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史｜五四新文化大家與中醫： 一個矛盾與複雜的存在

以魯迅、郭沫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大家在推進中西文化交流、建構中國新的文化和文明、推動社會前進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劇烈的變革和陣痛中，他們身上普遍都存在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那就是他們中以魯迅和胡適堪為代表的絕大多數人，都曾公開對中醫提出置疑，態度決絕地予以反對並呼籲取消。他們在上個世紀的觀點和看法現在已經成為廢止中醫論的人士佐證自己觀點的有力證據。五四新文化大家真的反對中醫，還是其中另有隱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一直成為後人所追思的話題。當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全面追尋分析五四新文化大家的一生，我們發現，在這些大家身上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中醫」情結，不是僅憑「反對」一詞就能描述清晰的，五四新文化大家與中醫，可謂是一個矛盾與複雜的存在。

一

五四新文化大家與中醫：複雜關係背後的悖論表現

1文化大家反對中醫的實質表現

魯迅曾經非常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於中醫的不滿，他在著名的《吶喊自序》中，態度明朗地提到：「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葯，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也正是由於對中醫的失望，魯迅萌生了到日本學**西醫的想法，於1902年遠赴日本並在仙台學**西醫。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時期的風雲人物，是20世紀初期反對中醫的重量級人物。他充滿**地提倡新文化，態度強硬地認為中醫是不科學的，他認為「敘述的西洋醫學每一個方面的演變過程，我們也可以明白我們現在尊為『國醫』的知識與技術究竟可比人家第幾世紀的進步。」「回頭想想我們家裡的陰陽五行的『國醫學』，在這個科學的醫學史上能夠佔一個什麼地位。」郭沫若也是一個堅定的中醫反對論者，他在《獨立評論》期刊上發表評論提到： 「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提及「至於對付中醫，似應取得逐步廢止之政策。」

-胡適-2文化大家對待中醫態度的矛盾表現

評判一個人物對於某種事物或現象的態度，我們不能採取靜止的態度和方法，應該用動態的觀點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加以對待和剖析。為此我們會發現，文化大家對待中醫的態度並不僅僅是反對與批駁能夠解析清楚，在他們身上存在著太多的矛盾與悖論。

縱觀魯迅的一生，他對於中醫的態度在不斷發生著變化，他人生的前後期就曾發生過較大的思想轉變。對於中醫，魯迅起先是認可的，以他少年時多次延請中醫為父親診療即可看出。其後由於父親不幸病故，魯迅則是態度堅決地反對中醫，原因是很複雜的，魯迅曾在《墳·從鬍鬚 說到牙齒》中，寫到自己早先對中醫不滿的特殊因由，「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攜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此後，魯迅先生改變了自己對於中醫的態度，他從日本回國後，逐漸扭轉了自己的偏激的觀念，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魯迅先生不斷整理收集中國的古代的醫藥典籍；二是他在日記中不斷記錄自己利用中醫中藥治療疾病的經歷。他對於中醫的態度變得較為科學和實事求是。

在胡適身上也發生了令其極為尷尬的事情，1920年11月，胡適罹患糖尿病與腎炎，在北京協和醫院採用西醫療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後來朋友建議去採用中醫方法治療，胡適勉強應允，反而治療痊癒。他一方面反對中醫，一方面卻是中醫治好了他的重病，胡適被推入到一個很尷尬的境地。1921年胡適把這次事件形諸於文字，披露了自己的真實心聲，他在翻譯家林紓為感謝陸仲安治癒家人而贈送的《秋室研經圖》上題了長跋，詳細敘述自己的事情：「我自去年秋間得病，我的朋友學西醫的，或說是心臟病，或說是腎炎??總不能完全治好。後來給陸仲安先生為我診看??現在竟全好了，頗引起西醫的注意??能使世界的醫藥學者逐漸了解中國醫與葯的真價值，這豈不是陸先生的大貢獻嗎？」從中不難看出表面一直對中醫非常敵視的胡適既承認了中醫藥治癒自己疾病的事實，也對中醫藥的真實價值有了領悟與認可。

