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袁可嘉的外國詩歌翻譯

袁可嘉是我國當代著名的詩人、翻譯家和學者。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外語系。1949年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毛澤東選集》英譯室、外文出版社擔任英文翻譯，後調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自20世紀80年代起頻繁地出國講學或訪問，從事中外文化交流活動。

一位名叫LindaTieber的記者在「Poet From China Teaching Here」一文的開頭寫道：「Yuan kejia』s jobcan be called cultural enrichment, literary education or culturalexchange」.的確如此，袁可嘉自1946年開始從事英美文學尤其是詩和文學批評的研究與編譯工作——其詩歌譯著主要有《美國歌謠選》、《米列詩選》、《彭斯詩鈔》、《英國憲章派詩選》、《布萊克詩選》、《葉芝詩選》、《威廉斯詩選》、《休斯詩選》等，此外，還有一些譯詩收在《外國現代派作品選》、《歐美現代派作品選》中；論著主要有《論新詩現代化》、《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現代派論·英美詩論》等；編著主要有《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主編，與董衡巽、鄭克魯合作）、《歐美現代十大流派詩選》（主編，與綠原合作）、《外國名詩選》（主編）、《現代英美資產階級文學理論文選》（主編）、《現代主義文學研究》（主編，與葉廷芳等合作）……他的這些譯著、論著、編著以及他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動一方面讓中國人進一步地領略到世界文化的風采，推進了我國新詩的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讓世界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文化和民族情懷；對「促進文化繁榮、文學教育或文化交流」趕到了頗為積極的作用。

總的來看，袁可嘉是集創作、研究和翻譯於一身的。但長期以來，人們往往重視袁可嘉的創作和研究，而對其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重視得不夠。事實上，就其所屬領域的地位來說，其詩歌翻譯絕不遜色於其創作和研究。大致地說，袁可嘉的詩歌翻譯具有以下特點：

一、有明確的詩學思想作指導

20世紀40年代後期，袁可嘉在《北平經世日報》、《天津益世報》、《天津大公報》、《文學雜誌》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組詩論，頗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詩學思想；其中，對其翻譯產生了明顯影響的首先是「人本位」的思想。

「『人本位』是袁可嘉現代詩學體系的另一重要的文化思想」。所謂「人本位」，即詩的核心是人，必須以人為本。在20世紀40年代，比較流行「人民的文學」觀，即強調文學為人民服務。「袁可嘉首先指出了『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相互區別的一面，他認為，『人的文學』立足於『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學本位或藝術本位』；而『人民的文學』則堅持『人民本位或階級本位』，『堅持工具本位或宣傳本位（或鬥爭本位）』，所以要求文學『必須是政治鬥爭的工具』，『必須盡宣傳功用』。」他並非反對文學「服役於人民的原則」，只是認為「人民的文學」有其缺失的一面，一是「以人民否定了人，以政治否定了生命」，二是「工具本位」的偏取與藝術立場的喪失。由此可見，袁可嘉所追求的實際上是人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結合。他要讓人性在詩性里得到完全的釋放，讓人的感情在詩里得到充分的流露，不允許有絲毫牽絆，從而實現藝術的升華。

世界雖大，但所有的人同屬一種動物，有著相同和相通的感情。各種語言的詩都將感情凝聚其中。袁可嘉以一顆「人」的心，用一雙詩人的眼睛，將人作為詩的主角，編譯了反映美國人民精神和生活的《美國歌謠選》，體現美國勞動人民反對戰爭、種族歧視和法西斯迫害的《米列詩選》，反映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無產階級鬥爭的《英國憲章派詩選》以及以歡樂和人道主義的博愛思想為主題的英國革命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的「天真之歌」等。這些譯詩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真實地再現了一顆顆在世界另一片土地上跳動的心以及異域那和我們一樣的酸甜苦辣，那相似的艱苦歷程和共同的期盼。

其次是「濃縮和修飾」的語言觀。

一本名為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的書對袁可嘉這樣寫道：「Yuanbelieves that poetry is not the sheer recording of spoken words；itslanguage has to be condensed and workedon」.（袁認為詩歌不是對口語的純粹記錄，它的語言必須經過濃縮和修飾）。詩是雕琢後的語言，是人類語言的雕塑品；詩歌只有真正做到了在語言上的「濃縮和修飾」即字斟句酌、精雕細刻才能成為藝術精品。袁可嘉非常看重詩歌的語言，主張詩歌要間接表述而非直接表述，推崇Auden的詩——認為「Hisusual method is to depict the subject through psychologicalunderstanding, employing his wit and intellect as a poet, or hisspecial ability of manipulating language to give it life. The poetreveals his sympathy, hate, never through plainstatements」.(他一貫的作法是通過心理理解，運用詩人的智慧和領悟，或其特有的操縱語言的能力來描述某個主題，從而讓它活靈活現。詩歌表現了他的憐憫、仇恨，而從不用平庸的陳述。)

