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勤：中國經驗與亨廷頓「政治秩序模型」的重構

　　【內容摘要】 近二十年來，中國學者廣泛運用亨廷頓的經典政治秩序模型來分析中國政治穩定問題。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化這個議題上，但缺乏對該模型本身的反思。本文則從邏輯和經驗兩個角度檢視該經典政治秩序模型對於中國經驗的適應性問題，並以此為基礎試圖提出一個改進型的政治秩序模型，即通過對社會資本的要素和發生機制的分析，認為在中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首先要加強政治制度化來容納或適應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同時，加大投資社會資本來抑制民眾在政治參與中的激進化傾向，促進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

　　【作者簡介】王國勤，浙江省委黨校、浙江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講師，政治學博士。

　　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全面的、以現代化為標誌的變革和轉型時期。同大多數經歷了現代化過程的國家一樣，中國也面臨著「如何更好地實現政治穩定」這個發展性難題。多年來中國政府一再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方針，並正致力於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在中國學界，發展性難題也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課題。本文即圍繞這個問題意識，以已有研究成果為基礎，嘗試建構一個更為有效的分析框架。

　　一

　　現有文獻對中國政治穩定的研究主要追隨理性選擇理論、文化研究路徑（如政治文化、社會心理研究）、結構分析三大傳統，在研究範式上則主要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現代化理論、集體行動與社會運動理論、社會衝突理論和社會失范理論等。其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可謂是歷久彌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① 政治現代化理論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度成為主流範式，② 但由於其固有的宏觀視角使其不能滿足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需要而逐漸衰落下來。在新千年前後，以微觀研究見長的西方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理論隨著不斷地被引介以及得到運用而在中國學界逐漸興盛起來。③ 社會衝突理論和社會失范理論，也屬於西方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傳統，但在中國學界似乎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④

　　當前，政治現代化理論儘管有式微之勢，但它特有的洞見使其仍然保持著較強的生命力。這表現在中國學者們對亨廷頓的政治參與與政治穩定關係模型（簡稱經典政治秩序模型）⑤ 的廣泛使用。近二十年來，這項研究取得很多的成果，並達成了一系列的共識。例如，首先肯定政治參與的擴大是必然的趨勢，而且是中國政治民主發展的重要標誌，但同時面臨著政治參與制度供給缺失的問題，這是當前影響中國政治穩定的主要因素。因此，建立並健全一套政治參與制度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其次，當代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的突出特徵是非制度化、帶有暴力色彩的政治參與有逐漸擴大的趨勢，並且蔓延到城市社區、街頭，一起成為影響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⑥

　　但這項研究的不足之處也較為明顯。例如，有些學者集中分析了現代化如民主化、全球化等是如何構成政治參與不斷擴大的宏觀背景的問題，但這無助於闡明使政治參與與政治穩定之間發生關聯的關鍵機制等問題。而且，大多數的研究是致力於對模型中的「政治制度化」因素進行深入的討論，例如，分析具體政治架構、各類政治體制如政黨體制、行政體制的建設等等，但鮮有對該模型本身進行反思。因而，給人們的印象是，似乎政治制度化的問題解決了，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就可以協調發展了。事實上，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政治制度化程度即使較高，也難以避免由民眾發動的、以影響政府行動為目標的各類騷亂事件的出現。近兩年來在一些發達國家發生的騷亂事件就不少見，如2007年發生在法國和荷蘭、2008年發生在德國和希臘的騷亂事件等。而且，政治制度化本身也是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因此，就中國國情而言，我們不能只依靠政治制度化這個過程去實現政治穩定，我們還需要去探尋是否存在其他影響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變數，然後通過對該變數的干預來減少暴力型政治參與（例如突發性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爭取一個更加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二

　　經典政治秩序模型，強調政治制度化對於平衡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所具有的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無疑看到了政治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穩定的核心特徵和關鍵機制。該命題對於正處在全面轉型過程中的中國而言，無疑是題中之義。當前中國的政治制度化程度還比較低，還不能很好地容納或適應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這可以說是威脅中國政治穩定局勢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包括政治、經濟和行政制度等諸多層面的全面建設無疑是當前中國政府首要任務之一。鑒於國家機構壟斷了制定規則與強制性實施規則的權力，政治制度化（即國家建設的過程），主要發生在政體內部，它的發動、建設、評估、鞏固等環節主要是靠政體內部的機構和人員去承載。從這個意義上講，經典政治秩序模型的基本結構仍然是合理的。但如前文所述，僅僅停留於此是不夠的。政府的主要功能也在於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涉及到政體外部廣闊的社會領域。因此，考察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的關係，不僅要在政體內部進行國家建設，還要在政體外部進行社會建設，即不僅通過國家建設（政治制度化）來容納或適應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而且通過社會建設來發展社會和諧機制和抑制民眾在政治參與中的激進化傾向。換言之，如果沒有社會建設的均衡發展，政治制度化也很難取得良好的政治績效。因此，要完善政治秩序模型，就需要在政治制度化這個環節上加上社會建設。而這種努力需要一種更有效的分析框架為之提供說明或解釋。在本文看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廣泛使用的社會資本概念以及圍繞社會資本展開的理論建構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比較合適的思路。

