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飛 黃廓：新媒體對中國「權勢」文化的顛覆與重構

　　內容摘要：從理性視角來看，新媒體帶來的巨大變革依次表現在三個方面的「權」與「勢」變遷中：第一，新媒體呈現出某種「反作用力」，不斷擺脫對傳統媒體的依附，有了自己的「地盤」；第二，新媒體帶來「權勢」文化結構性變遷；第三，傳統政權意義上的「群眾」和傳統媒體的「受眾」發生改變。新媒體帶來的中國政治進程生態的改變，雖然還有待時間的考驗，但至少從目前表現出的通過新媒體激發的公民意識的覺醒、政治改革進程的拓展、經濟發展領域的新氣象、人文素養人文意識的復甦和重構等等，都將為中國整體意義上的文化自覺開闢道路，其積極意義是不容置疑的。

　　關鍵詞：新媒體 權勢文化 話語權 權力轉移 國際傳播 公民意識

　　引言

　　中國互聯網發展飛速，截至2011年11月底，中國網民數量突破5億，普及率達到37.7%。以此速度預計，原先設定的在2015年之前普及率達到45%的目標將會提前實現。不僅如此，微博客作為一項互聯網新應用技術，僅兩年多的時間，用戶數量便一舉突破3億；手機用戶在

　　2011年3月超過9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終端普及迅速，目前移動互聯網用戶已突破3億［1］。

　　我們看到，基於數字技術的新媒體正在創造一個新時代。它攜傳統媒體時代的傳播效果之積威，不僅實現了傳播形式的革命性轉型，而且也促進了文化的「巨變遷」—如重新書寫基於傳統媒體基礎上的傳播規律和傳播理論；以數字化技術為龍頭重新整合傳媒和文化產業的內部結構乃至整體生態；改變一個國家內部的文化生產、傳播、消費的流程、結構和受眾對信息的儲備、認知視角、接受方式；改變國內和國際傳媒政策以及傳媒業的格局；重塑國內和國際傳播秩序；改變國際輿論和文化整體生態，甚至使得文化發展變遷的方向改道。

　　不僅如此，新媒體的巨大影響力，還體現在多個方面。早在1998年5月，聯合國新聞委員會年會就將互聯網命名為第四媒體。美國人阿爾溫·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一書中說：「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擁有信息強權人的手裡」。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剖析了十種改變世界平坦化的重要力量，其中有近一半來自計算機信息網路［2］。

　　如何從理論上解釋新媒體所帶來的文化新變背後的邏輯，從而使得我們不僅僅滿足於驚嘆新媒體如錢塘江觀潮般的壯觀，更能夠找到主導這些變化的「阿喀琉斯之踵」，進而能夠面對紛繁複雜的新媒體文化，並使得我們對於社會文化變遷現實的分析一箭中的？無論是加拿大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即訊息」（media is message）——新媒介帶來信息的重新界定並且自身蘊含著巨大的新影響力，還是作為跨文化傳播研究奠基人的美國學者愛德華·T.霍爾所說的「傳播即文化」（communication is culture）的學術概括，都過於理論化和抽象化，針對中國的網路文化現實，需要中國的文化視角和理論闡釋。

　　我們可以借用唐代詩人杜牧曾有的一句「丸之走盤」的妙喻來分析這一問題。「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於盤也。」

　　（《樊川文集》卷十《注孫子序》）所謂傳播，乃信息之丸拋入社會之盤遊走的過程。以之來考察新媒體的影響，我們看到，新興技術改變了這個「盤」，那麼，信息又該如何遊走於新盤呢？筆者認為，從「權勢」博弈的分析視角出發，來分析新媒體帶來中國重大社會、政治、文化變遷的現實，可能是一條幫助我們走出迷宮的「阿里阿德涅綵線」①。

