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魯番出土《本草集注》殘卷研究述評

在六朝著名醫學家中，陶弘景大概是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一位：他天資聰穎，博聞強記，多才多藝，除了醫藥學之外，舉凡天文、地理、歷算、占筮、經學、史學、兵學、煉丹、導引、詩文、書法、琴棋、器物，無不精研，一生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頗有政治抱負，渴望為世所用，卻時運不濟，仕途坎坷，後倦於俗務，隱居山林，寄情山水，養性息心；卻又因名滿天下，雖布衣之身，皇帝往往以國事相咨，故而博得「山中宰相」的雅號；他出入釋道兩教，對黃老和佛學均造詣極深，並企圖調和二教之矛盾，他所創作的道教典籍，奠定了他作為道教上清派大宗師的地位，在中古道教思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就醫藥學領域而言，陶弘景對本草學有重大貢獻，尤其是他撰寫的《本草經集注》，全面總結了本草，使本草學系統化，發展了本草藥性，並保存了許多珍貴的科技史資料，在編寫體例上也堪稱足為後世師法的典範。因此，該書被學界公認為繼《神農本草經》之後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但是後來因為《新修本草》的頒行，《本草集注》就逐漸湮沒無聞了，只是在《太平御覽》和《證類本草》等書中保留了一些佚文。所幸二十世紀初以來，在敦煌和吐魯番相繼發現《本草集注》寫本(此書學界或稱《本草經集注》，或稱《本草集注》，前者較為通行。然敦煌寫本自題《本草集注》，似應以此為正確書名。不過，本文在行文過程中，涉及前賢成果處，則一仍其舊，不強求統一)，雖然均是斷簡殘篇，但其本來面貌由此得以重現天日，使中國本草學和文獻學研究在一些千載難明的懸疑問題上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可謂彌足珍貴。本文擬先對前賢的研究成果在學術史上的價值進行客觀的評介，然後就一些遺留的難點提出自己的管見，並對未來有待進一步開拓的富於研究旨趣的方向作一些前瞻。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教正，是所望也。

敦煌寫本系莫高窟藏經洞所出，1914年被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從王圓鱺沒錄手中購得，並攜往東瀛。原為探險隊組織者大谷光瑞收藏，保存在其神戶郊外別墅「二樂庄」，現存龍谷大學圖書館。在龍谷大學收集品中，《本草集注》無疑是最有價值的一件。羅振玉先生非常具有學術敏感性，早在1915年就將其影印。限於當時的條件，難免不夠清晰。於是近年佛教史專家上山大峻又負責重新整理，按原大影印，並附錄文，且邀集權威學者撰寫研究性解說作為附錄，更便於學者利用。

吐魯番寫本現收藏於柏林國立圖書館，編號Chl036v。ch表示漢文文書，v表示背面。原始編號為TⅡT，據此可知，這是德國吐魯番考察隊第2次考察時(1904—1l—1905—12)，在吐峪溝發掘所得。近年出版的目錄對本卷有基本的描述。

敦煌寫本因為公布較早，相對較為完整，所以研究也比吐魯番寫本更為先行。小川琢治是日本敦煌學的開拓者之一，也是最早接觸敦煌本《本草集注》的學者，羅振玉《吉石盒叢書》影印本用的就是小川提供的照片。1919年，小川氏首先運用這件新史料，發表了一篇頗有新意的有關本草學源流的專題論文。吐魯番寫本其實只是一個殘片，黑田源次最早有機會獲睹原件，在《普魯西學術院所藏中央亞細亞出土醫方書四種》一文中刊布了黑白圖版，並對其作了簡略的考證。接著又就這四種醫書中《本草集注》作了專文討論。黑田氏的這兩篇文章可謂是先驅性的作品。前者刊出不久，我國即有中譯本問世[203，反映了當時中國學術界已經與國際學術接軌，並可見中國學者對前沿課題的敏銳把握。其後，萬斯年又編譯了黑田氏文，並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探討。較早開展研究的還有中國醫學史的資深學者范行准先生，范先生在《中西醫藥》上接連發表的有關敦煌本《本草集注》的校注和考證文字，是最早的一個校注本E223。對《本草集注》進行較為細緻的考察並取得豐碩成果的是渡邊幸三，他在長達數十年的本草學研究過程的早期，先是對羅振玉的跋作了較為客觀的批評，接著在數年內先後撰寫多篇文章，從文獻學的角度人手，對陶弘景的傳記、《本草集注》的成書年代、關於序錄及本文的考證諸問題都有論說。與此同時，羅福頤先生《西陲古方技書殘卷彙編》刊行，收錄了包括《本草集注》在內的部分，據黑田影印本摹寫的吐魯番出土古醫籍，並分別撰寫了跋語。可惜此書印數甚少，流傳不廣，很多大圖書館亦未必收藏。不過，該書目錄曾另行發表，讀者或可於其內容得知一梗概。所幸不久出版了據羅振玉《吉石鑫叢書》影印本再次影印的本子，雖然圖版質量不佳，但聊勝於無，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學術界的急需。稍後，龍伯堅據羅福頤跋文加以著錄。然而，相應的研究似乎並沒有立即跟上。1964年，三木榮發表《西域出土醫藥關係文獻總合解說目錄》，作者將當時所能了解的所有西域醫藥文獻分為八大類：l醫書(A．方書、B．五藏、c．脈書類、D．灸書)、Ⅱ本草書、Ⅲ佛教醫方書、Iv道教醫方書、V醫藥關係文書、Ⅵ木簡中的醫藥資料、Ⅶ民族古語文獻中的醫藥資料、Ⅷ其他、追補，分別列出卷號、寫本物質形態描述、主要內容、大致年代以及相關研究論著，問附自己的箋解，為讀者繼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此篇力作，可視為近四十年後馬繼興先生刊布的《當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國出土卷子本古醫藥文獻備考》的先聲。馬氏大作體例與三木榮文相仿，但搜羅更為宏富，研究者可藉此按圖索驥，誠可謂金針度人之舉。不過，俄藏敦煌文獻以及有關卷子的參考文獻方面仍有遺漏。首先對敦煌、吐魯番本《本草集注》進行全面整理，加以校錄考釋的是馬繼興主編的《敦煌古醫籍考釋》，可惜此書依賴的底本不佳。八十年代以來，對《本草集注》用力甚勤，成績卓著的另一位著名學者是尚志鈞先生，尚先生接連發表多篇論文，對敦煌本《本草經集注》的序錄與《證類本草》所引陶弘景序以及《名醫別錄》之間的複雜的關係進行了考辨，認為《證類本草》「梁陶隱居序」實為《名醫別錄》之序，並指出明清以來國內外各家所輯之《神農本草經》皆出自《證類本草》的白字，該白字實來源於《本草經集注》的朱字，此朱字即陶弘景將當時流行的《本草經》文字糅合而成。並在精深研究的基礎上推出了一個較為完善的新的輯複本。同年，叢春雨主編的《敦煌中醫藥全書》出版，也收錄了敦煌本《本草集注》，但基本上是因襲馬繼興主編的《敦煌古醫籍考釋》，自己的發明不是太多。日本方面，仍有文獻解題性質的研究論著問世。從1980年開始編纂的《講座敦煌》，是一項規模更大的集體合作項目。全書計有9卷，每卷由相互關聯的一系列題目構成，分別由這個領域的專家執筆，大多數是深入淺出的好文章，基本上代表了九十年代以前的研究水平，還為研究者提供了比較全面的信息。其中第5卷《敦煌漢文文獻》中有辟有專門章節介紹敦煌的本草殘卷。小曾戶洋是近二十年來日本非常活躍的中醫文獻研究者，在其代表作《中國醫學古典與日本》中有專門一章述論敦煌、西域出土的醫藥文獻。