詩歌語言若像原始叢林一樣不經修剪，彷彿一個散亂著頭髮的貴婦，便自失了那份雍容的美麗。但詩歌在語言上的「濃縮和修飾」並非是使用華麗詞藻，而是應該追求簡練、自然、樸素。袁可嘉自己在翻譯詩歌時便充分地注意到了語言的「濃縮和修飾」，如《當你老了》中有這樣的詩句：

多少人愛你青春歡暢的時辰，愛慕你的美麗，假意或真心，只有一個人愛你那朝聖者的靈魂，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

在這裡，「青春」、「美麗」、「靈魂」、「皺紋」，這些都是很常見的詞，它並沒有用「楚楚動人」來代表「青春」，沒有用「傾城傾國」來代替「美麗」，也沒有用「洗盡鉛華，傷勢紅顏」來代替皺紋；然而這樣的翻譯卻也同樣讓人嘆服。最濃艷的妝並不是最美的，不見痕迹的雕琢才是最好的鏤空之術，詩如此，譯詩亦如此。

第三，「詩是生活的再精緻，是生活的升華和結晶」。

袁可嘉認為：「Poetry is the refinement, sublimation and crystallization oflife. Poetr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politics, but it should notbe dominated by it」，「he is opposed to sloganistic poetry andpolitical sentimentalism, but he is also opposed to the aesthetictendency of the academicpoets.」（詩是生活的再精緻，是生活的升華結晶。詩不能脫離政治，但又不能被它統治。他反對標語口號化的詩歌和詩歌的政治化，但他也反對具有純粹的美學傾向的藝術詩歌）。也就是說，袁可嘉實際上是認為詩歌應該立足於人，立足於生活；生活是一位實實在在的美人，只要人們拿著鏡子，對準角度，便能照出她最真的眼眸。從這一觀點出發，袁可嘉在翻譯詩歌時，不僅入選的大多是那些「生活性」強的詩歌，而且在翻譯的時候也注重「生活化」，如他所譯的《紅色手推車》即如此：

紅色手推車 那麼多東西 依仗 一輛紅色 手推車 雨水塗得它 晶亮 旁邊是一群白雞

這首詩為美國詩人威廉斯所作。固然，它本身具有很濃的鄉土色彩，「生活性」很強，但若沒有同樣一個尊重生活、善於再現生活、注重「生活化」的翻譯家來充當傳情達意的使者，那麼，那本如璞玉的詩作便也會多了幾分修飾後的瑕疵。由於譯者從「生活化」出發，譯詩便語句凝練、樸素，「手推車」、「白雞」等意象鮮明，讓生活真實地還原在眼前；從而使其成為「生活的再精緻」和「生活的升華與結晶」。二、「原汁原味」、惟妙惟肖

詩是濃縮，是雕塑，是傳達感情的藝術，它含蓄、羞澀，需要一個貼心的人來呵護解讀。然而，一首外文詩，儘管它原本生機勃然，但如果翻譯得不好，它只能是一具木乃伊。因此，一位詩歌譯者能否重新找回譯詩在語言的差別中丟失的感情，使其「原汁原味」、惟妙惟肖，對其翻譯的成功起著決定性作用。在長達六十餘年的英美文學研究和翻譯工作中，袁可嘉用心地為自己翻譯的每一首外文詩描眉畫眼，勾勒輪廓，使其有血有肉、惟妙惟肖。具體地說：

其一，在內容上，注重「傳達原作情趣，做到準確和生動。」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雖然應該注重「信」、「達」、「雅」，但首先應該注重「信」——忠實原文，只有這樣才能成其為「翻譯」，否則，便不是「翻譯」而是「創作」了。在「PoetFrom China Teaching Here」一文中，對袁可嘉的翻譯有過這樣的評價：「In his translation,Yuan ignores the rhyme and rhythm of western poetry and goesstraight to conveying the atmosphere or sentiments of thepoem.」（在袁可嘉的翻譯中，他不在乎西方詩歌的韻腳和格律，而是直取其傳達的氛圍和情感。）的確如此，如袁可嘉所翻譯的英國詩人布萊克的《小男孩的迷失》一詩即如此：

「爸爸，爸爸，你上哪兒？啊，別走那麼快吧！爸爸，說呀，跟你孩子說話，不然我就要迷路啦！」漆黑的夜裡，不見了爸爸，露水淋濕了小孩；泥沼又深，小孩流淚，夜霧向四處飛散開來。