　　關於社會資本與政治（社會）穩定的關係研究，實際上也並不是一個新的議題。近幾年來，已經有中國學者對此展開了一些討論。⑦ 但這些討論停留在對社會資本與政治穩定之間關係進行初步的功能性描述，沒有對社會資本這個概念體系進行應有的反思，沒有試圖去建構一個分析框架，也沒有嘗試去對相關的理論視角進行應有的回應。因此，本文也正是試圖在這三個方面做出一些突破。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者們就社會資本的定義、要素、功能、機制等問題的爭論很是激烈。其中，一個基本的共識是「一個社會（大到國家、區域性組織和國際性組織，小到社區、企業和自治組織）的社會資本的構成和性質，影響著社會成員的個體和集體行為，也影響著社會的制度性安排和治理模式」。⑧ 但鑒於社會資本的層次、要素、特性或功能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不同的學者往往就自己所關注的特定層次、要素、特性或功能去構建某種社會資本概念和理論體系。⑨ 這種狀況在繁榮這項研究的同時，也常常使得社會資本過於「多歧性」而削弱了這項研究的一致性和可交流性。鑒於此，戴維德?哈爾潘恩（David Halpern）總結了各式各樣的社會資本概念體系，並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圖式，見圖1。⑩ 上述的各種爭論似乎可以在這個概念圖式中得到很大程度的消解。

　　圖1 社會資本的概念圖式

　　（資料來源：David Halpern, Social Capital, Polity Press, Malden, 2005, p.27.）

　　首先在戴維德?哈爾潘恩看來，社會不是由原子化的個人組成，事實上，人們通過一些社會結構（包括交往網路和關於如何行動的共享知識）而相互聯繫在一起。這個社會有機結構極大地影響了我們和誰、以及怎樣進行互動和合作。這種平日里的聯繫結構和默契的合作需要用社會資本概念去闡明的。(11) 在這個概念圖式中，首先涉及社會資本的三個構成要素：網路、規範和獎罰機制。網路揭示的是人們之間的各種社會關係，規範是為某個團體成員們所共享的規則、價值和期望，而獎懲機制有助於維持既定的網路和規範。這裡的規範和獎懲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其次，分析的層次或領域分為個人、組織、社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等。這也是研究者之間發生爭論最多的地方。確實，社會資本是可以在不同的層次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第三，根據其屬性或功能，社會資本可以被概括成三種類型，即內聚型（bonding）、跨接型（bridging）、貫聯型（linking）。其中，內聚式社會資本，是指強烈的結合及社會凝聚的特質，例如具有同質屬性的家庭與族群內部成員；跨接式社會資本指涉一種微弱、鬆散，但卻是跨接橫越式的聯結，以及一種社會潤滑的特質。例如具有異質屬性的不同族群的結盟、工商協會、朋友的朋友；貫聯式社會資本，強調不同權力層次或社會地位的聯結，例如政治精英與一般大眾的聯結，以及不同社會階級的結合，(12) 或者說是描述擁有非常不平等的權力和資源的個人、社區的網路之間相結合的程度。(13)

　　在這個概念圖式中，各種基本「指標」之間不同的排列或組合構成了各種類型的社會資本。人們根據自己的問題意識在其中進行選擇，並以此為基礎構建各種解釋模型。同時，這個圖式也為我們評估既有的各種社會資本概念和理論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以此圖式觀之，帕特南把社會資本歸結為社會組織的特徵：信任、規範以及網路(14) 的問題出在他把社會資本的作為來源的構成要素「規範、網路」同它們所提供的資源「信任」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東西混同起來。

　　但是，這個概念圖式也有一點瑕疵，如戴維德把「規範」、「獎懲機制」和「網路」這些用來表明社會資本來源的因素視作社會資本的主要構成要素，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忽視了對社會資本的內核即「資源」進行足夠的討論。社會資本在本質上說就是社會資源，即「在目的性行動中被獲取的和／或被動員的、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資源」。(15) 因此，在使用中，要使不同層次或不同類別的社會資本概念具有解釋意義，必須關注特定社會資本提供了什麼樣（類別與數量）的社會資源。

