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 | 薩特的一生中很少有時間與男性在一起

本文摘自《知識分子》

保羅·約翰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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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是個喜愛飲酒作樂的人,他喜歡威士忌、爵士樂、姑娘和有歌舞表演的餐館。如果他不在福洛爾或相隔一個街區的兩個醜八怪咖啡館,也不在街對面的利普酒吧吃飯,他就准在拉丁區的中心地帶新近突然出現的、開在地下室的一家夜總會裡。在紅玫瑰酒吧有一位叫朱麗葉·格爾柯的歌手,薩特為她寫了一首歡快的歌曲,作家兼作曲家鮑里斯·維昂在那裡吹長號並為《現代》寫稿。這一帶還有在多非納街上的塔布酒吧、雅各布街上的弗蒂酒吧。薩特自己住在離此不遠的波拿巴街42號,在他的公寓里可以俯瞰聖日耳曼的教堂和兩個醜八怪咖啡館(他的母親也住在那兒,一直幫他照料洗衣房)。這場運動甚至有自己的常設機關——由阿爾貝·加繆主編的《戰鬥報》。加繆的暢銷小說都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的作品,西蒙娜·德·波伏娃後來回憶道:「《戰鬥報》總是充滿讚許地報道我們所說和所寫的一切。」薩特整天發奮寫作,在這段時間寫了幾百萬字的演講稿、劇本、小說、隨筆、序言、論文、廣播稿、報道、雜文和哲學諷刺。雅克·奧蒂伯蒂說他是「一輛在圖書館、劇場、電影院到處亂停、製造混亂的卡車」。到了晚上他就要享樂了,深夜時常常喝得大醉,還好與人爭執,有一次把加繆的眼睛都打青了,弄得人們前來圍觀。他是士兵、憤怒的一代、知情者和酒窖里的「老鼠」們的國王。用他的主要宣傳者讓·波揚的話說,他是「千千萬萬年輕人的精神領袖」。

如果薩特是國王,那誰是王后呢?如果他是青年的精神領袖,他又在哪些方面引導著他們呢?這是兩個相關但獨立的問題,需要逐個考察。1945年—1946年冬天,當他已成為歐洲的名人時,他已經與西蒙娜·德·波伏娃相處近20年了。德·波伏娃這個蒙巴那斯的姑娘出生在著名的圓亭咖啡館樓上的一套公寓里。她的童年生活很艱苦,家庭被不名譽的破產擊垮了,祖父因而入獄,母親一直沒能得到嫁妝,父親又是個找不到正當職業的紈絝之徒。她痛苦地寫到自己的父母:「我的父親確信德累福斯有罪,母親則深信上帝的存在。」她只能在讀書中求得逃避,成為一位高雅的女學者。她是巴黎大學哲學系出類拔萃的學生,很快被薩特拉進圈子,「從現在起」,薩特對她說,「我要保護你」。他們之間保護和被保護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一直存在著,不過對德·波伏娃來說,這是一種混雜的幸福。她比薩特高1英寸,小他3歲,而且從嚴格的學術角度看,比薩特更有才能。與她同時代的莫里斯·德·岡蒂拉克認為她的著作「嚴密、精確,追根究底,簡潔明了,非常專業化」。儘管她很年輕,在哲學學位考試中,卻差點搶走了薩特的第一名,但主考官喬治·大衛和讓·華爾a認為德·波伏娃是更出色的哲學家。她跟薩特一樣,都是有巨大感召力的作家,在很多方面還勝他一籌。她不會寫劇本,但她的自傳性作品比薩特的更精彩,儘管其中的事實同樣不可靠,她主要的長篇小說《名士風流》描寫了戰後的法國文學界,並獲龔古爾文學獎,這部小說遠勝過薩特的任何一部作品。另外,除了撒謊,她沒有薩特那些個性弱點。

