克信條」大概有：一、人根本上是一種宗教性動物；二、社會是一個自然的、在歷史中逐漸生長的有機體，權利是時間的產物；三、人是一種具有本能、情感和理性的造物，審慎、偏見、經驗和習慣比理性、邏輯、抽象和形而上學能更好地引導人們，真理存在於具體的經驗之中而不是普遍的命題之中；四、共同體高於個人，邪惡根源於人的本性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社會制度；五、除了在一種最終的道德意義之外，人們都是不平等的，社會組織是複雜的，總是包括各種階級、等級和群體，差異、等級制和領導階層是任何公民社會都不可避免的特徵；六、試圖消除現有邪惡的努力通常會導致更大的邪惡。亨廷頓認為，貴族式的保守主義和自主式的保守主義都和這些信條難以匹配，最後只剩下情境式的保守主義。只是這一種保守主義，亨廷頓說，「適於用來為任何現存秩序辯護」，「沒有什麼可稱之為實質性的理想」。在晚清和民國，有許多被後世研究者稱為「保守主義者」的思想家和學者，比如嚴復、（晚年的）梁啟超、陳寅恪等，但他們並沒有如此稱呼自己。「保守主義」作為一種獨立思潮在中國被正式討論，還是和伯克的引介有關。伯克所「保守」的傳統，是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最早一批自稱「保守主義者」的中國學者出現在改革開放後，當時也基本有自由主義的傾向。胡適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中說：「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在所謂的「短二十世紀」，由於兩次「革命」在中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和平的漸進的改革」被視為一種右傾和反動。1978年以後，「改革」第一次具有了合法性。為配合這一進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里開始出現「告別革命」的論調，他們通過幾個方面的努力，為中國指出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首先，在哲學上，引入伯克的「法國大革命論」、以賽亞·伯林的「消極自由」學說、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理論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這種引入不一定是有意為之，這些思想家也並不都是保守主義者，但是告別革命論者將他們的思想的某些部分組合在一起，卻能很奇妙地拼出一套整全的「自由保守主義（liberal conservatism）」方案。告別革命論者藉助哈耶克和以賽亞·伯林的理論，在西方思想史上，重新把「啟蒙運動」區分為「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法國啟蒙運動」（以保留某種啟蒙的空間）。在他們看來，「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崇「消極自由」和「演化理性」，而「法國啟蒙主義」推崇「積極自由」和「建構理性」。英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里，蘊含了對「消極自由」的尊重，以及對在經驗、傳統、慣例中所體現出來的「演化理性」的敬畏，因而英美社會不曾發生劇烈的社會革命，政治轉型的社會成本遠低於歐陸。而以盧梭為代表的法國啟蒙主義，拋開自身的經驗傳統追求「理性建構」，設想一種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實現的自由——「積極自由」。這種瘋狂的理想主義，不僅導致了「血腥恐怖」的法國大革命，而且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根源。與此同時（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對中國近代史進行全面反思，宣稱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過錯在於，從康有為之後就開始走向激進主義。清末的「新政」和「預備立憲」原本是穩定地走向憲政的大好機會，只是知識分子沒有給清王朝以足夠的時間。