　　關於哪些社會資源可以視作社會資本的討論也很多，就「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的關係」這個議題而言，可以作為社會資本的資源主要包括這樣三類，即信息資源、組織資源和社會支持（情感和信任等因素）。這些資源以特定的社會網路為載體，並體現了該網路所特有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規範和獎懲機制等。首先，在社會網路中，信息的流動和豐富程度對於任何個人或組織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資源，直接影響了他們對於局勢的判斷以及行動策略選擇的空間。其次，在現代社會，人們之間的互動或集體行動往往依託於某種形式的組織，組織資源的多寡構成了影響行動者策略選擇的基礎性要素。最後是，信任和情感資源是行動者獲得各種各樣社會支持的最主要來源。總之，由這三種資源構成的社會資本總量（該概念是一個涵蓋質和量兩方面的描述性的概念）的多寡對行動者們的行動成本、效率、方式以及結果均產生重要影響。(16) 而且，一個社會所擁有的這些資源的狀況又是通過內聚型、跨接型和貫聯型這三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在該社會裡的分布狀況體現出來的。一般而言，一個社會裡，一般不缺內聚型社會資本，但對於政治參與而言，後兩類社會資本的擁有量則更顯得意義重要，見圖2。因為，後兩類社會資本，更傾向是一種准公共產品和公共產品，而不是私人物品或狹隘的「俱樂部物品」。(17)

　　圖2 社會資本的類型分布和社會資本總量關係示意圖（作者自擬）

　　就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研究而言，所討論的社會資本應該是從個人層面上升到集體層面，並著重去闡明一個組織、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量和質量，這些議題主要集中在圖1所標示的中觀層次上。而且，社會資本同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主要是通過政治參與這個中間變數來實現的。具體來說，一個社會網路中的信息資源越多，就越有利於一個社會網路中的行動者對局勢做出趨於全面和客觀的判斷，因而對政治參與的方式選擇更傾向於多樣化和理性化；在組織資源越豐富的社會裡，政治參與越傾向於在常規的制度框架內進行；(18) 信任和情感資源越豐富的社會裡，政治參與的激進化和暴力化傾向越弱。(19) 總體說來，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既定的情況下，政治參與的激進化、暴力化程度同社會資本總量是一種反比關係，相應地，政治穩定同社會資本總量成一種正比關係。(20) 我們可以通過對社會資本的層次、類別、屬性和所提供資源的描述和分析來討論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複雜的互動關係。

　　這個框架為我們分析當前中國作為一種政治參與方式的突發性群體性事件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視角。例如，學者們對基層民眾的政治、法治等素質、謠言的傳播等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討論信息資源在民眾中的分布和擁有量等問題；對民眾政治參與組織化程度的討論主要涉及的是組織資源的多寡與功效問題；而對干群矛盾、集體怨恨等問題的討論涉及的是信任或情感等資源的分布與影響的問題。在2008年發生的轟動全國的貴州「甕安事件」、雲南「孟連事件」和甘肅「隴南」事件，都是由眾多群眾參與的、以公共設施或公務人員為對象施加暴力的、影響當地公共秩序和社會穩定的突發性群體性事件。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這些事件的發生幾乎都同當地干群之間、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在信息資源、組織資源和信任或情感資源等方面嚴重缺失的狀況有關。其中，公共事務的準確信息沒有在群體間得到及時的傳遞和流通，導致謠言四處傳播並起到了重要的負面的動員作用；缺乏有效的組織資源去聚集和協調群眾的利益表達，導致了類似於勒龐所描述的「烏合之眾」的臨時聚集的群體湧現，並使群眾的「情感表達」佔了上風；干群之間，不同利益群眾之間長期的不信任、甚至怨恨的存在，使得他們之間難以採取一種理性化、常規化的措施去解決集體的困境。這些狀況均表明在這些地方，社會資本的存量嚴重不足，導致集體行動難以循著制度化和常規化的軌道發生或發展，相反，往往會由一個小小的導火索而引發破壞政治穩定和社會秩序的突發性群體性事件。