然而,這位才華橫溢、意志堅定的女性,卻幾乎從第一次見到薩特起就成了他的奴僕,而且終生不渝直到薩特去世。她做他的情婦、代理妻子、廚娘、經理、女保鏢、護士,卻從未在他活著的時候得到相應的法律或經濟地位。實際上,薩特待她還不如盧梭對待苔萊絲,因為薩特的不忠是臭名遠揚的。在文學史上,像薩特這樣自私地利用女人的例子實在少見。更不尋常的是,德·波伏娃終生是一位女權主義者。194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現代女權主義的宣言《第二性》,暢銷全世界。書的開頭有這樣一句話,「女人並非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這是對盧梭《社會契約論》的卷首語有意識的回應。德·波伏娃事實上是女權運動的先驅,平心而論,她本該成為女權運動的守護神。但她在生活中卻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主張。

薩特如何確立並保持對德·波伏娃的控制一直是個謎。她無法真實地記述他們的關係,他則從不願自找麻煩地就此事寫下隻言片語。他們剛認識時,薩特比她更善於讀書,並能把書中的精華融入滔滔不絕的獨白中,使她為之傾倒。他顯然是從智力上而非性關係上支配著她。20世紀30年代大部分時間裡,她都是他的情婦,但關係也曾一度中止。40年代起,他們的性關係幾乎不存在了,只有當薩特找不到更好的女人時才會重拾舊歡。

薩特是20世紀60年代被人們稱作「男性沙文主義者」的典型。他的目標就是在成人生活中為自己重建一個童年時期的天堂,成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閨房裡的中心人物。他把女性看作征服和佔有的對象。他在《噁心》中寫道:「我每一種理論都是征服和佔有的行為,我希望有一天能藉助它們征服世界。」他要爭取完全的自由,他寫道,「尤其夢想向婦女行使這種自由的權利」。與很多勾引女性的老手不同,薩特並不討厭女人。事實上他喜歡女人勝過男人,也許是因為女性不好與他爭論。他說自己「寧可跟女人聊些瑣事,也不願與阿隆探討哲學」。他喜歡跟女人通信,有時一天就寫十幾封。但他並不把女性完全當作人看待,只是把她們當作掛在腰間的戰利品。當他試圖用進一步的措辭為自己的征服策略辯護,以使之合理時,就顯得更加虛偽。他說他要像「征服野獸一樣去征服女人」,但只是為了「使她從野蠻狀態進入男女平等的狀態」。還有,回顧早年勾引女人的行為時,他反省「那些事件中的帝國主義色彩」。但沒有跡象表明這些想法促使他放過可能的獵艷機會,它們只是說給人聽的。

薩特一開始勾引德·波伏娃時,就對她簡述了他的性愛哲學,坦言自己與許多女人睡覺的渴望。他說自己的信條是「旅行、多配偶和透明化」。上大學時,一位朋友注意到德·波伏娃的名字在英文里讀起來很像「海狸」一詞,她總是薩特的「海狸」或「您」,但從不是「你」。有時人們覺得薩特把她當作訓練有素的動物。當他寫到「對女性維護自己的自由」的方針時說:「海狸接受並尊重了這種自由。」他告訴德·波伏娃有兩種性關係,一種是「必然的性愛」,另一種是「偶然的性愛」,後者無足輕重,被愛的對象不過處於「邊緣」,受到他的關懷不會超過「兩年的租期」。他對德·波伏娃的愛是永久的、必然的,她處於「中心」而非「邊緣」。她當然也完全可以自由地貫徹同一原則,她可以有自己的「邊緣性」伴侶,只要薩特永遠得到她中心的、必然的愛。

