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精神偶像——安·蘭德思想述評

我會願意放棄世界上最壯觀的日落場景，只為目睹一眼紐約市的摩天大廈建築群，大廈蔓延直至紐約的天際，人類的意志力是如此明顯。我們還需要什麼信仰嗎？我感覺到如果這裡面臨戰爭的威脅，我會將我自己拋身天際，以我的肉身保護這一切。——安·蘭德

(一)

2014年夏末，我漫步於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那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中間，落日的餘暉正從兩座大廈的間隙中照射過來，燦爛而輝煌，彷彿宣示著過去幾個世紀資本主義那如日中天的驕傲和榮耀。洛克菲勒中心門前的阿特拉斯神像，正用雙肩擎起整個星空。這個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人物代表著反叛、力量和忍耐，它正是美國進步時代商業英雄的象徵——用智慧、財富和生命承擔起使命與責任。

離開紐約幾個月後，《紐約時報》登載了一則消息：「安·蘭德的合作者、情人布蘭登去世」。時過境遷，這則消息在今天也許不會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然而在激情燃燒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安·蘭德和她的情人布蘭登締造的客觀主義哲學運動卻在美國盛極一時，安·蘭德，這位好萊塢編劇出身的作家兼哲學家，其人其作品「錐處囊之，其末立現」，總是表現出極端的品質，一直到今天，她的思想仍然像宇宙洪荒時代那巨大的引力波效應，時時會擾動起劇烈的「時空漣漪」。

真是譽滿天下，謗滿天下。

讚賞者有之。稱之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辯護人」、「美國的聖女貞德」、「美國精神的真正代表」、「理性神廟中的女祭司」。其在1943年出版的小說《源泉》，至今仍以每年10萬冊的發行量在增長；1957年出版的代表作品《阿特拉斯聳聳肩》據說累計發行量已經超過8000萬冊。這真是個匪夷所思的數字。

1991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全美最大圖書俱樂部做了一次讀者調查，在被問到「最影響你一生想法」的書時，安蘭德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僅次於《聖經》，排在第二位。不要忘了，美國是個以基督教立國的國家。

這種情況是極其罕見的。正如安·蘭德鼓勵個人奮鬥，超常的智慧和無畏的品質一樣，安·蘭德本人就是一個超級大英雄，她自己就是她的客觀主義哲學和個人主義倫理的最好註解。

從哲學譜繫上來說，安·蘭德的哲學屬於古典主義的範疇，在認識論上上承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理性主義傳統，在倫理上是屬於個人主義的。但是在表現形式上卻是激進的、反叛的，劉仲敬先生說安·蘭德的客觀主義哲學乃是一種「逆向激進主義」。

批評者則嚴辭譴責其無神論和尼采主義傾向，批評其戲劇性的商業英雄是尼采式的超人，糜爛的左派就是尼采所謂的「末人」，而這兩種人都被扭曲得不成樣子，即使挑剔的隱者也會覺得噁心。1957年的《國民評論》以喬治·奧威爾的口吻嘲諷道：「老大姐在看著你」。

1991年經濟學人在介紹蘭德的文章時說：「作者的理念，混合了自由市場、冷酷的理性、和無辜的尼採的自尊。」這句話可謂一語中的，安·蘭德崇拜尼采式的超人，《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她早年研習的「聖經」。安·蘭德的小說主人公總是由兩類人組成：創造者和寄生蟲。要麼是創造者，要麼就是「二手貨」。

1950年代，安·蘭德在紐約34街120號建立了一個客觀主義哲學團體，並自諷為「安·蘭德集團」，她是當仁不讓的教主。隨著粉絲和門徒的增多，安·蘭德建立了一個等級森然的「組織」，每個門徒都必須宣誓效忠她本人。蘭德主義的信條不容置疑，質疑者將被驅逐，甚至閱讀「敵人」的書都是不允許的——他們甚至還有一個允許閱讀的書單。就這樣，他們「理性」地團結在安蘭德的周圍，並不認為對蘭德的信仰和對其他思想的排斥是頗值得用理性來推敲一下的。這個狂熱的自由主義團體，卻有著獨裁專制的氣質

作為在另一個世界裡有過「組織」生活的人，我常常好奇其「組織」的運轉機制，為什麼那麼多門徒與粉絲甘願臣服於安·蘭德的「淫威」之下？也許蘭德主義的門徒之一、布蘭登的妻子芭芭拉的話可以作為這種現象的註解，她說：「你一旦接受了她的前提，就無法逃避隨後的邏輯鏈。」

