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學

知青文學是「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青作家，對「文革」中知青的遭遇，以及「文革」後知青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的文學表達，「上山下鄉」的起止時間為1953年到1980年。廣義的知青文學概念，即，以 「上山下鄉」為題材，展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生產生活、思想情感與精神風貌的一種文學樣式。

一、「文革」前的知青文學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1953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起始之年，也是中國知青文學的起點。這一年，團中央下發文件，組織高小、初中畢業生回鄉。這次號召知識青年回鄉是一種政策性的倡導，本質上是人力資源調配的行為。除了強制性地把「右派」分子趕到農村監督勞動外，其他人的回鄉行為基本上是自願的、零散的。不久後，文壇便出現了一批描寫回鄉知青建設新農村的文學作品，如馬烽的《韓梅梅》、鄧普的《軍隊的女兒》、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黃天明的《邊疆曉歌》、馮金堂的《紅姑娘》、柯藍的《洋土結合》等。

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有著共同而鮮明的主題，即「革命理想與革命豪情，以及這種理想與豪情在現實鬥爭中的消長變化，最終升華為對革命理念最大限度的張揚和歌頌。」這類文學作品包含革命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所創造的人物概念化、簡單化，只不過是國家政策的傳聲筒罷了。

二、「文革」期間的知青文學

「文革」期間的知青文學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主流價值下的文學創作；另一部分是帶著反叛精神的「地下文學」。「文革」10年給廣大知識青年帶來的精神傷痛，一直以「地下文學」的形式反映出來，如食指等人的詩歌創作。那些所謂的「地上文學」，則處在話語權與文學精神被閹割的狀態下。(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1973年前後，文壇出現了一些反應知青生活的中長篇小說，如，張抗抗的《分界線》、邢鳳藻與劉品青合著的《草原新牧民》、汪雷的《劍河浪》、王世美的《鐵旋風》等。這些小說從某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知青生活的狀態，但受先天不足的影響，難免墮入俗套。與此同時，政治審查也是無處不在。這裡舉一個例子。如今的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於1975年創作了長篇小說處女作《分界線》。有一處寫到北大荒的原野上有野罌粟花，當時沒留意。樣書出來後，被送到有關部門審查。張春橋夫人發現了「罌粟」這兩個字，立即召見出版社領導，指出這是一個政治性錯誤：「罌粟是國際公認的毒品，而社會主義的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杜絕了毒品的國家，中國的土地上怎麼可以生長罌粟？這不是往我們國家臉上抹黑嗎？這不是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提供攻擊我們的口實嗎？」出版社當即讓印刷廠悄悄地將已經印出書全部返工，翻到書中出現「罌粟」字樣的那一頁，由工人把每一頁上的「罌粟」用紙貼上，換成「石竹」花的名字。尚未印出來的那幾十萬冊，那一頁全部改版重印，另行裝訂。

這類作品是作者在時代大潮下濫用激情，失去獨立個性的產物。這些小說中的人物模式化、套路化，小說內容所表達的精神內核高度一致。作家傾向於用僵化、做作的筆調，表達變態的豪情壯志。他們幾乎被宗教式的政治氛圍徹底扭曲，精神狀態處在無恥的亢奮中，寫出的東西多為文字垃圾。

三、知青文學的繁盛期

「文革」結束後，「歸來」的「右派」作家，滿懷熱情地批判「文革」、反思歷史，將歷史的傷痕展示於眾。以反思「文革」，批判「極左」路線為主題的傷痕文學成為新時代的文學主潮。劉心武的《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對年青一代精神與心靈的傷害；盧新華的《傷痕》，反思了文革給青年一代心靈及家庭造成的悲劇。展示傷痕的同時，作家們不忘記與主流政治價值保持一致，將作品的主題歸到「赦免個人，擱置對歷史與人性的討論，團結一致向前看」上面。此後的傷痕文學從批判「文革」向構建新的歷史主體過渡，為「文革」後重新掌權的老幹部探尋歷史的延續性與政治的合法性。

隨著知青作家的崛起，傷痕文學的主題也在發生著轉向。從叢維熙的「大牆文學」到張賢亮的《靈與肉》，傷痕已經變得太美，甚至看不見傷痕了。歷史的非理性與荒誕性，被這些「歸來」的既得利益者們，通過神聖的筆，慢慢抹去，實現了自身創作與主流意識形態的無縫對接。「右派」作家的轉向並不意味著對歷史的反思與批判的終結，將這部分反思繼續下去的是知識青年作家群體。很顯然，知青文學與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有著交叉重疊的地方。「文革」結束後返回城市的知青作家，更多是通過回憶性敘述，書寫知青的困惑與迷茫，以及暴露知青歲月時的傷痛與陰暗。這些創作可以歸入傷痕文學的大類里。也有些學者將這些作品及之後的知青文學作品歸入反思文學。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否定了知青「上山下鄉」政策，揭示出知青經歷是浪費青春年華這一事實。葉辛的《蹉跎歲月》用極為高昂悲壯的基調，對「文革」表示了尖銳的批判，展現出一種昂揚的格調。隨著知青文學的發展，這些淡淡的傷痕慢慢消失。

