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原罪」的理解乃是在鬧國際笑話

我們對「原罪」的理解乃是在鬧國際笑話

王煉利

「這種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起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這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亞當斯密學派的調侃。

所有對馬克思「原罪」的「認真誤讀」，就來源於這句調侃。

中國學界的輕率浮躁導致全體國人誤讀了「原罪」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及的「原罪」是對原始積累的譴責，這是天大的誤會！

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過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所謂原始積累》中的第一節《原始積累的秘密》，這個誤會本不至於產生。

馬克思在《原始積累的秘密》這一節的第一段中，對資本主義積累作了幾句話的概括，認為資本主義積累是這樣一個運動過程：大量資本和勞動力　→資本主義生產 →剩餘價值 →資本積累（大量資本和勞動力）。這個過程「象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P781，第7行）。

馬克思為什麼要「假定」有原始積累？因為「單個商品生產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因此，在從手工業到資本主義的過渡中，我們必須假定已經有這種積累。這種積累可以叫作原始積累」（第23章第2節）。

那麼，這種「原始積累」是不是都從剝削中得來？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只有進入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才會產生「無酬勞動」即剝削，在進入資本主義市場過程以前，如果資本家僅僅是作為「貨幣持有者」存在，或者他僅僅停留在用這些貨幣購買勞動力、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還未進行，那麼，這部分的貨幣或者說這部分的「資本積累」是可能「與別人的無酬勞動無關」的（見《資本論》第二十一章即《簡單再生產》章）。

不過，馬克思還認為，一旦資本進入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決定了「即使資本在進入生產過程的時候是資本使用者本人掙得的財產，它遲早也要成為不付等價物而被佔有的價值，成為別人無酬勞動的貨幣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P625）這個結論與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溫和的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是如此不同！因為斯密毫不猶豫地認為：「資本增加，由於節儉；資本減少，由於奢侈與妄為。一個人節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資本。」「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不是勤勞。」「若只有勤勞，無節儉，有所得而無所貯，資本決不能加大。」（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斯密的觀點，資本增加來自節儉，節儉自然是來自勤勞，既然資本積累是通過「先勤勞，再節儉，後致富」這樣的過程，那資本積累的來歷就很「正義」。

馬克思當然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譏諷斯密：「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致富手。」（第24章第1節第2段，P782，第9~10行）。

馬克思斷言，「溫和的政治經濟學」學者在「解釋這種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象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P781，9~10行）什麼叫做「過去的奇聞逸事」？馬克思解釋，如果按照以斯密為代表的溫和的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那麼，「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種人，一種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中的中堅人物，另一種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無賴漢。」前者因為勤勞節儉致富了，而或者因為懶惰而一無所有。一無所有，就是懶惰這個「原罪」導致。

馬克思認為，這種觀點與「亞當吃了蘋果，人類就有罪了」一樣是無稽之談。

接下來，馬克思就調侃沉醉在田園詩中的「溫和的政治經濟學」學者：「這種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起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第24章第1節第2段，P781，8~9行）

「原罪」在神學中起的是什麼作用？

「神學中關於原罪的傳說告訴我們，人怎樣被註定必須汗流滿面才能糊口」（P781，13~14行）。這裡，原罪是指「偷吃蘋果」，而「註定必須汗流滿面才能糊口」是對「偷吃蘋果」這一「原罪」的懲罰——這就是「原罪」在神學中的作用，不過馬克思是用調侃的、對神學並不恭的語氣說出來的，顯然，馬克思認為那個「原罪」傳說是荒謬的。

「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又是指什麼？要注意，這是馬克思在接著調侃斯密學派。這是「戲說」，不是「正說」。這句話中的「政治經濟學」，指的就是斯密學派的「溫和政治經濟學」。馬克思認為，按照斯密學派學說，不犯「懶惰」、「不勤勞」、「不節儉」這些「原罪」的人，才有原始積累；犯「懶惰」、「不勤勞」、「不節儉」這些「原罪」的人，不可能有原始積累 。「第一種人積累財富，而第二種人最後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種原罪開始的；前者無論怎樣勞動，除了自己的身體以外仍然沒有可以出賣的東西，而後者雖然早就不再勞動，但他們的財富卻不斷增加。」 （P781~P782） 馬克思對此批駁：這種說法與神學中「原罪」一樣荒謬。

「田園詩式的原始積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這裡，筆者用黑體字增改了馬克思原著幾個字，讀起來就更具調侃味了。

