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比三十年前更醜陋了嗎？

2015年4月5日，江蘇連雲港，清明小長假第二天，贛榆區抗日山景區內，亂扔垃圾、隨意攀爬不文明的現象隨處可見。遊客隨意隨意攀紀念碑拍照。

　　近日，文化學者朱大可在某門戶網站發表《30年後，「醜陋的中國人」更加醜陋》一文，文章認為國人人格的集體性崩潰已經勢不可擋，更可悲的是，國民還沒意識到自己有人格障礙。朱大可認為宗教與美育是改造國民性的良藥，然而引導者自身現在也出了問題，現實令人悲哀。但在筆者看來，朱大可除了歷史引用出錯外，所謂的改造良藥也根本是開錯了藥方，並不能推導出中國人比三十年前更醜陋的結論。

　　魯迅不是首次談論國民醜陋性的人

　　朱大可在文章中說「首次談論國民醜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魯迅」，然而這句言之鑿鑿的結論卻根本錯誤，在魯迅之前，梁啟超早已提出國民性論題。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一文中稱中國人有奴性、為我、好偽、怯懦等缺陷，1902年到1906年期間，梁啟超編撰了《新民說》，站在救亡圖存的角度對國民性問題進行了集中探討。

　　實際上，梁啟超也並非最早指出中國國民性醜陋的人，在國民性一論上，梁啟超頗受嚴復影響。1895年，嚴復在《原強》一文中介紹了社會有機體的學說，後來他又翻譯斯賓塞《群學肆言》，嚴復將社會視為一個生物有機體，與生物體相似，其特質特徵取決於組成它的細胞，因此，一國一群的面貌特徵取決於社會成員的狀況。

　　嚴復說，「國之強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驗也」，他認為西方所以富強，是由於這三點都優，中國所以貧弱，則是因為中國「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也就說中國國民本身有問題，所以屢戰屢敗。梁啟超受此影響，進一步論述了國民性問題，提出「新民說」，其後魯迅、毛澤東、柏楊等人對國民性的論述或者改造，只不過是這種論調的餘響。因此，稱魯迅首次談論國民性醜陋本身就不對。

　　國民人格集體性崩塌是無稽之談

　　嚴復梁啟超等人對國民性的追問，是救亡圖存背景下的應激反應，落後挨打，時人不免追問：為什麼?從器物層面到制度文化，再到國民人格，這是歷史的內在演變邏輯，站在當時人的角度，有其合理性，然而今天看來，嚴復頗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其對國民性的挖掘和反思走上了歧路。

　　中國人固然有諸多問題，但這並非中國近代落伍的根本原因，彼時的中國民眾根本不可能決定國家事務，國家屬於一家一姓，民眾顯然不能為國家的衰敗負責，認為國民不愛國，愚昧，懦弱，只不過描述了現象而非本質，有避重就輕之嫌，這樣的反思在當時尚可取，今天還一味堅持，顯然是號錯了脈，開錯了藥方。

　　朱大可在文章中說「30年以來，國民人格的集體性崩塌，已經勢不可擋」，按朱大可的意思，中國國民人格的集體性崩塌近30年以來崩潰最大，也就是改革開放以後，但道德問題真是改革開放以來才有的嗎?

　　按照朱大可的意思，國民人格醜陋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姑且不談論「文革」時期的夫妻反目，兒子舉報父親，走後門等諸多醜陋現象，就歷史上的人格情形而言，也談不上滑坡。鴉片戰爭前的中國人人格，可以從馬戛爾尼訪華使團記述中窺見一二：中國民眾「他們保持了半罐子水通常有的自大、自負和自傲」，「在跟外國人交談中他們毫無羞慚和自卑，反顯得滿不在乎，好像他們自己是優勝者」(見《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第6頁);達官貴人則「任意在室內吐痰，用手指擤鼻涕，拿衣袖或任何身邊的東西擦手」(前書第9頁)。約翰·巴羅對清代中國民族的總結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經和真膚淺，彬彬有禮和粗鄙下流的奇異結合」(前書第220頁)。

　　如果說這是外國人對中國人人格描述，不免偏見，那中國人自己的記載則更能說明問題。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記載了自己買到假貨的遭遇：買到過泥拓的假墨，泥做的外表塗了羊脂的假蠟燭，還有泥做的假烤鴨;他的僕人趙平曾以兩千錢買了一雙皮靴，結果下雨天就爛了，原來是用紙做的。可見，不誠信在清代已經很嚴重，並非新近才出現。

　　至於朱大可所舉的19人見死不救的「小悅悅事件」，也不是「集體性人格障礙」的例證。中國人的冷漠並非「小悅悅事件」才形成，約翰·巴羅觀察清代中國人時指出「天性安靜、順從、膽小，但社會狀況和實施的法律，把他們變得冷漠、無情，甚至殘忍」，所謂的冷漠，並非天性如此，而社會是環境和法律規定使然，「小悅悅事件」前有彭宇案，這個案件的惡劣影響延續至今，每個人都怕「不是你撞的，你為什麼扶」的指責;再則，當時情況不明，沒有專業知識貿然去救，二次傷害可能更大，何況這個事件疑點頗多，比如視頻被刻意剪輯、調亮，再經過社交媒體和互聯網放大，成為影響力很大的案件，給人一種社會道德急劇滑坡的印象。

