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遽然間被妖魔化

普世價值遽然間被妖魔化

2007年兩會前夕，新華社2月26日，罕見地刊發了溫 家寶的署名文章：《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文中令人過目難忘地提出：「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3月16日溫家寶舉行總理記者會，在回答法國記者提問時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社會主義民主「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表示「「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環境下，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全面的發展；就是要充分發揮人的創造精神和獨立思維的能力」，有人把溫家寶2月26六日的文章比喻為連任的政治宣言。

匪夷所思的是，最近主流媒體對「普世價值」形成了圍剿的局勢，究竟是為什麼？

2008年7月26日，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在社科院改革座談會上發表講話：「過去基督教宣揚其教義是普世價值，現在西方話語權的聲音高，把他們主張的『民主觀』『人權觀』以及利伯維爾場經濟理論也宣稱為普世價值，我國也有一些人如影隨形，大講要與普世價值接軌。我們研究重大現實問題，涉及黨的路線方針策，在這樣重大理論戰略問題上要清醒。」「我們要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將西方的價值觀念尊奉為所謂的普世價值，也就是不把我們黨和國家的價值觀貶低為另類價值。這是中國社會科學存在和振興的內在要求。」陳奎元的這個講話全文刊登在9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引起廣泛關注。

9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七期馮虞章的文章《怎樣認識所謂「普世價值」》。文中稱「近幾年來，宣揚『普世價值』的輿論比較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權和私有化等問題上，這不是偶然的。在我們堅持通過改革完善、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這是國內外某些勢力打著『普世』旗號，把他們那一套全盤西化的主張和要求塞給我們，企圖改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手段。」

9月15《學習時報》發表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張維為的文章《普世價值的來龍去脈》，此人以中國問題專家自居，專門在西方與批評中國的西方學者辯論，他認為普世價值西方也做不到。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崩潰、非洲劣質民主都是心甘情願接受別人話語壟斷的人造成的。他這樣駁斥西方人提出中國應該實現民主：「如果中國今天實行普選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果呢？假如萬幸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打起內戰的話，我們可能會選出一個農民政府，因為農民的人數最多。但是連領導過無數次農民運動的毛澤東主席都說過：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一個農民政府是無法領導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事業的，這點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9月16日《光明日報》刊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天城的文章《一些人鼓吹的普世價值實際就是西方的價值》。他說：「西方世界十億人口在全球六十億人口中佔少數，得不到多數人認同的價值不能算是普世的。」他還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甚至引用毛的階級鬥爭理論……就這樣，本屆奧運會之後北京立刻形成圍剿普世價值的包圍圈。

主流媒體在如此集中的時間裡連續發布論調如此一致的講話和文章，究竟是學者的共識，還是針對某些動向或者某些人乃至個別人而專門組織的思想圍剿呢？如果考慮到這些媒體在共和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話，我們就會感覺出內在的奧秘。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世紀50年代時，何其芳唯恐犯錯誤，主動要求讓文學研究所直屬於中宣部領導，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輿論導向領會到現階段國家意志的指揮棒指向何處。另外，《人民日報》幾乎不轉載文章，除非國家意識形態出現重大信號。大家想必還記得，姚文元評論吳晗《海瑞罷官》的大批判文章，先在上海《文匯報》刊發，然後《人民日報》轉發，從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重大報刊轉發現象很少，但是，都有內在重大意義。比如，藍翎、李希凡批判俞平伯、胡適研究《紅樓夢》的「錯誤傾向」的文章，馮雪峰主編的《文藝報》沒有發表，導致馮雪峰的滅頂之災。藍翎、李希凡的文章在《文史哲》發表後，馮雪峰不得不在《文藝報》轉發，但是態度過於溫和，遭到嚴厲批判！

溫家寶總理說的好：「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是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是真理，是陽光，是空氣，是水，須臾不可離開，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保障，有誰還會說「這是資產階級的水，這是社會主義的水；這是資產階級的空氣，這是社會主義的空氣」？（趙思運 摘編）

200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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