是的，閱讀安·蘭德的作品，常常驚嘆於其無與倫比的邏輯力量，許多人自以為可以駁倒她，但是一旦親歷接觸，便立刻心悅誠服，五體投地，臣服於她女王般的魔力之下。

儘管安·蘭德瞧不起「二手貨」，但是教主也是需要「二手貨」，需要粉絲和門徒的。我們來看看安·蘭德的這些「二手貨」都是什麼人物。

除了後來成為她情人的首席粉絲布蘭登以外，前聯邦儲備局局長阿倫·格林斯潘也是蘭德粉絲團的成員。這位被媒體業界稱為「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毫不隱晦安·蘭德哲學對他的影響，格林斯潘相信，蘭德為資本主義奠定了道德基礎。1970年代，格林斯潘加入了福特總統的經濟委員會，制度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說，或許只有布爾什維克和蘭德主義才能治癒通貨膨脹，格林斯潘應聲答道：至少我就是。

不過，在一切門徒和粉絲中，布蘭登顯然具有無可置疑的首席地位。正如後來芭芭拉所言，如果有人把蘭德當成上帝，那麼，布蘭登就是耶穌。

（二）

1950年3月2日，當納撒尼爾·布蘭登第一次敲開安·蘭德位於加利福尼亞費爾南多谷地農場的大門時，布蘭登尚不滿20歲。在這之前，布蘭登已經給自己的偶像寫了兩封信。第一封沒有得到迴音；第二封安·蘭德回了一封簡訊。布蘭登欣喜若狂，在這之前，他已經把《源泉》讀了40遍，精彩部分甚至讀過上百遍。

那個時候納撒尼爾·布蘭登還不叫納撒尼爾·布蘭登，那時他還叫納撒·布盧門撒爾，住在加拿大馬尼托巴省，在叔叔的珠寶店打工。1949年，納撒·布盧門撒爾已經考上加利福尼亞的大學，離他崇拜的偶像只有咫尺之遙。

在安·蘭德回復的長信中，她不厭其煩地解釋了納撒·布盧門撒爾提出的問題，並且說，他正在撰寫一部長篇巨著《阿特拉斯聳聳肩》，雖然時間有限，幾乎處於封閉狀態，但是她還是在信中要了納撒·布盧門撒爾的電話，隨後打電話邀請他去農場做客。

給納撒·布盧門撒爾開門的是安·蘭德的先生弗蘭克·奧康納。這位英俊的好萊塢二流演員當然還想不到日後他們複雜的情色關係。第一次登門的納撒·布盧門撒爾肯定也想不到，他當時必定抱著朝聖的心態，一睹先知的面容，可以想像見面的場面，納撒·布盧門撒爾誠惶誠恐，如對神明。

安·蘭德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這位英俊的青年是未來自己合適的接班人，他既聰明又服從，這正是一個好門徒必備的素質。當然，布蘭登只有在安·蘭德的羽翼之下才可能揚名立萬。這是後話。

納撒·布盧門撒爾注意到，他的偶像比書上雜誌上的照片更矮更胖，一頭深棕色短髮，身穿樸素的方格襯衣和裙子，煙不離手，濃濃的俄國腔顯出極不協調的怪異。

她說，她的小說始終貫穿兩個主題：一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勢不兩立的鬥爭；二是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的鬥爭。所謂神秘主義就是非理性地屈從於一個神、一個暴君或是一個集團。只有資本主義是完全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的，只有資本主義才能維護自由和創新精神。理性是唯一的神。

他們的談話持續了9個小時，納撒·布盧門撒爾驅車離開農場的時候，東方欲曉，如劍的霞光正刺破濃雲，掠過農場的莊稼地。天空由混沌漸至分明，彷彿開天闢地的那一瞬，天地之間酣暢淋漓。

此後，納撒·布盧門撒爾改名當「納撒尼爾·布蘭登」，在希伯來語中的意思正是「安·蘭德的兒子」。

第二年夏天，布蘭登的女友芭芭拉也加入了安·蘭德的周末粉絲團。那個時候，布蘭登與安·蘭德整夜整夜地通電話，一聊就是幾個小時。安·蘭德看出了布蘭登身上與己相似的品質，那就是聰明、理性，猶如暫時沉寂的煙火，總有一天必定大放異彩。

她說，她能辨別一個人有沒有思考能力，她把布蘭登和芭芭拉稱作《源泉》的孩子，把《阿特拉斯聳聳肩》的章節大段大段地念給他們聽。想必此刻，安·蘭德也在經歷著孤獨者的痛苦吧，她的智力明顯高於她的丈夫和朋友，周圍並無合適的談伴。布蘭登的到來就如魯濱遜在荒島上迎來了「星期五」，他不但順從她，而且能理解她。

1951年6月，芭芭拉考上了紐約的研究生，布蘭登也打算到紐約大學攻讀心理學。那段時間，熱烈的討論不見了，農場里顯得空曠而又寂寥。不管承認不承認，她突然發現她已離不開《源泉》的「孩子們」了，其實丈夫奧康納早已經發現，妻子對於布蘭登的熱情近乎打情罵俏，但他生性溫和被動，況且布蘭登只是個孩子，因此也沒有多想。

