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日特刊|從王媛墓誌看唐代婦女婚姻及其地位

唐代婦女的婚嫁年齡是多少？是以什麼樣的標準尋找人生的另一半？又是因循什麼展開自己的婚後生活呢？《王媛墓誌》描述了一個大唐女性的 74 年人生經歷，透過它，我們能夠生動地了解唐代婦女及其地位。

唐帝國經濟繁榮而穩定，婦女地位相對較高。在河南博物院中陳列著一塊青石墓誌——《王媛墓誌》，長91 厘米，寬 91 厘米，厚 19 厘米，1400多個文字覆蓋周身，密密麻麻，頗顯沉冗。墓誌內容彰顯了唐代女性的婚姻和生活。

唐代女性的結婚年齡

唐代女性的適婚年齡是多少歲？根據《王媛墓誌》志文所示，王媛生於貞觀二十二年（648 年），於高宗顯慶五年（660 年）嫁於博陵安平崔暟，年僅十三歲。那麼是否唐代女性都是十二三歲就嫁人了呢？早婚的原因又是什麼？

清華大學歷史系張國剛教授等通過史料製成圖表分析出，唐代婦女結婚期集中在 13 歲至 22 歲，18 歲是唐女性結婚最多的年齡，26 歲之後結婚女性已經很少。

唐代女性婚嫁年齡偏小，與統治階級對勞動力的渴望有關，大量的人口是農耕帝國繁盛的基礎。大唐歷代帝王都堅持鼓勵生育的政策。除了指導女性婚嫁年齡，並以「鰥寡數少，量准戶口增多」作為考核地方官吏業績的標準之一。各種鼓勵生育的政策促進了大唐帝國人口的快速增長。

婚姻的決定因素

王媛「孝敏自衷，寬明達禮，婦道撿身以柔立，家人宅心以潛化」；崔暟年輕有為，堪稱才子，18 歲就入太學，19 歲就以精通《春秋》而登科進入仕途。表面是男才女貌，金童玉女，但更深層的是一場政治上的聯姻。

唐代士族官僚的特定姓族間存在著嚴格、有限的婚姻，士族互相間進行婚姻，但與庶族地主間很少通婚。唐初，博陵崔氏、太原王氏皆在望族五姓之列，另有清河崔氏、范陽盧氏和滎陽鄭氏等。山東五姓的通婚相互交織，歷經數代，士族間力量得以加強，婚姻親族集團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影響力，維護了門閥的政治地位。

「五姓婚姻」在唐初極為盛行，但隨著特定士族集團以通婚的形式迅速壯大，明顯威脅到唐的統治。李華撰寫的《唐贈太子少師崔公神道碑》記載了唐顯慶四年（659 年），及中宗神龍（705~707 年）中，皇帝強調了五姓間不許通婚。即使在「五姓婚姻」被禁止期間，強大家族利益的驅使，仍有旺門盛族間的通婚現象，其中清河崔氏在禁婚家系的婚姻就有 97 例。

愛情乎？政治乎？王媛 13 歲的婚姻中相信更多的是唐代女性對命運的屈服和無奈。

唐女性婚後生活的規範

唐帝國強大開放，女性地位相對較高。但唐律仍清晰地描述了一個「男尊女卑」的社會。在家庭方面，《唐律疏議》卷十四《戶婚律》中規定 ：「婦人從夫，無自專之道」，規定了婦人從夫的家庭規則 ；在政治方面，《舊唐書·后妃傳》載：「太宗常與後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把女性從政比喻為母雞打鳴，顛倒陰陽，國家衰敗之象。在唐代，婦人的生活被限定在家庭之中。

墓誌中描述，王媛堅守婦德、婦容、婦言、婦功，「將順其美，率由好仁，刻意躬行，服勤利博，衣必命而後襲，膳有嘉而先饋，若奉所尊焉」。王媛在家中奉上接下，侍奉公婆，忍讓謙和，皆為典範。

除了家族主婦的份內行為規範，王媛還三次面對家族困局 ：咸亨元年（670年），關中地區經歷了一場大災荒，百姓飢苦不堪。《舊唐書》記載：「令雍、同、華州貧窶之家，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聽一切任人收養為男女，充驅使，皆不得將為奴婢。」整個社會皆艱苦度日，而丈夫崔暟「為率更寺丞」，官職低、俸祿少、自律頗多，家中日子自然不好過。年僅 21 歲的王媛面對困境，身體力行，輔助丈夫維護家族團結，「……夫人於是劬勞自嗛，推美分甘，至樂融而且康，眾心綏而無怨」，而最終結局完美，「使六親邕邕，二族交泰！」

另外一次，崔暟為朝中奸佞所忌恨，官職被一降再降。百姓多為其鳴不平，「故老懷愛而憤冤，號訴而守闕者千有餘人。」但最終，崔暟被免去所有官職。墓誌中寫道 ：「外戚專權，忠誠削跡，府君因事而退，拂衣就閑。」一直跟隨丈夫的王媛並沒有因為夫家的沒落而委屈抱怨，面對困境，「夫人清凈無欲，聽從有裕，即荊布而安，舍丘園而逸」，王媛舍豪宅，穿荊布，與丈夫同患難。

第三次，崔暟墓誌記載：「神龍元年，公七十有四，秋七月季旬有八日，終於東都履道里之私第。」次年，長子也「既練而歿」。面對喪夫亡子的悲痛，王媛幾近崩潰，但其仍樂於救濟孤弱，「情理外敷，道情深入，爰撫孤弱，濟於艱難」。墓誌對老人一生進行了極高的評價：「文伯之母，言不踰閾 ；展禽之妻，誄足旌行。古今有之矣」。

王媛墓誌記載了一位唐代貴族婦女的婚姻及婚後家庭生活的真實面貌，展現了唐代的婚姻制度，也體現了唐代對婦女行為準則的要求。一花一世界，一個女人的墓誌就是一個時代女性的縮影。

（作者楊濤，中國文字博物館館員。更多內容請欣賞《大眾考古》2016年第5期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