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解謎】32.「文王演《易》」到底是幹什麼？
歷史之謎，造成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大體上也可分作三個類型：一種，是由於年代久遠，史料不足，或史書佚亡，以及當事者有意隱瞞事實真象，史官曲筆等等，因而造成後人對真實的歷史不瞭解的。凡此之屬，都屬於真正的歷史之謎；而另一種，則是歷史記載很明確，或者比較明確，只是後人讀史書很少，又不注意進行研究，就隨便提出問題，提出不同看法，進而胡亂猜測，造成了一種流行很廣的錯誤說法，以假亂真。凡此類都屬於歷史之假謎；還有一種，是真謎、假謎相互交纏，人們因被假謎之辨的誤導，忽視了對真正歷史之謎的研究、探討和破譯。所謂「文王演《易》」到底是幹什麼？就屬於這一種情形。
本來，太史公在《史記·周本紀》中記述文王被囚於羑里之時，是在什時間？史傳其「演《易》」到底是幹什麼?因為瞭解不夠而作了一個存疑性的記述。他是這麼說的：「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蓋，在此處用為副詞，作「疑而未定」之意解。例如《史記·伯夷傳》：「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雲」。若將太史公的話譯成今之白話，即為：西伯大概是在其受封伯位五十年的時候，被囚於羑里的，他的「演《易》」大概是將八卦增益為六十四卦。
史家述史，是做不到對所述史事絕對準確無誤的。如果是那樣，我們也許就用不著再去研究歷史了。更何況，太史公是在追溯兩千七百年之久的史事，對有些很具體的史事不可能都詳知而確載，就依「信者傳信、疑者傳疑」述史慣例，明確地使用存疑之辭，亦為情理中事。如對「文王『演《易》』的具體內容，作一個探討性的記述，這本來很正常。後人對重卦者是否始於周文王這樣很具體的問題，是很好得出結論的，研究一下《易》經原文，查一查周代典籍就行了。
首先，《周易·繫辭》說包犧氏時代「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敘神農氏時代發展農耕生產「蓋取諸《益》，進行市場交易「蓋取諸《噬嗑》」。述五帝時代所進行的社會變革，又列舉了《豫》、《小過》、《暌》等卦。這就充分證明，重卦早在神農時代就有，根本不是周文王初始重卦。
其次，《周禮·春官宗伯·大卜》又載：「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再次，考之以《左傳》，春秋時各諸侯國占卜用書並非《周易》一種，而是三《易》並用，這同樣證明重卦不始於周文王。但是，中國人硬是對周文王是否始重八卦為六十四卦的問題爭論了兩千多年！
那麼，既然重卦者根本不是周文王，周文王被囚於羑里之時的所謂「演《易》」究竟是幹什麼，這才是真正的歷史之謎。然而，兩千多年以來的學者們，只盯在一個是否為文王重卦的假謎上討論，對於「文王演《易》」究竟是幹什麼這一真正的歷史之謎，就一直沒有人說到點子上，沒有解開。現在，伴隨著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的發展，大量歷史材料的發現與研究，徹底揭開這個歷史之謎，已經到了時候。
周文王被囚禁於羑里的謂「演《易》」者，主要是研究如何用蓍草棍棍進行演算，以古老的哲學經典《易》經卦畫作為卜筮工具進行愚民教化，而為其周室日後統治服務的問題。對此，我們現在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的歷史資料中得到證實。
（一）從歷史記載及考古發現的材料都證明，周代以前的占卜，都是用龜甲、牛骨為材料，以鑽孔、燒烤使其裂出兆紋為方法以斷吉凶，而從未有利用《易》經六十四幅卦圖行占卜的。雖然，商末周初始有以《易》為占的材料，如屯南、岐山所發現的商末卜甲與陶器，但又都與文王「演《易》」有關，而與商代傳統占卜無關。這種情況非但不能證明商人占卜用《易》卦，反更證明用《易》卜筮始於商末的周文王。因此，說《易》經自古就是卜筮用書的觀點，是一個錯誤的觀點，其所以錯誤，就是沒有歷史事實及材料可以證明。沒有充分歷史證據可以證明的觀點，就是不能成立的錯誤之說，是一種主觀性的猜測。
（二）歷史記載證明，始用《易》經卜筮者是周文王。其材料有以下幾個方面：
⑴《周易》本身的記述。《周易》中的文字很雜，它既有古史傳說材料，又有《連山》、《歸藏》原辭，有黃帝之語，又有周公、孔子的文筆，更有戰國以來直至秦漢間無名氏的一些文字增刪，要一字一句地分清其各自的歸屬，幾乎是辦不到的。但只要我們以歷史的、審慎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進行研究，有一部分文字出於什麼時代，出於誰手，還是大體上可以分辨的。
