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德國人的祖先在中國？與漢人，西藏人形成有關嗎？

[內容摘要]印歐語系語言學研究在其早期發展階段，曾經糾纏於人類起源問題，最終導致宗教史觀與科學史觀的對立。英國殖民者語言與印度被殖民者語言之間存在相似性的發現將印歐語言研究引向人種學。但是，對於印歐語言發源地的研究也促進了對生活在廣袤的歐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並且證明游牧民族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從這個角度看，印歐語言學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因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歷朝歷代入侵、佔領農業地區的民族並非只有印歐民族。該領域學者在研究游牧民族歷史時，往往忽視了那些與印歐語言民族沒有任何關係的游牧民族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通過了解印歐語系形成發展的歷史，進一步探討草原游牧社會與農耕帝國在歷史上的相互依賴與無止境的衝突。

[關鍵詞]印歐語系；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人種學；印度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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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員。（北京 100006）

印歐語言學研究起源於18世紀後期，幾乎與英國人佔領印度同時。在科學史觀和宗教史觀的辯論中，研究印歐語系的學者放棄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觀，追隨進化論，探索印歐語言民族發源地及其傳播。研究者們意識到，操不同印歐語言的民族曾經長途遷徙，在歐亞廣闊區域內流動擴散，並且不約而同地與其他語族及語言相互影響、交換辭彙。特別是在歐亞大草原活動的印歐語系游牧集團入主農耕社會的歷史時期，雙方的接觸與融合促成文化包括語言的相互吸收與借鑒，印歐語言學研究成為歷史學家研究人類遷徙的工具。語言學家對文字記錄產生前人類活動的歷史特別是草原游牧社會歷史的探索，促使歷史學家將研究的視野從定居農業和城市社會擴展到遼闊的歐亞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本文旨在梳理18世紀以來印歐語言學發展的歷程，批判性地考察期間所發生的理論爭辯與考古發現，從而指出印歐語言學研究的發展方向。

一、雅利安人與人種學

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是第一位發現英語與英帝國殖民地印度的語言擁有共同語言祖先的英國學者。瓊斯於1784年到達印度，在此之前，年輕的瓊斯已經是一位資深的東方問題專家，曾經將一些波斯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作品翻譯成英文，其早期著作有《波斯語法》，[1]並翻譯《穆罕默德的繼承法》。[2]這一時期，英國東印度公司正與莫卧兒帝國爭奪孟加拉省。儘管莫卧兒帝國的統治者來自中亞，是說突厥語的穆斯林，但是在建立帝國的過程中，他們採用波斯語這個更為發達的書面語言作為帝國的官方語言。因此，瓊斯的語言技能恰好符合英國人管理孟加拉地區來自世界各地的桀驁不馴的商人團體的需要，而且使他能夠與當時仍然凌駕於英國東印度公司之上的莫卧兒帝國勢力斡旋。但是，瓊斯到了印度以後很快發現多數印度人的語言屬於各個印度斯坦地區的土語方言，包括印地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而且多數人口信奉印度教的各個支派，他們的宗教語言是梵語。也就是說，他精通的諸種東方語言仍不足以應付印度的語言環境。瓊斯馬上開始利用他的波斯語知識學習梵語，因為多數印度婆羅門教知識分子通曉這兩門語言。瓊斯深入研究梵語文獻，其中他翻譯的《摩奴法典》（Dharmashastra）成為英國殖民者統治印度社會的法律根據，而他早年的譯作《穆罕默德的繼承法》則用於審理印度穆斯林的財產繼承糾紛。

威廉·瓊斯只是眾多研究殖民統治下亞洲語言與文化的東方學者之一。但是，他第一個指出梵語與希臘語之間的聯繫，進而通過希臘語與其它多數歐洲語言的聯繫來解釋印度語言與歐洲諸語言的關係。1786年，他在擔任亞洲學會第一任主席的第三份年度報告中，公布了自己的發現：

