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與袁世凱比較論

張之洞與袁世凱比較論

　　張之洞的人生歷程幾乎與晚清相始終，尤其是其後半生作為重臣名宦，在軍國大事中舉足輕重。袁世凱則較晚出，遲至清末起家，尤其是民國代清之變局及民初政壇中的要角，但最終死於因復辟帝制而遭舉國討伐的驚濤駭浪之中。袁世凱宦海沉浮、榮辱成敗上的變化之劇、反差之大，張之洞未曾有之。不過，兩人間畢竟有過多年交集，既同為清朝要員，又在多方面顯示出明顯差異，具有不同類別的典型性。擬就此簡作論說，以期對認識這兩個歷史人物及從中察世悟道有所助益。

政治品格

　　政治品格是品行、道德和作風等基本政治素質事項的綜合體現。對當年的張之洞和袁世凱輩來說，是「公忠體國」還是挾私鑽營，是反映其政治品格優劣的根本要項。

　　張之洞可以說是「公忠體國」的正面典型。在那個時代，「君」和「國」是密切聯繫的；而以張之洞的身份，「體國」與「忠君」實不好分開。他對「忠」是格外看重的，可以說至死念念不忘。據其族孫張達驤記述，張之洞病重期間，攝政王載灃前來看望，贊其「公忠體國」，他則以「公忠體國不敢當，廉正無私，敢不自勉」作答，意在「諷諫載灃要『廉正無私』，不要任用親貴」（《武漢文史資料》總23輯）。其實，「公忠體國」與「廉正無私」不啻一對孿生兄弟，很難想像，一個貪贓枉法者能夠「公忠體國」。張之洞的確稱得上「廉正」。知情人鹿傳霖說，張「自居外任以來，從不用門丁，不收門包，不收饋送禮物」，「服官四十年，故里未造一間房，未置一畝田」，朝廷賜銀，他也「不入私囊」，而投向慈善事業。他死後，清廷上諭中即以「公忠體國，廉正無私」八字褒之，可謂對他的「蓋棺定論」。需要解釋的是，張之洞不是有「屠財」之名嗎？那主要是指他「喜好建設」，有大魄力而不惜巨費開銷。其間也許不無因失於周密計劃和合理安排而導致的浪費，但畢竟與貪污腐敗是兩碼事。還應注意，張之洞對「利」曾作「公利」「私利」之分，並謂：「我所講究者乃公利，並非私利。私利不可講，而公利卻不可不講。」（辜鴻銘：《張文襄公幕府紀聞·公利私利》）總之，他是為公為國爭利。再往寬處說，他對自己的為官宗旨也有概括，即「啟沃君心，恪守臣節，力行新政，不背舊章」（李伯元：《南亭筆記》卷十六）。這自更有助於說明其政治品格，可謂持守「忠節」而調和「新舊」。

　　相對於張之洞，袁世凱於此則可以說是以負面為主的。他的官場生涯，基本上是一部鑽營史。他為升遷攫權，善於投機，工於權術，不惜卑鄙手段，不講節操底線，看人下菜，有奶便是娘。他在駐朝鮮期間，靠夤緣李鴻章稍一得勢，便「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張謇語）。及至甲午戰爭正式爆發前夕，他鑒於形勢險惡，怕危及自身，不顧公務、國事，託病急切求歸，倉皇回國。隨著戰局和時局變化，李鴻章權減勢衰，袁世凱便疏李而改趨榮祿等人，贏得「小站練兵」的主持權，成為其日後飛黃騰達的關鍵支點。隨後在戊戌之局中，他見風使舵、詭詐投機的表現為人熟知。再往下就是他躋身疆吏後的「鼎盛」之期了，而翻雲覆雨的權術施展亦不稍減。無論如何，在「廉正」方面他實難及格，就說其「賄」事吧，為夤緣利用權貴而行賄為其慣技，而所需大把大把的銀子，還不是靠貪污納賄而來？可見，在政治品格的大端方面，張之洞與袁世凱優劣反差明顯。

人文素質

　　所謂人文素質，是指人們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綜合品質。對於張之洞、袁世凱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尤與「文化」狀況息息相關。在這方面，袁、張兩人也形成鮮明對比。

