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東亞（三十）︱現代思想契機：姜沆與朱舜水

重思東亞在近世的命運，不但需破除制度上「閉關鎖國」的神話，還需要反思另一層關於思想和文化的定論。和「閉鎖論」一脈相承，多數當代論點，假定在17到19世紀的東亞（清代中國、江戶日本、晚期朝鮮王朝），學術和思維日趨停滯、僵化，以致無法抵禦西歐工業化、新技術、新思想在現代的衝擊。和西歐和北美同時期自由、民權思潮的洶湧澎湃相比，三個東亞社會則像是死水一潭。宋明儒學、特別是朱熹的理學系統，是三國一致的官方意識形態；禮教一統天下，壓制異見與「人性」。清朝則更因滿人大興文字獄和刻板的科舉制度，而「萬馬齊喑」。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認識不可謂沒有道理。但是目睹東亞世界在20世紀以來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當發現它的內核並未按照「脫亞入歐」的邏輯延伸，而是很大程度上延續本土框架、從歷史命題中找尋因對現代挑戰的途徑，我們就知道「停滯」一說並非全景，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有失偏頗。清代中國、江戶日本以及李氏朝鮮，都並不缺少新鮮思想的迸發。不論是否處於官方認可的主流學說之內，這些思想都未停止生長，且對19、20世紀的東亞世界恰有極大的塑成作用。因此要查考東亞在現代的「發現」，就需追根溯源，對早期現代的思想狀況有所反省。目光再次回到17世紀，我們先來看兩位橋樑性的人物，他們是對日本近代思想影響深遠的兩位儒者：朝鮮的姜沆（1567-1618）和中國的朱舜水（1600-1682）。1597年，姜沆在全羅道海上被二次侵朝的日軍俘獲。就在幾天前，朝鮮名將李舜臣在鳴梁海戰中阻擊日本水師先鋒，但終究寡不敵眾，沒有阻擋日軍繼續北上。姜沆本來在全羅道組織義兵抵抗，但隊伍四散，他只好攜家小，分乘兩船投奔李舜臣，倉皇之中又和父親失散。他後來自述，在尋父過程中，遭遇日船，全家蹈海而逃，結果不但自己被抓，而且家人死散無計。最慘的是剛出生小兒子被棄之沙灘，「潮回浮出，呱呱滿耳，良久而絕」。姜沆的悲慘境遇卻造就了一次重要的文化相遇。同不少朝鮮人一道，他被押送到日本，輾轉幾個地方。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結識了著名學者藤原惺窩。藤原最早學習佛教，後來通過朝鮮通信使接觸到了朱子學，從此致力於儒學研讀，還一度想到中國求學。通過和姜沆的接觸，藤原惺窩系統學習了朝鮮儒學以及儒家禮儀制度。姜沆則在藤原的幫助下，最終回到朝鮮，並撰寫了記述亂中見聞的《看羊錄》。他在書中並沒有提及和藤原的交往，倒是提到了日本與葡萄牙、中國等頻繁的海上商貿往來。姜沆的時代，朝鮮儒學已建立起自己的體系。李滉（退溪）和李珥（粟谷）在16世紀中後期雙峰並峙，開創頗有特色的性理學派。姜沆深受李滉學說的影響，並把這種影響帶給了藤原惺窩。藤原此時受聘於德川家康，專門講授儒學，為後來江戶幕府確立朱熹理學為官方政治理念，起到關鍵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日本儒學得以擺脫佛教的影響，成為一門獨立發展的學問。也因此，藤原被尊為日本近世儒學的開山鼻祖。藤原的學生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屬林羅山。林羅山由藤原推薦，仕於德川家康，前後輔佐過四任將軍，參與編寫文書，制定製度法令，將所學與政治實踐相結合。他繼承老師對理學的闡釋，希望調和儒教與本土神道思想，以此排斥基督教。林羅山對幕府官學影響巨大，整個江戶時代的「大學頭」一職，全部由林氏一族擔任，林家成為世襲的官學領袖。林羅山創立的私塾，後來發展為幕府直轄的教學機構——昌平坂學問所，無數名儒出自林氏門下。朱熹的思想，經李滉闡發、姜沆傳播、藤原與林的消化，成為德川時代日本思想主流。如果說，江戶幕府奉朱子學為官學，是在此前長期變亂的歷史條件下，一種權衡之選，那麼姜沆與藤原惺窩的相遇，則極大促成了這個選擇。