梵語語言儘管十分古老，但是其結構十分嚴謹；比希臘語更加完美，比拉丁語更加豐 富，比上述兩種語言更加精鍊，但是梵語與二者的關係十分密切，體現在動詞詞根及語法 結構上，基本不存在巧合的可能性。這種相似性讓任何一個語言學家都必須確信三者擁有 共同的祖先，否則幾乎沒法研究這三種語言。基於同樣原因，但並不十分確定的是，哥特 語和凱爾特語也與梵語擁有共同的語言學祖先，儘管三者使用的俗語差別極大；如果可以 討論波斯古代社會問題，古波斯語也應該可以納入其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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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歐語系語言眾多，儘管瓊斯首先揭示了該語系的基本結構及其地理分布，但是他完全沒有提到諸多印歐語系社會屬於同一人種。將印歐語系民族與「雅利安人種」聯繫起來的學者是麥克斯·繆勒（Max MUller），他出生於德國，維多利亞時代在牛津大學擔任比較語言學教授。繆勒生活的時代，正是英帝國在印度統治最為輝煌的時期，但是他本人從未前往印度了解過印度文化。他認為，印度人的語言從梵語演變而來，因此印度人與歐洲人的知識水平相當，或者比歐洲人還聰明，他們與歐洲人應當來自同一個種族，因此印度人和歐洲人應該是「雅利安兄弟」。[4]麥克斯·繆勒的理論把英國殖民者精英與其統治下的殖民地印度人拉在一起，這必然面臨一個重大問題：印度是一個極其多樣化的國家，語言多樣、民族眾多。同時，種姓制度已經將印度人分為各個種姓，形成一個高度等級化的社會。繆勒儘管熱愛梵語文化，願意與懂得梵語的印度婆羅門知識分子稱兄道弟，但與那些不懂梵文的印度苦力結為兄弟還是很為難。他的學說立即遭到在印度生活的英國殖民官員和學者的抨擊。生活在歐洲的白人當然也不能屈尊認同印度人在智力上與自己相當。因此繆勒拋出雙人種論解釋印度的種姓制度。一部分人屬於雅利安人種，與歐洲人擁有共同的知識與血緣關係，他們佔領印度，成為婆羅門種姓，並且繼續使用印歐語言。皮膚黝黑的印度土著人成為奴隸，或者是低級種姓者。[5]然而，這個對於印度社會結構的人種學解釋還是不能說明印度人民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種多樣的外貌。在印度歷史上，來自中亞、西亞、非洲東海岸以及太平洋群島的移民給印度次大陸帶來了多樣的文化和各異的體型相貌，但是從未到過印度的繆勒看不到這些，他一心想著如何在印度知識分子精英與英國統治者之間建立血緣關係。

印度知識分子多半屬於高級種姓，所以很痛快地接受了這個理論，原因是這個理論將他們置於與他們的統治者至少在智力上平等的地位。但是，其他歐洲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難道自己真的與那些黑皮膚的被統治者來自同一個祖先嗎？有些歐洲學者熱衷研究各殖民地的社會風情，自稱民族學者（ethnologists）。他們研究人種特別是殖民地的「土著」，他們眼裡的種族差別反映在體質上，而非語言中。他們無法全盤否認歐洲語言與南亞語言之間的相似性，但是仍然盡量貶低這種相似性的意義。與此同時，他們極力強調，控制地球上其他種族的歐洲人種的核心特徵是白皙的皮膚、深凹的眼睛和高高的鼻樑。

威廉·瓊斯在其整個印歐語言研究生涯中，一直堅信整個地球上的人類都是聖經中諾亞的後代：諾亞的3個兒子閃、含和雅弗離開聖地，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在此基礎上，他認為，在聖經記載的大洪水時期，沒有登上諾亞方舟的人類都已經死亡。用聖經年代學推算，將能得出一個相對晚近的人類種族起源年代，即不早於6000年前。在威廉·瓊斯生活的18世紀以至於19世紀，多數歐洲學者認為聖經中記載的大洪水是上帝重新安置人類的計劃，但是對於諾亞的哪個兒子締造了哪一群人則存在諸多爭論。瓊斯相信雅弗是歐亞大陸北部居民——即缺少教化的游牧人群的祖先。另一方面，他認為含的後代以農業人口為主，他們後來發展成為居住在不同文明地區的印歐人，這些地區包括：印度、埃及、歐洲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閃的子孫成為紅海兩岸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瓊斯認為這部分人沒有悠久的歷史，他們僅僅是亞伯拉罕的後代。[6]在貶低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文化的同時，他的主要論點卻以《舊約全書》中的《創世記》為主要依據，在這裡上帝是基督徒、猶太人和穆斯林共同的創造者，這對他確定印歐語言是否是地球上最睿智的語言製造了障礙。這三個宗教的創始人都是閃含語系民族，基督教在創始時期是希伯來語文化，並不是印歐語系民族的產物，因此歐洲的基督教社會雖然可能是最早的印歐語系民族，但卻被不那麼高級的希伯來語文化改造。

麥克斯·繆勒則將最早的印歐語系民族或雅利安人的榮耀賜予他認為最具騎士精神的雅弗的後裔，他認為他們是征服印度、並奴役土著黑色人種的群體。[7]儘管繆勒極力鼓吹睿智語言（他用來衡量語言優劣的名詞）真正屬於雅利安人種，但是他解釋南亞語言和民族成分的複雜性時卻區分出兩個人種，這最終導致人種學與語言學研究糾纏在一起。他認為，皮膚白皙的、智慧的雅利安人征服膚色較深的民族，建立了一個等級森嚴的文明社會。他生活的時代為19世紀中葉，此時部分歐洲自然科學研究者已經開始拋棄聖經的人類起源理論。其中，達爾文於1859年發表《物競天擇之物種起源》一書。他提出的人類起源於猿猴的理論無疑在基督教佔據統治地位的歐洲引起強烈反響，儘管當時已經有一些自然科學研究者開始轉向理性地解釋人類起源問題，而不是僅僅接受《創世記》的說辭。他們探索全球範圍的生物和動物物種，發現這個世界的歷史要遠遠長於根據聖經年代學計算得出的時間，開始意識到人類在地球上生活的時間必然遠遠早於《創世記》的時間。因此，對於他們中的多數人來說，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能夠更加合理地解釋人類起源問題。