作為知青作家，史鐵生的作品與當時的傷痕性質的知青文學大不相同。他的小說不再剖析知青一代的心靈創傷，也不再感嘆青春的失落，而是描寫鄉村生活和風土民情。他的名篇《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已經沒有了傷痕文學批判與反思的力度。此外，王安憶的《本次列車到終點》已經開始描寫知青返城後的失落感，以及面臨的生活與生存問題。這種失落感促使知青作家重新思考知青文學的主題。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把知青返城後的失落感變成了主動的理想主義。這預示著知青文學主題的轉向。梁曉聲「北大荒文學」的出現，為知青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他的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1983）以充沛的英雄主義豪情書寫北大荒一代知青的氣質與命運，彷彿給中國文壇颳起了一陣颶風。這是知青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它的出現，給當時的知青作家出了道難題。很多作家開始冥思苦想，希望突破固有的知青文學套路，超越梁曉聲。

在梁曉聲的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的文學充滿昂揚向上的力量。將這種文學精神發揚較好的首先是張承志。他的小說《北方的河》所彰顯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與當時的時代精神相吻合。這種風格一改宏大而集體性的歷史敘述，內容變得極為鮮活和實在。這種改變也意味著知青小說正向新的多元敘述的趨勢轉向。從傷痕文學一脈下來的知青文學，展示蹉跎歲月的壯麗與沉湎於青春失落的情緒佔據主導地位，並沒有對知青之一代人與歷史的關係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到80年代後期，大量知青作家的寫作開始嘗試非知青題材。隨著現代派文學的回歸，知青文學面臨著更為深刻的轉向問題。

四、知青文學的轉型與衰微

上一部分談到了20世紀80年代知青文學主題與敘述模式的轉變，實際上這一轉變預示著中國文學從現實主義向現代主義轉向。現代主義之所以興起，是處於主導的現實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時與社會發展的階段與作者面臨的創新壓力有關。中國文學在這一時期向現代主義轉向不過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現代主義的接續罷了。

早在「文革」結束初期，作為傷痕文學一個偏門的王蒙就嘗試用意識流寫作，可以說是中國當代現代主義的早期踐行者。王蒙的意識流寫作，更多是在現代派技術的掩蓋下，悄悄越過主流價值之外的小心翼翼的異端嘗試，屬於反思文學中較為深刻的寫作。到劉索拉發表《你別無選擇》以及徐星發表《無主題變奏》之後，現代派在中國文學界已經嶄露頭角。

在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象徵主義等現代派創作手法和思想的影響下，知青文學的創作主體開始反省並尋求藝術上的突破。面對現代主義思潮，中國文學的主導文化受到來自創新的新文化的衝擊。主導文化中的變革因子與創新文化相結合，催生了尋根文學的發生。尋根文學是知青作家面對現代主義衝擊的自然反應，但同時也是他們追蹤現代主義的結果。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在國際上大獲成功對中國文學帶來了巨大啟示：回到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中一樣可以具有現代性。陳曉明教授認為：「『尋根』可以從西方現代主義的高度撤退下來，回到熟悉的民族本位，甚至再回到以現實主義的手法書寫鄉村生活，而並不一定會失去現代主義的藝術性質或水準，這是中國作家豁然開朗領悟到的一個境界。」「尋根」的文學概念於1984年提出，隨後學界出現了大量相關言論。雖說「尋根」的旗號1985年年底才打出來，但被列為「尋根」系之內的作品很多是之前發表的。含有「大自然主題」的早期知青小說都被歸為「尋根文學」，如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鄧剛的《迷人的海》等。尋根文學具有突破性的作品應該是阿城的《棋王》。在《棋王》里，阿城把知青文學書寫時代和歷史的主題轉換成對敘述知青的個人記憶。王安憶的《小鮑庄》也是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在這部作品裡，鄉土中國的背景成了敘事的主體部分。不過，批評家認為，尋根文學站在文化的高度誇大了個人的記憶，將個人的記憶上升為藝術創新和思考國家宏大命運的高度，實際上顯得笨拙、虛假和矯情。

到20世紀90年代，知青文學全面衰微。梁曉聲、張承志、史鐵生依然辛勤地耕耘在文學領域，其他的作家要麼改變了寫作題材，要麼轉換了職業。他們三人的創作成為知青文學的絕響。此外，王小波《黃金時代》的問世，實現了之前知青作家一直未能實現的突圍。作品中對性愛的正面書寫，對現實的批判和嘲諷，對人生狀態的反思，對人性自由和本真的彰顯，迥異於90年代之前的知青小說。除了《黃金時代》之外，90年代有影響力的作品少得可憐。文學界反應不錯的作品，不過是郭小東的《中國知青部落》、鄧賢的《中國知青夢》以及老鬼的《血色黃昏》等幾部。與之鮮明對比的是，這個時代出現了數倍於知青小說的知青回憶錄。知青回憶錄作為一種壓抑已久的民間聲音，是知青文學的另一種立場和姿態。這部分回憶錄多少有點直面歷史，進行自省和懺悔的精神，好歹彌補了一點早期知青小說的不足。