辛亥革命建立起來的民國政府，權威不足，根基甚淺，遂有後面的亂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全盤批判，從而摧毀了傳統中國的道德根基，並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告別革命論者還研究了台灣、韓國和智利等國家地區的民主轉型經驗，得出結論說：一段時期的威權統治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再進行民主改革，社會發生動亂的可能性會更低，轉型後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變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國家所發生的那樣）。亨廷頓本人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有幾個公式，說政治動亂程度與社會動員程度成正比，與經濟發展程度、社會流動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成反比，也被作為佐證。在縱向和橫向的「經驗教訓」下，告別革命論者相信，當下的中國，應當是走漸進改良的道路。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往來會愈益頻繁，中國的中產階級也將不斷壯大，與西方國家的各種往來，使得中國必須加快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步伐，中產階級的權益，也必須靠法治、憲政、自由、民主來保障，來自國際社會和國內中產階級的壓力，自然會推動政權走向政治改革。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斷言，歷史將會終結於自由民主，所以新世紀的中國人切勿操之過急，任何鼓吹革命或激進改革的，都是在重蹈覆轍，自斷後路。這一套看似完美的圖景在近幾年遭受重大的現實挫折。秦暉早在2012年就說過，不要老提什麼西方和平演變中國，中國也有可能和平演變西方。黨國的體制比想像中要更有「韌性」：中國並沒有被世界改變太多，反而在GDP躍居世界第二之後，開始試圖改變國際遊戲的規則，之前有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現在號稱要參與「建立多邊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中國的中產階級也比想像中要更加珍稀和脆弱，橄欖形社會遲遲沒有著落，今年六七月的一場股災，據說消滅了八百萬的中產階級；最為糟糕的是，這個體制既不再滿足於「摸著石頭過河」，也不願按照「自由保守主義者」開出來的改革路線繼續前進，而是逐漸亮出自己的「中國道路」，把「中國模式」作為一種可與西方自由民主一爭高下的政治制度來打造和宣傳（頗為諷刺的是，福山這兩年的許多講座和訪談，也間接在為這種宣傳添磚加瓦），這種「制度自信」，讓不少對漸進轉型心存幻想的人瞠目結舌。「端」傳媒最近的一篇文章寫道，僅三年時間，改革派幾乎徹底退場。自由保守主義，這層體制改革派與體制內外知識分子一起糊的窗戶紙，終於被徹底捅破了。其實現存的自由保守主義者不必驚訝，因為這個政權走到現在這一步，即使不是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的必然結果，也應該說後者「功不可沒」。我們以往僅僅注意到在個體的層面上，一些曾經的自由保守主義者最終蛻變成了「中國道路派」，另一些則完完全全變成文化保守主義者，卻沒有想到在制度的層面上也是如此。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國家主義的籌劃。這並不是說，國家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和具體任務，從一開始就是十分明確的，而是說，市場化改革最根本的目的，從來就不是以經濟發展來推動政治民主，而是延續毛時代對民眾潛能的開掘，來實現國家的富強。毛時代透支了民眾的「意識形態狂熱」，而改革時代，需要挖掘民眾的「私人慾望」。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是能量的再生產機制，歸根到底是為國家服務的。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之後，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就不存在「社會」，市場化改革，也沒有創造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而只有一個發育不良的市場社會。在一個後極權主義國家，「市場」不可能全部歸入「社會」領域或「自發秩序」，市場空間的擴大，並不意味著社會空間的擴大。至少有一部分市場是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或者與國家保持著一種曖昧的關係。那一部分沒有受到國家「染指」的市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自由市場」，也十分值得懷疑。由於市場與國家、社會處於這樣一種微妙的關係，市場化改革的結果，不管成敗與否，與政治改革和民主轉型就沒有任何必然關係。市場化改革失敗，中國就淪為阿西莫格魯所說的「失敗國家」；市場話改革成功，中國國力大幅上漲，之後要做什麼，也不是自由保守主義者說了算的。一些自由保守主義者在認清這個真相後，也隨著現實轉向，成為真正的「政治保守主義者」。