對於人類起源的宗教闡述與科學解釋的爭論在當今歐美社會仍在繼續。物種起源理論無法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解釋各個民族的體質差異。自然環境可能解釋這個問題，熱帶地區人類膚色較黑，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居民膚色白皙，儘管如此，物競天擇理論仍然無法解釋地球上人類之間所有的體質差異。在《物競天擇之物種起源》一書中，達爾文對這個問題未置一詞，因為他意識到不是所有的差異都與自然環境因素有關。後來，他在另一部著作《人類的繁衍與性別選擇》[8]中嘗試解答這個問題。他認為，不同物種，包括人類，擁有不同的美學價值觀，特別是在選擇伴侶的時候，他們/它們會創造或生髮出各種與生存環境無關的體質特徵。近幾十年來，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重新探討人類的體質差異問題，用更加豐富的資料完善和發展了達爾文的理論。[9]性別選擇理論也許仍然不能完美地解釋人類體質差異，但是達爾文的遠見卓識在於，他在沒有基因學資料的情況下，已經指出人類各群體在本質上的共性。

在歐洲「白種人」為自己的殖民統治尋找道德依據的時代，對於那些堅信現代歐洲的強大得益於上帝的旨意的人來說，達爾文用「異性相吸」解釋人種差異的理論無法獲得普遍認可，使用最睿智語言的雅利安人種是最智慧的種族，他們的體質特徵必然與愚笨的種族不同。人種學者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極力尋找雅利安人與猶太人以及阿拉伯人之問的體質差別，因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使用非雅利安語言，但是與印歐語系民族的體質差異並不明顯。對於非洲人、東亞人和美洲人，歐洲白人視其為劣等民族，一方面因為他們膚色較深，另一方面他們的體質特徵與歐洲人差異太大。在歐洲，在各個殖民地，統計官員不厭其煩地測量頭蓋骨、鼻骨、臂長、腿長，描繪不同人種膚色的深淺差異、身體各部分的形狀甚至頭髮的差別，統計所有能夠區分不同人種或亞人種差異的特徵。與此同時，考古學者在世界各地考察和測量各個時期人類的骨骼，試圖確定不同文明創造者的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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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種學家儘管耗費大量精力用科學的方法搜集數據資料，但是人種學從來沒有成為真正的科學。近來兩部著作明確說明人種學的失敗：芭芭拉·卡茨·羅特曼的《基因圖譜與人類暢想——關於「我們是誰」的科學闡述的局限》[10]和史蒂芬·阿爾維森的《雅利安人崇拜：作為意識形態與科學的印歐人神話》。[11]羅特曼的著作建立在飛速發展的現代生命科學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她歸納了人種學破產的原因：

我們回顧種族主義者利用科學進行闡述的時候，發現那確實很誘人，因為他們說他們 在解決科學問題：但是，他們的科學被他們的種族主義玷污了，他們的科學不是真正的科 學。我們可以這麼說林奈的科學、納粹種族主義科學家的科學、以及正在佔據報紙頭條的 各種各樣美國種族主義者的科學。但是，如果一個記錄已經如此差勁了，那麼它就提出了 這樣一種可能：問題不是出在方法上，也不是答案上，而是出在提出的問題上。[12]

她的核心思想是，人種學家是先有答案，之後才提出問題。儘管他們運用幾乎所有可能的科學手段，包括體質人類學、生物學、古生物學、統計學，最後還利用基因學方法，但是他們最終沒能獲得任何收穫。更重要的是，對於19世紀歐洲列強來說，利用體質差異區分人種已經成為一種貶低非洲黑人、土著的美洲和亞洲棕色和黃色人種的有效工具。在美國內戰及其之後，美國白人同樣利用各種以人種差別為參照的道德規範製造後奴隸制時代種族間的隔離和對立。19世紀後期的人種學演化為以人類的體質外貌為標準判斷文化水平或者說是文明程度的工具，成為種族主義的理論基礎。

阿爾維森在《雅利安人崇拜》一書中指出，歐洲白人理想祖先問題研究中存在眾多內在矛盾。例如，那些在體質上與歐洲白人差異不大的民族，特別是猶太人，給種族主義者出了一個大難題。最大的問題是，猶太人祖先使用的語言並不是印歐語言，因此，基督教起源時期的語言是非印歐語言。猶太人思想家曾經用各種方式闡釋這個問題，希望證明他們與基督教來自同一個種族，藉此提高他們在歐洲社會的地位。[13]19、20世紀的歐洲思想家無論是否信奉基督教，都一致接受正統基督教價值觀，但是，基督教並非起源於歐洲，而且歐洲皮膚最白的印歐人祖先曾經是處於古代文明社會即羅馬帝國邊境地區西北歐的蠻族人。文明的羅馬人和金髮碧眼的日耳曼蠻族都說印歐語系的語言，也都曾經信奉多種神靈，而不是信奉一神論的基督徒。把雅利安人和基督教捆綁在一起確實很牽強。[14]納粹科學家著力解決人種學面臨的這些根本矛盾，目的是真正確立完美的雅利安人種優越論。最終，他們拋開語言學的根據，著重體質差別，因而確定，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金髮碧眼的白人具有雅利安人種的典型特徵。

