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看今日中國

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看今日中國

2012年一個令人矚目的文化現象當屬知識界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熱潮。這本小書的作者鼎鼎大名：是以《美國的民主》而聞名於世的托克維爾。

不過，這本寫於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小書，即使在其祖國法國也屬冷僻之作，問津者了了，書店更極難覓其蹤影。僅就我所知，二十年間僅再版一次，最近十年則從未再版。這和中國連版連印卻依然脫銷形成懸殊的對比。

西方歷史上出現的多次文化運動，除了時代大背景因素外，大都是由知識分子推動和掀起的。而中國則又一次體現了它的「例外性」。這場文化熱潮的主角並不是知識分子，而是一位政治人物：新任常委王歧山。

其實《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此前早已經在高校中被關注，不少學者將它作為學生必讀的重要書目，自己也寫下讀書評論，在網上與公眾分享。 但仍然是直到王歧山鄭重推薦，才引發這場浪潮。這裡還有一個細節，雖然王歧山公開推薦是2012年11月30日，但在年初就僅僅因為有傳言高層關注，此書就立即開始洛陽紙貴。

今天的中國，依然是對傳統的延續，用法國總統密特朗的話說就是：中國是一個依靠傳統和習俗運轉的國家。這個傳統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指政治在社會中的絕對主導性。任何階層包括知識分子都缺乏西方常見的獨立性。別說主導社會變革，就是一本書的引導能力也不存在。可以說中國的儒家文化把社會融化在國家之中，這自然也包括知識分子。這就是今日中國之特點，非關對錯，更無關先進與落後。只不過是自身文化和傳統演變傳承所形成的與其他文化不同的特殊性罷了。

此為本次文化熱潮促人反思的第一點。

《舊制度與大革命》被王歧山點名而名動中國形成熱潮之後，立即引發知識界種種解讀。但奇特的是，雖然是同一本書，解讀卻各不相同，甚至南轅北轍。但仔細觀察，其規律則是基本按立場劃分。

自由派的學者強調這本書大熱，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當下的改革處境有關。甚至乾脆就把今日中國比做當時的法國：經濟一方面發展和繁榮，另一方面社會問題叢生、矛盾尖銳。進而強調革命或者改革的必要性，甚至還把多年前提出「告別革命」的學者李澤厚再度提拿出來。

而更令自由派學者津津樂道者則是這樣一個 「悖論」：「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統治集團只進行有限改革，而拒絕從根本上改革舊制度，所以會被革命所推翻。因為當某些舊制度已廢除時人們對剩下部份抱有百倍的仇恨」諸如此類。

他們的出發點顯然是以此書為引子，為它們的改革模式張目，並以它們的標準來衡量今天中國的改革：哪自然是利益集團阻撓，三十多年沒有什麼改革。所以他們也特別喜歡強調托克維爾的身份：他是貴族，是舊制度的獲益者、新時代的受害者，但卻是新制度的擁護者，或者認為這是歷史的必然（實際上托爾維你的立場十分複雜，他在另一本著作《回憶錄》中也直白的說道：「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

而新左派或者持反對立場的學者除了否認中國和法國的相似性，更強調托克維爾的非意識形態化，以批評自由派學者長期存在的意識形態至上或者偏執的弊端。也有學者乾脆直接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法國大革命：大革命不僅本身充滿暴虐和血腥，而且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後，舊制度的一些弊端又以改頭換面的新形式出現。

最後得出的結論自然是中國的漸進式模式和傳統的經驗主義、實用理性，完全可以避開法國大革命高昂的代價。

當然海外還有一派，雖然也號稱自由派，但卻和國內的自由派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因為他們理解的托克維爾是「在專制體制下，社會越是開放，人民越容易產生不滿；越是溫和的極權統治，越容易激發革命」。所以他們認為中國領導人推薦此書的目的是：不要改革，不要輕言改革。不要革命，不要輕言革命。否則，誰都是輸家。法國大革命中，革命對立雙方不是都被砍了頭嗎？

在這裡，還要補充海外一位著名的特立獨行的學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時的觀點。不過她的角度卻是以此來批判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怯懦和缺乏獨立性："不管舊制度的人們怎樣屈服於國王意志，他們卻不接受這樣一種服從：他們不會由於某政權有用或者能為非作歹而屈服在一個不合法的或有爭議的、不為人尊重的、常常遭蔑視的政權下，這種可恥的奴役形式對他們來說始終是陌生的"。"他們往往在極端的依賴性中，保持著非常自由的精神。"