詩中通過急切的呼喚，表現出孩子失去爸爸後的焦急和迷茫；由於袁可嘉在翻譯時頗為準確地把握住了其氛圍和情感，並選用了「露水」、「夜霧」予以恰到好處地翻譯，從而把一個孩子在黑夜的泥沼里深一腳淺一腳地跑著找爸爸的情景活靈活現地表現了出來；譯詩雖然是「譯詩」，但仍然帶著「原汁原味」，讀者在讀這些詩時也能獲得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其二，「形式上，盡量把持原作風貌；但不強求，亦步亦趨，也反對不顧原作隨意變形。」

譯詩是一種有根據的再創造，既要保持原狀，又要適當地靈活變通。袁可嘉的譯詩便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他所譯的著名愛爾蘭詩人葉芝的情詩《當你老了》便是一個範例，該詩的英文和中文分別如下：

WHEN YOU ARE OLD 當你老了When you are old and grey and full of sleep,當你老了，頭白了，睡意昏沉， And noddingby the fire, take down this book,爐火旁打盹，請取下這部詩歌， And slowlyread, and dream of the soft look,慢慢讀，回想你過去眼神的柔和， Your eyeshad once, and of their shadows deep;回想它們昔日濃重的陰影； How manyloved your moments of glad grace,多少人愛你青春歡暢的時辰， And lovedyour beauty with love false or true,愛慕你的美麗，假意或真心， But one man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只有一個人愛你那朝聖者的靈魂， And lovedthe sorrows of your changing face;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 And bendingdown beside the glowing bars,垂下頭來，在紅光閃耀的爐子旁， Murmur, alittle sadly, how love filed,凄然地輕輕述說那愛情的消逝， And pacedupon the mountains overhead,在頭頂的山上它緩緩踱著步子， And hid his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在一群星星中間隱藏著臉龐。

比較原詩與譯詩，可以看出英文詩行與中文詩行的長度和段落都相差無幾——基本上做到了「盡量把持原作風貌」；所使用的詞語十分準確地將其原意傳達了出來，但又毫無雕琢扭曲之感。對這首詩，至少有六種譯稿，除袁譯外，還有裘小龍、楊牧、傅浩的譯詩也不錯。但比較起來，袁譯在「形式上，盡量把持原作風貌；但不強求，亦步亦趨，也反對不顧原作隨意變形」方面要略勝一籌；如對Butone man 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 and loved the sorrows ofyour changingface一句，裘小龍譯為「但有一個人愛你那朝聖者的靈魂，也愛你那衰老了的臉上的哀傷」；楊牧譯為「有一人人愛你朝聖者的靈魂內心，愛你變化的面容有那些怔忡錯愕」；傅浩譯為「但唯有一個人愛你靈魂的摯誠，愛你漸衰的臉上愁苦的風霜」；袁可嘉譯為「只有一個人愛你那朝聖者的靈魂，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這幾種譯法都能為中國讀者所接受，但相較而言，袁譯——將sorrow譯為「痛苦的皺紋」——更保持了「原作風貌」，也更為中國讀者所接受。作為一人英語「科班」出身，且既從事英美文學翻譯又從事英美文學研究的學者，袁可嘉並非不知sorrow意為「哀傷」，他之所以譯為「痛苦的皺紋」是因為在此語境中用「痛苦的皺紋」比用「哀傷」更準確地傳達了sorrow所承載的含義，「痛苦的皺紋」比「哀傷」更具意象美。

袁可嘉認為：「文學翻譯是一種很特殊的行業」，「一個好的文學翻譯家應當是通曉母語和外語，熟悉中外歷史文化，有較高創作才能和研究功夫的作家兼學者」。他本人便是這樣「一個好的文學翻譯家」——有深厚的中外文化歷史底蘊，精通漢語和英語，並能讓自己盡情地用心和眼睛來詮釋英文詩歌，細心雕琢，使譯文在不打破原來的和諧中與原作風貌相似，因而，其譯作簡直可與原作媲美，可謂是一種再創造。

其三，巧妙契合中英兩種語言，在局限中追求完美。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是神韻俱顯。「由於中英兩種語言和文化的巨大差異，要做到全面地忠實於原文的內容和形式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大可能的」。因此美國詩人弗羅斯特說：詩在翻譯中丟失。袁可嘉也認為：「翻譯詩歌」「是一種不完美的傳達方式」，「翻譯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一樣，所追求的是要超越那不完美的境界」。綜觀袁可嘉的譯詩，可以看出他一直在局限中尋求完美。在譯詩時，袁可嘉憑著自己深厚的中外歷史文化底蘊和對漢英兩語的熟練運用，將兩種文字進行了近乎天衣無縫的契合，所譯的詩不只是譯得准，也譯得傳神——上文所舉的《當你老了》便是一個範例。

