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先鋒文學的青春時代

本報記者周南焱

62歲的馬原現隱居在雲南西雙版納的鄉下，撥通他的電話後，背景聲里能聽到雞鳴狗吠。他爽朗大笑，說家裡養了一百多隻雞，散養在山上山下，每天餵雞的時候很壯觀。馬原現在過的是勞力者的生活，有時一天幹活要超過十小時，而不是以前勞心者的生活。

一旦談起文學創作，這位先鋒作家的旗手還是滿懷熱情。今年是先鋒文學30周年，當年馬原、余華、格非、孫甘露、莫言、殘雪等年輕人，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學潮流。先鋒文學在今天已被淡忘，重返先鋒文學的青春時代，也許才能更加看清當下的文學乃至文化景觀。

從發表困難到一舉成名

一九八五年初秋，張新穎從山東到上海復旦大學念本科，隨身帶著兩本雜誌，一本上面有張承志《北方的河》，另一本上面有劉索拉《你別無選擇》，這兩部小說讓他感到驚異。同一年，他還注意到一個東北人，後者喜歡說「我就是那個寫小說的漢人馬原」，發表了小說《岡底斯的誘惑》。莫言也在這一年發表了第一個中篇代表作《透明的紅蘿蔔》，殘雪發表了小說《山上的小屋》。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張新穎稱，一九八五年是一個奇特的年份，一下子湧現出一批傑作。

馬原大學畢業後，一九八四年在西藏當記者、編輯。之前他往文學期刊投稿，屢屢被退稿，偶爾發表一些小說，但毫無影響力。「西藏相信有神論，我原來接受的是無神論教育，去西藏後眼界、立場角度變得不同，寫作就發生了改變。」馬原說，《岡底斯的誘惑》等小說突然受到大家的關注，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一夜之間就成了明星一樣的人物。

在馬原寫出一種新小說的同時，另外一批年輕人也在探索小說創作。上海郵遞員孫甘露、浙江海鹽牙醫余華、師範大學剛畢業的蘇童、青年教師格非等人，不約而同嘗試寫先鋒小說。格非在華東師範大學的宿舍，也成了這批年輕作家的一個根據地，馬原、余華、蘇童、北村等人來上海，都會聚集到那裡徹夜長談。《收穫》編輯葉開曾是格非的學生，也參與其中。「大家聊文學的熱情很高，不斷切磋，氣氛很濃郁。」葉開說，那時的生活條件很差，晚上就打地鋪或者住招待所。

這批作家當時都是二三十歲的新人，職業五花八門，創作的小說不好懂，被認為不知道寫什麼。「小說寫出來後發表特別困難，不容易被人接受，我們感到很壓抑。我特別感謝《收穫》，我只發表了一個短篇小說，他們就專門給我開一個研討會。」孫甘露說，《收穫》儘管是一個老牌雜誌，但心態非常開放，能接納各種可能性的寫作。

現任《收穫》執行主編的程永新，一九八三年大學畢業後進入雜誌社做編輯，他跟馬原、余華等年輕作家一見如故。「之前都是傷痕文學、改革文學，跟社會問題結合太緊密，但我覺得好文學作品應該跟以前的東西不太一樣，好小說不應該只是劉心武《班主任》這類傷痕小說，還應有更豐富的東西，對人的精神有更豐富的表現。」程永新說，自己和余華、格非等人聊得投緣，在他的記憶里，他們喝酒聊文學，下棋打牌，是無比美好的一段日子。

在主編李小林的支持下，程永新先後編輯了兩期青年作家專號，後來被稱為先鋒專號。他把余華的《四月三日事件》選進了刊物，余華從此變成了《收穫》的鐵杆作者。格非是批評家吳洪森推薦的，他拿著《迷舟》手稿找程永新，說這個人一定要關注，以後會有大出息的。格非的《迷舟》此前投稿給《上海文學》遭退稿，為此吳洪森還與該刊編輯周介人絕了交。程永新拿到手稿後，希望格非修改一些文字風格。一周後改稿交來，讓他大吃一驚，風格完全不一樣。《迷舟》發表後，格非一舉成名。《收穫》《人民文學》也成了助推先鋒文學的兩大陣地，集合了一批青年作家，掀起了先鋒文學潮流。

年輕人對傳統的自發叛逆

先鋒文學今天已被視為一場文學運動，其實一直沒有一個運動口號，也沒有發表一個共同文學宣言，完全是作家自發性的創作。現任職上海作協的孫甘露，頭髮已經灰白。他笑道，年輕時寫小說，是對文學反映論的不滿，不認為文學只是現實的反映，感覺這種文學觀太窄，有一種對傳統文學忤逆的衝動。他寫的小說《信使之函》《少年酒罈子》，完全是詩化的語言，展現一種超現實的氛圍，語意的指向也是曖昧不清。此前的中國文學史上看不到這類小說。