　　「權」與「勢」涵義考析

　　中國文化圍繞「權」有一系列的言語表達，比如「權力」—「權利」、「政權」—「民權」、「男權」—「女權」、「維權」—「賦權」等等。不管上述言語組合各自意義的指向如何，其核心出發點都是一個「權」。「權」基本上指的就是力量（powe）r或者「力」。「權力」在字面上等同於「權」。說某人有「權」，意思就是他/她在其權力範圍內擁有資源以及資源分配最終決定的資格。在中國歷史上，獲得實「權」的方式是通過從皇帝或其官員手中拿到「大印」。這個「大印」是獨一無二的，除非原印章被破壞或丟失；「大印」是不能被複制的，否則就是譖越或者篡權，輕則坐牢，重則殺頭抄家。使用「權」意味官員通過用「大印」給每封發送出去的文件打上封條以顯示權力，而服從「權」便意味著首先要見到印簽才能將文件傳送出去。如今，印章仍然在提名中國政府官員時使用，但是同時也需要個人的簽名，這就是「權」。

　　「權」的實質不在大小，不在高低，在於如何使用及其效果。權的最終使用效果還在於「權」與「勢」的耦合程度。在中文裡「勢」總是習慣於被用在「權」之後，兩個字合起來叫「權勢」。「權」比較好理解，那麼，到底什麼是「勢」？「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個特定的所指，即「男性生殖器」。世界上的一些古老文明，例如埃及、羅馬、希臘和中國都曾出現過閹割人的歷史［3］。而在中國割掉男性的生殖器，在文字上統稱為「去勢」。只有去了「勢」的人才可以被送到皇宮伺候皇帝、皇后及其他皇室成員。被閹割過的人會在身體上失去雄性特徵，如不再長鬍須，而且舉手投足還會漸漸地女性化。這些被閹割的人雖然失去了「勢」，但他們卻由此靠近了「權」。大部分時間他們是皇帝身邊的僕人，但正是因為他們有資格接近最有權力的最高統治者和影響全局的信息，甚至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時刻影響到皇帝的決策，所以他又間接地獲得了「權」。這種「權」彌補了他們失去的「勢」，使得這些被閹割的人所獲得的「權」有機會向「勢」轉化，達致有權有勢的狀態。

　　因此，比起孤立的「權」來說，權與勢的結合—「權勢」才使得二者合為一體，彼此安生，才有了更豐富的意義。二者密切相聯並在一定條件下相互支和相互轉化。「勢」是「權」的力量範圍，是由「權」決定的，「勢」意味著一個人、機構或行為一旦獲得「權」之後所能夠得到的待遇以及發揮影響的程度。有權而生勢，借勢而生權，彼此倚重，配合默契。現實生活中，中國的「權勢」文化根深蒂固，表現在社會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比如，一個門衛可以將一個實質有權而表面無「勢」的將軍阻擋在門外——所謂最小的權力發揮到最大限度；同樣，一個隨時可以簽字罰款大權在握的交通警察也有可能向一個「套牌」或「冒牌」軍車敬禮—看似簡單的「牌號」的背後權力「勢」不可擋。

　　傳統媒體如何介入中國的「權勢」文化

　　由上述對「權勢」文化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勢」與「權」其實是密切相聯並在一定條件下相互支持和相互轉化的。「勢」是「權」的力量範圍，是由「權」決定的，「勢」被用在「權」之後，合成「權勢」。「勢」總是意味著一個人一旦獲得「權」之後所能夠得到的待遇，如他/她召集會議的規模和頻率，出席某場合時隨從人員的規模，出行的交通工具的配置，他/她能過上什麼級別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和外出住宿）、能夠管多少農田和官員，此外，他/她的權力是只限制在他/她的辦公室里，還是在其他的地方也同樣具有影響力乃至影響到全國等等。另外，「勢」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轉化為「權」，類似上述提到的太監的例子，此不贅述。