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改變了以前認為中醫只能治「自己會好的病」的觀點，說「胡適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黃芪治好了，大約是事實。」「腎臟病，戈寶權先生曾患此病服此中醫之葯而愈。」同時郭沫若也承認，「對於這個問題，我自己要來討論，實在還不夠格。我自己雖然學過幾年的近代醫學，但我並未繼續鑽研，而且已經拋棄了多年。至於對中國的舊式醫術，我更沒有什麼獨到的研究。」他原先非常堅定的反對中醫的態度開始鬆動，對於中醫不再採取極為敵視的態度，而是默認了中醫應有的價值。十分有趣的是，郭沫若和魯迅一樣，在晚年對中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了新的認識，郭沫若曾經給安徽中醫學院題寫校名，並為《簡明中醫辭典》等中醫類書籍題寫書名，也多次利用中醫藥進行治療，如曾經服用老中醫鄭卓人的桑葉酒治癒半側肢體活動不利的病症。

-郭沫若-

二

矛盾背後所反映的深層次內涵

在對待中醫的問題上，五四新文化大家曾經身不由己地捲入到時代的大潮中，他們一方面對中醫極力地批駁和抨擊；一方面卻與中醫發生著或深或淺的關係。同時又由於思想與閱歷的變革與時代的變遷，他們對中醫藥的偏見也在發生著變化。在這矛盾與複雜的背後難掩時代的尷尬與印痕，其間所反映出來的深層次的內涵，值得後人細細思考與品味。

究其原委，我們不難發現，新文化大家對於中醫的批判，並非是對整個中醫以及中醫界進行的，醫學在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難免會產生諸多錯誤甚至違心的東西，他們的矛頭主要是針對庸醫以及中醫中所存在的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針對某些沒有真才實學的中醫故弄玄虛、敷衍了事、輕率從事的行醫作風，新文化大家對此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如針對名醫陳蓮河慣用的奇特的藥引——用蟋蟀一對，且註明要原配（即在一個巢**中），魯迅辛辣地諷刺道：「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弦和再醮,連做葯資格也喪失了」同時他們也指出中醫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魯迅在《明天》中就淋漓盡致地狀寫了這方面的內容。如「先生，——我家的寶兒什麼病呀？」「他中焦塞著。」「不妨事么？他??」「先去吃兩帖。」「他喘不過氣來，鼻翅子都扇著呢。」「這是火克金??」這是一段很經典的對話，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中醫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不足。醫生態度生硬、診治潦草，絲毫不顧及病人家屬的焦急情緒；尤其是使用「中焦」、「火克金」等令普通人很難領悟的專業術語，更是增加了中醫玄虛飄渺的神秘色彩，使中醫很難令人信服。魯迅用藝術化的手段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醫存在的不足，點到了中醫的某些痛處，這些都是我們現在要發展現代化的中醫所要反思和改進的地方。

2借批判中醫表達引進西方文化、改進救國救民方式的願望

「不為良相、寧為良醫」，這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不朽名言，在中國文人眼裡，醫國醫人，同此一理。很多的政治家和懷抱經國濟世遠大理想的文人同時也都初通醫理，他們立志於醫治人民的病苦和解救國家的危亡。但是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隨著中華民族危機的日益加劇，多少仁人志士把視線由國內轉向國外，變法圖存、改革時弊成為當時有志之士的強烈呼籲，魏源就提出了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名言，希望學**西方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以此富國強民，捍衛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此後，西學東漸逐步成為了人們的共識，只有破除中國傳統的文化，為中國引進一劑西方文化與技術的猛葯才能改革中國，挽救中國的命運，為此，中國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了眾矢之的。