但雙方都必須顯示「透明度」,而「透明度」正是知識分子談論性愛關係時喜歡用的「公開化」的代名詞,我們在托爾斯泰和羅素那裡也遇到過。薩特說,無論男女都應該告訴對方自己在做什麼。正如可以預見到的,「透明化」的方針最終只導致了更多、更卑劣的隱瞞。德·波伏娃試圖實施這種方針,但當薩特聽到她那些多半是試驗性的、三心二意的戀愛事件時所流露的漠不關心的神情顯然刺痛了她。對於她在《名士風流》中關於自己被亞瑟·凱斯特勒勾引的描述,他不過當作笑話一樁。此外,那些被拖入「透明化」原則的人也並不總是喜歡這一做法。她最重要的「邊緣」夥伴,某種程度上她終生愛著的,是美國小說家納爾遜·阿爾格倫a。當他72歲時,他們的事情已成為回憶,在一次採訪中他對波伏娃的泄露表示非常憤怒。他說把他寫進《名士風流》已經夠糟的了,不過那起碼還有個化名遮蔽。可在她自傳的第二部《生命的精華》里,她不僅指名道姓,還引用了他的情書里的文句,而這些情書他又不能不承認是他寫的。「見鬼,情書應該是隱私。」「我去過世界各地的妓院,那裡的女人們都知道要關上房門,不管是在韓國還是在印度,只有這個女人砰地把門打開,才會叫來公眾和新聞界。」顯然,阿爾格倫想起波伏娃的行為時非常憤慨,以至記者走後,他心臟病猝發,當晚就死了。

薩特也實行「透明化」,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他在談話和信件中隨時向她報告自己的新情婦:「這是我第一次與一個膚色淺黑的女人睡覺......她體味很大,汗毛挺重,腰背部長著黑毛,襯著白皙的軀體......她的舌頭就像支小笛,總是伸直了去夠我的扁桃體。」一個女人,即使再處於「中心」地位,也不會願意讀到對情敵的這種描寫。1933年,薩特在柏林時,德·波伏娃陪了他一陣子,他對她說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有了一位叫瑪麗·維爾的新情婦,跟雪萊一樣,薩特也總是很天真地希望舊情人能稱許自己的新情人。不過,薩特從沒有坦白一切。20世紀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德·波伏娃在魯昂教書,當她和薩特一起暫住柏林或其他什麼地方時,薩特曾送她1枚結婚戒指,這是她最接近婚姻的時候。他們有自己專用的語言。在旅館裡,他們自稱是奧爾甘內蒂先生和夫人,或自稱美國百萬富翁摩根·哈提克夫婦。但沒有證據說明,他想和她結婚,或讓她選擇另一種更合乎習俗的結合方式。她根本不知道,薩特曾幾次向一位「邊緣」情侶求過婚。

他們的生活顯然不合她的心意。她始終無法心平氣和地接受薩特的那些情婦。她恨瑪麗·維爾,更恨之後的奧爾伽·高薩綺薇茨。奧爾伽是一對姐妹中的一個(妹妹莞達後來也成了薩特的情婦),更使德·波伏娃痛恨的是,她還是自己的學生。德·波伏娃對奧爾伽與薩特的關係很反感,把她寫進《女客》,在小說里將她謀殺了。她在自傳中承認,「我對薩特造成這種情形感到苦惱,也因奧爾伽從中得益而生氣。」她要反擊:「我不打算把我在宇宙的中心一直佔有的、至高無上的位置讓給她。」然而任何一個必須把自己的情人當作「宇宙中心」的女人,在勸阻情人走上歧途時總是處於不利地位的。德·波伏娃只能試圖以參與的方式控制他們。於是,薩特、德·波伏娃和一位姑娘——通常是他或她的學生——3個人形成了一種三角關係,德·波伏娃充當監督者。「養女」一詞經常被掛在嘴邊。到20世紀40年代初期,薩特似乎已經因為勾引自己的女學生而惡名遠揚。在一篇對《禁閉》懷有敵意的評論里,羅伯特·弗蘭西斯就說過:「我們都熟悉薩特先生,他是一位專門研究女學生內衣的古怪哲學教師。」由於德·波伏娃的女學生中有更多合適的姑娘,大多數受害者都是她的學生,而德·波伏娃有時擔當著近乎淫媒的角色。在唯恐失去愛情的慌亂中,她自己也與這些姑娘形成親密關係。娜塔麗·所羅金就是其中的一個,她是一個俄國流亡者的女兒,是德·波伏娃戰時在帕西的莫里哀學院教書時最好的學生。1943年,她的父母正式控告德·波伏娃誘拐少女,這項嚴重的罪名足以判她入獄。在雙方朋友的調解下,起訴最後撤銷了,但德·波伏娃被逐出莫里哀學院,並從此不準在法國任何地方教書。