敦煌、吐魯番本《本草集注》研究中，最有爭議的焦點有三個：

其一是所謂「朱墨分書」問題。虞舜和王家葵合作，將朱墨分書的《本草經集注》和《新修本草》殘卷與有關傳本作了綜合研究，指出朱墨分書殘卷對於甄別《本草經》佚文，確定本草經集注》的編寫凡例，研究《本草經集注》與《證類本*草》、《新修本草》的異同均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從而為準確地輯復、研究和利用宋以前的本草學著作開闢了新方向。這是一篇考訂精審，且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重要論文，值得我們借鑒。

其二是「三卷本」還是「七卷本」問題。高橋真太郎主張《本草經集注》有三卷本和七卷本兩種，大字的七卷本較為通行。岡西為人則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三卷本是陶弘景輯錄的《神農本草經》七卷本是加入自注的集注本。後來在其專著《本草概說》中又重申這一觀點。岡西為人的看法現在看來是不足取的，學界也已經很少採納。前揭渡邊幸三文認為三卷本是加長本，因為不便閱覽，所以後來改為七卷本。吐魯番本《本草集注》是七卷本的卷六。廖育群也持類似觀點。馬繼興認為吐魯番本是七卷本的卷四。真柳誠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自身對寫本原件的細緻觀察，並運用日本藤原宮出土的木簡等新資料，做了更為周密的考證，認為確實存在著三卷本，吐魯番本實際上應該是三卷本的卷下。這個結論似乎更為令人信服。虞舜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指出，《本草經集注》原有三卷本與七卷本之分，《新修本草》所據底本是七卷本，只是傳本之一。兩者最初文字原無不同，只是在傳抄過程中產生了變異。真柳誠和虞舜的觀點可謂異曲同工，我們應該予以重視。

其三是這兩件寫本的抄寫年代問題。儘管敦煌本有抄寫題記，但仍有學者表示懷疑，他們主要依據沒有避諱高宗的「治」字，主張是唐初以前的寫本，如馬繼興。梁茂新提出，其實從歷史的角度看，當時該字未必嚴格避諱。筆者頁認為不同時期的避諱字很複雜，以此作為理由是不充分的，從寫本學和醫籍文獻學的角度分析，這個題記應該是可靠的。吐魯番寫本，則有黑田源次的六朝說，渡邊幸三的唐代說，馬繼興的唐以前說，真柳誠的初唐說(見前揭諸氏文)。筆者贊同初唐說，因為無論從寫本的字體、紙張以及其他物質形態分析，還是從唐初西域政治形式看，都是斷代為七世紀初較為合理。

除了《本草集注》本身的研究之外，陶弘景在編纂過程中所參考的北齊徐之才的《葯對》，也是一項前人留意不多卻有極富研究旨趣的課題。青年學者岩本篤志發表的兩篇大作，很值得我們借鑒。

以上對近一個世紀的海內外研究業績做了較為全面的回顧與評述，旨在進行學術史的總結，至於有待進一步探索問題，筆者將在未來的研究中繼續深入。

摘自《中藥研究》文/葉紅璐』，余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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