　　按照這樣的邏輯來考察傳統傳媒體制。傳統權勢文化中「權」與「勢」之間的密切關係與政府和傳統媒體的內在邏輯關係暗合：政府有「權」（權柄、力量），而媒體雖然有「第四等級」或「第四權力」之稱，卻並不是天生就有權——媒體機構並沒有位列中國任何行政層級，即使有「處級」記者之說，但也只是反映在本單位管理層級水平、經濟待遇高低或者調任行政單位級別衡量上，尤其是新聞機構去行政化的趨勢背景下，這種級別也會漸趨消失。從政治視角來看，媒體的「權」隸屬於行政當局或者法律的框架下，國家「巧妙地利用第四等級的力量來達到某些政治和經濟目標」［4］。

　　從文化視角來看，雖然媒體沒有實質性的「權」——政權意義上的「權柄」，但媒體天然有「勢」，並藉助於信息資源把握的落差「勢能」而生「權」。整個新聞機構是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將為報道構建一個宏大的架勢並對報道目標產生最終影響。雖然記者對一個報道並沒有最終的決定權，但通過第一手信息的搜求，第一現場真實感的積累，對信息傳播機制和內容積累的信任感，形成一種對新聞記者乃至新聞業的專業化無形資產。久而久之，就逐漸形成媒介獨特的言語、語言和話語，通過媒介的言語將消息或者事件報道出來，就構成媒介話語的實踐，這樣的實踐進一步構成媒介自身造「勢」的體現和積累。

　　傳媒機構累積的「勢」，包括報道的選題、時機、影響力和在場，並直接地轉化成傳媒機構的「權」。媒體雖然很難決定大眾「如何思考」，但他們能夠通過議程設置，決定大眾「思考什麼」以及思考的範圍。在法律機制不太健全的階段，甚至這樣的「勢」會直接作用於傳統意義上的「政權」——官方的司法權，影響司法和審判。

　　綜上，大多數情況下，政府和傳統媒體可謂「權」與「勢」的結合。如果一個政治體需要爭取百姓的支持，從邊緣走向中心，需藉助媒體進行造勢生權。如果政府還能獲得廣大百姓的支持，那麼政府將既有「權」（力量）又有「勢」（影響），此時，媒體或者扮演他的宣傳機構下的分支，為權造勢；或者扮演一個監督者的角色，發現「權」執行過程中的問題，為權掌勢。無論如何，對於大眾媒介來說，他們手上沒有「權柄」，唯一有的「權」就是發現最新事件並將其傳達給大眾。但是，他們通過和政權的長期耦合而儼然有權有勢，機構形如衙門（持槍武警站崗），是理論意義上「第四等級」或第四權力的中國現實版，從而打造了有中國特色的傳媒領域的「權勢」文化。

　　新媒體對權勢文化的顛覆與重構

　　所謂「新媒體」，其實是一個相對概念。20世紀20年代，廣播作為相對於報紙的新媒體，帶來了媒體格局的巨大變遷；20世紀40年代電視的出現，再次分割傳媒市場和推動傳播形勢的變遷；30多年前的有線電視又從電視領域分化出來，重組市場。由此可見，新媒體是一個動態的定義，雖然對新媒體的定義有很多，綜合起來，新媒體的「新」體現在這樣幾個視角中：第一，相對性視角。相對於報紙，廣播是新媒體；相對於廣播，電視是新媒體；相對於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等媒體形式，互聯網和手機是新媒體。第二，技術性視角。今天我們所說的新媒體通常是指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基礎之上出現和影響的媒體形態，比如虛擬信號電視和高清數字電視的差別，虛擬信號提供的電視是傳統媒體，而通過數字技術提供高清信號的電視則可以看作是新媒體。第三，革命性視角。相對於傳統媒體的價值，今天我們所說的新媒體技術的革命性就體現在，徹底改變和提升了信息採集和儲存的方式、介質，進而帶來人們對信息的消費、儲存方式乃至信息使用的方式、規模的革命性變革，甚至在此基礎上帶來文化變遷速度、速率乃至方向上的變化。