豐臣侵朝讓姜沆被俘日本，滿洲崛起則促成朱舜水東渡扶桑，它對日本的影響同樣巨大。朱舜水原名之瑜，「舜水」是60多歲後在日本用的號，但因為他的主要著作皆在日本完成、流傳，「舜水」反而更為知名。他是浙江餘姚人，1644年後致力反清復明，奔走於閩浙沿海和日本、安南、暹羅一帶達15年。安南國王曾強留他入仕，但他不願行臣子之禮，堅辭不就。1659年，他參加鄭成功攻打江南的戰役，失敗後來到日本求助，此後就在長崎定居下來，傳授學問。一開始，朱舜水在學生安東省庵的接濟下生活。1665年，水戶藩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家康的孫子德川光圀，仰慕朱舜水的學識，聘他為賓師，執弟子禮。朱舜水於是移居江戶，名聲日隆。他現存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和日本士人的通信、問答，也可見日人對他的零星寫作都十分珍視、詳加整理。直接受他影響的著名學者，除了安東省庵、德川光圀外，還包括安積覺、山鹿素行、木下順庵、伊藤仁齋等等。明朝覆亡、過去被視為「蠻夷」的滿洲居然成了新的「中華」，這一政治巨變，給整個儒家世界帶來極大的心理和文化震撼。朱舜水和他的同鄉黃宗羲一樣，一方面堅守明朝正統，另一方面深刻反思有明一代儒學的問題。他認為明亡之根本原因，在於內部的腐壞，尤其是讀書人的腐壞，致綱紀疲敝、民德淪喪。所以和姜沆不同，朱舜水雖然也尊奉程朱，但反對明朝後期朱子學墮入空理。對於朝鮮人厭惡的王陽明心學，他倒是有所吸納，不過他也不滿後期王學的虛空，強調學問應經世致用。這種實學思想，啟發了日本「古學派」的興起。他帶給日本的儒學，不是姜沆那種成體系的性理之學，而是帶著沉痛的亡國之恨的批判性儒學。在他眼中，故國因內敗外虜，已經徹底沉淪，反而是收留了他的日本，能夠看到延續文明正脈的希望。此時的島國，竟也成了某種理想寄託。在給安東省庵的信中，他說「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須知在此之前，中國士大夫眼中的日本，一向是蠻夷倭種。因為明亡清興，日本就從島夷倭寇，一變而為域外堯舜了。這樣一種思想，更加促發了日本重新認定自己在中華文明統續中的地位。儒家本強調華夷秩序，但由於有了滿洲這樣一個夷狄，日本反倒從夷狄的身份中解脫出來了。朱舜水鼓勵日本儒士認識到，自己也有可能成為「中華」。日本所謂「脫離中國的中國化」，由此展開。明末清初的浙東一派學者，極重治史，有所謂「言性命者必究於史」的傳統。朱舜水尊王攘夷的史學思想，是日本近世史學的精神坐標。德川光圀在江戶設彰考館，編纂《大日本史》，第一位總裁，便是朱舜水的得意門生安積覺，而前六任總裁，竟全是朱門弟子。《大日本史》是日本「水戶學」的奠基之作，其思想主軸就是維護皇朝正統的「大義名分」。「大義名分」之論直接導引出19世紀倒幕、維新時「尊皇攘夷」的政治口號，也成為此後日本亞細亞主義的思想源頭之一。朱舜水與林氏一派幕府官學也有交集。林家第二代掌門是林春勝（鵝峰），其子春信便受學於舜水，可惜早夭。春勝的另一個兒子、後繼任大學頭的林鳳岡，則和木下順庵等朱門儒生常有往來。林春勝、林鳳岡父子利用職務，收集整理了當時由到長崎的商船帶來的中國情報，並以《華夷變態》命名這本口述資料彙編。很明顯，這體現日本學者對中國「是華變於夷之態」的認定，與朱舜水的思想高度吻合。17世紀以來有關「中華」和「夷狄」的身份重塑，是東亞思想開始走向現代的一大刺激因素。經過豐臣侵朝、滿洲崛起和西學漸入，東亞的知識界因應時變，產生了一次集體震蕩。面對時代衝擊，中日韓的思想者重新解釋自身、他者和歷史，尋求解答。此震蕩之所以會差不多同時發生，則因海洋交流網路的擴展，人文碰撞在短期內突增。姜沆、朱舜水和日本的相遇，雖屬偶然，卻串聯起本地早期現代的多重歷史背景。他們的相遇能成為東亞現代思想興起的契機，這些背景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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