很多人把姜戎於2004年出版的《狼圖騰》歸入知青文學裡。雖然這部作品從題材上看可以歸入知青文學，但它對民族性的思考主題遠遠壓倒了知青文學「青春無悔、蹉跎歲月、劫後輝煌」的慣常主題。2013年出版的，梁曉聲的《返城年代》和韓少功的《日夜書》，主題、格調與當年的知青文學差異明顯，是知青文學的變體，也算是在新世紀的迴光返照。雖說知青文學的各種變體不斷出現，但作為有著特殊反思性背景和主題意向的知青文學已經終結。

五、知青文學未擺脫主流政治意識

站在新世紀的今天，可以明確地說，知青文學已經成為歷史，知青題材的文學作品還將繼續出現。縱觀知青文學史，有一點可以確定，知青文學是特定政治意識、政治體制或政策的產物。知青文學自產生之日起就帶著濃重的政治性。知青文學的主題也隨著現實政治的變化而變化。知青文學巧妙而又隱蔽地寄生在政治體制上，為某種政治運動、政治統治進行合法化的文學表達。無論在任何時期，知青文學首先表達的是意識形態功能和政治體制內的審美觀念。作家只有在滿足了這種政治需要的前提下，才能進一步討論藝術性及文學性。改革開放之前的文學，這種意識形態烙印明顯，所以沒有出現偉大的作品。改革開放之後的相當長時間內，知青文學依然是現實政治的工具。在僵硬的政治指令與缺失人性浸淫的意識形態中，知青文學先天就帶有鼓動人心、讓人熱血噴涌的氣質，很容易融入青年人的血脈深處。

無論是「文革」期間的革命浪漫主義敘述，還是傷痕文學時期對「文革」的深刻批判，以及後來高唱所謂的青春無悔讚歌，都是現實政治的需要。知青文學的這個特點，決定了它先天的局限性。知青文學巧妙地寄生在政治體制上的本性，決定了它對社會政治批判或政治運動抱有一定的使命感。作家在這個過程中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承擔起了這個使命。「文革」后冠以知青文學標誌的作品，要麼是對過去進行徹底的反思和批判，要麼是對當時的社會政治表達直接的擁護或支持。在這種擁護或支持中，作家獲得了相應的文學地位和政治地位。本質上，這是作家與政治體制的共謀。

無論是歸來的「右派」作家還是知青作家，在新時代，他們很快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在體制溫暖的羽翼下，他們要麼將早已癒合的傷痕小心翼翼地戳開一個小口，血肉模糊地展示給人看；要麼將傷痕當做榮譽的胎記，渲染它曾經的輝煌與光榮。恐怕沒有多少作品是通過作者心靈凈化後才呈現給讀者的。這個特點決定了知青文學的非文學性，以及它濃厚的政治話語色彩。

隨著文學多元化時代的到來，知青文學所秉持的這種隱晦的價值慢慢受到消解，而知青文學也響起了喪鐘。並不是知青作家拋棄了知青文學，也不是時代拋棄了知青作家，而是政治體制拋棄了知青文學。當現實政治運行穩定且成熟時，當回城知青慢慢走上體制內各個領導崗位時，現實政治已經不需要知青文學為其代言了。知青文學與政治意識的緊密聯繫決定了它的厚度與反思的力度有限。很多知青小說反思「文革」，批判極左路線，卻並沒有反思人性，更沒有反思中國人在那個時期應該承擔的責任。很多倫理與人性的問題，在知青小說里變成了政治和歷史的問題。

正是把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自身」排除在反思之外，才使這類小說的主題如此具有靈動性。一會兒舔舐傷口，一會兒展示傷痕；一會兒青春無悔，一會兒蹉跎歲月。這類作品，從文學的角度講，更多像是政治報告或宣言，不太像小說。知青這一代人，在那段歷史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到底該負什麼樣的責任，這是「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一代人對歷史的拷問。展示壯麗的蹉跎歲月，沉湎失落的青春更像是「文革」後「勝利者」的自我陶醉，抑或是「既得利益者」的意淫。

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出版的知青回憶錄，也不過是成功者的回思，無異於當年英雄自得的紅衛兵小將情節。那些依然遊盪于山野的孤魂野鬼，那些碾壓在社會底層的老知青，那些沒有回城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他們的生活與情感並未全面地反應在知青文學裡。

總的來看，知青文學是中國特殊時期政治話語的文學表達。知青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與現實政治綁在一起，隨著政治進程的變化而變化。當新時期的主導價值觀念變成穩定的社會意識時，知青文學便失去了它固有的作用。知青文學有過輝煌年代，也是一代人的偉大精神財富。但是，它的時代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這也需要值得人們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