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之時代風格與地域風格

目 錄前言碑至魏碑之發展（一）、碑的源流（二）、魏碑之興起魏碑之類型（一）、造像題記（二）、碑碣（三）、墓志銘（四）、摩崖魏碑書風之發展與總體風格特色（一）、鍾繇筆勢的發揮（二）、魏碑書風形成與發展過程（三）、魏碑書風之總體風格特色魏碑之時代風格與地域風格之形成（一）、北人氣質（二）、政治措施（三）、佛教信仰（四）、好名之習（五）、民間書家代表書家鄭道昭結論1. 前言從藝術之總體觀，各種藝術無不受地域（地理）、風俗、時代的左右，書法藝術亦不出此囿。黑格爾謂：「每種藝術作品都屬於它的時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環境，依存於特殊的歷史和其它觀念和目的。」中國書法之風格變化繽紛，所謂「漢人尚氣，魏晉尚韻，南北朝尚神，隋唐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態，明人尚趣，清人尚朴」之說，即反映不同時代的書法風格與書法美學思想的發展變化。書法與各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哲學、各類文藝的發展以及社會習俗等，有著緊密的關聯。它不僅是一門藝術的風格問題，也反映某種文化現象，體現著某種哲學的、美學的觀念和思潮。書法藝術有鮮明的時代風格，劉熙載《藝概》有言：秦碑力勁，漢碑氣厚。一代之書，無有不肖乎一代之人與文者。《金石略序》云：「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諒哉！正道出書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而每個朝代之書法藝術特色，與此朝代之人與文化特色是相似的。書法實際用途、工具材料、成字方法決定字體，書法總體風格卻決定於時代精神。清書學家翁方綱於《跋漢朱君長題字》亦言：書勢自定時代。意即書法藝術之發展趨勢取決於時代和社會的發展。此因書家生活於不同時代和國度，其創作必然受時代和民族的經濟物質生活和政治文化生活的影響和制約。書法與時代的關係，從表層而言，表現在時代決定書法功能、書寫字體、書寫工具、書寫材料，從而決定書法的面貌。更深層次地表現在受時代的社會狀況和文化心理的制約，同時又反映出所處時代的這些社會狀況和文化心理1。而一個時代的書法風格，即書法的時代風格，則是以許多個個性的書法風格所顯示出的共性傾向為依據而形成的2。這一時代的書法作品既反映了作者的個性風格（即獨特性），同時又不可避免地體現著這一時代書法風格的共性特徵（即一般性）。有時，一、二位著名書家的書法風格及其審美觀念、藝術表現手法等也可因其影響之廣大而釀成一代書風3。十九世紀法國的史學家和哲學家丹納認為：藝術作品的產生不僅取決於「時代精神」，也取決於「周圍的風俗」。「偉大的藝術和它的環境同時出現，決非偶然的巧合」，因而，「要了解作品，這是比別的場合更需要研究製造作品的民族、啟發作品的風俗習慣，產生作品的環境」4。中華民族版圖疆域遼闊，風土氣候隨處而異，以長江為界劃為南北兩方，南北不僅土壤、氣候、地勢、物產不同，自古以降人文風貌亦異，北方人性情淳厚，胸襟開闊；南方人生而多情，靈秀所鍾，故北方詩質樸明快，南方詩綺麗輕柔。地理環境不同造成精神生活的差異，書法的發展歷程和風貌的形成，亦毫不例外地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所謂「南書溫雅，北書雄健」、「北碑南帖」即是地域風格的不同。梁啟超《飲冰室文集》有一段書論，其中歸納出書法南派、北派之特點、風格與代表作品外，又言及書法：蓋雖雕蟲小技，而其與社會之人物風氣，皆一一相肖……大而經濟、心性、倫理，小而金石、刻畫、遊戲之末，幾無一不與地理有密切關係。認為書法雖是雕蟲小技，但與社會風氣相關，而地理環境之不同又影響社會風氣，從而產生不同之藝術風格。此外，在一定的區域里，往往又表現出一定的地方風格。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由於書家們彼此的相互影響，或因權威人物的褒揚提倡，或因某種社會功用目的、特定的工具材料等因素，造成了一定的區域範圍內的書風，在書家及其作品的各自個性風格上，又呈現出這一區域的書法所共有的地方風格特徵。如南北朝時代，南北方書法由於在筆勢與筆法的師承源流上、在氣質特點以及格式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而造成了書法風格上的地方特色5。