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頭號特務頭子李士群其實是蘇聯間諜？（3）

06-14

共產國際書記彼亞德尼茨基，親自指揮全球範圍的營救牛蘭的反華活動，1931年8月20日，保衛牛蘭夫婦委員會在歐洲成立。蘇聯前後花費10萬美元，救出了牛蘭夫婦兩條命。1932年被判處死刑後，隨即改為無期徒刑，1937年8月出獄，蘇聯不惜讓宋慶齡這樣等級的秘密黨員拋頭露面（最新解密的蔣介石日記中，正式記載了宋慶齡代表蘇方與蔣交涉，轉告了蘇方以蔣經國交換牛蘭的建議，被蔣介石斷然拒絕）。

溫前輩在講述牛蘭案時，曾無限感慨地說：「連人贓俱獲的案件都可以扭轉乾坤，試問，他們還有什麼做不出？李士群從中尉到部長的突然發跡的奇蹟，同樣也是由這個萬能的蘇聯國家機器創造出來的，如果一定要用奇蹟這個詞來概括李士群的發跡，那麼這奇蹟的創造者不是李士群個人，而是他置身其中的那個蘇聯間諜網。蘇聯強大的國家機器，才是李士群奇蹟的真正創造者。」這是前輩所給予的一個關鍵性的提示，沿著這個提示的邏輯取向，必然會梳理出一個清晰的思路：1928年李士群學成歸國，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實質上他已脫胎換骨地變成蘇軍情報總局的外籍情報員，而根據蘇軍情報總局的規定，該局情報員必須是蘇共黨員。所以，這時的李士群，他的效忠對象是蘇共、蘇軍情報總局，而不是中共。

中共中央特科是他特工生涯的見習基地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直屬中央的特工機構：特別行動科（俗稱特科），1927年11月特科正式成立。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有周恩來領導的「政治局特務工作處」，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說，建立特科，反映出周性格的另一面，周恩來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互相偵查。據《蘇聯情報機構在中國》一書透露，中共「中央特科的任務是：與社會各階層中共產黨的同情者建立聯繫，同姦細和叛徒做鬥爭，監視秘密接頭地點。建立全國各級黨組織之間的聯繫。1928年，在莫斯科郊外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贊同建立特科，周恩來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起了積極作用。」中共六大通過決議，依照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模式，建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組成的「反間諜委員會」，上述中共的情報機構都「儘可能同蘇聯情報機關進行合作」。

特科的主要聲譽還是來自約有40多名成員的紅隊。這支紅色復仇隊，裝備精良，有手槍、催淚瓦斯、手榴彈、衝鋒槍、機關槍、轎車、摩托車和許多帶有假牌照的自行車。紅隊的建立，是對白色恐怖的回應。因為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許多中共黨員和親共人士被逮捕、殺害。中共黨員從1927年11月5萬人縮減為1萬人，許多黨組織遭受毀滅性的破壞，其中絕大部分被捕人員向當局自首投降（據1933年秋至1934秋的資料顯示，中共被捕者4505人中，約有4213人變節，佔94%，甚至包括不少領導幹部在內，如臨時中央局三位常委之一的盧福坦、中央政治局委員紅隊領導人顧順章、江蘇省委書記王雲程等）。為了遏制叛變逆流的蔓延，紅隊決定對一批造成極大危害的叛徒、姦細、密探判處死刑，白鑫、范爭波、何家興、何芝華等許多叛徒先後成為紅隊的鋤奸對象，由於紅色恐怖行動的示範效應，紅隊曾使那些做了虧心事的人談虎色變。

李士群初入特科，便安排在第一科，該科實質上是特科總部，堪稱要害中的要害，是對其他各科實施總領導的指揮機關。耳濡目染周恩來、李克農、顧順章這些身經百戰的前輩們的諜戰藝術和鋤奸效力，這是李士群步入職業特工生涯後最佳的實習基地。特科紅隊的操作模式、工作流程、人事結構、實戰經驗直到鋤奸暗殺的各種手法手段，使初來乍到的「實習生」李士群飽開眼福，日後，李士群之所以能得心應手地掌控汪偽政權龐大的特工機器，穩坐76號第一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年在中共特科的經歷。可以這樣說，李士群是在中共特科度過他作為職業間諜的實習階段的。特科的那一套頗具中國特色的特工文化結合蘇軍情報專業學校所灌輸的工具理性的職業規範，在紅色信仰的價值判斷基礎上，把這個野心勃勃的浙江青年打造成日後汪偽特工的第一號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