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領域的身份定位

文化領域的身份定位——讀《中產階級史》有感 作者:洪霞 《光明日報》( 2016年05月07日11版)

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

  什麼是中產階級?是經濟學家們以收入為指標來定義,以社會收入分配形態和水平劃分出的社會分層狀況?還是依據職業分類來劃分和定義的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又或者以亨廷頓、李普塞特等人為代表的政治學家們所探討中產階級的興起和社會價值與政治轉型之間關係的問題?(《中產階級史》,勞倫斯·詹姆斯著,李春玲、楊典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譯者前言第1頁)英國學者勞倫斯·詹姆斯的《中產階級史》並非上述任何一個理論的實證闡釋。雖然他採用了後現代主義理論的文化分析,即通過消費行為、生活方式、文化品位、休閑生活來分析中產階級的特徵,但是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他更關注的是中產階級在漫長的七個世紀中的形成過程。

  早在內戰爆發前的一百年中,英格蘭已經發生了財富從貴族和貧民手中轉向社會中等階層的現象,不過這種經濟變動直到18世紀才得以真正成熟,工業資本絕大部分歸於中產階級。在社會轉型的衝擊下,世代相傳的傳統生活方式無法延續,人們開始思考關於整個社會結構以及自身地位的問題。研究近代早期的英國歷史學家基思·賴特森指出,那個時期存在廣義的階級,但這種社會階級意味著「一個鬆散的個人之間的集合,通過比較而言的經濟地位變化,由於地位、權力、生活方式和機會的相似之處和分享的文化特質、一系列互動關係聯繫在一起」。而研究近代中產階級的英國學者約翰·斯梅爾則指出,當時自認為、也被周圍的人看成屬於中產階級的任何一對夫婦關於生活的所有期望是:妻子不再工作,建造一所適合私人休閑的住所,捐獻一個基尼成為流通圖書館的成員或者在某個俱樂部與本郡的議會成員共進午餐。凡此種種,都指出中產階級形成中的文化特質和身份認同問題。

  說起中產階級文化認同,首先要說說「紳士」(gentleman)這一概念的演變。傳統上認為,紳士是考慮血統和譜系的榮譽頭銜,而且擁有至少一處鄉村地產,與普通民眾之間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但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這個詞承載了更多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1577年,當時人威廉·哈里森提出,任何「無需進行體力勞動就能夠生活,能夠且將會維持紳士的享受、費用以及外在表現的人……應當享受紳士的聲譽」。毫無疑問,金錢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轉換。17世紀的內戰之後,傳統觀念被進一步削弱,中等階層通過文雅的衣著和舉止、良好的教育、學習也可以被視為是紳士,文化特質開始在紳士的定義中佔據主導地位。18世紀20年代,笛福更是明確表示:「美德、學術、人文教育、某種程度上的天生和後天的知識,是紳士的特徵……沒有這些,擁有頭銜的繼承人永遠都無法成為紳士。」從紳士內涵的變化中,我們看到的是中等階層數量和財富的增加。

  於是這個新興群體不僅要在經濟領域上繼續獲得成功,還要在社會各個領域中發揮日漸增長的作用,特別是開始謀求文化主導權。誠如勞倫斯指出的,「在中世紀和早期的現代英國,個人的身份地位至關重要,而他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可並採取與之相符的方式對待也同樣重要。這種關乎地位的文化其實已經滲透到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人們將其視為理所當然。」而這種文化優勢,是通過對貴族文化的模仿和改造而形成的。

  當時的中產階級對貴族的看法,明顯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對貴族奢侈浪費的生活方式一直持批判態度,另一方面又從對貴族生活方式的仿效中來獲得文雅觀念,同時習得貴族身上的一些美德。在物質領域中,首先表現為對奢侈享受的追求,把金錢大量花在購買能夠帶來個人愉悅的興奮和刺激上,中等階層對自身成就感的滿足成為一種生活哲學。詹姆斯在《中產階級史》中就生動地描述道:18世紀晚期,愛丁堡「許多商人的女兒們不是在盥洗室消磨掉整個上午,就是在各個商店之間來回閑逛」。一本寫於1791年的兒童讀物,敦促未成年人要注意培養自己的品位和優雅風度,因為這是文明化進程的精髓。書中描寫的文明化是一男一女遛著寵物狗漫步走過城市街道的景象,城市中間還設置了一個主教堂、一座現代大橋、橋上穿行的公共馬車。遠處碼頭矗立著各種船隻的桅杆。宗教信仰、交通運輸以及商業貿易奠定了現代文明的基石,文雅是上述現代文明的表現形式,是新形態社會誕生的基礎。