北朝書法主要反映在碑刻上，風貌與南方迥然不同。「杏花春雨江南」的書法代表尺牘，表現出的是秀美；「鐵馬秋風冀北」的書法代表碑刻，表現出的是壯美。此差異與書法用途與南北方自然、社會環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有關。南北朝時期，受限於政治因素分隔為南北不同政權，在書法藝術上，也因此地域的區隔，自然地理環境、社會文化氣息、書法用途與筆法的師承源流皆有異，形成書法南北不同的地域風格，而此特有的地域風格又進而影響擴大為一時代風格。地域與時代的風格互為影響，有時難以截然劃分，故本文將此二者綜合論述以見魏碑特有之風格。一個時代的書法風格，既有縱的沿革因素，又有本時代的各種條件的影響，形成這個時代與其它時代不同之書風。因此本文試從碑的源流至魏碑的興起、類型、總體風格特色，以見時代傳承延續之脈絡，及魏碑特有之風貌，進而探討形成其時代風格與地域風格之緣由，並以其代表書家??鄭道昭為例，藉此以探魏碑時代風格與地域風格之一二。2. 碑至魏碑之發展（一）、碑的源流：中國立碑的制度，最遲當起於周代。《說文．石部》：「碑，豎石也。」碑之原義是沒有文字之豎石，古碑用處有三：一、豎立於宮門前測日影，《儀禮．聘禮》：「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鄭玄註：「宮必有碑，所以是日景，引陰陽也。」二、立於宗廟以縛牲畜，《儀禮．祭義》：「既入廟門，麗於碑。」鄭玄註：「麗，猶系也。」孔穎達疏：「君牽牲入廟門，繫於中庭碑也。」三、用以引棺木入墓穴之木柱，後用石代替，上刻死者生平功德，為神道碑之始祖。《禮記．檀弓下》：「公室視豐碑。」鄭玄註：「豐碑，?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繞。」《釋名．釋典藝》：「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清葉昌熾《語石》云：「凡刻石之文皆謂之碑，當是漢以後始。」後來漸發展至封墓、建廟、修廟、紀功、造橋、開路……皆可刻碑，甚至碑背、碑側有時也刻滿文字。若將漢以前之碑刻稱為我國最早之碑刻，則現存世或有拓本傳世者，主要有《石鼓文》、《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河光石》、《延陵季子墓題字》、《嶧山刻石》等等。其中《石鼓文》應是我國現存之最早石刻文字，時間雖未能確定，但金石學者皆一致以為先秦時代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嶧山刻石》則皆是秦始皇東巡為頌功德所刻，相傳為李斯所書小篆。劉勰《文心雕龍》云：「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可見東漢碑碣之盛，只是書碑者多不著名，碑文絕大多數是隸書，這是漢隸成熟期的主要標記。按其碑刻製作目的可分為五類：一、歌頌神冥靈驗者，有神碑、神廟石闕；二、記述祖廟祭祀與修造者，有廟碑；三、歌頌個人德行者，有德政碑、墓碑、墓門石闕；四、紀念土木工程完成者，有竣工紀念碑；五、其它，有畫像題字、墓記、買冢記、石經等。另有刻于山崖、天然石上的摩崖石刻，秦碣石已無法得見，東漢的《開通褒斜道刻石》、《石門頌》、《楊淮表記》等則是真正的摩崖刻石。碑刻之風，漢末驟降，至三國時代，碑刻寥若星辰。魏曹操以為「妄媚死者，增長虛偽，而浪費資財，為害甚烈」，故立法嚴禁，晉因襲之，亦下禁碑令，故當時南方立碑之風驟衰。（二）、魏碑之興起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分裂戰亂時期，由於歷史的動蕩，社會的變遷，人們思想和審美意識也發生很大變化，他們不再滿足於接受漸趨板正僵化，波磔矯飾的漢隸，開始改變字體形狀，簡省筆畫波折，進一步化圓為方，促成了正楷書體的形成和發展。自曹魏至隋朝的三、四百年間，在南北朝各地，出現大量體貌各異的楷書。這類楷書，傳世最多的是北魏時期的碑刻、摩崖、造像記、墓誌等石刻書體。它們遞變的跡象明顯，筆畫結構中既有漢隸遺意，又多楷法創新，方正簡捷的體貌和變化多端的用筆，是這類書體的主要特點。北朝石刻盛行，在我國書法史上，將北朝之石刻稱作北碑，北碑以北魏之碑版最多，由於北魏時期的這類書體，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都遠遠超過其它各朝，北朝又以北魏立國最久，故人們將這個時期的石刻楷書通稱之謂「魏碑」。