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怎樣當北大教授 錢理群

錢理群：王瑤怎麼教弟子

自《大學人文》

提到王瑤的教學，大家就會想到他那個著名的煙斗。王瑤從來不給我們上課，第一次見面就打招呼說，你們平時沒事不要來找我。一個星期只准我們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習慣是凌晨三四點睡覺，因此每天上午誰都不能上他家去，大概下午三四點鐘，才開始接待來人。所以我們一般都是四點以後去的，坐在那裡海闊天空地閑聊，想到什麼就談什麼。其實很少談學術，大多是談政治，談思想，談文化，談人生。先生一邊抽煙，一邊悠悠地說，談到興處，就哈哈哈地發出王瑤式的笑聲。有時會突然沉默，煙霧繚繞之中隱現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們只靜靜地聽，偶爾插幾句話，更多的時間裡是隨著先生沉思。所以我們幾個弟子都說，我們是被王瑤的煙斗熏出來的。

他的指導方法也很特別，我把它概括為「平時放任不管，關鍵時刻點醒你」。一入學開一個書單，以後就不管了，你怎麼讀、怎麼弄他通通不問，而且關照你平常少到他那兒去。其實這個放任不管，我倒覺得這正是抓住了學術研究的特點。學術研究是個人的、獨立的、自由的精神勞動，因此它從根底上就應該是散漫的。散漫，並不是無所事事。一個真正的學者，一個有志於學術的學生，學術研究是他內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來他在閒蕩、讀閑書，其實總在思考。看起來漫不經心，其實是一種生命的沉潛狀態，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穩心態下，潛入生命與學術的深處，進行自由無羈的探討與創造，慢悠悠地做學問。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亂管。搞學術就是得無為而治，王瑤深諳無為而治的奧妙。

但是在關鍵時候他點醒你。他平常不輕易點，一點就讓你終生難忘；他點到為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

王瑤的「點醒」包括兩方面。先說學術指導。他只抓畢業論文，而且先要求學生提出兩個論文選題，向他彙報設想，然後他給定一個題目，並點醒你做這個題目應該注意什麼。比如我當初畢業論文就準備了兩個題目：一個寫魯迅的思維方式、心理結構、藝術世界，類似於我後來寫《心靈探尋》的那種寫法；另一個是魯迅和周作人的發展道路的比較。王瑤先生聽了我的彙報以後說，你的第一個題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還沒有想清楚，短時間內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沒有把握的情況下急於寫成論文，會有很多漏洞，答辯時很可能通不過，反而糟蹋了這個題目，不如存放起來，多醞釀幾年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於是就定了做「魯迅和周作人發展道路的比較」這個題目。然後他就告訴我做這個題目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他當時說了這麼幾點，大概有四點吧。第一是學術論證上的困難。王瑤打了一個比方，他說做這個題目你得有兩個包裹，一個包裹是魯迅，一個包裹是周作人，兩個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別搞清楚還不行，你得把他們兩人連起來，因為你是比較研究，難點就在這裡，就看你連的本事大不大。第二點，你得注意，講周作人是有很大風險的，一定會有很多人提出種種責難，你要做好準備在答辯時舌戰群儒。因此，你所講的有關周作人的每一句話都必須有根據，有大量材料來支撐你的每一個論斷。這就給我定下了一個高標準。後來我那篇論文注釋的篇幅幾乎與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話背後都有一條注釋，越是敏感的問題就越要講究有理有據。第三，王瑤又提醒我，完全脫離政治的所謂「純學術」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漢奸這個問題上，你必須態度鮮明，要有民族立場，不能迴避民族感情問題，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含糊其詞，整個論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瑤說，在材料、觀點都準備好了以後，還有

一個關鍵環節，就是要為整篇論文找到一個「綱」，才能「綱舉目張」，以什麼為「綱」，實際是以什麼為文章的「魂」，這是最能顯示論者的水平，特別是思想、理論水準的。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文章有兩種寫法，一種是「編織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鋪排：一點兩點，三點；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條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觀點之間的內在聯繫，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種是「留聲機」式的，有一根針，一個核心，一個「綱」，所有的觀點都圍繞它轉，這就是所謂「綱舉目張」，所謂「提綱挈領」。寫論文最難，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夠把整篇文章拎起來的東西。這又是一個很高的標準：記得我寫畢業論文最費力之處就在怎麼找這個「綱」，甚至有一度因此而想放棄這個題目。有好幾天晚上我都睡不著覺，都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寧所提出的「亞洲的覺醒」這一命題，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和人民的覺醒」作為全文的一個綱，這才豁然開朗，用兩個星期就把論文寫出來了。