納粹種族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破產，歐洲國家失去了在亞洲、非洲的殖民地，但是歐洲人並沒有失去自我優越感，並不認為自己與前殖民地的人民屬於一個種族。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研究人種的學者利用越來越先進的手段研究種族間的差異。但是，用先進手段尋找人種差異碰到的問題，與19世紀人種學家用尺子測量骨架碰到的問題如出一轍。人類基因圖譜的出現證實，人類各種群之間沒有體質上的根本差異。

二、馬拉戰車與歐亞游牧民族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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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種理論的全面瓦解並沒有阻礙印歐語言學的發展。事實上，在回應這個錯誤的人種學問題時，印歐語言學者也在探尋人類的過去，並且在無意中拓展了語言學研究的地理和社會範疇，通過研究歐亞大陸內部人群的生活和遷徙，語言學研究的內涵更加豐富。儘管納粹科學家極力鼓吹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居住的歐洲人是印歐語言民族的榜樣，但是他們也無力否認古典時代日爾曼人曾經被羅馬人視為蠻族這一事實。地中海地區的希臘和羅馬人的頭髮是黑色的，身材也比現代日爾曼人矮小。即使日爾曼人當時擁有雅利安人的白皙皮膚，他們也不過是地中海文明的後進者。甚至「印歐人」這個名稱也與日爾曼人沒有任何聯繫，這個名詞在19世紀出現時主要是指梵語民族與希臘羅馬人。

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對於印歐語言發源地的研究還是擴展了學術研究的地理範圍，從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區擴展到西歐和北歐地區，向東擴展到歐亞大草原。在希臘和羅馬古典歷史學家看來，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是蠻族，是那些說十分艱澀難懂語言的人，是未開化的「外人」。但是，對近代人種學家來說，他們屬於雅利安人種，因為他們使用的語言與希臘語和拉丁語擁有共同的祖先。現代種族主義學者確信他們必然擁有某種特質，這種特質幫助他們最終戰勝當時最先進的社會。考古學者和古代語言學者追溯印歐人/雅利安人的歷史至公元前2千紀，發現取代亞述人在中東地區建立霸權的米坦尼人，可能還有赫梯人，均為早期印歐語言民族。考古學家及歷史學家戈登·柴爾德對考古學家發現的物質文化遺存進行歸納整理，並用之闡述世界歷史。柴爾德堅持認為印歐人/雅利安人兼有野蠻和勇猛特性。他認為雅利安人，包括米坦尼人以及後來的赫梯人，都是騎馬民族或馬拉戰車民族，他們壟斷鐵質武器製造技術，因此他們的軍事和技術水平無人能及。他認為，雅利安人是鐵器時代的開創者。[15]儘管柴爾德沒有像其他學者那樣將語言與某個特定種族聯繫在一起，但他實際上贊同所有的印歐語言——吠陀梵語、波斯語、希臘語、拉丁語、凱爾特語以及各種斯拉夫語方言、義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葡萄牙語等一一均源自一種「母語」。[16]

在探索最早的印歐民族的過程中，語言學者必然面臨沒有文獻資料的困境。戈登·柴爾德對於人類早期歷史的概述儘管並不全面、也不準確，但是卻開創了利用物質文化遺存重構歷史的先河。從19世紀中葉開始，眾多考古學者和歷史學者沿著這個思路將印歐語言民族描述為駕馭馬拉戰車的武士。[17]他們揭示了野蠻的印歐人在與定居人口接觸後，由野蠻、無知的部落社會向半定居的農業和畜牧業社會轉變的歷程，例如駕馭馬拉戰車的邁錫尼人發展成為種植葡萄、在海上航行的希臘人。[18]考古學家利用羅馬帝國北部邊境地區的考古資料描繪了日耳曼蠻族與羅馬帝國既相互敵視又互相依存的歷史。[19]