北魏道武帝拓拔圭建國，至太武帝即位前，尚未發現有碑刻。北魏碑刻書法可分二個時期，前期為魏太武帝拓拔燾始光一年（公元二四年），至孝文帝拓拔宏遷洛以前。由於漢化的深入，立碑與墓誌之風盛行，北魏書法藝術也隨之興起，此時期書法處於隸楷遞變過程中，筆畫尚保留隸書遺意，風格方勁古拙。代表碑刻有：《鮮卑石室石刻祝文》、《太武帝東巡碑》、《大代華岳廟碑》、《中嶽嵩高靈廟碑》等。北魏書法至孝文帝時為一大變化。孝文帝為了漢化，於公元四九三年從平城（今大同）遷都洛陽，使中原世族更多地加入北魏政權中，從而推動文化的加速發展、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備魏第十》有言：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蓋乘晉、宋之末運，兼齊、梁之風流；享國既永，藝業自興。孝文黼黻，篤好文術，潤色鴻業。故太和之後，碑版尤盛，佳書妙制，率在其時。……晉、宋禁碑，周、齊短祚，故言碑者，必稱魏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漢化達到高潮。當時雖南北對峙，經濟文化卻時有交流，孝文帝又搜羅各地文學、藝術之士，洛陽一時又成為北方文化之中心。孝文帝在洛陽大興土木，修築宮殿，在龍門開鑿石窟，雕刻佛像，造像的長篇題記亦在此時出現。當時達官貴族死後都刻有墓誌，棺廓畫像、豐碑大碣也因時而起，因此書風為之一變。自此時至北魏滅亡，為魏碑刻書法全盛時期。北朝書法大都系民間書家，因「罕署書者之名」，書家默默無聞，加之北碑大多晚出，墨跡流傳絕少。從唐代開始，由於統治階級的審美情趣所決定，大力提倡南朝風行的圓轉流美的二王書風，北碑書風受到壓抑。直至清代中葉以後，金石之學興起，他們在窮鄉僻壤中廣事搜集，原來長期湮沒無聞的碑版、墓誌，經金石學者考證、著錄，復經阮元、包世臣、梁啟超等廣為張揚提倡，於是北朝碑刻書法大放異彩，「北碑南帖」成了南北朝書法的特徵，「魏碑」也成了一種書體的名詞。3. 魏碑碑刻之類型北朝承趙、燕之後，書法出於崔悅、盧諶二家，兩氏皆傳鍾繇、衛?、索靖遺法，因無禁碑之令，且民性純樸而保守，加上佛教盛行，造像題記及摩崖刻經之風熾盛，遂演北碑特有之書體。主要有四種類型：造像題記、碑碣、墓志銘、摩崖。（一）、造像題記：北魏自遷都洛陽後，帝王多提倡佛教，遂於伊闕山崖鐫造無數佛像，更於其旁或下方題記，以積功德，祈求來世幸福。北魏立朝一百多年而留下二千多方造像記，可見北魏造像刻石行業當是極其發達，造像題記可分二大類：一為石窟造像題記；一為造像碑記。前者如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義縣萬佛堂石窟等；後者形如碑形，上雕各種造像，並刻有題記。此外還有一些佛造像，其佛座或背面也刻有題記。其中以《龍門二十品》最受推崇，其為北魏太和、景明間流行之書風，書體方正，結體雄渾綿密，疏密相生，自神龜年間（公元五一八至五二○年）開始，書風漸趨遒麗，為北魏極盛時期。龍門造像題記刻於石窟中，其石質比較堅硬，題記於石壁高處，鐫刻不易，因此用筆點劃俯仰、輕重頓挫，極不易細膩地刻出，所以筆畫多平直方截6。康有為於《廣藝舟雙楫?備魏第十》有言：《龍門造象》自為一體，意象相近，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致也。造像記雖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但其風貌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審美風尚和追求。這些稜角分明、斬釘截鐵的筆畫，純為鐵刃大刀闊斧、不加修飾地鑿出，粗獷線條有游牧民族彪悍之風。（二）、碑碣：北朝打破西晉的一切成規，不僅大立碑碣，長城內外、黃河上下，碑碣層出不窮，而且無字體規範，故碑碣書法豐富多姿。除《廣武將軍碑》、《沮渠安周造像碑》、《西嶽華山廟碑》等為不規則的隸書外，皆是楷書碑。著名的有《暉福寺碑》、《高慶碑》、《南石窟寺碑》、《楊?碑》、《賈思伯碑》、《張猛龍碑》、《根法師碑》、《高貞碑》、《皇甫度造石窟寺碑》、《吊比干碑》等。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張猛龍碑》，刻於北魏正光三年（公元五二二年），碑額題「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書勢綿密險峻，氣勢雄強。