甘陽在八十年代是伯林的紹介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自由與秩序」優先於「科學與民主」的自由派領袖，在九十年代，曾經有過一段作為「自由左派」的歧出，但在2000年後，終於褪掉「自由」的遮羞布，露出「保守」的底色。甘陽的「通三統」，非常確切地把握到了當代中國的三種傳統：儒家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嚴格來說，毛澤東的傳統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傳統」，但鄧小平的傳統肯定不算「自由主義傳統」，充其量只能算「市場化傳統」（柯小剛把「三統」定為「儒家、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相比甘陽對過去的毫不留情，但顯出一點天真和寬容）。儘管甘陽是「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的奠基者，但他也是最早拋棄這個方案的：它不僅在政治實踐上是一廂情願，在學理上也是漏洞百出。所以自由保守主義的西方思想史、中國近代史、比較政治學研究，他一概沒有參加。在九十年代末，他寫過一篇《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對這種貶法國大革命和民主的自由主義進行了一番批判。在另一篇名為《自由主義何處去》的文章里，他說：「英國保守派的理論家葛雷（John Gray）近年來即一直大聲疾呼，哈耶克式的經濟自由主義已經把美、英、法等西方各國保守派政黨都送上了政治自殺的道路，更把俄國東歐的市場改革變成罪犯型資本主義。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在葛雷看來可以稱為『右派毛主義（a Maoism of the Right）』，因為它相信可以用市場的不斷革命』來實現一種純粹的『市場烏托邦』，完全失去西方傳統保守主義的謹慎穩健。」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接連失敗，中國改革所創造的巨大經濟奇蹟，撩起了甘陽內心深處的民族自尊心；王紹光和崔之元的「國家能力」研究，也給了他重大的啟發：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也許都不是國家富強的關鍵；美國的謝淑麗（Susan Shirk）、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讓他對毛澤東時期的經濟貢獻，以及毛鄧之間的「連續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甘陽的國家意識終於完全覺醒。以甘陽在學術界的地位，就算要轉身，也不甘心做一個張維為這樣的角色。「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的失敗對於甘陽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啟發：中國人對西方和中國的認識還停留在相當粗淺的層面；以西方（西學）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把西方的經驗、理論、制度照搬到中國，是一條死路。他的雄心是「文明」高度的：建立一套獨立於西方標準的人文學術體系和教育體系、把中國共產黨納入幾千年的儒家道統、將「中國道路」樹立為可與「自由民主」相抗衡現代化範例、打破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和世界體系。甘陽的「通三統」，看似一種公羊學概念的當代濫用，實際上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能量開掘計劃：民族自尊心、意識形態狂熱和私人慾望，他想一網打盡。不管你是想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文化民族主義者，還是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和農民，或者是只想滿足一己私利的資產階級和小市民，你都有理由為這個系統奮鬥。