但是，抨擊中國傳統文化，應該從哪裡入手呢？李澤厚在《中國思想史雜談》一文中認為「醫」是與中國思想最為密切的四大文化之一。馬伯英在《醫學文化人類學引論（下）》一文中將中醫學比作「中國古代文化的活化石」。由此可見，中醫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子系統，對它的反思與評估，實際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反思與評估的具體外化。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提到：「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更加堅定了魯迅希望以西醫學來解除病人的痛苦以及拯救當時苦難深重的中國的志願了。中醫學自然被文化大家們推上了歷史的審判台。由此，我們就不難認定，為何新文化大家都在言辭激烈地抨擊和反對中醫，他們矛頭所指不完全是中醫本身，而在於批駁支撐和影響中醫發生、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五四新文化時期，在西方文化大舉東移的特定時代，中醫非常悲壯地成為了大力宣揚「科學」與「民主」的犧牲品，它遭受冷落和敵視的命運有其必然的宿命性。

五四新文化大家對待中醫的矛盾態度實際上昭示著對待中西文化的矛盾態度，新文化大家們在相同的命題上存在著諸多前後矛盾的觀點和提法，體現為「現代性」和「民族意識」共存的特點，正如丁帆先生在《現代性·民族性·後現代性》一文中所提到的：「『現代性』在中國是未完成的儀式。民族性與現代性的對抗狀態，從『五四』以後一直是存在的。」為何會有如此矛盾的現象呢，徐思彥在《探索胡適思想的又一專著》一文中有一個精到的論述：「胡適既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在情感上對傳統文化有所依戀；又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浸染和牽引，在理智上要求對傳統文化加以改造」。這也是包括魯迅、郭沫若等「五四」以來中國最早覺悟的知識分子在衝破意識中根深蒂固的舊思想、舊文化時在羈絆中艱難前行的一種真實寫照，胡適在《胡適文集9·嘗試集》一書中曾坦誠地描述到：「我現在回頭看我這五年來的詩，很像一個纏過腳後來放大了的婦人回頭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腳鞋樣，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胡適以形象的比喻說出了自己的無奈和苦衷。胡適思想上的矛盾在演講中表露得較為明顯。胡適在畢生的演講中都在主張全盤西化，一直到晚年都未放棄對中國東方文明的指斥與批評。與之形成鮮明比照的是，胡適在另外一類演講中，卻對中國文化和思想大加推崇，表現在演講中極力呼籲要「整理國故」，發揚「國粹」，這與胡適大加指斥東方文化的觀點大相徑庭，構成了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

理解了魯迅、胡適、郭沫若等大家在特定時期的人格弱點和時代的悲劇之後，我們就不難理解他們對待中醫的矛盾態度了，中醫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已經成為了雙方衝突交鋒的主要領域和陣地。他們為了挽救民族和社會的危機，不惜採取了矯枉過正的手法，魯迅曾經十分憤激地告誡青年人，不要去讀中國書，這已經證明是魯迅一時的氣憤之言。由此可見，在文化大家身上的這種矛盾現象，我們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加以概述：對中國文化愛之深，則恨之切。對東方文化大加指斥，是為了使其警醒，奮發圖強，實現文化的更生。由此，我們就不難解釋魯迅對待中醫的矛盾的態度和做法，我們就不難理解魯迅為何要對中醫付出這麼多的努力，如魯迅先生非常重視中醫藥古籍，他一生中購買收藏了很多的中醫藥典籍，這些從《魯迅日 記》中都可以看出：如1914年9月12日記錄了「買《備急灸方附針灸擇日》共二冊」；1915年2月21日「買景宋《王叔和脈經》一部四本」等。此外，魯迅不僅親自選購和收集中醫典籍，而且還自己動手修補中醫書籍。他在1927年8月 12日的日記中寫到：「下午修補《六醴齋醫書》」；8月17日「下午修補《六醴齋醫書》訖」。由此不難看出魯迅在對中醫學大加指斥的憤激之餘，對中醫藥學成就是持肯定和讚賞的態度的，希望它能夠進一步發展和更新。

三

結語

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不能根據新文化大家一句或幾句反對中醫的話語，而武斷地認定新文化大家是思想堅定地反對中醫的。我們必須要結合新文化大家所處的歷史語境和時代背景，深入理解他們當時的思想和文化價值觀，才能真正理清附麗在歷史的謎團背後的事實和真相，真正認清他們對待中醫的真實態度以及蘊蓄在事件背後的內涵與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