然而這一次安·蘭德決計要搬到紐約去，她越來越懷念紐約的智性生活，與知識分子扎堆的紐約相比，加利福尼亞就是個大鄉村，而他自己就住在鄉村中的鄉村。她說，她再也受不了加利福尼亞。現在布蘭登走了，她已經住無可戀。而且她的「孩子們」都在紐約。

她說服了奧康納於1951年10月24日搬進了紐約三十六大街的新公寓。當天晚上，布蘭登和芭芭拉便登門拜訪。蘭德的家裡又有了新氣象。他們如饑似渴地討論《阿特拉斯聳聳肩》的新章節，常常爭論得面紅耳赤。

更多的粉絲加了進來，而這一切布蘭登功不可沒。布蘭登介紹了十幾位親戚朋友，他們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年輕、聰明，而且大部分是猶太人。布蘭登像耶穌一樣到處佈道，他的傳道對象就包括阿倫·格林斯潘。

蘭德一開始並不喜歡格林斯潘，稱他為「殯儀館業務員」，因為在大多數粉絲團成員的印象中，格林斯潘太過沉默，鬱鬱寡歡。但是格林斯潘很快贏得了安·蘭德的青睞，他豐富的經濟學知識是安·蘭德所缺乏的，而當時她正在撰寫《阿特拉斯聳聳肩》，格林斯潘的經濟學素養是可以幫上忙的。

格林斯潘身上具有蘭德喜歡的因素，他總能把問題問到點子上去。安·蘭德意識到，這位年輕人日後一定有出息，把他的外號改為「沉默的巨人」。

不過安·蘭德對於米塞斯，這位奧地利學派祖師級人物卻一開始就意見不合，並且終生未愈。米塞斯當然不是蘭德粉絲團的一員，從輩分上說，米塞斯是安·蘭德的長輩。安·蘭德指責奧地利學派只在乎資本主義的現實依據，不在乎道德依據。在她看來，理性利己主義不但是一種現實選擇，而且它還具有崇高的目的。

這一次，兩個人又當著布蘭登的面吵起來了，米塞斯只反對經濟方面的管制，仍然支持「守夜人政府」的權力，包括徵兵。而蘭德認為生命權是一切權力的基礎，堅決反對徵兵。據說，米塞斯罵她是個猶太傻女孩，蘭德哭了，這是一個小插曲。不過，這件事遭到安·蘭德的否認，蘭德粉絲團到處闢謠，他們的教主不可能是個哭鼻子的女孩。米塞斯同意闢謠，但是接待米塞斯和蘭德的東道主多次私下承認，確有其事。

布蘭登後來回憶說，他們不是生活在紐約或加州，而是生活在《阿特拉斯聳聳肩》中。安·蘭德把粉絲團稱為「彗星」，把布蘭登稱為「慧核」，她自己可能就是巨大的星系了。現在星系向「慧核」發出了邀約。布蘭登越來越感到了教主的熾熱和曖昧。表面上看，安·蘭德是布蘭登的長輩，她比他大25歲，就像布蘭登的名字一樣，他是她的「兒子」。安·蘭德甚至深入到布蘭登和芭芭拉私人的隱秘世界，當他們感情出現波瀾時，安·蘭德起到了調解和緩衝的作用。布蘭登對安·蘭德敬愛有加，而芭芭拉逐漸感到了威脅。

1953年1月，布蘭登和芭芭拉的婚禮在紐約郊外的白色平原舉行，奧康納和安·蘭德充當他們的伴郎和伴娘。似乎嫌微妙的四人關係還不夠，布蘭登的母親蒂娜·布盧門撒爾也摻乎進來，蒂娜·布盧門撒爾發現兒子「喜歡安·蘭德超過喜歡自己」，為此非常不滿。

1954年9月，奧康納夫婦和布蘭登夫婦結伴去加拿大旅行。這次旅行可能加速了布蘭登和安·蘭德的「不倫」關係。在回來的路上，安·蘭德和布蘭登打情罵俏。同行的芭芭拉說，他們彼此凝視「彷彿深入對方，再也拔不出來。」布蘭登向醋意大發的妻子保證，他不會愛上比自己大25歲的安·蘭德，可惜這個承諾只保持了兩天時間。

回到紐約不久，安·蘭德把奧康納、布蘭登和芭芭拉召進自己的卧室。她平靜地宣布：她和布蘭登相愛了！「我們不是柏拉圖主義者……我們如果想要奉行自己公開宣揚的價值觀，為什麼不能相愛呢？」

理論家總會為自己的行為尋找「理論」依據。安·蘭德是何許人也？人類至高理性神廟裡的女祭司，一切經驗在她身上都將失去意義，在她的世界裡，唯一可靠的是理性，理性是最高的神。而你一旦接受了她的前提，就會無可救藥地掉入她的邏輯黑洞，再也逃不出來。