　　張之洞出身官宦之家，從小受到良好的傳統教育，走的是科舉入仕的「正途」，並且是這條路徑上的佼佼者。有「神童」之譽的他，十幾歲上相繼成秀才、中舉人，及至二十幾歲上春闈報捷，並且是一甲三名的「探花」。由此步入官場，高功名，高「學歷」，「文化」基底扎紮實實。也正因有此基礎，他一生得以「儒臣」著稱。若按照做過他多年幕客的「文化怪傑」辜鴻銘的看法，連世人眼中可謂儒風濃烈的曾國藩，都不能進入此列，只能算「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的「大臣」。而「大臣」與「儒臣」的差別在於：「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辜鴻銘：《張文襄公幕府紀聞·清流黨》）也就是說，「教」比「政」更居深層，更為根本。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張之洞在他所處的那個特定時代，絕非頑固的衛道士，而是中西兩學「會通」的力倡者，集「中體西用」思想之大成，其典型文本便是《勸學篇》。其「人文意識」「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懷」，也能從中洋溢出來。人文素質亦外化在行為表現上。儘管張之洞有「飲食無節，起居不時」之類生活習慣上的毛病，甚至有時對其辦公和官場交往不無影響，但總體上看，他還是以嚴肅持正的氣度為本，做官仍不掩所謂「書生習氣」「名士習氣」。時人就明說他有這般「習氣」，無論褒貶，總是他人文素質方面的反映。

　　再看袁世凱。其人出身於鄉間富室，且族人長輩多為官者，他本亦有讀書科舉的良好家庭支持條件，但並不努力於此道，而成「游惰冶盪」的紈絝子弟。科考終不能成之下，他竟放言：「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烏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沈祖憲、吳闓生：《容庵弟子記》卷一）憑他以後的官場「成就」，倒也可以說得證此言並非全然狂妄，甚至可謂是他有不同流俗之「志」和權變擇宜之「智」的表現。但無論如何，他的「文化」功底和素養是欠缺的，這必然影響他「人文」方面的認知和思維。在「人文」外在表現上，袁世凱與「文雅」「持重」幾難沾邊，而有損操行的市儈習氣嚴重，不良武夫和官痞做派典型。

　　有說鄭孝胥評論時人曾涉及張之洞和袁世凱，說張「有學無術」，袁則「不學有術」。張聽了別人的轉告，捻須笑曰：「余自問迂拙，鄭謂我無術，誠然，然有學兩字，則愧不敢當，不過比較岑（按：指岑春煊，鄭以『不學無術』評之）、袁多識幾個字。袁豈僅有術，直多術耳。」（劉禺生《世載堂雜憶·張之洞與端方》中轉述當事者所記）所謂「多識幾個字」，言者表面自謙的調侃當中，流露出的是對自己「有學」優長的自豪。相比之下，認袁之「多術」，貶意顯然，當隱指其多「不正之術」。張之洞此番「戲言」，當可作為對他和袁世凱兩人「人文素質」方面差異的絕妙總結。

軍政角色

　　張之洞和袁世凱作為有著重要影響的近代人物，在當時的軍政舞台上都有充分的亮相機會，顯示出各自的角色特徵。

　　從張之洞的官場生涯看，最為凸顯的一次「轉型」是從「清流」幹將到疆吏大員。「清流」黨人以「持正」敢言和標榜名節著稱，其特徵在於言論「務虛」。而疆吏大員主一方之政，須操理實務，絕非靠空言空議，與言官職任性質迥異。張之洞的「轉型」頗為成功，成為疆吏大員後既不泯「清流」氣節，不與官場市儈同流合污，又能謀政適位，且很快便躋身同儕翹楚之列。特別是成為洋務派的後起之秀，在文教、軍事、經濟諸多方面，幾乎是全方位地操辦「洋務」，且成效明顯。這表現在改造書院，建立各類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加快軍工建設，編練新式軍隊；修築鐵路，發展重工業，倡行其他各類實業，進行農業技術改良等事項。還需要提及的是對外方面，他在洋務大員中堪稱立場較為持正者，像在中法、中日戰爭（特別是前者）中積極運籌禦敵，平時亦儘力維護民族權益，外交上也較為剛嚴。當然，在當時特定條件下，他亦無力回天，對外妥協終於難免。尤不能迴避的是在庚子事變中他為「東南互保」主角，而此議自有損害民族權益之處，不過就與清廷關係而言，也絕無「叛離」之嫌，不過是特定時勢下他所認定的維護「君國」的合適舉措而已。在清末新政中，他直接參与方案設計乃至中樞決策。其間兩度應召入京，後一次抵京之前即名列相國（大學士）和入選軍機大臣，在朝參與機要近兩年，最後卒於京師。綜觀其政壇履歷，可謂起步「正途」後循常規順風順水發展。