碑文與額字同樣險峻雄強。其用筆、結構皆極謹嚴，筆劃多用方筆，在謹嚴時出險峭之筆，結構富於變化。碑陰為立碑者題名，有行書筆意。（三）、墓志銘：墓誌始於東漢，兩晉時期近時雖時有出土，但數量不多，至孝文帝遷洛，墓誌之風大盛，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平民，墓葬多用志石。北魏墓誌數量之多，書體之豐富，皆是前代所未有。北魏墓誌選石、鐫刻均極為講究，石面打磨細膩，書寫時筆鋒起迄、頓挫、轉折，可以隨心所欲，無異於紙上書寫。北魏墓誌風格約分數類：一類體勢稍斜，用筆工整秀麗，結體和點劃已臻成熟楷法，如《元簡墓誌》、《元羽墓誌》、《元顯俊墓誌》、《元珍墓誌》、《司馬顯姿墓誌》、《刁遵墓誌》、《崔敬邕墓誌》、《常季繁墓誌》等。另一類形體稍扁，用筆似多側鋒，有端莊妍媚之趣味，如《司馬炳墓誌》、《張黑女墓誌》等。另有雄強渾樸，筆劃方整剛勁一類，如《李璧墓誌》、《鞠彥雲墓誌》、《元定墓誌》、《李超墓誌》、《元思墓誌》、《元楨墓誌》等。北魏墓誌由於不同刀法鐫刻，其書法面貌也不盡相同。如《皇甫?墓誌》、《劉玉墓誌》都用單刀鐫刻，因此筆劃纖細，雖體勢仍屬當時墓誌書法的常體，但書風卻大異。此外個別墓誌有行書筆意，如《元保洛墓誌》。有的書和刻都較為草率，似不經意，但書風卻流露出意外的效果，自然樸拙有山野之趣，有《元鑒墓誌》、《元騰墓誌》等。（四）、摩崖：摩崖文字是刻在崖壁或岩石上，石面稍加修整，或就自然石面鐫刻，書法往往就石勢來布置字劃的行氣，所以得自然巧拙之趣。摩崖刻石書法，最著名的有陝西褒城石門之《石門銘》，和山東掖縣雲峰山諸刻石。「雲峰石刻」系指分布於山東掖縣雲峰山、太基山，平度市的天柱山和青州市的玲瓏山的石刻文字。這些石刻文字有的是碑文，有的是題詩、題名和題記。這些碑文、題記傳為北朝鄭道昭及其子鄭述祖所書。這些文字大都刻在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岩石上，字跡有大有小，用筆有方有圓，有的大字用雙勾刻成，書法謹嚴渾厚，風格雄強渾穆。其中著名之刻石有：《鄭羲上碑》、《鄭羲下碑》、《論經書詩》、《觀海童詩》、《登大基山詩》、《游盤題字》等。4. 魏碑書風之發展與總體風格特色（一）、鍾繇筆勢的發揮南北朝時代，西晉士族聚居江南，其書法在西晉體貌的基礎上進一步加速了演進過程，釀成王羲之父子的妍美體貌，此後的南朝書法，在二王法式的影響下，普及為一派時風。而北方的書法，即在西晉故地仍表現為西晉書法的延續體態較多地保留著鍾繇類型的筆勢、筆法特徵。此從北朝大量的刻石書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北史卷二十一?列傳第九?崔宏》中記載：（盧）諶法鍾繇，（崔）悅法衛恆，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此謂北魏初期有崔、盧二家書法為世所重。其筆勢、筆法分別傳自鍾繇、衛恆，而衛恆為草書世家，崔悅師法衛恆，又習索靖草書，可知其子孫代代相傳在北魏得大名的書體當為草書。但北魏草書至今未見片紙遺存，所見絕大多數為刻石，其書法亦大多為楷書，另有極少數為隸書和篆書。而這楷書筆勢、筆法則與鍾繇一系一脈相承，在西晉風貌的基礎上加以新的變化與發展。此外，衛氏子弟的楷書也師法鍾繇，史載王羲之從衛夫人得鍾法，可知衛夫人書是取法鍾書的。因此可以說，在北朝，儘管有鍾、衛二家影響很大，實際上，二家相較，當為鍾書的影響最大。（二）、魏碑書風形成與發展過程漢末到魏晉南北朝是由隸書向楷書衍變，楷書形成和發展的時期。三國魏鍾繇之楷書還帶波磔筆意。楷書入碑早期見於東吳《九真太守谷朗碑》，碑字筆劃已變波磔而為橫平豎直，是不成熟的楷書形式。東晉楷書有方筆圓筆之分，王羲之以篆書入楷，形成圓轉流美之風格特點，此種楷字風靡南朝。方筆楷書如王、謝墓誌等民間書家的書刻等。晉《爨寶子碑》和南朝宋《爨龍顏碑》即延續方筆傳統的名碑，前者筆意在隸、楷之間，結字隨字形變異，聚散有奇趣；後者楷體而存隸意，又有行草氣息，且有雄強峻厚、神奕舒長之碑刻雄風。北魏早期《魏太武帝東巡碑》、《華岳廟碑》、《中嶽嵩高靈廟碑》三名碑，保存隸書筆意較多，可稱魏碑字體之先導。魏孝文帝從平城遷都洛陽後，極力推行漢化政策，與南朝通使連絡，漢族與各少數民族文化交流，書法亦受南朝影響，如北魏《張猛龍碑》與南朝梁的《始興王碑》之書風相近。再加之北魏風行立碑，佛教寺廟碑刻、石窟造像題記、經幢等大量的出現，為書法發展提供廣泛用場。