「二戰」期間,波伏娃真正擔當起薩特妻子的角色,她做飯、縫紉、洗衣、管理錢財。但是隨著戰爭的結束,薩特忽然發現自己已很有錢,一群為他的錢財和思想魅力所吸引的女人整天圍著他。1946年是薩特徵服女性最成功的一年,也是標誌著他與波伏娃的性關係實際結束的一年。正如約翰·韋特曼所說:「早些時候,在薩特那個經常更換王妃的後宮邊緣,德·波伏娃就已心照不宣地擔當起一個資深的、從性生活中隱退的代理妻子角色」。她抱怨「他為她們揮霍金錢」,她不無擔憂地注意到,當薩特越來越老,他的姑娘們卻越來越年輕,都只有十七八歲,薩特從法律上承認她們是他的養女,這就意味著她們將繼承他的版權。她可以像海倫·魏格爾對布萊希特的情婦那樣,給那些姑娘以建議和警告,儘管她沒有那個德國女人所具有的法律地位。她經常受騙。1946年—1948年,薩特去美洲旅行時,她得知了他與一位叫陶樂赫絲的女人熱戀的詳情,而薩特卻一面聲稱已經厭倦了這個姑娘對他「使人精疲力竭的激情」,一面又在向她求婚。後來還有鮑里斯·維昂的金髮碧眼的愛妻米雪兒,奧爾伽漂亮的妹妹莞達,有異國風韻的金髮女演員伊芙琳·蕾——薩特在他最後一部劇作《阿爾托納的隱藏者》里還為她寫了一個角色,波伏娃最痛恨的阿萊特被薩特弄到手時才17歲,還有希臘女孩海倫·萊西奧塔基絲。20世紀50年代末,除德·波伏娃外,薩特還同時周旋於米雪兒、阿萊特、伊芙琳和莞達4位情婦之間,使出各種辦法哄騙每個人。他公開把他的《辯證理性批判》題獻給德·波伏娃,卻又讓伽利瑪出版社私下印了兩本題有「獻給莞達」的。《阿爾托納的隱藏者》出版時,也故伎重演,使伊芙琳和莞達都相信書是獻給她的。

德·波伏娃討厭這些年輕女人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她認為是她們鼓勵薩特過一种放縱的生活——不僅在性生活上,而且在飲酒和服藥方面都毫無節制。1945—1955年,靠著不斷加大的酒精和巴比土酸鹽攝入量,薩特完成了數量驚人的作品和其他工作。1954年薩特在莫斯科因飲酒過度而虛脫,被緊急送往一家蘇聯診所。一旦復原,他繼續堅持每天寫30—40頁,經常服下整管的Corydrane藥片(這種葯在1971年因危險而被回收)以維持體力。他那本談論辯證理性的書,似乎正是在葯和酒精的影響下寫成的。薩特的傳記作者安妮·柯恩·索拉爾說他在利普、古鮑爾、巴爾扎爾或其他最愛光顧的小酒館裡,吃一頓兩小時的午飯常常要喝掉一夸脫葡萄酒。她累計出這段時間薩特每天服用的刺激品包括兩包香煙、幾斗黑煙絲,一夸脫酒精(主要是葡萄酒、伏特加、威士忌和啤酒)、200毫克安非他明、15克阿司匹林、幾克巴比土酸鹽,再加上咖啡和茶。其實德·波伏娃對薩特年輕的情婦們是不公正的。她們都試圖使薩特改過自新,最年輕的阿萊特費力最大,她甚至迫使他寫出保證書,聲明不再碰Corydrane、煙草和酒精。但薩特很快食言了。

被這些雖有點乖張又很仰慕他的女人包圍著,薩特的生活中很少有時間與男性在一起。他先後有過好幾位男秘書,其中有幾個,像讓·各就很能幹。他也總是被年輕的男性知識分子包圍,但他們都是靠薩特給工資、施捨或庇護的。他無法忍受與年齡相近、資歷相當的男性知識分子長期相處,因為他們隨時可能批駁他常常的不甚嚴謹的空論。尼贊在內訌可能出現之前就死了,但薩特同其他人都吵過,其中著名人物就有雷蒙·阿隆(1947)、阿瑟·凱斯特勒(1948)、梅洛·龐蒂(1951)和加繆(1952)。