奧康納和芭芭拉居然同意了。兩個多月後，安·蘭德與布蘭登變成了情人。奧康納和芭芭拉同意他們一周見面兩次。安·蘭德再次安慰他們，這種情況至多持續一兩年。她一向潔身自好，臨老前理應痛快一下。「如果我們境界不夠高，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

她的意思是，周圍的人境界都不高，因為她是「超人」，自然適應於另一種價值觀。

（三）

西方有諺：「抓破一個俄國人，露出一個韃靼人。」劉仲敬先生接著說道：「抓破哲學家安·蘭德，就會露出好鬥的蘇聯知識分子。抓破政治活動家安·蘭德，就會露出隱秘的俄羅斯猶太人。」

美國精神的辯護人卻出生於俄羅斯帝國時期的聖彼得堡，原名阿麗莎·濟諾維耶芙娜·羅森鮑姆。父親是藥劑師，母親是牙醫，這正是猶太人家庭最喜歡的職業。生逢亂世，未雨綢繆，猶太人相信一份穩定的職業或手藝可保生活無虞，但是在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父親的藥房還是被沒收充公。

不管怎樣，當1905年2月2日作為四個女兒之中的長女安·蘭德出生的時候，父親和母親的職業足夠養活她。並且在她年幼時把她送進了斯托尤寧私立學校。這是一所昂貴的貴族學校，水平高，收費貴，但是思想自由，是俄羅斯自由派思想的大本營。學校的創辦人斯托尤寧夫婦是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教員中還包括詩人吉皮烏斯和哲學家羅斯基，兩人都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名士。

安·蘭德在後來的一篇自傳中說：「地球上有那麼多的國家，我卻出生在最不適合一個狂熱自由主義者生存的國家，這個國家就是俄羅斯。」

安·蘭德後來在具有深厚的經驗主義傳統的美國揚名立萬，其精神實質卻是俄羅斯的方式。或許缺乏自由的地方更加珍視自由，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安·蘭德說自己是一個狂熱自由主義者。

在經驗主義的美國，大概所謂的英雄一般都是社區模範，他們樂於助人、熱心公益，其內在的品質更加看重的是正直、誠實、敏於行而納於言。而這些，從來都不是「優等生」安·蘭德的強項。「優等生」的特點在於智力和知識的超越性。他們更加信服的是邏輯的力量和理論的徹底性。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近代以來，所有從專制貧弱狀態轉型過來的國家，更容易接受極端和徹底性的理論，徹底而正確的理論總是受到英雄或者先知般的崇拜。因為那理論從未付諸實踐，不可能通過「經驗」判斷其優劣，相信它的人更看重的是理論的抽象性和邏輯的自洽性。

後來成為經濟學家的楊小凱曾言，英國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洛克對他影響巨大，在洛克眼裡，理性是有限的。思想家顧准經過苦苦求索，也沉痛地宣布，他要從革命的理想主義走向不那麼完美的經驗主義。

然而安·蘭德卻聲言：理性是唯一的神。

小安·蘭德10歲時就顯露出了過人的文學天賦。他的早期小說的主人公總是來自英國——這個她常常嘲笑的盎格魯經驗主義傳統濃厚的國度。作品中絲毫看不出俄羅斯或猶太人與生俱來的憂鬱的氣質，正像她後來的作品一樣，總是概念先行。劉仲敬先生說，她總是一個異鄉人，她的家園永遠不在她生活的地方。觀念的投影多，經驗的血肉少。他們總是用理想矯正經驗，而不是用經驗修正理想。

1915年，小安·蘭德遇到了一生中第一個心靈朋友——奧爾加·納博科夫小姐。沒錯，就是納博科夫家族，那個寫出了震驚世界文壇的小說《洛麗塔》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是奧爾加的哥哥。其實納博科夫家族在俄國早就是一個顯赫的家族，奧爾加的祖父是沙皇改革者亞歷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亞歷山大二世時代大約相當於中國的戊戌變法或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作為司法大臣，老納博科夫從英國引進了陪審制，這一制度對俄羅斯的改革進程產生了持續的影響，一直持續到十月革命以後。

那時，從本地居民中抽選的陪審團經常根據輿論、正義與良知，而非成文法，判處政治犯無罪釋放。他們很少判政治犯死刑，即使那些遭到流放的政治犯也會得到仁慈的對待，當他們凱旋而歸時，人們像擁抱明星一樣用鮮花鋪就歡迎的地毯。

陪審團制度是英國經驗主義的產物，納博科夫家族是英國紳士經驗的擁躉者。奧爾加小姐熱衷於向蘭德證明君主立憲制的優越性，而安·蘭德卻擁護共和制，因為這種制度在理論上更為自洽，君主立憲制混合了人類理想和現實的妥協性，符合經驗理性，卻不符合唯理主義。