  另一方面,關於中產階級的大量個案研究也表明,在中世紀末期和近代早期等級制度下,中產階級不可能不受制於貴族,如果想要在文化上取代長期占權威地位的貴族文化,必須確立自身特有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方式,以將自己和貴族區別開來。自豪的中產階級宣稱自己擁有溫和與節制的全新道德,相較貴族而言,更懂得在文雅和奢侈之間平衡的技巧,因此對於社會進步也更有利。18世紀後半期絨線呢工廠主奧文登的話則更有代表性:「隨著這個世界年輪的增長,人類後代的不道德行為也在增加。財富造就了呵護,呵護帶來了奢侈,奢侈導致了縱慾,而縱慾是毀滅之母。」

  中產階級形成這樣的新道德不難理解。眾所周知,正是清教「勤儉」「節慾」的倫理相結合而創造的「合理謀利」原則,造就了近代英國的經濟奇蹟。早期很多企業家每天睡眠6~8小時,生活簡樸、工作勤奮。後來隨著財富增長,簡樸之風雖然轉向追求文雅,但是在變幻莫測的工商業世界中,中產階級所擁有的資產、聲望都不是來自於出身,而是來自於他們在事業上的成功,任何放縱與冒險都可能使其失去一切。事實證明,追求文雅時講求節制的作風,對19世紀之後英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力,構建了維多利亞時代整個社會的基調和性質。

  中產階級溫和節制的做派,也體現在家庭生活方面。近代早期以來,他們一直崇尚貴族階層家庭嚴謹的一面。18世紀的中產階級在家庭生活方面,崇尚「秩序、滿足和天倫之樂」的觀念,為維多利亞時代社會大眾所普遍推崇的家庭理想的產生打下了最初的基礎。「家,甜蜜的家!」是當時連續不斷的一個主題。桂冠詩人丁尼生曾這樣謳歌理想的家庭:「家庭幸福,孩子禮貌,無債無愁,中庸為貴。」

  此外,中產階級的文化認同也進一步通過公共領域來建構。哈貝馬斯認為,一個中產階級性質的公共領域是在18世紀形成並成熟的,報刊雜誌、咖啡館、俱樂部等構成了廣義上的文化交流手段,在這些公共領域內中等階層通過與同類的交流尋求自我認同。英國人伯爾在18世紀中期的坦布里奇韋爾斯觀察到的現象是當時英國社會的縮影。「咖啡館和書店,是社會美德佔主導地位,超過了歧視和偏見的場所……在這裡,神學家和哲學家、自然神信仰者和基督徒、輝格派和托利派、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都能夠不帶氣憤進行討論,帶著文雅進行爭辯,並且公正地評判……」

  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及其對於社會主流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產階級史》正是這樣一部全方位探討中產階級形成史的著作。恰如作者勞倫斯·詹姆斯所指出的,「追求身份地位是定義中產階級的主要特徵之一。」中產階級的興起突破了中世紀末期的等級體系,但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又為其他社會階層製造了新的身份等級體系。勞倫斯·詹姆斯通過歷史學家的廣闊視野,分析了英國社會如何從14世紀階級等級森嚴的金字塔結構,一步步演變成20世紀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階級結構的社會。

  掩卷之時,不由想起E.P.湯普森享譽學界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在書中,湯普森詳盡地考察了工人階級經歷的每一個方面:從組織到政治活動,從宗教情緒到文化娛樂方式,所有這些「工人階級的經歷」最終使多數英國工人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統治者和僱主們的利益對立,從而形成了階級。正如他指出的,「工人階級並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在自己的形成中。」中產階級的形成又何嘗不是如此?(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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