以往我們調侃說施派之所以吸引到那麼多有「天賦」的年輕人，是因為它許諾了一種古典知識精英統治的「貴族制」圖景，這大概不是全部事實。全部的事實是：多少人幻想過的「歷史重來」，不就是現在嗎？現在中國有一個比清王朝更有組織力的政治體制，有一個比1840年更友善的國際環境，現在中國重新遭遇西方會怎麼樣？說不準。但通過「去西方化」，模擬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氣」的心態去應對，而非「揮刀自宮」以求生存，這不是多少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時刻嗎？和這個相比，所謂的以市場經濟走向自由民主，讓中國變成某個西方國家的一個拷貝，又算得了什麼？如此「宏偉遠大的目標」、「系統全面的構想」、「千載難逢的時機」，不投身其中，簡直天理難容。甘陽在重印的《古今中西之爭》里，用大字體突出「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就是這個意思。和甘陽相比，另一個曾經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姚中秋可謂抵抗到最後。同樣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引介人，甘陽在九十年代就轉向，而姚中秋則參與了「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相當一部分理論建構。在轉向儒家之前，他的大部分學術活動都和哈耶克有關：他翻譯過哈耶克的《貨幣的非國家化》和艾伯斯坦所著的《哈耶克傳》，零五年發起成立「華人哈耶克學會」，每年組織一次年會，並出版過專著《立憲的技藝》，書中隨處可見伯克和哈耶克的痕迹。在有「儒家憲政主義」之前，他一直自稱是「普通法憲政主義者」。他還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論自由主義的保守化》，把（曾經的）姚中秋作為自由保守主義者的代表之一，相信不會有人有異議。從哈耶克走向儒家，在邏輯上來說是十分自然的。雖然自稱「古典自由主義者」，哈耶克與洛克—傑斐遜一脈的「自然權利」派不太一樣。他認為，「權利」和「自由」並非來源於上帝的創造或者理性的原則，而是來自倫理、習俗、慣例、傳統，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由判例所構成的「普通法」。這些都不是出於某種外在目的而創建，而是在社會演化的過程中自然地、緩慢地形成的，故而並非「專斷的」，它們構成了哈耶克所說的「自發秩序」。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是一個意涵豐富的概念，可以用來批判極權主義，也可以用來反對計劃經濟。不過一旦接受這個理路，想要拋開中國的傳統來談「權利」和「自由」就變得非常困難。中國沒有「普通法」傳統，中國在秦朝建立中央集權之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哈耶克所說的「自發秩序」也是一個疑問，但既然自由無法外來，那就只能在自身的歷史中尋找。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給了他很大的啟發。錢先生在書中說，至少在元朝以前，中國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專制」，漢、唐、宋的皇權，都受到相權或士權的制衡，君命的頒布和傳達，往往要經歷一系列嚴格的程序，有時下面的機構甚至有駁回的權力。從這裡出發，姚中秋髮現，在思想上扭轉國人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對中國傳統政治的負面印象是可能的。儘管傳統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法治」，但以儒家思想為根本的「禮法」，對於皇權的約束也是顯而易見：儒家作為一套君民共享的意識形態，可以給統治者提供合法性根據，前提是政制必須符合儒家的一些基本要求；國家的治理需要一套高效的官僚系統，而官僚的選拔，大部分時候是依照儒家的標準；入仕的儒生在廟堂上，對君主的各種政策、舉措、言行進行監督和規諫；許多君主在成長過程中也是按照儒家對「明君」的設想來培養的。就這個意義而言，中國可能存在某種最小意義上的「憲政」，即董仲舒所說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在後者那裡，姚中秋髮現了一種把皇權「裝進籠子里」的良苦用心，他把它命名為「天道憲政主義」。從董仲舒開始，儒生們放棄了回歸封建制的幻想，努力地去調和現實和儒家的理想，如此才保住了中國人的「自由」。