　　具體而言，當今足夠有資格被稱為「新媒體」的，必然包括三大元素：第一，基礎媒介更新。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硬體的鋪設、高速無線互聯網的建設、物聯網等等。第二，傳播終端創新。建基於基礎媒介之上，作為基礎媒介的傳播終端，同時又是連接新媒介與信息傳播和消費者的介面，比如手機、互聯網、IPad、各種博客的變形（如博客、播客、微博客等等）、IPTV等。第三，傳播理念維新。突破以往傳統媒體時代的單向、線性傳播，向雙向、互動的非線性傳播模式轉型。

　　技術的核心還在於使用技術的人。隨著網民數量的不斷增加，傳統意義上處於「弱勢」的中國網民無論是從涉足社會管理的廣度還是影響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深度等層面呈現「增勢」。他們藉助技術的便利，從不同的方面「介入」社會。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2年的中菲黃岩島對峙等一系列重要的媒介事件中我們看到，網民自發地組織起來深入抗震救災第一線，在奧運會期間充當志願者，在一系列的國際性政治事件中通過網路發聲。他們也開始逐漸用網路所提供的便利積累勢能，影響政治和社會。比如政治層面的「網路問政」，社會層面的「人肉搜索」、微博打拐，學術和經濟層面的打假行動，文化層面的「山寨春晚」，都在不斷宣示著一股草根的社會力量—藉助新興媒介，比如帶有攝像頭的手機拍攝現場，通過手機將發生在身邊的事件和自己的評論上傳到自己的博客、BBS論壇、微博客上，然後通過微博上的互相關注機制將消息推送到「粉絲」的信息終端進行二次傳播，藉助網路上的輿論領袖進行強化傳播，藉助網路的互動功能將事件傳播推動到問題討論，乃至引起傳統媒體關注和報道，進而影響政治和決策，從而實現了從虛擬空間走向現實，從草根走向決策，從無勢、弱勢走向強勢。

　　網民也開始從地區走向國際。部分國內、地區事件藉助「臉譜」（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國外社交網站的病毒式傳播，擴大到更廣大的世界範圍，從而使得原本發生在某個角落的個案事件演變成媒介事件、社會群體性事件、政治事件、國際關係事件乃至歷史性的文化事件。不僅如此，傳統媒體也在「網民」傳播這一汪洋中重新找尋方向。有的乾脆放棄傳統的傳播形式，完全轉型進入網路傳播，比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8年率先放棄紙質版。其他更多的還是居安思危，兼跨傳統和新媒體兩種傳播方式，重心在不斷地向新媒體傳播轉移。尤其是在諸如手機報紙、平板電腦等新型傳播終端出現後，傳統媒體面臨著一個從傳播理念到字型模版的全面轉型，搶佔最新傳播終端，就是吸引未來的讀者。

　　政治層面也因為新媒體的湧現發生諸多轉變。2008年

　　6月20日胡錦濤到「人民網」和中國網民對話，明確提出「我們要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力，高度重視互聯網的建設、運用、管理」，「必須加強主流媒體建設和新興媒體建設，形成輿論引導新格局」。從形式上看，這是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首次通過網路同中國網民聊天，但這短短半個小時的網聊，在實質意義上承認了中國網民的存在並正式確認了其對文化的作用，筆者將其稱為中國網民的「成人禮」［5］。傳統政治體制在新媒體新興傳播模式衝擊下開始從基層發生變革，甚至有的縣官因為不了解新媒體所帶來的這種權勢的變遷，抱怨自己由以前的強勢群體變成了「弱勢群體」［6］。2011年2月19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在北京舉行，胡錦濤在講話中要求：「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信息網路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5月4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正式設立，標誌著中國互聯網信息服務和管理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7］。2011年下半年，全國範圍內開始推行「政務微博」——官方機構除了在一定層面上設立政府新聞發言人職位之外，還要求開通機構和官員個人微博，直接面對普羅大眾進行傳播。

　　從理性視角來看，新媒體帶來的巨大變革依次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面的「權」與「勢」變遷中：