《周易》也同中國其它古典一樣，在歷代的不斷傳抄、簡亂、更易、文字增刪過程中，各種傳世之本，文字已有不盡一致的地方，有些明顯的錯字、缺字問題也大量存在。以下引文是我們以《周易》原文、以使其語意連貫、通暢為旨，稍加整理錄出，讀者可自行與各種版本對照：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能畢矣。顯神道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神祐矣。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上這些文字，是專門談如何以蓍草、用八卦進行卜筮的詳細方法，以及對這種卜筮方法和研究此種方法之人進行讚頌、神化的說詞。它在思想性質上，是與《易》道思想的唯物辨證觀點相違背的，水火不相容的，是典型的「神道設教」之說。在語言結構、語意完整性上，前呼後應，成為一個自立於《易》道哲學理論之外的獨立性思想體系。如果這是兩個人的筆墨，則前面著重說明卜筮方法者，該是周文王，後面重點進行稱頌者，出於周公旦之手。如果這是一個人的文筆，這個人就是周公旦而無疑。但具體的卜筮方法，則是周文王的研究成果。
下面所引的幾段文字，應該都是出自周公旦之手。
第一段，是《觀》卦中的《彖》辭：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第二段和第三段，原是《繫辭》中的一段話。這段話在各種通行本中都已混亂，此處在不增字，不減字，也不改字的原則下，只調整順序，以使其恢復原意為旨而加錄出，有研究興趣者，可自行與原文對照：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佚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莫大乎蓍龜；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聖人！
這第三段話，以其語義，是與第二段緊相銜接著的：第二段話的主旨，是記述一位被吹捧為「聖人」者，從民間發現了以《易》卜筮的事例，他高興得退藏於密室，亹亹以行推演。第三段是緊接第二段，宣揚以《易》卜筮之神奇，並且以此對推演以《易》進行卜筮之法的「聖人」大加稱頌。作者對這位「聖人」既要隱其名，又欲人盡知、讚頌的感情溢於言表，躍然紙上。這兩段文字的作者，就是周公旦，這位隱去了姓名、只是稱作「聖人」者，就是周文王。
⑵我們通過對《周易》中的《繫辭》，以及《升》、《蠱》等卦的卦辭、《象》辭作多方面研究，證明了《周易·繫辭》中神化並稱頌的那位見到民間有人以《易》占卜後，而進行「亹亹」推演者是周文王，其辭的作者是周公旦。同時，也有不少旁證可以證明這個事：如「亹亹」，是形容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始終勤勉不倦的美德。在中國的歷史典籍中，用「亹亹」一詞所稱頌的人，只有周文王一個人，用「亹亹」一詞者，也是一個人。如《詩·大雅·文王之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其作者就是周公旦。
⑶ 周文王對於以「神道設教」之法而使「天下服」，不僅「亹亹」以行，而且有專門的論述，以為其後代統治天下黎民之鑒。他說：「殷人作教，民不知極」①，因此，「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則度至於極」②。
周文王此處所謂之「天」，原本為《易》經闡述的「天道」。五帝時代的一切社會政治制度，都是以中國這種產生歷史極久的古典哲學理論為指導而建立起來的。自夏禹顛覆了五帝時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起父之帝位傳於子，以自己一家私利治天下的君主獨裁政治制度之後，就搞起了「神道設教」愚民以治的一套政治權術，用以抵消和歪曲原先的哲學思想理論，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所謂「神道設教」者，就是將原先的《易》道哲理所闡明的各種客觀自然規律進行神化，將其說成是由甚麼天神上帝的思想意志所使然，爾後再將帝王與天神上帝掛連在一起，說成是天帝之子，是代表天神上帝來人間統治人民的，並將此設為愚民教化的綱領，不斷地進行愚民宣傳。此後統治者口中之「天」就實質上是指天神上帝了，所以，周文王的「道天」，文意，就是「說到天神」。