其實，整個《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第一節第二大段，580個漢字要麼是馬克思在調侃「溫和的政治經濟學」，要麼是馬克思在轉述該學派的觀點！無論是調侃的還是轉述的，都是馬克思要著力批判的！

這樣就清楚了：我們理解的所謂「馬克思的原罪」都來自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編造和想當然！

是我們的輕率和浮躁導致我們誤讀了馬克思！

顧准說過，《資本論》翻譯得不夠好，如果有時間，他要重新翻譯。我們已不可能有幸讀到顧准翻譯的《資本論》，但是如果學者要引用《資本論》觀點，那麼，認真讀原著是最起碼的要求。

被中國人誤讀的「原罪」是一潭渾水

馬克思認為：「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法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

不是田園詩式的，那是什麼呢？馬克思告訴我們，是「暴力」，是「征服、奴役、劫掠、殺戮」。這是馬克思在給原始積累的「方法」定性。

而這種「暴力」，「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P819）至於這種暴力手段是如何實施的，在第24章中馬克思通過考察「那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資本原始積累方法」都向我們揭示了；馬克思指出，這種暴力方法「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慾的驅使下完成的。」（P830）

「掠奪教會地產，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克蘭（指氏族，引者注）財產變為現代私有財產——這就是原始積累的各種田園詩的方法。這些方法為資本主義奪得了地盤，使土地與資本合併，為城市工業造成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的必要供給。」（P801，2~4行）在此，馬克思終於還了「田園詩」的真面目。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P829）

當年的馬克思誇大其辭了嗎？沒有！

佔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近一半篇幅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是恩格斯在「二十一個月內從親身的觀察和親身的交往中」「看到聽到和讀到的工人階級的苦難」 ，《資本論》在描述工人階級苦難時，理所當然引用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不少資料，也引用了不少資產階級學者的資料，馬克思完全有理由引用資產階級學者的資料，同時也信得過資產階級學者描述工人階級苦難的資料，這是因為「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以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馬克思語）

100多年以後，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的資本！(曾經看到有一篇文章說馬克思的這句話是引用別人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馬克思的整句話是這樣的：「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一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那麼，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這不是「原罪」——馬克思根本沒有這樣說過，並且，「原罪」也不是象我們原本理解的那樣！

但這就是罪惡——不僅是因為馬克思告訴了過我們，更因為我們親眼看到了。

是罪惡，就應該揭露。即使這種罪惡是推動歷史前進變革的衍生物——如資本主義的「前史」。

十九世紀的馬克思無情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馬克思無情揭露了也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到了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社會在大步前進——她大大緩和了國內的矛盾（當然，也不排除她具備了轉嫁國內矛盾的實力，並且，國外還的確有她轉嫁矛盾的空間），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生狀況，也絕不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否則，我們不能解釋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上中層有多少人移民到這些國家！

當今中國，正發生著 「對人民剝奪」這樣一種罪惡。

這種罪惡，非但不附帶任何進步意義，還是對文明進步的反動。

必須指出，在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造成這種「罪惡」後果的，是因為改革變了味。指出改革變味，不是要否定改革初衷，始於1978年的改革，對於現代中國，其意義是劃時代的，是里程碑式的。而變了味的所謂「改革」，恰恰是對1978年改革初衷的反動！

清算變了味的所謂「改革」難免不涉及到具體的人，也不可能不涉及到具體的人，但是，這種涉及決不是對二十多年來所有私營業主的清算，決不是把二十多年來大大小小私營業主普遍存在的偷稅漏稅和行賄都當成罪惡加以清算，在今天若要清算這種「罪惡」，那是荒謬的，也是根本不可行、不能行的。我們要清算的，只是指把國家的資產、人民的血汗在一夜間佔為已有的這樣一種罪惡！

我們務必要搞清楚，國有資產是怎麼來的？這是國家用了幾十年的時間，通過對農產品的低價徵購、通過對工人工資的低水平付給、通過對民族工商業者的私人生產資料的贖買，再動用國家力量把這些各地人民創造的各種財富集中起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了這種「集中」的代價！），然後才有「國有資產」這份實實在在的財產！

