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貼、討巧與落後的女性觀：嚴歌苓筆下的大歷史小人物

由熱映的馮小剛電影《芳華》往前回溯，在嚴歌苓的作品之中，2014年張藝謀根據《陸犯焉識》改編電影《歸來》，2011年拍了《金陵十三釵》，再往前，90年代，陳冲執導《天浴》橫掃7獎，張艾嘉的《少女小漁》亦創下6項佳績，這些年來，更有《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等電視劇熱播——嚴歌苓是當代國內大製作導演們最青睞的小說作者之一，這一點毋庸置疑。

其中，無論是文工團兒女紅旗下的青春，還是勞改犯家庭的團圓與破碎，是日本女孩多鶴的一生跌宕，還是南京大屠殺背景下的秦淮繁花，大時代下的微小生活，主人公們或受環境的牽絆，或被命運所左右。看起來，這些故事引發一波波的緬懷與傷痛，高歌的票房與收視，也證明了它們的大受歡迎。

然而，流行程度並不能與小說價值劃等號，煽情與否也並不代表著是否真的動人。在流淚了一次又一次之後，我們不禁反問，且不說朱光潛定下的好小說需具備「詩的氣質」的高要求，就拿嚴歌苓最擅長的苦難時代個人史來說，反映時代，她做到了嗎？或者說，在大眾所津津樂道的成長、救贖、善良等閃亮的標籤之下，她真的藉由文字傳達出這些名詞背後的普世精神了嗎？

拼貼式的應景作業

嚴歌苓赴美多年，已是好萊塢專業編劇，對於產業鏈式的劇本產出流程毫不陌生。她也將這一套技巧，得心應手地運用在了小說寫作上。

她的大部分題材，走的路子是最易引發轟動的歷史事件與個人生活經驗的拼貼。看看她的履歷：13歲從軍，在成都文工團任舞蹈演員，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越自衛反擊戰以及改革開放等大變革，又赴美讀書，她寫過自傳性極強的短篇集《穗子物語》，《芳華》中故事的敘述者穗子，既是那12個故事的女主角，也是她自我身份的投射。

同樣，不同於有些小說家背對讀者、獨自與文字為伍的創作立場，受過西方創意寫作訓練的嚴歌苓非常了解自己的受眾是誰、將要感動的是誰。她不諱言自己的寫作「適應當代讀者心理節奏」，這是她的習慣，且維持多年。

例如《少女小漁》創作於移居美國後的第三年，90年代初，正逢出國潮大興，一個關於真善美的中國姑娘為了綠卡和貧窮的外國老頭結婚的故事，涉及文化之碰撞、想像之破滅、金錢之誘惑，如此應景，立刻在海內外引發反響。在《陸犯焉識》中，看似寫的是知識分子管不住一張嘴，從殷實舊貴族淪為無期囚犯，但西北勞改生涯的苦難被作者以大量抒情帶過，甚至顯得有幾分詩情畫意起來；相較之下，悲劇的根源並不重要，陸焉識與妻子的感情反而成了核心，這也順理成章地被張藝謀沿用至了電影中。再看馮小剛的《芳華》，上映前遭遇撤檔疑雲，看似不可說之處是觸及70年代文工團這一敏感群體，但終究還是新瓶裝舊水，女孩子間的嫌隙、三角戀的青春、愛而不得的情愫都是老生常談的素材與人物關係，放之四海皆可成立，至於文工團及集體主義對人的壓抑，不過是一個外殼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