北魏書藝在遷都之後有了較大發展，逐漸形成典型的碑風。北魏方筆為主的《龍門二十品》造像題記創造了新的書法形象，可視為魏碑書風確立的典型樣式，後來又參入圓筆，以《雲峰石刻》為圓筆之極軌。康有為於《廣藝舟雙楫?餘論第十九》有言：魏碑大種有三：一曰《龍門造象》，一曰《雲峰石刻》，一曰岡山、尖山、鐵山摩崖，皆數十中同一體者。《龍門》為方筆之極軌，《雲峰》為圓筆之極軌。二種爭盟，可謂極盛。魏碑是在公元五百年前後出現的北魏碑版上的一種流行字體，此種字體基本上屬於楷書範疇。在藝術方面，有著其它時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行筆速起急收、點劃峻利，轉折處多以側筆取勢，形成內圓外方，撇捺重頓的特點。結體方面，縱橫倚斜，錯落有致。由於開創了這一時代的書風，這和漢碑、唐碑各自體現了一個時代藝術的高峰，並派生出各種流派8。北魏書法風格變化最多，真可謂流派紛呈，拙樸、渾厚、野逸、端莊、秀雅、寬薄、雄強、奇肆等各種趣味的作品都有，但其大的傾向性是比較講究體式法度的建設，由純過渡形態的無序性表現，轉變為具有統一筆法的有序性表現。北魏碑刻書法雖承續著鍾繇類型，但頗多創造性的發揮。筆勢多介於隸、楷之間，但基本為楷書，而有些筆畫寫法雖含隸書遺意，但全篇統一成為筆法特徵。北魏後期則出現不少近乎於南朝梁代楷書的作品，呈現出趨同的發展趨勢9。（三）、魏碑書風之總體特色總體而言，魏碑字體用筆提按幅度大，大起大落，又結合石刻技巧和特點，形成出鋒露角，內圓外方，點線悍勁峻拔的特點。結字中斂旁肆，奇險放縱，崇自然而尚天趣。魏碑書風一致，特點突出，但個性和情致表達較為充分而靈活，因而形成不同之藝術境界。魏碑字體是由蔡邕、鍾繇分隸為代表的中原古法直接發展演化而成的，是北方文化形態的產物，它體現了北方人的尚武精神，粗獷彪悍的氣質和豪放純樸的性格特徵以及北人的審美情趣。康有為於《廣藝舟雙楫?體變第四》有言：北碑當魏世，隸、楷錯變，無體不有。綜其大致，體庄茂而宕以逸氣，力沉著而出以澀筆，要以茂密為宗。當漢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際，文質斑磷，當為今隸之極盛矣。他看到北魏書法之所以能「無體不有」，變化萬千，是因其書法正處於「隸、楷錯變」，楷書體式雖大致形成，尚未成熟，有充分的變化餘地，所以他說「當漢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際，文質斑磷」。魏碑書美也正是在這隸楷之間、今古之間、文質之間產生無窮的變化，建樹行色各異的風格，卻又共同構成了北碑書風的總體特色。這一特色可以四個字概括：厚、奇、茂、朴10。所謂「厚」是指用筆渾厚。剛健而不生強，凝重而不板滯，即修長筆畫亦不纖弱。厚中充滿力度，筋骨強健，血肉豐滿。所謂「奇」表現在結體態勢上。魏碑書法的結構或方、或長、或扁，常見不何常理，出人意料的建構。妙在打破常規的平衡，而奇特的點畫組合及其牽制中造成新的平衡。所謂「茂」是指體態飽滿、充實。無論寬博型結體還是舒展型的結體，都能在布白上達到從容安詳，疏密虛實，相輔相成，實處不塞，虛處不浮，渾融茂盛，生氣勃然。「朴」則是其總體書美的基本特色。魏碑書法繼魏晉而加以變化，在鍾書一系的法、勢上加以發揮，無論其早期作品還是中期作品，「質樸」是其書美基調。這個「朴」字反映在用筆、結體上存有隸法、隸意，天真自然，章法上平澹豐實。最重要的是，魏碑書法的一切變化，均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無故作表現之意。這些書、刻者對書美的認識，在相互影響和效仿中，又加上了個性智慧的再創造。五、魏碑之時代風格與地域風格之形成西晉時代楷書成為北方書法的主要書體，東晉時代行書則風靡南中國，北中國五胡十六國混戰分裂，書法藝術處於停滯階段。也就在此時，鮮卑牧民東進，佛教西來，少數民族文化與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相雜揉，融匯結合，使北方傳統的楷體書法獲取新養分，方筆入主楷書，使楷書產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從而掀起魏體的新浪潮，這就是北碑繁盛的背景與前提11。此時期的楷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與地域風格，茲將其形成之緣由分述如下：（一）、北人氣質在廣大中國疆域上，南北的地理環境之差異，對各地風俗民情的影響自古存在，北齊顏之推於《顏氏家訓》有言：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北史?