因此，如果在當今的中國論「對人民的剝奪」這種罪惡，那麼，國有資產被賤賣，就是大罪惡；人民的勞動成果得不到補償，就是大罪惡。今天，通過各級政府操縱買賣國有資產的行為，都應該追查——國家當初低價徵購農民的農副產品、低水平付給工人工資等行為是國家對人民的「欠賬」，這種「欠賬」，國家是 「認賬的」！認賬意味著什麼？意味著 「國家歸還」行為的存在合理性！事實上，職工的勞保制度、福利分房制度就是一種「國家歸還」，當然，由於「一窮二白」國家的積累需要，「國家歸還」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是不充分的，特別是針對農民的「國家歸還」，則是國家的「大欠賬」——光是從1953年到1978年，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業中獲取資金3376億元（馮海發、李澄：《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數量研究》，載《經濟研究》1993年第3期），這是同期全民所有制各行業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總額的92%（潘盛洲：《中國農業保護問題研究》）！而1978年時，中國農民的全部儲蓄僅僅只有55.7億元，人均儲蓄7.1元；全國人民的全部儲蓄也不過是210.6億元！但是，國家並沒有賴帳！憲法規定：「國家合理安排積累和消費，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 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其中就含有對「國家歸還」行為的承諾。

然而，一旦國有資產被賣後成了某些人的私產，人民就失去了對「國家歸還」承諾的索討權，國家對全體人民的以往欠賬，就很難再得以償還——因為國家不再認賬了！

物權法出台之所以艱難，不是說中國公民的私有財產不配保護、不應該保護，而是對國家作出了奉獻的幾億人民一直在擔心：隨著國有資產的「易主」，「國家歸還」這一合乎憲法的行為將演變為同樣合乎憲法的「國家不再認賬」——「國家財產」變私有了，私有者可不會再向人民承諾什麼「歸還」！人民在過去幾十年中只能算白奉獻了。事實上，有些人的私人物權正是通過對大多數人的物權剝奪而實現的、通過掠奪大多數人對國家的奉獻而實現的！

現在，我們要警惕妄圖將所有的私營業主都拖進「原罪」之列的那些人，警惕有人鼓動所有的私營業主來反對「清算原罪」，然後在攪混水後逃之夭夭！

早幾年就有人急不可待提出「不追溯原罪」理論。其實，中國最早的發家致富者並不需要別人為他們來「主持正義」，發家前，他們就是當時的「弱勢群體」，他們才是真正的窮則思變，靠吃苦靠機敏變成了那時人人羨慕的「萬元戶」，他們當然有違規甚至違法行為，但是他們決不會是提心弔膽怕「追溯原罪」的一族。如今，他們的「富」比起當今權力致富者的「富」，早就不值一題。他們還怕什麼「追溯原罪」？

那麼，是誰在怕「追溯原罪」？就是那些利用權力致富者、利用權力貪得無厭者。是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在國資變賣中或直接出場、或間接得利。惶惶不可終日的只是他們這些人！憲法物權法關於「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款未必能使他們高枕無憂，因為他們今天的 「私產」就是昨日的公產——那曾經是全體人民所共同擁有的財產。他們是拿了不該拿的，因此，心總是虛的。是他們要把大眾注意力轉移到無謂的「原罪」爭端，他們的真正目的是妄圖逃避對「剝奪人民財富」的大罪惡的清算！

我們千萬不要上當！千萬不要放過真正的罪惡！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對人民創造的財富實行剝奪，這隻能是少數的有權勢者的作為，要清算，就是清算這少部分的有權勢者！

馬克思涉及「原罪」的一段原話

（引自《資本論》第24章第一節第二段）

這種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起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亞當吃了蘋果，人類就有罪了。人們在解釋這種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象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種人，一種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中的中堅人物，另一種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無賴漢。誠然，神學中關於原罪的傳說告訴我們，人怎樣被註定必須汗流滿面才能糊口；而經濟學中關於原罪的歷史則向我們揭示，怎麼會有人根本不需要這樣做。但是，這無關緊要。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第一種人積累財富，第二種人最後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種原罪開始的；前者無論怎樣勞動，除了自己的身體以外仍然沒有可以出賣的東西，而後者雖然早就不再勞動，但他們的財富卻不斷增加。例如梯也爾先生為了替所有權辯護，甚至帶著政治家的嚴肅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華的法國人反覆叨念這種乏味的兒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權問題，那末堅持把兒童讀物的觀點當作任何年齡和任何發育階段都是唯一正確的觀點，就成了神聖的任務。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當前這一年」總是例外。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法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

（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