周文王依據「殷人作教，民不知極」的情況，教訓他的子孫們，在施行愚民之教中，一定要按這樣一個原則行事：教民守正，最好不過的是要有一個極限，要有能夠做得到的標準；而宣揚天神上帝的威力，則要誇大到一個無極、無限的程度。因為，你說天神上帝的法力是有限的，那就起不到震攝民心、使其畏懼的作用。不能夠使人畏懼的天神上帝，你還怎麼能夠假借它的威力來嚇唬老百姓？所以，明白的帝王，就是要宣揚天神上帝的法力無極無限；而在宣布政令教民守正的具體統治之中，則要有極限，使人民能夠做得到，並且還要結合獎懲，用功名利祿、土地以誘之。如此，使黎民百姓害怕天神上帝，相信帝王的絕對權威，希望得到獎賞，就能乖乖地接受帝王的統治了。
在中國的歷史上，如果說管仲所言「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③，是將宣揚神鬼迷信的愚民統治術說穿了的話，那麼，周文王在《周書·命訓解》中的話，則是把自夏禹以來所提倡的「神道設教」統治術，說了個明白透徹。
至於周文王向黎民百姓宣揚其神道設教之術時，就不會將其「神道設教」的統治術說明白的了，而是用一種「為民著想」式的勸善性口氣，直接用「神」來嚇唬人：「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伐有三穆……三穆：一，絕靈破城（誠）；二，筮奇昌為；三，龜從兆凶」④。此語之中的「昌」字，在這裡做「正當」之義解。如《尚書·大禹謨》：禹拜昌言曰」。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說：老百姓生來就有自己極想獲得的，有厭惡遇上的，有高興事，有悲哀事，有辦事能力，有必須遵守的法令。其蓄功之道有三穆。三穆就是：第一，不敬神靈，就會破壞自己一顆虔誠之心而受到神靈的懲罰；第二，即使卜筮遇到了奇妙的好卦，要好好地用正當無邪的行為辦事，才能有好的結果；第三，龜佔得到大吉之兆，也應該象遇到凶兆一樣謹慎行事，不然就會凶而不吉。
（三）考古發現的材料也證明，始用八卦占卜的是周文王。
現在，中國的考古研究中，已經發現了一些商末周初利用八卦占卜的材料，因此，就有一些學者以此立論，說利用八卦卜筮，從商代就已經開始了，其言外之意就是說，中國自古以來就用八卦卜筮，《易》經從其產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占卜的工具。筆者對這種意見是不敢苟同的。理由是：
第一，現在發現的利用八卦符號以行占卜的材料，時間最早的只存在於商末周初，商代中期、早期的材料，則根本未有任何發現。以此沒有商代早、中期證據而行推論，說整個商代，乃至更早的時候，中國就存在著以《易》卦占卜的情況，是靠不住的。
第二，現在發現的材料，除去周初的材料之外，商末的材料又多集中在周文王活動的範圍之內，也就是說，現在所發現的材料，多集中於周地和文王被囚的地域內，它都與周文王的活動有關，而與商王朝無關。在此，我們將考古發現的這些商末以八卦進行卜筮的材料列表於下，對其材料與周文王活動的聯繫一一進行分析：
⑴ 現在發現的材料，以羑里為中心的有四批：河南安陽殷墟一九五零年春發掘到的甲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的三件陶器；傳為安陽小屯出土的陶范；安陽小屯南地一九八零年十月發現的一批甲骨。這些，都同文王被囚羑里期間的「演《易》」活動有著直接性的聯繫。
⑵ 陝西周原發現的八卦卜甲。其中包括一九七六年在陝西岐山鳳雛村甲組宮殿二號西廂房十一號「龜室」所在灰坑發現的筮甲；一九七九年九月在齊家村北
西伯（周以後被稱作周文王）是商王冊封的爵稱，終其生他都是子襲父職的商臣。西伯之父季歷，先奉商王武乙之命西伐程，北伐義渠，因功得商王賞土地三十里，良馬十匹，美玉十雙；後又受商王文丁之命，征山西地方的燕京戎、余吾戎等。季歷因此功高勢大引起了商王文丁的不安，害怕季歷將來會構成對商王統治的威脅，於是，商王文丁十一年，在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到商都獻俘報捷之際，文丁先是賞以只有商王祭祖時才用的圭瓚、秬鬯，加封為西伯⑤。接著，在季歷即將辭朝返回周地之際，就突然下令將季歷囚禁起來。不久，季歷就死在了商都。此後，姬昌（周文王）就暗中準備替父報仇。過了兩年，商王文丁也死了，其子羨繼位，這就是史書上所稱的商王帝乙。