應該說，每個人都有自己解讀的權力和自由，但令我關注的是為何這種解讀依然體現的是黨同伐異？解讀的各方為何也都是只抓一點，為已所用？一個完整的托克維爾卻能夠同時成為不同陣營的武器，實乃是中國一景。這表現的不僅僅是今天中國知識界缺乏共識，還體現在雙方「古老」的表達分歧的方式。

這就是此次文化熱潮促人反思的第二點。

第三，就是此次文化熱潮仍然僅僅局限於知識階層，整個民間社會則完全置身事外，不關注，不參與。這種知識精英熱衷，民間疏離，雙方脫節的現象也同樣反映了今天中國的現實。至於箇中原因，則需要知識精英反思。或者知識精英的思想只是閉門造車與時代需求毫不相干乃至背離，或者知識精英缺乏把一個宏大的話題與時代需求相結合的能力。但不管怎樣，任何一種思想如果不能影響大眾，吸引大眾參與，它也就必然失去其影響力和生命力。

關於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派群體，本人藉此番圍繞一本小書發生的爭論，不吐不快。

自由派群體最令人詬病者有二：一是意識形態至上，這和文革時的極左派何等相似爾爾。這造成他們思考問題往往不是從現實出發，給出的解決之道更是貽笑大方。多年前，秦暉先生把中國奇蹟歸功於中國的低人權成本，結果近幾年中國卻成為勞動力成本提高最快的國家，全國出現用工短缺。顯然，正是在理念的自我蒙蔽下，讓他看不到今天的中國，勞動力已經主要由市場配置的現實。除此之外，在全球化時代，他們也不從國家利益角度出發，往往主動成為西方和中國博弈的工具。這和俄羅斯的良心索爾仁尼琴，既反體制，也反西方，堅決不讓西方利用以反對自己的祖國成了多麼鮮明的對比。

二是缺乏大歷史視野，甚至背離時代。這不妨以海內外聞名的學者、自由派極力推崇的余英時為例。余英時先生的學問如何，無關此文，但他的政治立場卻竟然仍然停留在冷戰時代、兩蔣時代：反共、反台獨、反對兩岸交流。他不僅聲稱只要共產黨執政他就絕不回到中國，另一方面也竭力反對連戰、宋楚瑜等人的大陸破冰之旅，把開創兩岸和平、終結兩岸六十年敵對和阻隔的歷史壯舉定性為投共！大陸前後三十年變化巨大，而在他的眼裡卻是：「什麼也沒有變，只是有錢而已」。（真應該問一問，什麼都沒有變，大陸又是怎樣有錢的？）而余英時先生最新一起驚世「壯舉」竟然是反對在大陸投資的台灣企業購買媒體。也難怪台灣相關官員以一種不解、無奈的口氣反問道：難道在大陸投資的台灣企業賺了錢都不能收購媒體嗎？（按余先生的邏輯，恐怕也是反對台灣企業到大陸的）而余先生，在和他淵源頗深的《中國時報》被旺旺集團收購之後，竟然與之斷絕關係----實際上《中國時報》卻是台灣少見的有品味、有內涵、視野寬大的媒體。如此極端，真可堪稱法國的羅伯斯庇爾。

這樣的知識分子----還號稱當代人文大師，你還能指望他們帶給中國什麼？反觀他的批判對象中共，卻秉持學術與政治分離，大量出版其學校著作（中共的版稅余先生應該是不會拒絕的）。兩相對比，相差何其懸殊。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政治人物在一場反腐會議上的推薦，竟能吹皺知識界一池清水，同樣值的關注。雖然這種現象也同樣可以產生完全不同的解讀：積極者不妨認為中國思想活躍，百家爭鳴，消極論者則可認為中國形勢一觸即發，人心浮動。但此種現實的存在確實是一種事實。從為政者角度講，既然已經提出「實幹興邦，清談誤國」，還是要正視其效應。畢竟在這場爭論中，各方都是立場至上，各說各話，甚至功利性、歪曲性的片面解讀，既失推薦者本意，更與推薦者初衷相隔甚遠，自然也背離托克維爾。

以我本人的看法，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既然是在主持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推薦這本書的，從中共黨內分工和不在其位不謀其事的政治傳統，他推薦此書的目的只能是為了進一步強調反腐的重要性、推動反腐以及如何反腐。比如，要結合具體國情，不能期待畢其功於一役的「大革命」去解決。舍此，並無他意。而且從反腐角度來解讀，更能引發民間的共鳴。相反知識精英所做的高深解讀，則遠離社會也。