同時，語言學家也在尋找印歐語系的共同祖先。重構這個語言祖先的歷史，要依據辭彙表所提供的零散信息。語言學家已經建立以發音和句法變化為基礎的各類模式，用來確定不同支系語言之間的聯繫是否緊密。他們還研究每種語言辭彙表中能夠反映各個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辭彙。但是，將語言與某種物質文化進行對應研究無論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都面臨嚴重問題。一個最有力的例證就是將馬匹和馬拉戰車與印歐人聯繫在一起的問題。語言學者注意到，所有已知的早期印歐語系民族儘管相距遙遠，但是他們使用的與馬匹、馬具、馬拉戰車有關的辭彙基本相同。因此，他們得出結論：印歐人是公元前2千紀「戰車革命」的締造者，他們從草原游牧民族手中接受這種強大的武器，用之徵服城市社會。馬拉戰車問題因而成為歐亞大陸研究（考古學）和印歐語言研究（語言學）兩大領域的熱點。他們急於確定誰是馬拉戰車的製造者和使用者。這個問題應該從兩方面考慮：首先，其發明者是印歐語言民族還是其他語言民族？其二，他們是馴化和訓練馬匹的草原游牧民族還是製造發達靈活的輪軸車輛的定居民族？將馬拉戰車與印歐語言民族聯繫在一起的努力最終走進死胡同。儘管早期印歐語言民族的首領和國王，比如公元前1600年左右進入希臘半島的邁錫尼人以及約公元前1500年進入南亞地區的吠陀人部落，都是馬拉戰車的擁有者，並且引進了與馬匹和戰車有關的辭彙，但是其他非印歐語言民族的統治者也是馬拉戰車的駕馭者。例如將馬拉戰車引進埃及的喜克索斯人，其民族構成十分複雜；中國商朝統治者（用戰車陪葬，堅信他們將在另一個世界駕駛戰車）顯然亦非印歐語系民族。

是游牧民族還是定居民族發明了馬拉戰車？這個問題十分複雜。一種比較合理的假設為草原游牧民族發明馬具，包括韁繩；定居社會的木匠和青銅器匠人製造出先進靈活的輪輻車輪和車廂。這說明馬拉戰車極有可能產生於草原與農業社會接壤的地區，這個地區應該出產樹木和青銅。1950年代在亞美尼亞塞凡湖地區的拉琛（Lchashen）發現的包括戰車在內的23件交通工具基本可以證實這個假設。[20]塞凡湖位於高加索山區，山林茂密，各種交通工具的木質構件所需木材在這裡均可找到；高加索山脈北麓草原地區生產馬匹；南麓為亞拉臘山（Ararat），是古代農業產區。該遺址發現的車輛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但是堅固的四輪車廂出現的時間可能稍早。總之，拉琛堪稱公元前2千紀交通設施的博物館，並且提供了最早的馬拉戰車的實物證據。

但是，近年來在高加索山脈東北部地區更加令人震驚的發現顛覆了拉琛的重要地位。1992年，一部名為《新塔式塔》（Sintashta）的俄文著作出版。該著作公布了在烏拉爾山脈以東北方草原上發現的一個早期手工業聚落的考古發現，該地距離古代農業城市化社會十分遙遠。俄羅斯考古學者發現的第一個遺址為一座圓形防禦聚落，其中布滿青銅冶煉作坊。不久，眾多相似聚落相繼發現，其中包括一座位於阿爾凱姆（Arkaim）的保存完好的遺址。到目前為止，在新塔式塔一阿爾凱姆（Sintashta—Arkaim）遺址群，至少在9座墓地發現了16個車馬坑，年代在公元前1900一前1750年之間。[21]在此後大約10年的時間裡，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僅為通曉俄語的學者所知。近來，戴維·安東尼的力作《馬匹、車輪與語言——青銅時代來自歐亞草原的騎士如何構建現代世界》幫助英語閱讀者了解到更多信息。這個發現證據明確，證明了馬車的製作位於草原深處，因此，學者們必須放棄游牧民族無力自主製造手工產品的觀點，同時也必須修正游牧民族總是不斷流動的觀點。證據明確顯示，他們不僅是眾多先進產品的發明者，也是聚落的創造者和維護者，儘管由於流動生活的需要，聚落存在時間並不是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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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些富有創造性的游牧民族是印歐語言民族嗎？戴維·安東尼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作為考古學者，他捍衛印歐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承認語言與人種無關，而且考古學物質遺存也很難與特定的語言建立聯繫。但是，他嘗試一種新的利用考古發現復原語言學，並確立聯繫的方法。他認為，儘管我們無法將某種物質文化或者某種物質特徵與語言直接聯繫起來，但是長期存在的、互動的、明確的文化界限似乎可以證明兩種不同文化與兩種不同語言的並存關係。

另外，這種文化界限的變化可以證明兩個民族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關係以及人口流動關係如通婚，因此，它至少可以證明一種語言向其它地區傳播的方向。[22]安東尼利用這個方法收集了大量歐亞大陸的考古資料，包括從前不為英語讀者所知的俄語著述資料，之後他完成了該部研究印歐語言傳播的歷史著作。與多數歷史學者不同，他從草原游牧民族或牧民的角度——而不是城市居民的視角——探索歐亞草原與不同農業區域之間的相互關係。根據他的研究，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兩個鄰近區域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瞬息萬變的歷史。此外，他還研究公元前5200一前5000年近東地區包括牛羊在內的各種動物的馴養過程及其向草原地區傳播的歷史；約公元前4200年草原民族開始騎馬的歷史；公元前4千紀草原游牧民族參與城市社會長途貿易活動的歷史以及他們在草原地區建立手工業城市、冶煉金屬、製作金屬馬具零件的歷史。[23]安東尼讓我們確信印歐語言的故鄉在歐亞草原，游牧的印歐語言民族是馬拉戰車的發明者。另外，根據考古學者對於在新塔式塔一阿爾凱姆發現的器物的定年，無論他們是否屬於印歐語系民族，他們的技術最終也將向其它地方擴散，影響操印歐語言的游牧民族，並且與其他游牧社會和定居社會保持著長期的互動關係。