文苑傳》亦記有：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貞剛，重乎氣質。可見地理環境使南北方人有不同氣質，這種傳統，風俗民情與地理環境的不同，亦間接影響到書法。生長在黃河流域的人生性粗放、樸實，而鮮卑等少數民族本以遊獵為生，更是驃悍獷放，在文化方面遠遠落後於漢族。當他們入主中原以後，與漢族同生息，久而久之，在接受漢族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原本的風俗、習慣以及審美意識被同化，同時，漢族人民不知不覺間也自然地會受到他們的一定的影響。書法作為藝術，作者氣質決定著它的風格的基本氣息，審美意識是它的形式美創造基因，而由歷史相沿的形式技巧表現手法則是它的實體構成因子。北碑書法的書美境界及其形式表現特徵正說明了這一規律。北朝牧民強悍豪邁，字書講求刀鋒凌厲，橫豎有力，又借用楷書方嚴整飭之體，更顯出雄強英武之勢。無論我們考察北朝寫經、文書墨跡，還是碑、志、造像記、摩崖等刻石書跡，北朝人那種粗放爽朗的氣質性情、樸實而不尚偽飾的審美意識以及承自魏晉的鐘書一系的質樸的表現方式，在其大量的書法作品中充分地顯示出來，從而形成北朝書法獨特的時代風格與地域風格。（二）、政治措施根據《北史?魏本記第三?高祖孝文皇帝》記載，其曾於太和十九年六月下詔書規定：「遷洛人，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此政治措施是北魏墓誌大興的直接動力。墓誌記死者姓名、籍貫和生平事迹，置於墓中。而北魏以後的墓誌，下底上蓋，底刻志銘，蓋刻標題，形成特定的格式，書法風格眾多。其所以盛行，首先出於鮮卑人的遷葬故土之願。墓誌主要盛行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孝文帝為推行漢化政策，使鮮卑族人以洛陽人自居，死葬邙山，不準再回就都平城，許多鮮卑貴族因其鄉土觀念，生不能歸故鄉，總希望死後有朝一日能遷葬故土，特置墓誌以待，因而在邙山留下大量墓誌。而定居洛陽久後，鮮卑族為漢族所同化，並耽於安樂，故土觀念雖日益淡薄，但刻置墓誌已形成風尚。（三）、佛教信仰整個北朝社會在動蕩不安的局勢中，依託佛教思想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人們將大量的錢財耗盡，用以建寺院，造石窟，開龕雕造佛像，以求佛主保佑消災得福。因刻石可永志難滅，所以再雕造佛像的同時，有的還雕有供養人像，或附刻造像銘記，藉以說明造像之原因，從而留下大量的造像記。造像記是一種題記形式，故其格式、形制不定，往往與造像相配合，應石材形狀、面積的實際條件作適合性安置，所以有大有小，有方有長有扁，還有不規則形，隨其自然變化，意趣豐富。北朝摩崖書法以山東、崗山、葛山、鐵山的「四山摩崖」和《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最具風格特色，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巨制奇作。它以字多、字大、幅廣和書風獨具顯示其藝術價值。這本是在周武帝廢佛的反作用刺激下所產生的結果，在政治上具有強烈的抗拒意味，因而具有維護佛法的護法性質。（四）、好名之習東漢以來，士大夫重功名，死後也希望名傳千古，故興起刻石記功、樹碑頌德的風氣。魏武帝曹操禁立碑，直至西晉武帝亦實施此政策，此後墓誌便代碑而興。鮮卑貴族們意識到樹碑不如埋墓誌更便於保存，才致使碑刻未能再盛，而墓誌大興。在北朝為數不多的碑刻中，有墓碑，也有一些為記修寺廟、造佛像之功德而立碑的。北魏的雲峰山摩崖刻石中的鄭道昭題詩這種在遊歷中隨處書刻其自作詩之舉，為求自己的文學作品能彰示後世，文人的好名自負之意更是溢於字裡行間。《鄭羲上下碑》則是將本來立於墓前的碑文刻到了摩崖上，這也是為求文與山嶽同在，名垂千古。鄭道昭、鄭述祖為光宗耀祖，並為自己留名，在雲峰、太基、天柱、百峰諸山共題四十九處，真可謂煞費苦心12。（五）、民間書家南朝書法在二王遺風籠罩下，風貌儒雅，而北朝刻石，多出於民間，北朝少知名的書法大師，無名氏書家則極多，連《石門銘》這樣神品，也只知道是「梁秦典簽太原郡王遠書」，而王遠其人名不見經籍，也沒有再在其它刻石上出現過。民間書家本不以書名為意，出手便呈現出與士大夫書不同的面貌，是自然而非做作，如漢簡、唐手抄經卷等都是。