　　第一，新媒體呈現出某種「反作用力」，不斷擺脫對傳統媒體的依附，有了自己的「地盤」。普羅大眾以往必須依賴傳統媒體發聲，但是，無論是博客、播客，還是論壇、微博等社交媒體，都為大眾提供了一個新的發聲渠道和專屬平台。同時，互聯網、手機等個性化媒體的大眾傳播發揮著一個從下往上的信息突圍功能，新媒體導致信息和服務的不對稱形勢發生改變，傳統媒體對信息的壟斷被改變。綜觀當今的新聞報道，從草根群體發出微博，引發人群關注，到最終觸動傳統媒體跟進報道的例子屢見不鮮。因此，普羅大眾「勢能」的累積，生成的「反作用力」甚至漫過傳統媒體條件下「權力」的運作堤壩，權與勢的博弈呈現出一種新態勢。

　　第二，新媒體帶來「權勢」文化結構性變遷。新媒體通過信息的定製化服務、格式在不同介質之間的無縫銜接、內容在不同媒介之間的自由流動、傳播範圍在人與人之間的人際傳播，打造了接通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的天然通道。使得「政權」意義上的「權力」從以往「中心擴散」、「上傳下達」式的金字塔垂直結構塌落下來—社會政治權力結構外形似乎還是金字塔式的，但傳媒信息領域的流動和擴散已經使得這樣的垂直結構扁平化。一方面帶來政治權力的執行從高處、中心自由落體甚至失重狀態，另一方面也極大地弱化甚至「取締」了傳統媒體的勸服和教育功能，「自由落體」的政治權力難以在傳統媒體基座上實施「軟著陸」。強大的預期效果反差，自然帶來政權文化建設和信息流動的體制性反彈，重新定位、組合，進而帶動社會權勢文化結構進入一種深度調整期。

　　第三，傳統政權意義上的「群眾」和傳統媒體的「受眾」發生改變。新媒體衝擊傳統媒體所締造的信息流動上下游生態，所謂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從草根那裡觀察、記錄和拍攝到的信息流早期在傳統媒體體外循環，中期會介入傳統媒體信息的生產，後期以及積累的案例則會在改變傳統媒體的信息採集發布流程的同時，動搖傳統媒體作為信息提供者的壟斷地位和信心。一方面使以往的「大眾傳播」心理優勢倍受挫折，另一方面，新媒體又逐步瓦解了「大眾」的本來意涵，逐漸被「分眾」、「小眾」、小群體等取代，使得傳統媒體的大眾傳播意圖找不到落點，有無的放矢的危險。而且，個體所發揮出來的特定信息採集優勢以及新媒體所能提供的大眾傳播功能的有機結合，又使得個體的傳播儼然具有大眾傳播的潛能；而諸多這樣的個體的組合直接挑戰的就是傳統媒體所締造的傳媒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業界生態。具體到現實中，新媒體帶來了受眾需求的變遷，反映在中國政治層面，就是政治機制總體運作上的媒介化導向—新聞發言人機制的建設，媒介素養教育的官方推動，以及其他基於現代傳播體制的政治思想的改革，本身就反映了中國權勢文化的全面變遷。

　　新媒體發展展望

　　更進一步說，新媒體帶來的傳播「權力轉移」和權勢變遷也蔓延到國際範圍。在國際傳播領域，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挑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傳播生態，完全是上述傳統媒體條件下「權力」的運作結構和生態在中國的翻版重演；同理，中國文化走向國際以及中國傳媒走向國際理念的提出，也有必要借鑒上述思路。

　　在傳統媒體時代，西方傳媒機構藉助跨國媒體以及經濟優勢在國際範圍內累積的「勢」，包括報道的選題、時機、影響力直接地轉化成西方跨國傳媒機構的話語「權」，西方傳媒在國際傳播領域可謂「有權有勢」。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媒體條件下，國際傳播領域權與勢的博弈呈現新特點，最典型的代表是網路外交，比如一些駐華使館開辦微博。2010年5月下旬開始，美國駐華大使館開設微博，關於美國社會和歷史文化介紹的內容最多，佔36%；而談及中美關係的則為7%。平均每天2條以上，目前擁有6萬多名粉絲。如法國駐華使館新聞官李小佛所說：「（微博）作為一個在中國廣泛傳播的通訊工具……它的主要優勢是無需中介，直達『最終用戶』，即中國民眾。他們都將通過自己的屏幕接收到我們的信息。」《南方周末》記者采寫的報道精確地指出，駐華使館開微博，是把外交做到了中國人指尖［8］。