安東尼論述了馬匹及馬拉戰車從草原地區向中東地區各個青銅時代國家以及草原以南其他民族傳播的過程。[24]他特別指出，近幾十年在巴克特里亞一馬基亞納地區（位於今阿富汗北部和伊朗東部）的考古發現證明，公元前2100年左右該地區已經出現農業生產區和農墾區。因此，當地居民可能向駕駛馬拉戰車路經此地從草原北部向西部和南部遷徙的游牧民族（極有可能是印歐語系民族）提供食宿。生活在這些建有防禦工事的市鎮和綠洲的居民從北部草原進13馬匹，與西亞地區的城市社會建立貿易關係。該文明居民使用語言不詳。約公元前18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亞一馬基亞納文化衰落，但是當地居民並沒有拋棄他們定居的農業一畜牧業生活方式。200年或300年後，吠陀人可能經過這個中間地帶到達南亞地區，他們帶來了馬匹和馬拉戰車。安東尼將《梨俱吠陀》中記載的喪葬儀式和頌詩與在新塔式塔及安德羅諾沃（Andronovo）游牧民族文化的喪葬儀式進行對比，試圖證明吠陀人來自草原。儘管這種對比十分新穎，但是鑒於目前吠陀遺址考古資料十分匱乏，此項研究取得進展仍需時日。

如果以馬拉戰車作為研究印歐語系游牧民族物質文化傳播的標準參照物，那麼，在研究曾經分布在中亞地區的一種印歐語——吐火羅語言的分布狀況時，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都遭遇困難。這種語言在20世紀早期被發現並命名，當時在塔里木盆地綠洲發現眾多書寫在木條板上的手稿。吐火羅語是這部分手稿中的眾多未知語言之一，文獻內容多數為佛教典籍及商業文件，年代在公元6—8世紀。吐火羅語與當地發現的其他印歐語言——包括和田語和粟特語——相比有明顯差別，它與印歐語系東支語言——比如伊朗語和梵語——的聯繫並不密切，反而更接近凱爾特語和日耳曼語。事實上，它甚至具有某些赫梯語的特徵。早已有學者開始研究吐火羅人的遷徙路線，並將吐火羅人與來自中國西北部農業地帶邊境地區的月氏人聯繫起來，他們向西遷徙至阿姆河沿岸，之後佔領巴克特里亞地區，並最終建立貴霜帝國。之後，該地區更名為吐火羅斯坦。[25]

也有學者更為關注多個游牧民族間的互動關係，包括匈奴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他們與包括中國、印度、波斯、地中海沿岸地區以及中亞和西亞地區在內的定居社會的關係。[26]近年來的研究進一步證實大草原上生活在不同生態環境下的形形色色民族之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敵對的關係。在所涉及的民族中，月氏人（或稱吐火羅人）、塞人和斯基泰人都是騎馬民族，也是印歐語系民族，同時大草原上的非印歐語系民族，比如匈奴人、噘噠人和蒙古人也是優秀的馴馬師、英勇的武士和精明的政治家。但是草原上印歐語系民族和非印歐語系民族並不都是精明的商人，因此往往依賴鄰近定居社會的居民甚至他們的對手為他們販來所需的物品。

近年來，在塔里木盆地邊緣地區出土了眾多屬於公元前2000一前1000年的乾屍，其中部分乾屍鼻樑高挺，眼窩深陷，具有「高加索人」特徵。這些屬於公元前2千紀即青銅時代的乾屍迅速引起語言學者和體質人類學者的注意。儘管由於塔克拉瑪干沙漠高燥氣候的影響，乾屍的膚色已經無從辨別，但是仍然可以確定他們的面貌和膚色可能接近歐洲人的體質，或者說接近印歐語系西支民族的外貌。至於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研究這些乾屍的語言學者首選吐火羅語，他們認為在公元前2千紀早期，這些人沿草原貿易商路遷徙至此。[27]目前歐亞問題研究者已經嘗．試性地接受那種認為在塔里木盆地生活的吐火羅語居民屬於高加索人或「歐羅巴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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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區近年最新發現的一座墓葬再次引起有關公元前2千紀居住在中國農業產區附近的吐火羅人是否屬於「歐羅巴人」的討論。該墓葬位於新疆樓蘭附近乾涸的小河河邊，出土的屍體保存完好，膚色仍然白皙，褐色頭髮清晰可辨，可以確定他們是「歐羅巴人」。屍體埋葬在船形棺內，頭戴毛皮帽，周圍陪葬的籃筐內裝滿小麥和粟。[28]但是沒有發現馬匹和車輛的證據。研究印歐語系語言學和草原考古的學者一般認為，馬和馬車是大草原上印歐人的標誌性特徵。但是小河墓葬的物質文化遺存並不包括這個特徵。小麥是西亞地區的主要作物，粟則來自中國。這些生活在草原與沙漠之間小河綠洲上的、長相類似「歐羅巴人」的居民更有可能是農民，而不是騎馬的游牧民族。這些墓葬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是，「每個人身上或身旁都有麻黃枝條。有些死者直接被安放在小型麻黃包或麻黃袋中（裡面還有小麥、粟或大麥），有的栓在包裹死者的裹屍布旁邊」。[29]麻黃和大麻均在巴克特里亞一馬基亞納考古遺址中被發現，二者被認為是吠陀人迷醉儀式索瑪（soma）和波斯人經典《阿維斯陀》（Avesta）中記載的豪瑪（homa）儀式中使用的物質。如果麻黃能夠證明小河人是印歐人，那麼他們使用的語言則極有可能是印歐語系東支印度一伊朗語族中的某種語言，而非吐火羅語。