以上四個指點，從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治學的基本態度、方法，研究的難點、重點，到具體的材料的收集、論證，論文的組織、結構，都談到了，學術氛圍、社會環境、答辯中可能遇到什麼問題，也都考慮到了，而且全點在要害上。但就這一次談話，以後就不管、不問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寫作，到時候你必須交論文。交了之後他又細細地給你改，連標點符號、錯別字都給你改，就下這一次工夫，王瑤是一個很會使勁的人，平常不用力，關鍵時候該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後還把一個關：答辯前夕開始找你談話，給你「錦囊妙計」，教你如何應付答辯。以後我當了導師，就將王瑤的錦囊妙計傳給我的學生。王先生說，答辯的時候要掌握好兩條原則。一條原則就是答辯老師提的問題如果跟你論文要害的部分沒關係，無關緊要，不會影響你的論文的通過，你最好不要詳細地回答，說幾句帶過去就行了，別說多了，因為言多必失，會把你的知識漏洞都暴露出來，你說漏了一句被答辯老師抓住，他窮追不捨，你就非常狼狽。最好想辦法一句話堵住不再追問，實在不行就乾脆說：老師，這個問題我沒想好，我再下去想一想。他總不能不准你想啊。或者老老實實承認：你說得很對，這是我的錯誤。也就到此為止了。但是，還得有另一條：如果提出的質問涉及你的基本觀點，你就不能讓步，必須據理力爭，即使面紅耳赤你也得爭。因為你要是承認錯了，或者承認考慮不周，你的論文就完了。而且你心裡要有數：表面看來你是學生，而且處在被質疑的被動地位，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你又是主動的，因為在具體被質問的這個問題上，你是專家，對這個題目你比這些考官都熟悉，你思考得也最多、最充分，你是最強的，也是最有發言權的，所以你必須而且能夠據理力爭。你最好的方法是拋材料，用你所熟知而老師未必知道的事實材料來證明你的觀點，變被動為主動。可以看出，王先生對考試製度看得很透，對老師與學生、主動與被動的關係看得很辨證，顯示了學術智慧與人生智慧。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使我們終生受益的是思想上的點醒，治學態度、人生道路上的啟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誨、三個師訓。

第一次找我談話，第一個師訓就是「不要急於發表文章」。他說：「我知道，你已經39歲了，年紀很大了，你急於想在學術界出來，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勸你要沉住氣，我們北大有個傳統，叫作『後發制人』。有的學者很年輕，很快就寫出文章來，一舉成名，但缺乏後勁，起點也就是終點，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傳統是強調厚積薄發，你別著急，沉沉穩穩地做學問，好好地下工夫，慢慢地出來，但一旦出來就一發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斷的後勁，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閑聊天，王先生突然對我說：「我跟你算一筆賬，你說人的一天有幾個小時？」當時我就懵了：老師怎麼問我這樣一道題？只得隨口回答說：「24個小時。」先生接著說：「記住啊，你一天只有24個小時。你怎麼支配這24個小時，是個大問題。你這方面花時間多了，一定意味著另一方面花時間就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樣樣求全。」禿頭禿腦地講了這一句，就不再說了，點到即止，這是王瑤的特點。我就反覆琢磨，知道他這是在提醒我：你想要你的學術有成就，必須得有獻身精神，要有所付出，甚至有所犧牲。

當然，我們也不贊成「安貧樂道」，為了做學問什麼都犧牲，最基本的物質需要都不要了。那不行，我們不能做那樣的人，首先要保證基本的生存條件。魯迅說過：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生存、溫飽是第一的，生存、溫飽問題不解決，談不上發展。但是在基本的生存條件具備以後，你有兩個選擇：一是繼續向物質生活方向發展，那是你的權利；但是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發展，你在物質上的慾望就要有一定限制，在物質生活上不能有過高的要求，要有所犧牲，不然的話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於精神的追求。我們講人的精神、物質兩方面的充分發展，那是理論的說法，是一種社會的理想的狀態，而對個人來說，總是有所偏執的。所以我對自己的要求是，物質上中等或中上水平，絕不奢望過度的物質享受，而精神生活應該是一等的。要做學問，要著重於精神的追求，就必須把物質看淡，即所謂「淡泊名利」，要超脫一點。這看起來都是常識，但真要在物質誘惑面前毫不動心，也不容易，特別是在我們這個越來越商業化、物質化的時代。

在我研究生畢業留校以後，王先生又找我談了一次話，就談這一次，再也不說了，就使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他說：「你現在留校了，處於一個非常有利的地位，因為你在北大，這樣，你的機會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誘惑也非常多。這個時候，你的頭腦要清醒，要能抵擋住誘惑。很多人會約你寫稿，要你做這樣那樣的有種種好處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寫，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寫，哪些事可以做，那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裡有數，你主要追求什麼東西，之後牢牢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條件盡量做好，發揮充分，其他事情要抵擋住，不做或少做。要學會拒絕，不然的話，在各種誘惑面前，你會暈頭轉向，看起來什麼都做了，什麼都得了，名聲也很大，但最後算總賬，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東西丟了，你會發現你實際上是一事無成，那時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劇。」

現在仔細想想，王瑤的三次師訓其實都是一個意思，概括地說就是「沉潛」兩個字。要沉得住，潛下來，沉潛於歷史的深處、學術的深處、生活的深處、生命的深處：這是做學問與做人的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虛華：這是做學問、做人的大敵。不是不講功利，要講長遠的功利，著眼於自己一生的長遠發展，而不只看眼下的得失。王先生要我沉住氣，告誡我有所失才有所得，後來又要我拒絕誘惑，都是著眼於我的長遠發展。用通俗的說法，就是要我沉潛下來練內功。大俠之所以為大俠，就是他有定力，認準一個目標，不受周圍環境的誘惑，心無旁驁地練好內功。功練好了，氣足了，就可以源源不斷地發。這就是王先生要求的「後發制人」。

我現在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唯一可取之處，也是可以告慰王瑤的，就是我一直牢記師訓，並且身體力行。我從1960年大學畢業就雄心勃勃想做一個學者，但從1960年到1978年，等了18年，準備了18年，才有機會考上研究生。按照王先生的教導，又準備了7年，直到l985年，才開始發出自己的獨立的聲音。在這7年里，我發表的文章非常少，質量也不怎麼樣，壓力非常大，有的時候連自己都失去信心了，但還是硬撐過來了。如果從1960年算起，到1985年，我可以說做了25年的準備，練了25年的內功，然後從1985年開始獨立發功，一直發到現在，也只是發了20年。準備25年，發揮20年，我的治學之路、人生之路就是這麼走過來的，很艱苦，但也很充實，沒有虛度。

　（摘自一文，該文刊於《大學人文（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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