在那之前流行文學工具論，文學為政治立場服務，馬原、余華、格非這幫年輕作家不認同這種工具論。在他們的心中，涌動著一股叛逆的熱情，彼此氣味相投。那時他們不喜歡《青春之歌》這類小說，對過往的文學心懷不滿，希望破除文學內容至上的窠臼，不約而同走上了形式創新的道路。如在馬原的小說中，他會不時告訴讀者，作者自身在虛構故事，破除常規的因果關係，打破了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又如余華的小說著意表現人的荒謬困境，在之前中國小說中也極罕見。

這些年輕作家還有將朋友的名字寫入小說的習慣，大多是因為給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太傷腦筋，也有人藉此與朋友開個玩笑。有時，他們也會將同一個名字用於不同的小說，有一段時期，馬原小說中的人物不是「陸高」就是「姚亮」，而北村小說頻頻出現「王茂新」、「林展新」這樣的人名。格非曾向北村當面問過這個問題，北村的回答是，「每次從廈門坐海輪來上海，來的時候是『茂新』號，返程則是『展新』號。」有趣的是，這種起名方式也成了先鋒小說的印記。

帶有叛逆色彩的先鋒小說浮出水面後，受到部分文壇保守勢力的打壓，但更有一批年輕評論家極力鼓吹。評論家吳亮最早提出，文學正在發生改變，用以往的批評方法沒法評判馬原的小說。在和馬原商量之後，他寫出了有名的文章《馬原的敘事圈套》，成為文學界一個事件。「吳亮從方法論上解讀先鋒小說，可以說是評論家的旗手。」馬原感慨，年輕批評家的推波助瀾，才讓一個時代的文學探索，引起世人的關注。

在大學本科期間就一直關注先鋒作家的張新穎，寫出了一系列評論，分析馬原、余華等人的小說，也是最早評論余華作品的批評家。他評論余華的文章，發在吳亮編輯的《上海文論》上。余華把這本雜誌在枕頭邊放了三個月，反覆讀了數十遍。余華成為文壇大腕後，無數人評論他的小說，但他坦率地說，這些文章他基本上不看了，再也沒有當初看張新穎文章的那種激動之情。

先鋒文學給文壇吹來一股新風，尤其受到年輕大學生的熱愛。「我第一次讀到馬原、格非的作品，感到很震撼。以前受現實主義的影響，對好人壞人的文學印象很僵化，但馬原、格非、莫言的作品，對歷史和現實有全新的呈現。」葉開動情地說，像莫言《紅高粱》里的土匪余占鰲大搖大擺進入文學殿堂，格非的小說告訴我們一切都是不真實的，顛覆了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的認識。葉開自身的創作，也受到了這些人的刺激和影響。作家邱華棟當年還在上大學，讀到先鋒小說也激動不已，和宿舍同學通宵討論，從此對當代文學產生了興趣，走上了寫作的道路。

商業市場時代各奔東西

葉開至今還保留著馬原、余華等先鋒作家出版的第一批書，他發現這批書的印數並不多，單本只有兩三千冊，但產生的影響力很大。那是非功利的時代，商業化還沒有進入文學領域，大家不以發行數量來看待，而是從文學本身來看待。他感慨，以前社會缺少商業娛樂，文學顯得很重要，先鋒文學的崛起，其實離不開那個時代的氛圍。

張新穎說，那個時候可能一個作家寫了一篇小說，大家就會注意到你，但今天就算你寫了十篇小說，還是沒有人注意到你。「當時的社會注意力很集中，而且文學是社會思想各個方面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整個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學上也是很正常的。」他認為，文學在今天不是社會最有生命力的東西，大家的注意力比較分散。用程永新的話說，現在作家、評論家同行碰面後，不再聊文學，而是聊股票或其他的東西。

從一九八五年興起，先鋒文學潮流僅僅持續了四五年時間，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就突然終結了。時代的注意力已經發生了轉變，市場經濟興起，文學不再備受關注，一下子被邊緣化，先鋒作家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余華放棄了先鋒小說的技法，回歸到傳統文學敘事，寫出了《活著》《許三觀賣血記》，被市場大眾接受，並成功轉型為國際作家。「余華跟我說要換個寫法，寫一個三部曲，《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給他帶來太多的榮譽，後來備受爭議的《兄弟》是第三部。」程永新說。