據奧爾加小姐回憶，那時候的安·蘭德常常言語激烈，帶有挑釁的意味。好在奧爾加並不在意，他們沉浸在思辨的思維快樂之中。這也證明了經驗主義常常更寬容，因為妥協是它理性的一部分，而唯理主義卻不能容忍理論的不徹底性，小蘭德對辯論的勝利看得極重。

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時，安·蘭德只有12歲。1918年夏末，安·蘭德一家登上駛向克里米亞的列車，納博科夫一家也向同一個目的地前進。不久，奧爾加的父親在克里米亞政府中再度入閣。

當克里米亞於1921年也被布爾什維克攻陷時，蘭德燒毀了她的日記，以免日記中強烈的反蘇言論被發現。蘭德接著返回聖彼得堡就讀大學，主修歷史，副修哲學。

在一次聚會中，安·蘭德結識了自己的初戀對象列夫·貝克爾曼。列夫也是猶太人，比蘭德大4歲，當時在聖彼得堡技術學院工程系讀書。後來蘭德回憶說：「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他時，被他的英俊嚇了一跳。我非常喜歡他的長相。」

蘭德心目中的美男形象在其後來的小說《源泉》中可以找到線索，他的丈夫弗蘭克·奧康納也是這樣的形象。

安·蘭德驚喜地發現，列夫和她的政治觀點非常接近，甚至列夫身上的傲慢氣息也是安·蘭德喜歡的，就像她眾多小說裡面的主人公一樣，先知和英雄當然是傲慢的。

那時候，蘭德與列夫經常出入米哈伊羅夫斯基劇院聽輕歌劇，她後來將這段經歷寫進了小說《我們活著的人》，稱她的初戀是「瘋狂的、不顧一切的」。

蘭德的自信使她習慣於主動，在感情生活中也是如此，她畢生主動，似乎覺得理應如此。但是她沒有想到，列夫並不喜歡倒追的女生。因為列夫受不了這樣的主動、這樣強勢的女生。幾個星期後，他就不再跟蘭德約會了，甚至在派對中，列夫也對蘭德不理不睬，於是蘭德的初戀就這樣夭折了。

蘭德在晚年的回憶中說，如果她第一個愛人願意投桃報李，她大概就會留在俄國了，不會到美國來。

列夫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因為「陰謀破壞列寧格勒坦克工廠」罪名而送命。1960年代，蘭德仍然無限唏噓地寫道：「（列夫的）整個問題……在我頭腦中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故事。我唯一解釋……將會是我在《我們活著的人》中寫利奧的那些文字。那是蓄意的自我毀滅，是故意將他自己交給平庸……（在那種環境下，無論他擁有）多高的價值，都不會有出路。」

形勢越來越嚴峻，1922年，蘇聯流放了第一批220名知識分子，她的母校斯托尤寧也遭到關閉。不過蘭德還是在1924年拿到了畢業證書。在國立銀幕藝術中等技術學校找到了一份工作，此時，她已經下決心移民美國。

1925年夏天，安·蘭德申領了一個蘇聯護照。她在申請簽證的時候向移民官保證：她的未婚夫列夫還留在蘇聯，她不會久留美國。在西方人看來，當然這是不誠實的表現，但是蘭德私下裡說道，當他人的不義使誠實危及自身時，誠實的義務自動終止。

1926年1月17日，安·蘭德懷揣母親安娜籌措的300美元，把寥寥幾件舊衣服和打字機裝進外婆的箱子，穿上母親的舊夾克，登上了前往里加的火車，她將在那裡轉船駛向她夢想的美國。

送行的隊伍中出現了列夫的身影，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吻了她的手。

（四）

可以相信，和我2014年在曼哈頓的感受一樣，安·蘭德第一次踏進紐約燈紅酒綠的繁華街區，就有一種恍如隔世之感，一邊是物質匱乏的蘇聯新經濟政策，一邊是流光溢彩的柯立芝（美國總統）繁榮。儘管當時只剩下幾十美元，只會說十幾個英語單詞，而且全都「發音不正」，安·蘭德還是陶醉其中，她大聲說道：「我永遠不會忘記這裡。難以置信的歡樂與不羈。跟蘇聯真是大相徑庭！」

在紐約短暫停留後，安·蘭德投奔芝加哥的表妹。正是在開往芝加哥的火車上，她為自己設計了「安·蘭德(Ayn Rand)」這個響亮的名字。這個日後闖進美國思想界馬群的「異類」已開始揚鞭奮蹄。

至於為什麼選擇「安·蘭德」這個名字，甚至在作者自己的解釋中也語焉不詳。有說是借用一位芬蘭男作家的名字；有說借用「雷明頓蘭德（Remington Rand）牌打字機的名字；又說是俄國原名的縮寫或變形；又說是希伯來語昵稱的變形。

