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寫：錢鍾書先生

(2012-11-21 21:45:08)

今天是錢鍾書先生的冥壽。

時間過得真快。

翻出21年前——1991年5月我寫的一篇採訪記，先生的音容笑貌盡在眼前：

一、

走進錢宅，只覺滿室書香。

他們的客廳與書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間都被書櫃書桌佔據著，兩張老式的單人沙發擠在一隅，權且待客。

簡樸的房間最醒目的是大小書櫃站滿的書籍：中文和外文、古典與現代雜陳，顯示著主人中西文化的貫通。《圍城》的英、俄、德、日文譯本也在其中。

楊絳先生曾稱丈夫為「書痴」，其實兩人均嗜書為命。記得楊絳那本《幹校六記》中有這樣一段 ：有一次她指著菜園裡玉米秸搭蓋的窩棚問錢鍾書：「給咱們這樣一個窩棚住行嗎？」錢認真地想了一下說：「沒有書。」楊絳感慨地寫道：「真的，什麼物質享受，全都捨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

雖然兩人都已80高齡，依然在孜孜讀書，樂此不疲。新的、舊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們閱讀的書，如富人「命中的祿食」那樣豐足，會從各個方面源源供應。，外文書刊也從未斷炊。 只要手中有點外匯，他們就張羅著買書。國外出版社的稿酬，他們一般不取現金，而是開出書單子，請對方實物支付。

二、

除了書櫃，屋裡必不可少的還有書桌。一橫一豎，兩張舊書桌，大的面西，是錢鍾書的；小的臨窗向南，是楊絳的。

「為什麼一大一小不一樣呢？」我問。

「他的名氣大，當然用大的，我的名氣小，只好用小的！「楊絳回答。

錢鍾書馬上抗議：「這樣說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義。是因為我的東西多！」

楊絳笑吟吟地改口：「對，對，他的來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書桌。」

我看到錢先生的案頭確實堆滿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舉著毛筆告訴我：「每天要回數封信，都是叩頭道歉，謝絕來訪。」

複信幾乎成了他倆每日要做的功課。絡繹不絕的來信，有相識的，也有從未謀面的人寫的。 錢鍾書慣用毛筆，楊絳則持鋼筆。楊說：「他復得快，我復得慢。」

錢先生寫客套信從不起草，提起毛筆一揮而就，如果是八行箋，幾次抬頭，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這般功夫據說還是他父親錢基博老先生訓練出來的。想當年，額頭上為此挨過不少「爆栗子」呢。

三、

至於在當今滾滾紅塵中，世人所熱衷營求的許多東西 ，他們都淡然置之。楊絳說：「我無名無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

這幾年他們謝絕了眾多的國外邀請。她說，她和鍾書已打定主意，今後哪兒也不去，就在家裡看書寫字，很愜意的日子呀。 她風趣地補充了一句：「我們好像老紅木傢具，搬一搬就散架了。」

即使國內的活動，他們也極少露面。錢鍾書先生從不參加任何會議室出了名的，對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各種學會協會他也一律謝絕掛名。

他倆也從不做壽。 1990年11月錢鍾書先生八旬初度，家中的電話一度鬧翻了天。學士同仁、親朋好友、機關團體，紛紛要為他祝壽。 他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準備為他開一個學術研討會，但錢先生一律堅辭。對這類活動，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錢，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說些不痛不癢的話。」

四、

這些年先海外後國內， 「錢學」日益受到重視。學術界公認，錢鍾書先生壁立千仞的著作《談藝錄》、《管錐篇》，使中國的文學研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內容的豐富（涵蓋古今〉和方法的新穎（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20世紀40年代寫就的小說《圍城》，重新在文壇上獲得應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應求。

但無論「錢學」熱也好、冷也好，錢鍾書先生始終安如泰山，守著他的攤子，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他說：「聽其自然最好，經吹噓以後成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楊絳先生也寫小說，１９89年她１８萬字的《洗澡》問世，我曾經採訪過她。我覺得《洗澡》好像《圍城》的姊妹篇，有同樣的幽默雋永、機巧犀利，同樣是一本有趣的學者小說，只不過多了一些女性的細膩和別緻。

錢鍾書寫《圍城》時，楊絳曾甘做「灶下婢」，包攬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家務。兩年里錢「錙銖積累」地寫，楊「錙銖積累」地讀，讀完後夫婦相視大笑。

我好奇地問楊絳先生：「那麼您寫小說，也是一段段地讓錢先生讀嗎？」

她搖搖頭：「不，我總是全部寫完才給他看，他說好就算完成了；他說不好，我就扔下了。」

楊絳已出版的《幹校六記》、《將飲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錢鍾書題籤，他還為《幹校六記》作了序。

我也曾問：「為什麼不給《洗澡》寫序呢？」

他說：「《幹校六記》寫出來，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寫個序，替她分擔一半責任，何況她確實少寫了一記——記愧。現在她羽翼豐滿，用不著我寫嘍！」

五、

聽兩位老人談話，妙語清言，議論風生，真是一種享受。尤其那逸興遄飛的淘氣話兒，時不時地似珠玉般湧出，令人仍俊不禁。他們的幽默與眾不同，有一股通達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彷彿置身於一個智慧世界裡。

我告訴錢鍾書先生，不少人看過《幹校六記》都覺得楊絳先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錢先生在厚厚的眼鏡片里閃動著狡獪的目光：「可愛與否，要由她的老公來說。」

兩位老人待客熱情，毫無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錢鍾書先生就很周到地提醒楊絳：「人家報道了你，讓你筆下揚名，筆下超生，該賄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

楊絳先生趕忙快步走進裡屋，取書、題字，然後交到我的手裡：「這是我送的第一本書。」

話題不知怎麼轉到中西文化比較，那段時間正以此為時髦，許多人趕浪頭似地大談「比較」

錢鍾書先生憎惡這種學風，他忿忿然起來：「有些人連中文、西文都不懂，談得上什麼比較？戈培爾說過，有人和我談文化，我就拔出手槍來。現在要是有人和我談中西文化比較，如果我有手槍的話，我也一定拔出來！」

在一旁的楊絳先生，馬上伶俐地從書桌上的筆筒里抽出一把鋒利的裁紙刀，塞進他的手裡：「沒有手槍，用這個也行。」

兩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和應答的機敏，竟如年輕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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