總之，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得出吐火羅人於公元前2千紀經草原商路向東遷徙至塔里木盆地，他們的後代就是曾經在塔里木盆地生活、擅長馴養馬匹的月氏人，後來他們遷徙至巴克特里亞/吐火羅斯坦地區並建立貴霜帝國等一系列結論為時尚早。對史前時代和文明時代印歐語系民族遷徙歷史的研究證明，眾多印歐語系社會的人民曾經是城堡建造者，是農民，是騎馬的游牧民族。他們可能皮膚白皙，也可能皮膚黝黑。將種族與某種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做法顯然已經經不起推敲。

三、雅利安人與婆羅門

儘管麥克斯·繆勒極力鼓吹包括英國人及其印度屬民在內的歐羅巴人種之間血緣關係相近，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和歐洲人種學者仍然拒絕接受他們與南亞地區操印歐語言的膚色棕黑的民族平等的觀念。同時，印度知識分子，主要是婆羅門，仍然熱衷於堅持繆勒的有關種姓制度的種族主義理論，因為他們掌握梵語文化，堅信他們與其殖民地宗主國同為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種理論一方面被民族主義者利用，成為譴責殖民統治的論據，另一方面也成為保衛印度教高級種姓特別是婆羅門特權的有力武器。20世紀初期，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被發現之後，考古學者摩提梅爾·惠勒進一步推崇入侵的吠陀人部落後來成為南亞地區高級種姓的理論。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2500年開始進入鼎盛時期，在公元前2千紀初期開始衰落。在印度河流域主要城市遺址摩亨佐·達羅最晚地層發現了「最後的屠殺」的證據。惠勒在其力作《印度河文明》中對其進行了詳細闡述：

非常簡單。在公元前2千紀某個時候——一般認為是中期，但證據並不充分——雅利 安語言民族入侵七河流域、旁遮普及其附近地區。學界長期認為這次入侵行動反映在公元 前2千紀下半葉編纂完成的《梨俱吠陀》的史詩式記述中。《梨俱吠陀》記載的入侵行動全 部表現為攻打原住民的城防工事……雅利安人的戰神因陀羅是攻破城池者（puramdara）。[30] 文獻中對於雅利安人入侵者摧毀印度河文明的描述似乎比較可信，因此被學界接受，並且寫入印度歷史教科書。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撰寫的《牛津印度史》寫到：

根據吠陀史詩，我們有可能勾勒出一幅連貫的雅利安人對於黑皮膚、無鼻子（即扁平鼻子）的當地反對者和依附者達修產生第一次印象的畫面。入侵者的榜樣是他們的戰神因陀羅；雅利安武士像他一樣強壯、蓄鬚、嗜吃、酗酒（一種被稱作索瑪的瓊漿玉液，成分不詳，與希臘人的蜜酒十分相似）。[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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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幅「連貫的圖畫」中，雅利安吠陀人入侵者及他們的後代婆羅門和剎帝利與歐洲白人外貌相同，當地的印度人則鼻子扁平，相貌醜陋。體質人類學者沉迷於測量印度河城市文明遺址出土的人類骨骼，用來確定他們的種族身份。他們與其他地區的人種學者遭遇到同樣的致命問題。他們收集到的大量資料無法幫助他們確定印度河流域居民確切的種族屬性。根據人種學的分類，他們發現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屬於不同種族，包括「前澳大利亞人種」、「阿爾卑斯人種」和「蒙古人種」。某一具人體骨架可以被納人多種種族類型。人種學破產後，考古學者再次檢測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的體貌特徵，努力尋找他們適應生態環境變化和城市農業生活的證據。他們發現古代印度河居民的體質特徵與今人差異不大，並且可能屬於東地中海至西亞地區多個大規模的民族集團。[32]