　　美國、德國、法國、英國、俄羅斯等大國將互聯網國際傳播力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當政府試圖通過國內的和跨越國界的宣傳來影響民眾的時候，如何影響國外的政策模式和公共輿論一直是掌權者和謀權者們的當務之急。從2001年的『9·11』事件之後，尤其是現在，衝突、不穩定和意識形態之間的交互作用越來越凸顯，各國政府也意識到對外輿論宣傳的必要性。」［9］一個「不約而同」，一個「當務之急」，都極其準確地勾勒出了當前國際傳播顯在的和潛在的博弈。因此，目前在國際範圍「話語權」的爭奪中，新媒體帶來國際政治權與勢的博弈狀況也在發生著結構性變遷。新媒體時代下，中國的網民在成長和壯大，傳統的傳播模式力的作用土壤發生變化，中國的網路傳播投資也在不斷加大，開始逐漸用網路所提供的便利積累勢能，影響國際政治和社會。

　　傳統意義上受氣的中國「受眾」，首次在新媒體的協助下顛覆了傳統意義上權勢的生成機制和平衡狀態，體現出擺脫無權無勢的弱勢群體狀態的潛質，甚至走向國際，介入了新一輪的、新媒體條件下的、帶有中國特色的國內、國際範圍內話語「權」與「勢」的博弈。由此帶來的中國政治進程生態的改變，雖然還有待時間的考驗，但至少從目前顯露出的通過新媒體激發的公民意識的覺醒、政治改革進程的拓展、經濟發展領域的新氣象、人文素養人文意識的復甦和重構等等，都將為中國整體意義上的文化自覺開闢道路，其積極意義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此認識基礎上，充分運用新媒體的諸多特點，儘力扭轉國際輿論中的權與勢的西強我弱態勢，拓展和延伸我們的傳播勢能，強化國際傳播效果，我們的「丸」，也要到國際之「盤」走一遭，建構一個新的國際傳播新秩序，服務於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實現中國從經濟上的強大向文化上的偉大的過渡，最終導演一出「新媒體成就中國」［10］的歷史大劇也未必不可能，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為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國特色政治傳播理論與策略體系研究」（批准文號：11&ZD07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阿里阿德涅綵線」（aclueofAriadne）（希臘神話）：克瑞忒國王米諾斯設著名的迷宮，欲加害於阿提刻王子忒修斯。但米諾斯之女阿里阿德涅公主愛上了忒修斯而給他一團綵線，線的一頭拴在迷宮門口，從而引導忒修斯安然走出迷宮。

　　參考文獻：

　　［1］［7］閔大洪.年終策劃：2011年的中國網路媒體與網路傳播.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99/16716399.html.

　　［2］托馬斯·弗里德曼，何帆、肖瑩瑩、郝正非譯.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

　　［3］趙興元.歷史探秘：中國史上的外籍太監從哪兒來.北京科技報，2007.7.29.

　　［4］Kuznechevsky.What power is necessary to 「the fourth power」 .http://www.hotels-in-st-petersburg.info/piternewsi

　　7131.html.

　　［5］姜飛.善待網路受眾的「成人禮」.中國青年報，2009.1.7.［6］劉健、林嵬、周立權.專家稱「縣官」成網路弱勢群體擔心被妖魔化.半月談，2011（2）.

　　［8］秦軒、鄭李、任咪娜.駐華使館開微博：把外交做到中國人指尖.南方周末，2011.3.31.

　　［9］門羅·E.普萊斯，麻爭旗等譯.媒介與主權：全球信息革命及其對國家權力的挑戰.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4.

　　［10］姜飛.傳播與文化.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144-225.

　　作者：姜飛，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傳播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黃廓，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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