　　相比之下，袁世凱的仕途表面上頗顯「超常規」性的奇蹟，而實際上是延展了自湘、淮集團崛起以來的以軍立基、由軍到政、軍政結合的路徑，並且是一個新階段的開拓，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近代軍閥。袁世凱初本借「淮」學步（在淮將吳長慶門下），終得獨立山頭，成一大系。「小站練兵」至為關鍵，他由此成為清朝最早一支「新軍」的首領。及至義和團運動中他出任山東巡撫，躋身疆吏大員之列，此後不到三年即入主直隸和北洋，這成為其派系實力發展的又一大肯綮。他乘時就勢多方經營，頗有聲色地推行「北洋新政」，並得到清朝編練新軍的相當掌控權，自己則直接把握北洋新軍，使之成為其強固實力的一大支柱。即使遭載灃輩皇族權貴疑忌一度被罷，他「在野」仍能暗自操控，權勢不減，而到武昌起義爆發清朝陷於滅頂之災之際，苟延殘喘的清廷不得不乞其復出紓難，視之為「救星」。他捭闔於「南」「北」之間，終於既迫清帝退位，又挾革命黨人交權，取得民國政柄。而後隨著他復辟醜劇的一步步推進，不數年便可恥敗亡，落得個可悲的下場。

　　袁世凱最後六七年間的事情，於宣統元年（1909年）秋間病逝的張之洞自然未能親歷，而兩人在庚子之年特別是清末新政大半段的時間裡，卻是權位相埒、同道共事的大員。清末新政中兩人都是有力推手，在諸多事項上有呼應協同，其間的主次輕重隨事而異。像編練「新軍」之舉，袁世凱恐怕更具底氣，自覺是駕輕就熟的「最內行」；而如籲請廢除科舉之奏，他倆同在聯名之列，且袁世凱居首領銜，但於此張之洞當更有資本，因為他自己就是科舉的「既得利益者」，作此主張大有「自我革命」的味道，而「白板」一塊的袁世凱，就不免有讓人譏「酸葡萄」之嫌的由頭了。

　　清末數年間張、袁兩人儘管在政務大端上明裡未顯嚴重抵牾，但個人關係上遠非親密無間，其情頗為微妙。張之洞以其年長資深且出身正途，對袁世凱似乎從骨子裡是看不起的，甚至不無藉機輕侮的表現，諸多雖屬「筆記」但又有跡可尋而絕非無稽之談的史料中記之尤多。不過，張之洞畢竟沒有給袁使絆子、加以陷害，甚至在他落難之際還出言相助，為之紓解。有說載灃攝政，本欲除掉袁世凱，已讓人擬出有指斥其「包藏禍心」語句的上諭，徵詢時在朝內的張之洞的意見，張「力以時局危疑，務宜鎮靜寬大為辭」，說「願攝政王熟思之，（令其）開缺回籍可也」（劉禺生：《世載堂雜憶·袁世凱倉皇走天津》）。這樣，袁世凱得保性命，被以「足疾」為由開缺回籍。即使張之洞主要是從避免生亂考慮吧，也足以說明他絕無落井下石、乘機害人之心。而相比之下袁世凱對張之洞有時就頗不地道。知情者說，癸卯年（按：指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張之洞內召，「兩宮擬令入輔」，而卒為袁世凱所擠，「竟以私交某協揆代之」，張之洞「鬱郁，仍回鄂督任」（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二）。官場傾軋、爭競固屬流弊頑疾，個人品行潔污從中也昭然可見。

「標本」意義

　　俱往矣，張之洞和袁世凱皆已成歷史標本。對這等人物的審視，固然需重在察其軍政作為對社會歷史的影響作用如何，但同時也不應忽視其政治品格和人文素質等其他方面，因為各方面都不是孤立的，相互有著密切的關聯，以一個有機的整體，制約甚或決定其人生。試想，清末新政中似乎也不乏「正面」作為的袁世凱，在戴著「擁護共和」的臉譜執掌民國政柄後，實際卻仍沉溺於皇帝夢、執迷於復辟路，這還不是因其欲壑無底、政治品格卑劣以及缺乏順天應時的人文意識？對比能善始亦得善終的張之洞，給後人留下不少啟示和思考空間。

　　（作者：董叢林 作者單位：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光明日報》（ 2016年02月2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