雅利安人種是印度河文明攻佔者的觀點還有另外一個致命弱點，那就是惠勒開展考古發掘活動的時期，還沒有很好的測年手段，印度河城市遺址衰落與消亡時間被模糊地定在公元前1500年。後來的考古學者利用碳14方法測定遺址年代，將印度河流域城市完全消亡的年代修正為公元前1700年甚至更早。這個結論明確表明在印度河文明衰亡至吠陀人到來之間存在至少200年的空白期。並且吠陀人於公元前2千紀進入印度河流域的時間也僅僅是個假說。由於這200年考古學證據缺失，吠陀人到來的語言學證據也僅僅能夠推進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可以斷定，崇拜因陀羅神的吠陀人到達印度河流域時，他們發現的是200多年前的古城市廢墟，早已無人居住，他們的行動也全無英勇可言。在南亞早期歷史研究中，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科技手段徹底駁斥了麥克斯·繆勒從印歐語言學角度建立的、摩提梅爾·惠勒從考古學家角度繼承的種族主義歷史觀，亦即白皮膚的雅利安人種的婆羅門和剎帝利入侵南亞，擊敗當地黑皮膚、扁鼻子的土著而建立南亞的文明社會。

到目前為止，現代科技新方法和新手段仍然無法根據印度河城市廢墟遺存確定當地居民使用的語言。破譯印章，甚至泥板上發現的眾多字元的努力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因此我們也無法斷定這種語言屬於哪個語系。印度從英國殖民統治下宣布獨立後，部分印度人（有些是學者）努力尋找雅利安語源自南亞地區的證據。眾多著述宣稱印度河流域字元是一種早期印歐語言，是所有印歐語言的母語。這類討論在某種程度上符合後殖民地時代印度人的民族主義觀念，但是到目前為止，他們仍然沒有提出值得重視的、可信的證據。

無論印度河流域或者說印度北部居民使用哪種語言或哪些語言，吠陀語言民族的到來在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之間建立了聯繫。對部分印歐歷史文獻進行的語言學及文獻學研究證明，二者之間的聯繫錯綜複雜。吠陀人在南亞地區定居過程中，吸收了相當數量的當地農業辭彙。《梨俱吠陀》及各類史詩中記載的戰鬥場面主要是吠陀人各個世系之問的戰鬥，很少針對「扁平鼻子」的達薩（Dasas）或達修（Dasyus）。事實上，有證據表明，一些在吠陀人到來之前長期生活在印度地區的當地氏族加入到某個吠陀世系，參與吠陀世系之間的爭鬥。[33]

印歐語系語言學的研究進一步驗證了印歐語系各個世系之間的戰爭、分裂乃至遷徙的過程。用吠陀經典與阿維斯陀波斯文獻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印度一伊朗語系中的伊朗支系與印度支系部落曾經在眾多地區發生激烈爭鬥，這是兩個支系語言民族在遷徙過程中發生的內鬥。吠陀文化中的魔鬼阿修羅（Ashuras）就是瑣羅亞斯德教神祗阿胡拉（Ahuras）；印度教神祗德瓦（Devas）就是瑣羅亞斯德教阿胡拉神的敵人。[34]吠陀語言部落民族並非最早到達南亞地區的印歐語言民族；古典梵語的源頭並不是吠陀語言，而是另外一個印度一伊朗語言民族，他們到達印度的時間甚至早於吠陀人。爭奪印度北部地區統治權的戰爭在多個印歐語系中爆發，並且記載在《梨俱吠陀》中。另外，吠陀經典中所謂扁平鼻子的達薩人和達修人也非印度土著居民，他們只是比吠陀人到達的時間更早。達薩人和達修人有可能是印歐語系民族的一支，也有可能是來自巴克特里亞一馬基亞納考古群的居民，那個地區是印歐人向南亞遷徙的中轉站。因此駕駛戰車的吠陀人在向南方遷徙過程中曾經在巴克特里亞一馬基亞納農業及非印歐人區域駐留，他們可能在那裡接受部分辭彙，甚至接納部分居民即達薩人和達修人。[35]最合理的推論是，印歐語系的一支從中亞進入南亞並帶來他們的物質文化包括馬車文化。他們在中亞曾與伊朗語的一支征戰並決裂，在進入印度平原後繼續分裂為不同世系。他們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分裂與重組，成為印度古代史詩的題材。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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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現代學術史上，印歐語言學研究佔據著重要地位。自18世紀誕生以來，它與其他近代學科並肩發展。其中，曾經開拓印歐語系語言學家視野的、以進化論為理論基石的生物學成為當代生命科學的主流；從印歐語言學衍生的人種學最終失去了科學的外衣及其在學術界的信譽。同時語言學家追蹤印歐語言發源地的研究促進了對生活在廣袤的歐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他們與考古學家攜手證明游牧民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印歐語言學的發展及其對印歐語系民族起源的研究表明，語言學研究與考古學研究相互參照是科學研究的一個新的前沿，當代歷史學家應當充分利用印歐語言學及考古學的優秀成果，深入探討人類歷史上的重大課題，比如生活在森林、草原、農業等不同生態區域內各群體之間的遷徙運動及其相互影響。與此同時，印歐語系語言學家需要與研究其它語系的語言學家合作，因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歷朝歷代入侵、佔領農業地區的民族並非只有印歐語系民族。其中源自亞洲北部操阿爾泰-通古斯語言的各民族在歷史上不斷向東南遷徙，最終把印歐語系民族推出中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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