帝乙感到其父文丁對西伯處理有失，這將為商王朝的政權埋下不穩定的禍患，就採取與周修好的措施：先詔周侯姬昌襲其父季歷「西伯」之爵位，又將其小妹許配姬昌為妻，其陪嫁女之嫁妝辦得比其妹嫁妝還豐厚。對此，《周易·歸妹》、《詩·大雅·大明》中都有記述。所以，姬昌在岐山周廟中祭祀商王，乃為順理成章之事：其一，論國法，商帝為君，西伯為臣，西伯在商帝「帝乙」新喪之際，不祭商帝就是不忠，就是公開的叛逆；其二，論家規，商帝「帝乙」是西伯之妻兄，「文丁」是其岳父，「武乙」則是其妻祖，在商朝國喪之際，作為商帝親戚不祭商帝則為喪失倫理的不孝之舉；其三，西伯雖密謀反商，但在時機不到之時，不但不能暴露其欲叛之跡，而且是藉機以祭商帝禮儀之隆，傳出一種忠於商朝的虛假信息，才能更好地迷惑商朝新君，才更有利於自己。對此，在《周易·升》卦之中就早已說得很明白：「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王用享於岐山，順事也」；其四，正因為西伯在岐山之祭商帝乃陽順陰逆之舉，其占卜刻辭也並不會展示於眾，才在刻辭中有了稱「王」作大、將商帝武乙、文丁、帝乙三代之序按口語習慣顛倒而刻作「文武帝乙」之舉，以發泄其對商帝恨而不恭的內心情感；其五，刻辭「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貞，王其邵 成唐 ，御服二女，其彝：血 三，豚三，斯有正」中的「二女」，即指商帝文丁嫁於姬昌為妻之女和陪嫁女，也就是《周易·歸妹》卦中的「妹」與「娣」二人；其六，從該辭的刻制風格上，亦與周人刻辭風格一致。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岐山發現的周人祭商帝刻辭不是周文王所為。
⑶ 陝西涇陽博物館所藏之甗，與山西翼城鳳家坡發現的甗，造形一致，時代一致，筮數及其風格一致，這與季歷奉商帝征戎之戰有關，當為姬昌於其父出征前所造的特殊紀念物，一甗留於從陝西出征之地，一甗帶到山西征伐之處。
⑷ 直到現在，全國所發現的以《易》卦卜筮之物中，唯有在山東平陰朱家橋九號墓出土的一件陶罐，從表面上看好象與周文王沒有聯繫，但只要進行一點客觀的分析，其與周文王被囚期間的「演易」有關則是極其明顯的：受文王「演易」影響，殷邑製陶中出現了帶筮數的陶器，今河南安陽小屯發現有帶筮數的陶范為其證。如此，所製陶器就不只一件。有山東平陰籍人氏購一件稀罕之物帶回，並在其死後作為陪葬品，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且平陰距殷邑極近，帶物便利。我們幾乎可以斷定，平陰朱家橋發現的帶筮數陶罐，絕不是山東製作的，對此作一個科學鑒定即可明白。
（四）周初以八卦占卜之法並不普及。雖然，周文王早在商末就研究以古哲學經典《易》書之卦畫進行卜筮。周初，其子姬旦又繼其父為利用《易》經行占卜而對《易》書進行全面改造，並在《周禮》中作了法律性的規定。但是，從周初到春秋之際，還是有人沿用商代的老辦法而以龜甲行占卜，史書上又記載有周室官員宣傳推廣以《周易》進行卜筮的事例。這種客觀存在著的歷史情況就說明，以《易》卦為工具而行卜筮，是商代及其以前沒有的事，是周文王和其子姬旦搞起來的。
（五）清人馬國翰輯《歸藏》遺書而言曰：「武王枚占，穆王筮卦，蓋周太卜掌其法者，推記占驗之事附入篇中」，斯言良確。今觀《歸藏》所存爻辭，皆為四字韻語，抑揚頓挫，奇古可誦，且毫無「吉」、「凶」之類語言，此亦可證古之《連山》、《歸藏》原非作卜筮用書。
綜此一二三四五點，我們就可作出這樣一個結論：
歷史上，所謂「文王演《易》」，就是具體演算用蓍草棍為工具，如何利用《易》經的六十四卦卦畫進行卜筮的繁瑣神秘之法。
伏犧所創的「八卦」，是就用以教學之用的「八經卦」而為稱，其時就已為六十四重卦完整的卦畫傳承哲學體系性載體，只是無文字註解而已。
《易》經，原本不是卜筮用書，而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哲學經典。
周文王，不是對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發展作出歷史貢獻的「聖人」，而是抵制、封殺中國古典哲學傳播，推行神道設教，毒化民族思想精神的歷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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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書·序》。
②《周書·命訓解》。
③見《管子·輕重丁》。
④見《周書·文酌解》。
⑤《竹書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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