薩特與加繆的論戰就同盧梭與狄德羅、伏爾泰與休謨或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的論戰一樣激烈,但並沒有像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那樣重歸於好。薩特似乎曾嫉妒加繆那很討女人喜歡的英俊相貌和他純粹作為小說家的力量與獨創性。1947年6月出版的《鼠疫》,對年輕人產生了難以抗拒的影響,迅即售出35萬冊。這一現象成為《現代》雜誌上幾篇思想評論攻擊的目標。但他們的友誼仍然勉強維持著。當薩特向左轉,加繆卻變得更獨立。某種意義上,他佔據的立場與喬治·奧威爾在英國的地位相同:他反對一切獨裁政體,把斯大林看成是與希特勒並無二致的惡棍。跟奧威爾一樣,而與薩特不同,加繆堅持認為人民比思想更重要。德·波伏娃曾轉述加繆1946年向她吐露的心聲:「我們,我和你,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人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我們寧要具體不要抽象,我們寧要人民不要『主義』。我們把友誼置於政治之上。」

在她的內心深處,德·波伏娃也許是跟加繆一致的,但1951年—1952年,當關於加繆的作品《局外人》的最終論戰來臨時,她自然還是站在薩特的陣營里。薩特與《現代》雜誌的同僚們把這本書看作對斯大林主義的攻擊,決定分兩步討伐它。第一步,薩特把當時年僅29歲的弗朗西斯·尚松推到前台,讓他在裁決此事的編委會上發言,「既要極為嚴峻,又至少要有禮貌」。接著,加繆作出回答後,薩特又親自寫了一封令人極為不快的長信攻擊加繆本人:「一種凶暴而又講究禮節的專制已經把你佔有了,這種專制由毫無實際意義的官僚體制支撐,卻自稱是依照道德法則統治的」;說他為「虛榮心受傷害」而痛苦,耽溺於「小作家的爭吵」;「你陰鬱的自負加上你的脆弱,常使人們無法向你吐露未加渲染的真情。」這時薩特已得到所有有組織的極左派支持,他的攻擊損害了加繆的聲譽,也使加繆受到傷害——他是個容易受傷的人——有時想到與薩特的爭論,他會感到沮喪。但其他時候他只是把薩特看成一個可笑的人物加以嘲弄,「一個要讓母親為自己付所得稅的人」。

薩特無法與學術地位跟他相當的知識分子保持友誼,這有助於說明為什麼他的政治觀點自相矛盾,前後不一,有時簡直是無聊的。實際上,他並非天生的政治動物,40歲以前根本沒有什麼重要的觀點。20世紀40年代末,凱斯特勒和阿隆已經成熟,成了重量級的政治家,薩特一旦和他們分手後,就變得可以擁護任何人、任何事。1946年—1947年,由於充分意識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巨大威望,薩特猶豫過該支持哪個黨派。他似乎一度相信知識分子負有支持「工人階級」的道德責任。但問題在於,除了他出色的秘書讓·各以外,薩特從不認識、也從未試圖去結交任何工人。讓·各出身於無產階級家庭,並保留著濃重的奧德口音,算是個工人。一個知識分子沒有義務去支持多數工人擁護的政黨嗎?在20世紀40年代的法國,這就是共產黨,但薩特並非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馬克思主義與他宣揚的極端個人主義哲學幾乎完全對立。

《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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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約翰遜在《知識分子》中詳盡地展示和評說了盧梭、雪萊、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羅素、薩特等十多位人文知識分子不為人知的私生活。《知識分子》的作者抽絲剝繭，將這些知識分子放在聚光燈下探照，富於喜劇性地呈現出他們的表裡不一、利慾薰心、欺世盜名，包括眼花撩亂的兩性關係、錯綜複雜的親友問題。他們慣於居高臨下指導別人，私下生活卻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