而托克維爾在寫這本書時，恰逢拿破崙三世建立第二帝國----而且是通過最民主的方式全民公投並且是高票！而他對帝制強烈反對。他曾自認書中〝飽含他對拿破崙三世專制復辟的仇恨。〞顯然從他反對帝制的出發點來看，他寫此書的目的自然是要反思何以法國大革命在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之後，最後依然收穫的是專制。所以此書對革命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實際上儘管他也認為革命不可避免，但他個人主觀上仍然不希望這樣的革命發生。而他更深刻之處在於，認識到民主與自由的矛盾，而平等與專制的親和。雖然人們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但是如果不能的話，也可以忍受在貧困、野蠻和不自由下得到平等。

而左右顯然均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偏離了古人和今人的本意。至於拿大革命前的法國和中國進行對比，更是歷史與現實的荒唐，可謂現代版的關公戰秦瓊。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爆發、之所以如此慘烈和血腥，並不僅僅是有貧富差距，官員腐敗，社會不公，特權橫行，要知道哪個時代，所有的國家（包括美國）都不過如此，德國、俄羅斯甚至還在搞農奴制，但何以只有法國才釀成如此暴烈的革命？歸究期來，實是原因有三。

一是盧梭激進思想的影響。盧梭是對法國大革命影響最巨的學者，被稱為「法國大革命的精神偶像」。然而盧梭思想激進，對後世負面影響甚大。現在公認盧梭的思想是極權主義的源頭，包括納粹主義。把法國大革命推到血腥的頂點的就是羅伯斯庇爾。而他就是盧梭的忠實信徒，被稱為「行走中的盧梭」。

二是彼時的法國缺乏中國的民本思想----整個西方歷史均如是，後來才發展出走向另一極（端）的民主制度，其統治相對於中國極為慘酷。正如錢穆所說：中國縱使是專制國家，也是專製為禍最輕的國家。另外法國還存在極其封閉的等級制度。貴族和教士壟斷了權力。這和中國實行科舉制，實行不同等級的流動完全不同。所以，在彼時的法國，階級對立極其尖銳。至於路易十六由於軟弱而放鬆了對民眾控制，其苛政較相較前代比較緩和，但並不能消除歷代積累的仇恨。

三是法蘭西民族浪漫的國民性。這種浪漫的國民生既易情緒化和走向極端，也易產生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並為了這種理想主義而不惜把革命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法蘭西民族的浪漫特性，並不僅僅表現在法國大革命，其後，法國政治便如坐上了過山車，上下劇烈起伏。反觀以經驗主義著稱的英國，自和平的「光榮革命」（形式上）恢復舊制度後，便一直在穩定中前行，始終從舊制度到舊制度（當然一直在納新），也由此一直保持全球強國地位。

而這三點中國歷史上都很少存在，更不用說同時存在了，而和今天的中國，更是相差十萬八千里。比如中國一百多年來已經經歷過革命階段，屬於後革命時代的改革開放時代（而當時的法國是革命前的時代）。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四年的中國雖然面臨眾多的挑戰，但中國三十多年的成功恰是拜漸進主義的改革所賜，左右激進主義雖然仍然存在，其影響力卻已經邊緣化。再比如公務員完全是公開、公正的嚴格選拔，萬里挑一的考試是唯一的途徑。而歷屆政府都無不強調民本主義，注重改善民生。這裡不妨借用一下世界衛生組織駐中國代表藍睿名(Michael O』Leary)博士在談到中國的醫療改革時的評論「世界上沒有任何其它國家這麼快就落實了體制性的改革」（轉自美國之音）。

事實上，法國大革命的前聲是啟蒙運動，而啟蒙運動本身就是以中國為理想榜樣的----當然這也是法國知識群體理想主義和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對這一點，托克維爾在《舊制度和大革命》中也有提及：「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找。我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讚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讚美」。「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

其實今天的自由派學者們，還不是也在重蹈這些啟蒙大師們的覆轍嗎？

應該說《舊制度與大革命》與中國無關，反倒是它無意引發的這場文化浪潮讓它和中國產生了關聯，也給了我們觀察中國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面鏡子。既然知識分子承擔著與其他群體不同的社會責任，哪就應該吸取知識分子在法國大革命中所扮演的悲劇性角色和造成的悲劇性後果。我還是希望他們能夠把目光從遙遠而又古老的法國大革命移開，而專註於現實中國命題的解答。假如非要把一個半世紀以前、文化不同、傳統迥異的法國套搬到今天的中國身上，哪不妨還是用托克維爾的話做為回應。他在盛讚美國的民主之後說道：即使這些先賢重新回到（歐洲）舊大陸，也無法複製這種制度。華盛頓們回到自己老家都不能的事，你們就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