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 我所理解的胡適

我所理解的胡適

傅國涌

和同時代的人一樣，我的少年時代也是從讀魯迅開始的，魯迅已率先佔據了我們的心靈，部分地化入了我們的血液之中。這些年來，關於魯迅與胡適，已出過不少書、發表過不少文章，爭論之激烈，恐怕超過了兩位知識分子生前。對於這兩位我都曾喜歡過、依然喜歡的人物，我個人心底里也免不了把他們倆進行對比。我想，魯迅是神，特別是時代的大變動之後，他身上籠罩著三個「偉大」、七個「最」的光環，他的小說、散文、雜文大量地進入各類教科書，他的作品即便是在「文革」中也可以允許公開閱讀，自從70年前他在上海去世的那場葬禮開始[或者更早的時候起]，他就被神化了，他被譽為「民族魂」。而胡適只是個人，無論曾經有過怎樣的顯赫名聲，有過怎樣的風光耀眼，他都沒有被神化，他只是一個教授、學者、知識分子、戰時大使、大學校長。其實說穿了，長期以來他們兩人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都是扭曲的，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他們真實的面容。

從少年時代起，被《社戲》、《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故鄉》到《孔乙己》、《阿Q正傳》所吸引，我就喜歡上了魯迅。成年以後，雖然對魯迅的感情依舊埋藏在我的心底，但我更喜歡胡適，因為他清晰、平和、理性，雖然他缺乏魯迅那樣的深刻、冷峻和激情，但魯迅更多是文學的，總是以超越紅塵的目光打量眼前這個世界，胡適更多是生活的，他就在生活當中、在社會的繁雜與喧囂中，他的目光就是鄰家大伯的目光，包含著一種我們熟悉的柔和。因為他太尋常、太清晰了，有人會覺得不過癮、不滿足、不喜歡。這也是正常的。就我個人而言，我之喜歡胡適恰恰是因為他的尋常、平凡、簡單、樸素、清楚，而不是他的天縱英才，恣肆汪洋。那樣的天才或許是五百年不遇的，我也不嚮往，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我對胡適的喜歡就是基於一種內心的認同，他對生活的態度，他對社會的態度，他對自身的定位，都為我們樹立了一種可以躬行實踐的、可以參照的生活方式。他樂觀而不盲目、從來不盲從任何一種主張、意見、思潮、主義，他對生活、對社會始終有強烈的責任感，並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角色面對社會，獨立思考，獨立發言，最大限度地堅持了道義的底線，他身體力行，恪守基本的文明準則，在他身上我們能感受到一種堅定的水滴石穿的信念。但他從不張揚，他對高調的口號有著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警惕，無論做人還是做學問，他都腳踏實地，而不是天馬行空。他只是想把金針度於人，從來不要求別人像他一樣，他一輩子都不贊同青年人輕易犧牲，而是再三告戒青年人首先要把自己鑄造成器。他不在乎青年人是不是跟在他的身後，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達摩菩提東來，只為了尋求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大意]。

「九一八」以後的民族危機時刻，他對左翼青年是寬容的。他曾給蘇雪林寫信說：「青年思想左傾，並不足憂慮。青年不左傾，誰當左傾？只要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左傾的思想文學並不足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產生一些好文學。我們開路，而他們做工，這正可以鼓舞我們中年人奮發向前，他們罵我，我毫不生氣。」

經濟學家千家駒在北大讀書時是個「鬧事頭兒」，當過「非常學生會」主席，1932年夏天他在北大畢業前夕，找不到工作，就是胡適主動幫的忙。有一次，胡適出門坐火車，無意中在一個刊物上讀到他的文章《抵制日貨之史的考察及中國工業化問題》，親自介紹他到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會調查所工作。陶一打聽，千家駒是個有名的「搗亂分子」，可能是「共產黨」，有點猶豫，跑去問胡適，胡適的回答是：「搗亂分子與研究工作並不矛盾，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進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麼亂呢！這樣的人才你不用，你還用什麼人呢？」經胡適這麼一說，陶的過慮也就打消了。胡適還介紹千家駒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編譯委員會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1935年，如果不是胡適的鼎力幫助，他不可能登上北大講壇，講《中國近代財政史》。1936年元旦他結婚，胡適還是證婚人。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胡適看人從看不論左右傾向，羅爾岡、吳晗都是眾所周知的，趙儷生的第一篇史學論文《清初山陝學者交遊事迹考》，1946年在胡適主編的《大公報·文史周刊》上發表，胡適親自寫給他表示鼓勵，對他最終踏上史學之路有很大的影響。

胡適對魯迅也是寬容的，魯迅生前，他從未寫文章或發表談話，與魯迅對壘，魯迅身後他直言批評蘇雪林對魯迅的攻擊，幫忙出版《魯迅全集》，到晚年他還對人說：「魯迅總是自己人。」他不誇大與魯迅的分歧，而是在底線上認同魯迅和他的相同點。這些都是斑斑史實。他與魯迅的不同也許就是這裡。

魯迅與胡適之間其實不是非此即彼、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關係，我們在他們兩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各有各的高度，同時也各有各自的限度，只是彼此的限度不太一樣。我並不因為 喜歡上了胡適就否定魯迅，這將和有些人因為喜歡魯迅而輕易鄙棄胡適一樣，都是一種難以彌補的遺憾，兩者是可以兼容的，我們完全可以盡情地汲取兩個人的精神養分，而不是吃了蘋果，就堅決不吃西瓜，兩者所提供的是不同的口味和養分。我要說，那個寫出了許多打動過我心靈的作品的魯迅，那個堅持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魯迅將一直活在我心中，與我的生命同行。

我當然理解，為什麼那麼多有才華的文學青年總是毫不猶豫地選擇魯迅，因為文學本來就是要超越庸常的生活，這也是文學的魅力所在，胡適的文字、思想、為人都看上去都太平常了，他屬於常人的世界，嚮往一個超凡脫俗世界的年輕人，從他這裡找不到自己理想的棲居之所，自然會轉過身去。魯迅的世界就大不一樣了，豐富、複雜、深邃，如同不可測浩瀚星空，魯迅的世界首先是文學構造的，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想像力去構建出一個合乎自己內心需要的世界來。另外，長期以來，對我們這個精神資源極為匱乏的民族來說，魯迅傾倒眾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因為我們接觸不到其他的更能打動我們的精神資源，就很容易把這個唯一的資源放大。

胡適太清晰了，對平平常常的人間生活太熱愛了，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力，他的生活本身就有充實的樂趣，他的人際交往、公共發言、讀書、寫作、考據本身就已滿足他作為獨立個體生命的需要，他沒有用文學去重造一個新的世界，從而去吸引青年。胡適在文學領域只有倡導之功，他《嘗試集》中的新詩，你可以說他沒有展開飛揚跋扈的翅膀，你可以認為缺乏想像力，作為詩人的胡適是不成功的，儘管文學史不會忘記正是他開了新文學的風氣，白話文替代文言文，成為時代的主流，他的功績無人能比。所以，在本質的意義上，他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精神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