其中隱秘的原因很可能是想避開她的猶太人身份。芝加哥的表妹曾經私下說過，蘭德認為她不能用猶太人的名字出書，因為人們不會聽猶太人的話。

總之，此時的安·蘭德躊躇滿志。在芝加哥停留了半年以後，便決定奔赴加利福尼亞，她要在好萊塢闖出一片天地來。

即使窩在芝加哥表妹的閣樓上，安·蘭德仍然念念不忘初戀男友列夫·貝克爾曼。她給他寫信說，希望他到美國來。她承諾，即使等到1947年，即使那時她已經成了好萊塢大明星，她也會親自到車站接他。列夫是否收到這些信件，已經無從考證，但是此後蘇聯改變了移民政策，很難再有人能夠離開蘇聯。蘭德趕上了末班車。

初闖好萊塢，安·蘭德便在著名導演德米爾的斑鳩電影城裡找了份工作，不久升任審稿編輯。其實跟她的才華畢現相比，她在斑鳩電影城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後來的丈夫弗蘭克·奧康納。奧康納出生於愛爾蘭天主教家庭，卻主動脫離了家庭的信仰與階級。安·蘭德遇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德米爾的一部電影里飾演一個角色。蘭德第一次看到穿著羅馬士兵服裝的奧康納，就決定倒追他。

強勢女生又一次出手，不過這次，弗蘭克·奧康納不同於列夫·貝克爾曼，奧康納是個英俊溫和的暖男，很快他們就成雙入對，利用一切晚上和周末的時間約會，此外兩人都是無神論者，很快便找到了共同話題。

1929年4月15日，蘭德和奧康納結婚。1929年6月，她作為美國公民的妻子獲得永久居留證。

安·蘭德在好萊塢的事業順風順水。不久，《我們活著的人》被寫了出來，這部以蘇聯革命為背景的小說描寫了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的戀愛的故事，彷彿其後奧康納夫婦與布蘭登故事的隱喻。

奧康納的演藝生涯也漸有起色，兩人裝修了新的公寓，還買下了汽車，那是一輛二手的納什牌汽車，但是似乎蘭德始終沒有學會開車。

不過，安·蘭德寫的舞台劇《一月十六日夜》贏得了更大的成功。正如蘇格拉底的對話錄更像是用哲學寫文學，安·蘭德則是用文學寫哲學。在這部舞台劇中，安·蘭德設計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局，瑞典金融家福克納從豪宅陽台上墜樓身亡，人們最初以為是自殺，然而陪審團發現了許多相互矛盾的證據。福克納剛剛結婚，卻與秘書私通，秘書有謀殺的機會與動機，然而，福克納的岳父同樣有充分的謀殺動機和機會。

舞台劇最終從觀眾當中選出陪審團。如果陪審團相信福克納秘書充滿激情的自白，那麼觀眾就是浪漫主義者；如果相信秘書是淫婦，福克納的岳父是無罪的，那麼觀眾就是現實主義者。如果觀眾選擇後者，他們的「自由意志」就是怯懦的。

《一月十六日夜》的影響逐漸超出了西海岸，紐約的戲劇大佬在向蘭德招手，他們希望這部舞台劇在百老匯上演。這對安·蘭德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在紐約，更能找到知識分子的VIP感覺。可是搬到紐約去，對於剛剛在好萊塢稍有起色的奧康納來說卻意味著演藝生涯的結束。安·蘭德運用她超強的「自由意志」說服了奧康納。在婚姻當中，常常面臨這樣的窘境，婚姻中的一方要為了另一方的發展犧牲自己的事業，成全更加優秀的一方，看來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這一次，奧康納成為了犧牲的一方。若干年後，奧康納自嘲地說，他是「安·蘭德先生」。奧康納的外甥女咪咪·薩頓說，他們一度也為此爭吵過，但是奧康納生性溫順，沒有獨當一面的魄力，很快便認清了形勢，滿足於長期料理家政，也就只好當「安·蘭德先生」了。

《一月十六日夜》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成功。而《我們活著的人》為安·蘭德贏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她經常被邀請舉辦演講，她向觀眾指出：俄國的新統治者既非民選，又不能被選民罷免。他們還掌握一切媒體，統一分配所有的食物、住房和工作。他們拒絕一切批評，把不同意見者隨意流放或屠殺。他們根本否定個人權利的存在，聲稱一切國家都是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據說，她離開蘇聯前，她的親戚懇求她向世界揭露真相。「俄羅斯是一座墳場，我們正在死去。」現在她做到了。

想想1930年代羅曼·羅蘭、紀德等一批西方左翼知識分子被邀請去蘇聯訪問，回國後不過客氣地說了幾句公道話，就被世界左翼陣營和蘇聯政府批得體無完膚，安·蘭德的演講在左派氣氛瀰漫的美國三十年代可謂振聾發聵。此時，安·蘭德一定在心裡已經界定了自己的終身大敵，那就是集體主義。

安·蘭德最重要的小說之一《源泉》開始構思。尼采式的個人主義英雄霍華德·洛克粉墨登場。洛克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建築設計師，他設計的摩天大樓象徵著資本主義的理想和原則，而因循守舊的庸人總想破壞這一切，但是「高貴的靈魂」無視威脅利誘，最終實現了自己的理想。