新文化運動以來被污衊為「吃人」的「禮教」，才是中國人的自由的根本保障：「禮教」限制權力的濫用，給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提供規矩和尺度，只要不違背「禮教」，一切都是允許的；「禮教」代表著天理，天理是永恆的，普適的，遵守「禮教」，也就是順天而行；最重要的是，「禮教」的解釋權並不在君主手上，而是由儒生共同體掌握，就好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掌握著美國憲法的最高解釋權一樣。在自由保守主義者那裡，最重要的一種自由是經濟自由，似乎有歷史事實「證明」，儒家也是「市場經濟」的擁護者。在漢武帝時期，有過一場著名的「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為一方的儒家，和以桑弘羊為另一方的法家，就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統一鑄幣等問題進行辯論。賢良文學力主廢除鹽鐵官營等與民爭利的國策，還提出「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的「自由放任」主張。宋代儒學復興，理學昌盛，商業、金融、城市化、國家財政都得到極大的發展。青年學者吳鉤，通過整理史籍和最新的歷史研究成果，勾勒出一副「宋代資本主義」的圖景：世界第一張紙幣產生在宋朝；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宋錢，是風靡東南亞的硬通貨；宋朝的大城市，有類似於有價證券交易中心的「交引鋪」；宋朝的城市人口比例超過20%，南宋時達到22.4%；宋朝的非農業稅比例接近85%。即使這些不能直接證明儒學有助於經濟發展，至少可以看得出，儒學並不必然重農輕商。而明清儒商的大量出現，更加說明了儒家和經濟自由的理念是完全相容的。姚中秋在2011年寫的《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可以說是對自己轉型的一個總結性思考。在文章里，他說，二十多年來，中國自由主義者一直滿足於把自由主義的常識教導給中國人，但在哲學緯度和歷史緯度上的理論深化工作方面，成效甚微。中國自由主義者缺乏理論自覺，缺乏設定議題的能力。自由主義想要獲得突破，必須在「中國語境中」進行「本土化」。這個我完全同意，但所謂的「本土化」或「中國化」是否意味著去論證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由」和「憲政」，這個我十分懷疑。近幾年，隨著「大陸新儒家」聲勢日漸浩大，隨著姚中秋躋身所謂「當世五大儒」，他提到配哈耶克和「自由」的次數越來越少，甚至提到「憲政」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事實上，如今的姚中秋陷入大陸新儒家內部的各種論爭，比如「宗教」與「文教」之爭，康黨（康有為）與錢黨（錢穆）之爭，候門一入深似海，他對「西方」的認同感也越來越低。他提出要在學術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斷定未來中國的人文學術爭論，都要藉助儒家的語言，當代中國的各種思潮，都會慢慢變成儒家內部的分支，他還認為中華文明，而非西方文明，才具有普世價值。2012年底以來，由於中國最高領導人表露出對儒家明顯的偏愛，姚中秋對本朝政治的褒獎，也愈益露骨，現在看他的微博，滿屏都是「國家」的身影。有追隨姚中秋腳步的青年學人，還幻想著以自由保守主義來詮釋儒家，以儒家來「馴服君主」，實際上，從「普通法憲政主義」，到「儒家憲政主義」到「華夏治理秩序」，這個過程姚中秋也就用了不到十年而已。他和甘陽，同樣的起點，同樣的終點，至於兩人的「初心」是什麼，又有誰知道呢？想用一種非政治化的自由主義來同化准極權體制，最後一定是自由主義被體制收編；想用這樣一種自由主義來同化儒家，最後一定是自由主義被儒家收編。如果我們不牽強附會的話，中國不曾有過任何「自由」的制度和「自由」的文化，所謂的「中國自由保守主義」，根本就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時代精神錯亂」。想要「保守」自由的人，突然發現眼前的「自由」只是一個幻影，又不願放棄自己「保守」的姿勢，只能就地揀起一點有歷史價值的東西，繼續「保守」。「自由」在中國是脆弱的，「自由」只有在行動中，以及在與行動相匹配的理論中，才能得到保存。這就註定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只能是一種激進主義。