莫言、蘇童算是持續創作，也走上寫長篇小說的路子，保持了旺盛的創作生命力，但寫法全變了，不能再稱為先鋒文學。先鋒文學對小說形式的追求，逐漸被他們所拋棄。格非更是遭遇了很嚴重的精神危機，從1994年到2003年什麼都不寫，不知道究竟該幹什麼，寫給誰看，有誰來看。這些日子，他教書、讀書、帶孩子，直到十年後重新動筆，開始寫長篇小說「江南三部曲」，寫作手法也進行了調整。

馬原進入同濟大學教書，一度停止小說創作，還涉足電視劇。他乾脆提出「小說死了」，這個說法頗聳人聽聞。「時代發生了變化，小說不再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樣的公眾藝術。今天還有小說，但只是博物館藝術，小說已經退出歷史舞台。」馬原坦言，自己想做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故而中斷了創作。孫甘露也是如此，對寫小說本身產生了質疑，加上自身的個性特徵，後來編報紙去了，停止了小說寫作。

但在中斷創作近二十年後，馬原又重新拿起了筆，寫起了長篇小說，還準備寫系列童話。前兩年經歷了一場大病，馬原前往雲南鄉村隱居，如今家庭也很幸福，過上了簡單的生活。他在一年空閑時間寫作，笑稱自己在山上幾乎與世隔絕，沒有人打擾，生活容易形而上，題材風格也會偏形而上。在葉開眼裡，馬原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都發生了變化，創作正在試圖轉型，這需要相當的勇氣，弄不好就會把原先的聲望都耗掉。

難懂的小說如今會被扔掉

先鋒小說《信使之函》和《少年酒罈子》被編進了教材，過了30年還在重印，孫甘露感到已經很幸運。他有一段時間很困惑到底要寫什麼，總是不斷猶豫徘徊，遲遲沒能下筆。他正計劃寫一部長篇小說，把多年來的閱歷和思想都融入進去。至於作品的命運到底怎樣，能不能與當今時代相匹配，他覺得不是個人能左右的。

格非也特別懷念先鋒文學運動，那時作家們都有目標，努力克服傳統的阻力進行寫作。只是如今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原先在支撐先鋒文學潮流的那些東西都不存在了。「那個時代你寫一些別人看不懂的東西，別人還表示尊重；今天這個時代你只要寫別人看不懂的東西，別人馬上把你的扔掉。」作為國內最有名的文學編輯之一，程永新坦率地說，現在作家要是還寫形式探索的小說，不會引人關注。

先鋒文學潮流雖然消失了，但其寫作技巧和語言風格，被先鋒作家融入了後來的小說創作中。邱華棟說，今天的小說不再追求形式探索，但當年先鋒小說的技巧，今天已經變成作家們的常識，被廣泛運用到寫作中。他舉例，像蘇童、格非、莫言本身也延續了先鋒小說寫作技巧，打一個比方吧，就像一個年輕人二十歲喜歡搖滾樂，四十歲寫的作品比較沉穩，雖然風格變了，但過去的東西還是在發生作用。余華最近的長篇《第七天》，雖然備受爭議，但也復活了過去許多的先鋒文學技巧。

但說起近十年來的小說創作，程永新感到比較失望，數量巨大卻缺少令人興奮的作品，跟先鋒文學潮流無法相提並論，也沒有出現《活著》這樣的小說。在他看來，這兩年出現的長篇《繁花》不錯，但總體上，嚴肅文學往前走不快，沒有多大的進步。相較之下，年輕作家更樂於投入到商業類型小說寫作，類型小說十幾年來發展迅猛，出現了像劉慈欣《三體》這樣的科幻小說高峰。

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想要出現新一輪的先鋒文學潮流，葉開覺得不太樂觀，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可能性。「今天的文學比較散亂，缺乏統一性，最缺的恰恰是先鋒文學的探索精神，我們為討好讀者，完全喪失了探索的可能性。」他寄希望於90後，「要是90後群體不那麼功利化，不沉迷於賺錢，排除太多的市場影響，將來也許會誕生一批新的作家和一些新的作品。」

程永新不認為將來會出現一批先鋒作家，「只可能會出現個別零星的好作家。」他覺得90後作家笛安主編的《文藝風賞》還不錯，選了一些先鋒作家的作品，笛安的創作也吸收了先鋒文學的營養。「真的不能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這麼過去了，就把精神遺產給扔掉了。」他感慨，一個時代總需要一些走在前面的先鋒寫作者，可能將來還會出現一些好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