只有庸人才會需要一個全能全知的神，需要利他主義的事業和目標確定的獨裁者，而真正的個人主義必須依靠自己的原則、自己的思想而生活。

個人權利是一種天賦的權利，這種權利是與生俱來的，不是社會賦予的，他人和任何集體都無權剝奪。基於個人主義建立的國家權力是有限的，因為它受不可剝奪的個人權利之限制。

自由主義者認為：「我不想控制任何人的生活，也不想讓任何人控制我的生活。我不想統治，也不想被統治。我不想做主人，也不想做奴隸。我不願為任何人犧牲自己，也不願任何人為我犧牲。」

蘭德告訴說，不要被集體主義的老把戲迷惑，他們說：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自由，因為你不能隨意殺人，社會不允許你殺人的時候已經約束了你的自由，社會擁有以任何它認為合適的方式約束你自由的權利，所以，丟掉自由的幻想吧——自由取決於社會的決定。

錯了，阻止你殺人的不是社會，也不是某種社會權利，而是其他人不可剝奪的生命權。這不是雙方權利之間的「妥協」，這是確保雙方權利不受侵犯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不是來自於社會的法令，而是來自於每個人不可褫奪的權利。

在你的權利範圍內，你的自由就是絕對的。

安·蘭德對自由的理解更接近於以賽亞·伯林的「消極自由」，但是與伯林、米塞斯、哈耶克這些自由主義大師不同的地方在於，她把個人自由納入了道德的範疇，個人主義不光是權利，更是道德。

1943年，《個人主義的道德基礎》為安·蘭德奠定了哲學家的稱號，本書堪稱笛卡爾式理性主義公設的邏輯總結。不過，此時大賣的作品還是《源泉》，《源泉》為她贏得了暢銷書作家的聲譽。

《源泉》的銷路扶搖直上。華納公司接受了蘭德5萬美元的改編要價，他們還願意替奧康納夫婦出旅費，聘用蘭德改編劇本，如果改編時間超過一個月，公司每周額外支付500美元。

1943年10月，奧康納夫婦重返好萊塢。他們在加利福尼亞費爾南多谷地買下了一座農場。

（五）

費爾南多谷地農場會見時，《阿特拉斯聳聳肩》的邏輯大廈已經開始構建。現在這座大廈即將矗立於人類思想的高地之上，安·蘭德專心撰寫約翰·高爾特最後的演講，那將是她整個哲學的拱衛基石。

從1953年至1955年，為撰寫這篇演講，蘭德殫精竭慮，她暗下決心，這篇演講必定無懈可擊。它一度33天足不出戶。布蘭登身兼情人和秘書，始終相隨左右。很難想像，如果沒有精神伴侶布蘭登的支持，她會安然度過那段沉重灰暗的日子。

1957年3月20日，《阿特拉斯聳聳肩》終於完稿。她一定想起了奧維德在《變形記》中的吶喊：吾詩已成。無論大神的震怒，還是山崩地裂，都不能把它化為無形！出版商建議將書中冗長的演講刪去一些，因為讀者只喜歡讀故事。安·蘭德反問道：「你會刪節《聖經》嗎？」

在蘭登書屋的營銷會上，有個推銷員要求蘭德概括本書的精要，安·蘭德說：「哲學是客觀主義，認識論是理性主義，倫理學是個人主義，政治學是資本主義。」全場掌聲雷動。安·蘭德儼然萬民崇拜的先知。

安·蘭德功成名就，理應享受粉絲們的歡呼與崇拜。她走到哪裡都像好萊塢明星一樣廣受矚目，狗仔隊如影隨形。布蘭登夫婦充當了她的經紀人角色，為她安排演講和採訪。布蘭登還安排安·蘭德到大學裡做講座，我們的女祭司辯才一流，成功說服許多學生放棄了原有的價值觀，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皈依者」加入進來，許多大學裡成立了蘭德主義社團。

布蘭登仿照學院的課程把客觀主義整理成20個系列教程，他們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廣告，報名聽課的學生越來越多。格林斯潘、布蘭登夫婦也各自開設了自己的課程，蘭德團隊彷彿一間民間大學。

布蘭登曾自豪地說，是他把蘭德從一個受壓制的小說家中拯救出來，變成了廣受歡迎的公共哲學家。

隨著門徒的增多，蘭德團隊提高了准入的門檻，擴大了等級差異。只有蘭德本人和布蘭登夫婦有權自稱「客觀主義者」，其他門徒只能稱為「客觀主義學員」，所有學員須研讀《阿特拉斯聳聳肩》，必須繳納學費，而且不能自由提問。蘭德的脾氣越來越大，似乎有一種無形的規律使她越來越滑向她原來憎惡的敵人——冷酷的獨裁者。