這正是書法中的「風詩」、「謠諺」。康有為於《廣藝舟雙楫?體變第四》有言：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肉峻宕，拙厚中皆有妍態，構字亦緊密非常，豈與晉世皆當書之會耶？何其工也！譬江、漢游女之風詩，漢、魏兒童之謠諺，自蘊蓄古雅，有後世學士所不能如者。如有雅文學與俗文學之別一樣，書法亦然。魏碑作品出多自民間書手，有的甚至是粗識文墨的工匠，直接以刀代筆，鑿刻成字，雖不免錯別字，然字勢奇崛，出之自然，別有一種純簡粗朴之味，此為隨意型之碑刻。而訓練有素的民間書手與士大夫書家往往較多地流露出理性意味，講究法度，文氣多於野趣，如《張猛龍碑》、《張玄墓誌》、《石門銘》、《鄭文公碑》等，此為著意型碑刻13。魏碑由於其書、刻的目的本身不是為了炫耀書法的優美，所以其創作的心態輕鬆自然，感情是純樸無華的。又由於刻石多出於鄭重用途的需要，人們又比較講究其書法的優劣，所以民間湧現出許多以善書名聞鄉間的書手，這類人也確實經過一定的學書過程，並在應付求書者需要的書石實踐過程中不斷錘鍊，提高自己的書法水平。他們的書法在有求無求之間、有意無意之中既成就了一整套的筆法規則，又不完全受法則的制約，再加上刻工的雕刻工藝的作用，展示著北碑獨特的書美意趣。這種發自純樸心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著質樸的表現形式及技巧，自由自在地創作出書法作品，其書美意趣是唐以後的文人書家們銳意求法、重在表現的創作心態下進行的創作所難以實現的14。六、代表書家鄭道昭凡是卓越書法家的出現都離不開一定時代條件，晉代的自然、達觀思想造就了王羲之；北魏雄強純樸的民風產生了鄭道昭。北朝碑刻多不署姓名，而北方能書者首推鄭道昭。葉昌熾《語石》言：鄭道昭《雲峰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其筆力之健，可以刺犀兕、搏龍蛇，而游刃於虛，全以神運。……不獨北朝書家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舉世為聞名，稱右軍為書聖，其實右軍書碑無可見。……余謂道昭書中之聖也。鄭道昭，北魏人，字僖伯，自號中嶽先生，滎陽開封人。其世代為中原望族，父鄭羲，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相繼做過魏中書侍郎、安東將軍、西光州刺史，封南陽公。羲任官期間，道昭總不離左右，後來隨父遷到大同，與鮮卑族貴?長期相從。良好的環境，廣博的見聞，使道昭從小備受熏陶。成年後到中原任官職，繼而又出使邊垂青州、光州等地。豐富的閱歷，對其藝術不無重大影響。南北朝時代佛教、道教盛行，儒釋道既爭鬥又融合，鄭道昭在中晚年後，面對紛繁的世事，對儒家理想感到困惑，加之倦於仕途，於是棄儒佞道信佛，認光州刺史時，迷戀自然，寄情山水，於摩崖上留下大量詩賦和墨跡15。史傳鄭道昭為顯揚其父之政德並使之流芳於世，相約父輩的同僚述其父一生的崇高德行，並鐫刻於任所的山崖上，因書法於青、光兩州山崖的題刻達四十餘處，後人總稱為「雲峰刻石」。其所存書作中，有鴻篇巨製的歌功頌德詩（如《鄭文公碑》）及題刻遊仙詩（如《白駒谷題字》），又有遊記（如《於此游止》）、題銘（如《太基山題字》）、告示（如《此天柱之山》）等。其字體或渾穆宏大，氣度雍容；或勁健洒脫，氣韻自然；或點畫生動，奇縱天成。鄭道昭以其特殊的生活環境和豐富的閱歷，淵博的學識，從中原文化和西北少數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中，從道家思想、儒家學說和佛教經義的相繼出現並互為消長的過程中汲取精華，博採百家而熔於一爐，形成其獨特的心隨境變，字書心聲、隨和自如、面貌風格萬千的書法藝術體系。從書法點畫形態及組合技法上，方、圓、肥、瘦、長短、大小、寬博、緊湊等，無不具備；從風格面貌上拙厚、勁秀、庄穆、飄逸、雄渾、儒雅等，各呈燦爛，可為集魏碑之大成，故人多將他與南方東晉王羲之相提並論，尊稱書中「北聖」。七、結論綜上所述，從碑刻之時代傳承脈絡來看，北朝碑刻擴大了書法應用範圍。在東漢桓、靈時代，碑刻主要用為葬儀，雖然遠在秦時，始皇即有刻石之記功之舉，但至漢便嘎然中止。北朝刻石，更從碑制擴大為摩崖，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使書法應用範圍在書齋之外，又開啟另一宏闊的天地。綜觀魏碑之時代風格與地域風格的形成，從地域環境而言，當緣自北人氣質性格。