這首愛情詩是葉芝於29歲時寫的。五年前，詩人遇見了愛爾蘭民族自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的女演員茉德·岡，葉芝對她一見鍾情，並忠貞不渝，但又一直為之拒絕；後來，茉德·岡嫁給了與她並肩戰鬥的麥克布萊德少校。23年後，即1916年，麥克布萊德少校在鬥爭中獻出了生命，葉芝再次向她求婚，但仍被拒絕。顯然，葉芝在感情生活上是很痛苦的，但又無怨無悔，因而，在詩中並沒有表達痛苦而是表達了自己對愛情的專一和執著。如果不了解詩人的情感歷程，對這首詩只能是知其大意，而不能知其深意、悟其神韻，更不能形神兼具地翻譯出來。袁可嘉則不然，因而，其譯詩便克服了「翻譯」與生俱來的缺憾，使中英兩種語言巧妙契合在一起，語調優雅舒緩，在流動和飄逸中透出一抹淡淡的哀傷，但又溫柔、親切；真切地將詩人向其佳人平靜而真摯的傾訴傳達了出來。

第二是避免了刻板的「一般化」和「民族化」。在「關於英譯漢詩的幾點隨想」一文中，袁可嘉認為，譯者在翻譯時要避免兩點：一是語言的「一般化」，即「以平板的語言追蹤原詩的字面，既不考慮一般詩歌語言的應有特點，也不照顧個別詩人的語言特色，結果既不能保護原詩的真正面貌，更談不上傳出原詩的神味。」二是形式的「民族化」，即把外國詩歌硬性漢譯成整齊劃一的五言、七言或者民歌體；「如果硬要民族化，便是改成中國化的東西了，結果作品不倫不類，甚至庸俗化。」語言積澱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和品性，在將它轉化時應該根據需要選用另一種語言里合適的詞語和形式，即因詩用言、因詩賦「形」。袁可嘉的譯詩大多避免了刻板的「一般化」和「民族化」，美國黑人歌謠《情歌一束》中有這樣的「一束」便如此：

我情願死掉， 往土裡一躺， 也不願看到， 我愛人心傷。 我情願死掉， 往沙里一躺， 也不願看到， 別個她愛上。 我情願死掉， 往地里一躺， 也不願看到，新娘她再當。

由於原詩是歌謠，詩歌語言直白，洋溢著樸素的情感，因而譯詩也採用了直白的語言、民歌的形式，從而把那種黑人民謠的情愫真切地表現了出來。其中，「土」、「沙」、「地」表達同一個意思，在傳達原意的基礎上，增加了詩行的律動美；同時，詩歌每節都押ang韻，這樣讀起來琅琅上口，亦有民謠的通俗、凝快之感。

三、注重讓「中國」與「世界」接軌，推進新詩現代化

袁可嘉的譯詩是融翻譯家、詩人和評論家三者神韻為一體的神奇結合：他選「詩」具有批評家的眼光——他不是僅為翻譯而翻譯，而是針對中國文壇的實際，為我國文化建設引進可資借鑒的外國經驗。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西方現代主義如艾略特、里爾克、瓦雷里、奧頓等人的詩歌跨洋進入中國，引起很大反響，與「九葉派」的其他詩人一樣，袁也深受其影響——他雖然一手寫詩譯詩，一手寫詩歌評論，但基本上都帶有濃重的現代主義色彩，為中國現代主義新詩的發展做出了推波助瀾的貢獻。20世紀50年代，我國進入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他下放勞動；在勞動之餘，翻譯了農民詩人彭斯的詩。20世紀60年代，他根據蘇聯學者編的英文本譯出了《英國憲章派詩選》，並撰寫了長篇譯序，這是我國第一次譯介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運動憲章派的文學作品。20世紀80年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後，他翻譯了美國歌謠和西方現代派等等。20世紀90年代，他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獲新聞出版署主持的我國首屆外國文學圖書獎二等獎……這一路走來，道路雖然頗有些艱辛，但他從來沒有放棄，把詩看成了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

袁可嘉曾坦陳：「我研讀中外的現代詩，創作現代化的詩，提出新詩現代化的理論，翻譯和評論西方現代派詩和文學，評價馮至、卞之琳、穆旦、陳敬容等詩人的作品，目的都在於推進新詩現代化，使我國的現代詩在與世界的現代詩接軌的同時仍然保持我們民族和時代的特色。」的確如此，他畢生從事的英美文學研究和編譯工作搭建了中西詩學的橋樑，為我國作家和詩人的創作提供了新視野，加快了新詩現代化的進程。他讓中國讀者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文化，他是一位百花園的導遊，用心和眼睛為讀者傳遞詮釋靈魂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