隨著名氣的上升，安·蘭德的心情卻越來越壞，常年依靠咖啡、香煙和安非他命振作精神，也許她預感到她的創造力即將枯竭，完成《阿特拉斯聳聳肩》以後，蘭德再也沒有寫出像樣的作品。她與布蘭登的關係也遇到了危機。她不再打扮自己，持續的憤怒使她顯得愈加年老，她決然地宣布結束與布蘭登的身體接觸。

布蘭登並非不感到欣慰，他表示放下個人感情的負擔，全身心地投入到方興未艾的蘭德主義大業。

然而，當布蘭登真正偏離蘭德感情的軌道時，一場大地震還是會如期而至。

1963年，布蘭登覺得自己愛上了23歲的時裝模特帕特麗西亞·格里森。特帕特麗西亞和她的丈夫是蘭德公開課的資深學員，他們的婚姻出現了問題，於是找到了團體首席心理學家布蘭登。布蘭登非常享受特帕特麗西亞的狂熱崇拜，這是他跟蘭德在一起時享受不到的，他和安·蘭德在一起時，位置是顛倒過來的，他給她提供女王的快感，現在輪到他享受這種快感了。

事後，布蘭登在床上告誡特帕特麗西亞，不可在安·蘭德面前露出馬腳。特帕特麗西亞天真地問：「你為什麼不對安實話實話呢？她那麼理性，那麼現實。」布蘭登苦笑道：「那你就會領教無法想像的大地震了。」

1964年初，芭芭拉也愛上了蘭德公開課的同事，她沒有對布蘭登隱瞞，布蘭登也勉強同意了他們的關係。不過，此時布蘭登正跟特帕特麗西亞打得火熱，直到三年後，布蘭登才向芭芭拉坦白了他跟特帕特麗西亞的戀情，並且要求妻子幫他瞞住安·蘭德，芭芭拉也勉強同意了。

布蘭登騙過了安·蘭德，卻無法騙過公開課的同事們，他們多次碰見布蘭登和特帕特麗西亞一起參加舞會，駕車兜風，謠言開始生成，芭芭拉忍受不了，兩人低調分居。蘭德又一次試圖侵入他們的隱私，乘機建議與布蘭登恢復身體接觸。布蘭登不敢說實話，只好以精神不好為由拒絕，蘭德懷疑他嫌自己老了，布蘭登矢口否認。

1965年12月，特帕特麗西亞與丈夫離婚，幾周後，布蘭登夫婦也宣布離婚。1966年初，布蘭登公開與特帕特麗西亞同居，一切緩衝餘地消失殆盡。

1968年7月3日，布蘭登給蘭德寫了一封長信，他在信中對蘭德表示了感激和歉意，希望這段感情不會影響他們的友誼和在事業上的合作。當天晚餐時，布蘭登將這封長信交給安·蘭德。「無法想像的大地震」立刻爆發了。

安·蘭德稍稍瀏覽了幾頁，立刻尖叫起來：「你這個混蛋！混蛋！混蛋！垃圾！騙子！豬玀！」蘭德當即給芭芭拉打電話：「你瞧瞧，這個魔鬼都幹了什麼！」芭芭拉進門時，安·蘭德仍在辱罵，她指控布蘭登一直在欺騙她，剽竊她的思想，發誓要跟他一刀兩斷。

8月23日，安·蘭德在門廳接見布蘭登和芭芭拉，做最後的裁決，她曆數布蘭登的罪狀，打他的耳光，並且詛咒他陽痿二十年。

8月28日，布蘭登正式退出社團和《客觀主義》雜誌，9月2日，蘭德公開課關門大吉。蘭德主義是蘭德創造的，蘭德主義運動卻是布蘭登經營的，沒有布蘭登，蘭德主義運動也就逐漸式微。

布蘭登和特帕特麗西亞正式結婚，遷往洛杉磯。格林斯潘忠於社團，跟布蘭登絕交。沒有布蘭登的蘭德社團事實上已經瓦解。

安·蘭德的健康狀態也不容樂觀，1974年，蘭德發現呼吸困難，經醫生胸部X光檢查，在肺部上發現了腫瘤，不得不切除半邊肺葉。但是她仍然吸煙，並且越來越猜忌、多疑，在團體內部不斷清洗，就像獨裁者一樣，日益陷入孤立之中。

1979年11月7日，弗蘭克·奧康納去世，這個如影子一般的男人，仍然是安·蘭德唯一的安慰，在他的彌留之際，她握著他的手，暗自垂淚。兩年多以後，1982年3月6日，安·蘭德死於充血性心力衰竭。

生前她最後一次演講曲終奏雅：「你要捍衛自己的人格，捍衛自尊的美德，捍衛人的本質：至高無上的理性頭腦。你應該無比堅定，完全相信你的道德就是生命的道德，為地球曾經存在的一切成就、價值、偉大、善良和幸福而鬥爭！」

原載《書屋》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