　　社交媒體興盛的大環境下，一些個別事件往往會被放大，這就是社會營銷和互聯網營銷的妙訣所在，但這並非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在此不做過多論述。但以個別事例就認為中國人道德滑坡是站不住腳的，沒有統計和調查，就說會導致什麼後果，顯然不合理。

　　朱大可文前文說SARS病患者僅佔總人口的1/270，000，後面接著說「在14億中國人中，只要27人中出現一位人格/倫理障礙者，就足以描繪整個民族國家的不良圖像」，前後毫無邏輯，推論非常奇怪。

　　精英人格醜陋比民眾道德缺陷更可怕

　　民眾是國家的基礎構成，但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畢竟有限，若將一些個別事例放大，以此證明中國人人格面臨集體性崩塌，是站不住腳的。類似小悅悅這類事件，也並不是日常生活的常態，儘管出現一例就令人悲傷，但我們也大不可就此驚呼中國的道德完蛋了。實際上，當下普通中國民眾的道德水準，相比於歷史水準而言，已有很大提升。

　　相較普通人的道德問題而言，部分精英群體的道德崩塌才是可怕的，精英相對一般民眾擁有更加廣泛的社會影響，示範作用突出，他們若出現道德崩塌，勢必導致社會整體風氣變差。令人遺憾的是，近些年來，部分精英群體道德水平出現大幅度下滑，他們才是社會的負能量。這些問題精英包括學術抄襲的學者，貪污腐化的官員，吸毒出軌的演藝明星，偷稅漏稅不擇手段的商人。

　　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人通過自我努力走向了成功，變身社會精英，然而部分精英群體由於「文革」的負面影響，成功後逐漸人格崩塌，比如剛剛被處理的郭姓、徐姓等一大批貪污蛀蟲，又比如到處騙吃騙喝，一言不合就雇兇殺人的大師王林，他們才是導致社會潰敗的關鍵原因。

　　這批人身上有著相似特點：堅信實用主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對知識的渴求不是學習的第一目的，混個文憑或學歷作為進入官場的敲門磚才是目標;言行不一，抵賴撒謊。這些人與他們所信奉的價值觀影響了一批人，使社會風氣日益變差。

　　更為可悲的是，這些人都擁有大量擁躉，粉絲眾多，他們的撒謊抵賴與蠻不講理，進一步導致社會風氣惡化，如果要說道德滑坡，國民人格崩塌，那這些人才是崩塌的真正原因，而非普通民眾。

　　民眾要變好更多的是經濟和法律制度問題

　　認為中國人人格醜陋，國民性有重大缺陷，繼而提出對國民人格進行改造，並非新命題，從梁啟超開始，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都對國民性提出了各種改造建議，政府也並非沒有付諸行動，從近代歷史看，無論是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還是「文革」的人格再造，都以失敗告終，道德甚至出現大幅度下降(文革時期)，改造國民性根本走錯了路。

　　國民道德，抑或是國民人格，其形成的關鍵與經濟因素有關，更與社會環境法律制度息息相關，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民眾連國民都不是，只能稱為臣民，而臣民除了服從，沒有自己的利益，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單純指責中國人醜陋，於事無補。

　　筆者在本文多次引用馬戛爾尼訪華使團記載，因為在筆者看來，我們今天的許多討論，尚不及當時英國人的觀察，馬戛爾尼當時已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人格問題的癥結所在：「在中國，皇帝的利益始終是頭等重要的事，違反他的指令，任何人的財產都是不安全的。」一切以權力為核心，一切為權力服務。談道德與人格，對民眾過於奢侈。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知中，有「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信條，在人們還在為吃飽穿暖掙扎的時候，談禮節與榮辱顯然不可行，當然，即便吃飽穿暖，也並非立即就知道禮節，還須輔以法律與制度，與馬戛爾尼同行的約翰·巴羅其實已經指出了解決辦法：「一個國家婦女的社會地位可作為判斷該國達到文明程度的標準。婦女的風俗、習慣和豐富的感情，對所在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產生很大的影響，往往促使社會性質發生變化，因此我們看到重視女性道德和才智的國家，必定有良好的法制保護全民的福利。」(見《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第193頁)

　　在一個郜艷敏被拐賣後，還能得到部分媒體歌頌和民眾感動的時代，直接指責國民人格崩潰，這絕對是緣木求魚。

　　結語：

　　反思不等於自虐，反思國民人格問題，應該追尋國民人格形成的背後原因，提升國民道德水準，應該從經濟與法律層面入手，而非寄希望於人格改造之類的烏托邦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