在後毛澤東時代，自由保守主義者為中國人度身定製了一套不需要理想主義的激情，只需任由自己的利益和慾望驅使，就能逐漸走入美麗新世界的新型烏托邦敘事。這樣的幻覺差不多持續了二十年之久，在許多人那裡，還要一直持續下去。它給改革者以動力，給中產階級以希望，給年輕人以優越感。平心而論，突然出現一個力挽狂瀾的政治家，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中國帶向自由民主，在「邏輯上」也不是沒有可能。不過到時自由保守主義要是出來邀功，說都是因為自己早就做好了鋪墊，那性質大概和某些布爾什維克在沙皇被推翻以後，說都是本黨十幾年來搞革命的結果差不多，可能還要更糟糕一點。由於「自由保守主義」是一個廣闊的脈絡，在這裡，我需要做幾點澄清。首先，在這篇文章里，儘管我提到了以賽亞·伯林，也把他作為一些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精神源頭之一，但我並不認為伯林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劃分毫無道理，也沒有認定「積極自由」必然先於「消極自由」，如任劍濤在《論積極公民——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公民定位分析》中說，消極自由也需要「積極公民」來捍衛：「實現免於干預或支配的自由目標，一定是要能夠成功拒斥干預者、支配者的干預與支配行動才能實現目的。」毋寧說，我反對的正是一種對自由的「消極態度」。我們可以在康德意義上進行一種關於「可普適化」的思想實驗：假設每一個人都只沉浸在自己的私人領域，完全不關注任何公共事務，也不關注他人的「消極自由」是否受到侵犯，而這時存在著一個隨時可能侵犯任何個人的強權，結果會怎麼樣？結果就是每一個人都只有在自己的「消極自由」受到侵犯時才會起來反抗，而由於勢單力薄，連捍衛自身「消極自由」的反抗都會逐漸絕跡。每一個人能做的就是祈禱強權不要侵犯到自己，或者，當侵犯到自己的時候，不要趕盡殺絕。「消極自由」當然重要，但僅僅在書齋里寫文章、發微博論證「消極自由」為什麼優先於「積極自由」，並不能讓所有人的「消極自由」得到什麼保障。其次，儘管我在前面提到一部分的市場受到國家的操縱，我也並不反對市場。相反，我認為，壯大那一部分不受體制侵蝕的市場，無疑也是擴展「自由」空間的必要途徑。左翼自由主義對「經濟獨立」之重要性的認可不下於右翼自由主義，如果體製成為一個人獲得生存資源和發展前景的唯一來源，那這個人在多大程度能夠保持對體制的「獨立性」，值得懷疑。市場競爭會造成結果的不平等，這個毫無疑問，但是在現在畸形的市場機制下，造成不平等的主要是與國家相結合的那部分市場，而不是想與體制撇清關係的那部分市場。後一部分市場的發展，有助於培養獨立的抗爭力量，使得更多具有反抗意識的個體獲得生存空間，在當下的中國，意義重大。最後，儘管我對「自由保守主義」持否定態度，但這不意味著我認為「自由保守主義」對中國毫無貢獻。事實上，許多人最開始接受的自由主義「啟蒙」，就是來自於自由保守主義者。自由保守主義作為一種代價較小、與現代性衝突也比較少的學說，即使在一種非政治的意義上，也是有幫助的：它使得「契約精神」和「法治」的觀念深入人心，順應了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為社會各種糾紛的解決確立了一個基準；它使得一種「個人主義」得到廣泛承認，個人的選擇逐漸受到尊重，集體、公權力、傳統權威不再能隨意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個人身上，也不能強迫個人為它們作出犧牲。一個人可以不自稱自由主義者而同時接受上述理念的。用秦暉的話來說，這些構成了一種准公共意義上的「共同底線」，儘管它們不足以開出一種自由政治，但依然是自由主義寶貴的精神財富，必須加以發展和捍衛。我提到甘陽和姚中秋，目的不是在這裡唱衰保守主義，相反，我認為在當下的中國，整全的保守主義比自由保守主義有更強的解釋力，更加融貫，也與這個政權的意圖更加吻合。它就算要錯，也是全盤皆錯，還能拉著這個政權給它墊背。只要中國共產黨還能繼續掌權，「通三統」也好，王道政治也好，儒家憲政也好，就不會錯。這也就是所有問題的關鍵：整全的保守主義，太依賴於現實的成敗，也就是我們今年經常聽到的「賭國運」。政治哲學當然有需要賭國運的時候，考驗的就是對「大勢」的判斷力，只是歷史上甚少有這樣的時刻：一個國家的成敗決定了一種政治哲學的生死，這對於以「永恆」為思考對象的哲學來說，實在是一種諷刺。何況在這同一個賭博里，有那麼多人也在另一頭下了重注。「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天」究竟不負的是誰，現在還言之過早。

本文首發於端傳媒

打賞作者？

來稿請投iphronesis@163.com相關閱讀回復「目錄」或「2」，接受新一季可讀文章目錄。回復左側數字，繼續相關閱讀。2005陳純：左翼自由主義的中國化1139韓乾：必須擁抱事件1148穆絳：從政治體制演變，看胡耀邦百年紀念1147

師愈聞：重回「名人堂」的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