　　三

　　如前所述，一個社會中，作為準公共產品和公共產品的社會資本的存量越豐富，民眾的政治參與更加理性而有序，政治和社會也更趨於穩定。因此，投資社會資本也就成了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和社會措施。就當前中國國情而言，社會資本的投資主體主要有兩類，一是個人和組織的社會資本投資；二是國家和政府的社會資本投資。前者主要是源於個人或組織（社區）利益需要而投資的社會資本，其中，「創新組織（社區）的集體活動是增加其社會資本的關鍵」；而後者的「目的和手段服從於它作為公共部門的特性和要求」，其手段主要是「宏觀政策的引導和法律的支持、援助，其目的在於營造一種有利於社會資本發展的內部空間和外部環境」。(21) 具體來說，至少要著力做好以下的工作，如發展自治組織、建立公民參與網路、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尊重和保護傳統等。這些措施也涉及到一些制度建設，但這些制度遠不是政治制度化概念所能涵蓋的。根據安尼路德?克里舒那（Anirudh Krishna）的研究，社區層面的社會資本的增長主要是通過社區組織的內在性的努力而實現的。在起始階段，居民的自組織和本地領袖，以及本地規則的構建和降低經濟不平等均有助於社會資本的增長。(22) 因此，這些措施的著力點就在於，在鄰居、社區和階層間等各個層次的社會網路中，提高信息的開放和流動，盡量把一盤散沙的民眾通過各種正式、合法的協會組織起來，增加民眾之間、干群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信任 和情感，從而使社會資本的存量得到大大的提高。

　　通過以上的討論，本文在亨廷頓經典政治秩序模型（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穩定）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新的整合性模型，即：

　　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投資社會資本＝政治不穩定

　　簡言之，這個新模型所要表達的命題主要有以下三個：

　　第一，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既定的情況下，政治參與的激進化或暴力化程度同社會資本總量是一種反比關係，即政治穩定同社會資本總量成一種正比關係；相應地，在社會資本存量既定的情況下，政治參與的激進化或暴力化程度同政治制度化是一種反比關係，政治穩定同政治制度化成一種正比關係。而在政治制度化和社會資本這兩個維度上的同時提升，無疑會更有效地降低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所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第二，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由於民眾政治參與的不斷擴大帶來了政治穩定方面的巨大壓力，首先要強調政治制度化，即加強國家建設，(23) 同時，也要投資社會資本，即加強社會建設。進一步講，政治制度化和投資社會資本這兩項任務所要解決的問題或者說要實現的目標不僅僅是政治穩定，而是在保證政治穩定這個前提下，共同致力於國家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和和諧發展。

　　第三，這個模型涵蓋了政治制度化同投資社會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已有的研究中，人們發現政治制度化的績效是同社會資本的存量息息相關的，一般而言，社會資本的存量越高，政治制度化的績效就越高。而投資社會資本是需要政治制度化提供更加有效的規範和獎懲機制，即政治制度化程度越高，投資社會資本的績效就越高。因此，概括地說，投資社會資本可以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績效，而政治制度化可以提高投資社會資本的績效，即這兩個過程是相互促進的正相關的互動關係。

　　以上這些命題，可以在表1中得到補充性的說明。

　　表1 所示的關於政治制度與社會資本之間的諸多差異，恰好二者之間對於容納或規制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維持或促進政治（社會）穩定這些目標而構成了相互補充、促進或平衡的關係。

　　總之，本文在中國語境里從經驗和理論兩個維度對亨廷頓的經典政治秩序模型進行了反思並構建了一個改進型的政治秩序模型。新模型把投資社會資本和政治制度化並列，看成是通過對政治參與的干預影響政治穩定的關鍵因素。同時，本文針對國內關於社會資本與政治穩定關係的既有研究的不足，對社會資本的概念體系進行反思。但到目前為止，圍繞這個新模型的研究還停留在一個宏觀描述和理論分析階段，圍繞該模型展開深入研究並不斷反思無疑是一項更加重要和細緻的任務。

　　注釋：

　　① 如李培林、張翼、趙延東、梁棟，《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張翼，《中國城市社會階層衝突意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② 如聶運麟，《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馬克思主義研究》，2000年第1期；徐湘林，《以政治穩定為基礎的中國漸進政治改革》，《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5期；劉曉凱，《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問題與中國社會政治穩定》，《政治學研究》，2004年第4期；黃新華，《政治發展中影響政治穩定的因素探析》，《政治學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如於建嶸，《利益、權威和秩序：對村民對抗基層政府的群體性事件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0年第4期；趙樹楷，《鄉村治理：組織和衝突》，《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6期；劉能，《怨恨解釋、動員結構和理性選擇：有關中國都市地區集體行動發生可能性的分析》，《開放時代》，2004年第4期；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馮仕政，《單位分割與集體抗爭》，《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3期；應星，《草根動員與農民群體利益的表達機制——四個個案的比較研究》，《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