北中國從曹魏制北魏時代，風氣基本上是守質樸、崇彪悍，比較粗獷豪放，北魏承接並弘揚漢魏多數書法所具有的質樸雄強的書風，同時也強烈表現出北魏鮮卑民族的威武強悍的精神和游牧生活的粗獷、豪放的性格。再者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為推行漢化，禁止鮮卑族人死葬故土，由於此政治措施，鮮卑族統治者及其士、民為求死後有朝一日能歸葬故土、留名萬世，興起了大刻墓誌的風氣。北魏時期，依託於一定的政治條件和宗教信仰，在一定的相應的形式上得到了發展和產生了新的變化，從而成為這一特定時代的藝術風貌。好名之心與還鄉之願並托於墓誌，以致墓誌成為北朝書法遺迹的一個大宗16，而佛教信仰促進造像題記與摩崖刻經興起。南北朝北方少數民族紛紛東進南來，南北文化大交流，無論造像題記、摩崖、墓誌，魏體楷書呈現其特有之風貌。此時楷書以雄健為主調，書家大多為民間人士，故字法結體面貌繁多。不為前人成規所束縛，得其天然之美；北人剛強、質樸之性，表現而為拙厚古雅。取篆隸的筆法來創造楷書，所以獨步千古。南方書家，多為上層士大夫，儒雅風流，而北方刻石作者，則系民間書家，故出手即與文人不同，後世以魏碑為楷模正是文人之取法於民間。又由於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並與南齊通使求書，積極吸收南方文化，使書法尤其是楷書在社會實用的過程中日益得到美化、發展，其承自魏晉基於鍾繇類型的書法體式得到充實，形成北魏獨特的楷書風範，並進一步發展，最終達到與南朝二王類型的書風同一法式的結局。北朝社會長期倡導尚武精神，人們質樸豪放的性格，威武強健的體魄，山澤的深峻，原野的廣闊，石作的艱辛，佛像的莊嚴，這些對他們在藝術追求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魏碑中就表現出了雄峻堅實的藝術風格，康有為於《廣藝舟雙楫?十六宗第十六》概括地總言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此正展現了魏碑壯美範疇的美學特徵。書法風格的歧異，除地理、歷史等因素造成外，書家的個性氣質、審美趣尚、書法思想……等等因素亦不可排除，本文專就時代風格與地域風格來探究魏碑之面貌，尚有不周之處，僅藉此以窺一二而已。參考書目《中國書法文化大觀》，金開誠、王岳川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中國書法藝術第三卷魏晉南北朝》，王靖憲編，文物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次印刷。《中國書法風格史》，徐利明，河南美術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次印刷。《中國書法思想史》，姜澄清，河南美術出版社，1994年7月第2次印刷。《中國書法美學思想史》，陳方既、雷志雄，河南美術出版社，1994年7月第2次印刷。《歷代書法名家談》，吳興林、陳有琦，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4月第1次印刷。《中國碑帖藝術論》，蔣文光、張菊英，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書法藝術》，邱振中、吳鴻清，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8年3月第2版。《中國書法理論史》，王鎮遠，黃山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次印刷。《中國書畫源流》，呂佛庭，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45年8月初版。《廣藝舟雙楫疏證》，祝嘉，華正書局，民74年2月初版。《書學簡史》，祝嘉，華正書局，民72年5月初版。《中國文字與書法》，陳彬?，華正書局，民76年9月初版。《中國書學》，韓玉濤，五南出版社，民82年11月初版。《中國古代書法史》，朱仁夫，淑馨出版社，1994年2月初版。《中國書法理論體系》，熊秉明，谷風書局，民76年11月初版。《書法知識千題》，周俊傑、唐讓之等編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民82年9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