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中國模式」議

北京共識？中國模式？

近幾年來國際上的熱門議題之一，是「中國崛起」。但從民間中國的以及世界史常識的角度，如果要用「崛起」的語言，中國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意義上巨人崛起是1949年，而不是今天。當然，按物質財富的總量計算，中國已今非昔比。即使在科技、管理等方面仍然落後，即使詬病於階級、城鄉、地區等差別，即使丟棄了不少獨立自主另類現代的雄心，農村貧困的大幅減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乃至基於經濟實力的「大國心態」的膨脹，都是不爭的事實。

迄今討論得比較多的，是意在與「華盛頓共識」相匹敵的所謂「北京共識」。提出「北京共識」本來是一個積極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嘗試，尤其著眼於自主創新和重整國際秩序，是很有道理的。但這個提法顯然過於樂觀，實際上也並未形成。它至少迴避了以下的現實障礙：國內，以GDP增長為目標和出口為導向的戰略，造成可見的短期利益與長遠代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從社會人文到生態環境都不可持續。發展理念和公共政策中的偏差還導致社會危機，從而此起彼伏的群體抗議。國外，美國霸權之下嚴酷的國際制約不僅見於「中國威脅論」一類的敵對宣傳和各種經濟壓力，而且包括直接的政治、軍事挑釁，當下就有近海軍演。由於中國加入世界市場上的能源競爭，使其外部條件更加險惡。廉價勞動的「優勢」不但使中國經濟苦於內部的過度競爭，還加劇了窮國之間在全球市場中的零和博弈。發達國家更以流失就業機會為由，用勞工權利的旗幟置中國於道義劣勢。

在這樣的衝突格局中，共識如何可能?談論「北京共識」避開這些障礙，即落入掩飾矛盾的幻想。畢竟，任何容忍強度剝削、兩極分化、腐敗不公，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賴的發展方式，都缺乏形成共識的正義性基礎和吸引力。因此，只有反思改革以來的經驗教訓，撥亂反正，才能有效應對挑戰，找到一條中國真正能夠造福人民、鼓舞世界、引以自豪的道路，成為發展的榜樣。繼而得到全球南方及北方進步力量的支持和認同，形成真正的共識。

相比於未來時態的「北京共識」，「中國模式」進行時是個適當的選擇。它概念空間更大，由自我定義而留有廣闊的創新和調整餘地。儘管中國特殊的傳承和經驗，從在中國革命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理想到小城鎮等非經典城市化、工業化的實踐，恐怕都無法在目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大潮中求取「共識」，但它們卻是中國自主改革設計和推進的歷史基礎和寶貴資源。這當然不等於說中國模式面向過去和自我封閉，缺少世界意義。相反，正是因為它既有和潛在的超越國境的深遠影響，才談得上模式，才能與國際比較和對話，從中探索具有普遍價值的取向或方法。此外，一個重要的澄清，是中國模式靈活性與原則性的統一。與「中國特色」蛻變成雜燴集裝和自嘲辯辭全然不同，中國模式要求規範性的解讀和定義。

討論的前提　

一個是歷史視角。中國模式來自近現代中國人民追求獨立解放和繁榮富強的艱險歷程，有深刻的時代淵源和路徑依賴，是一部不應也無法割斷的歷史的一部分。由此上溯，又因為今日中國延續著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生成流變，就同時也需要更長遠的觀察視野。比如GiovanniArrighi等人討論東亞復興採用了５００年，１５０年和５０年的比較尺度(TheResurgenceofEastAsia,2003)。我們未嘗不可再加上５０００年的文明史，以便在歷史長時段中把握中國物質生產和精神發展的多元軌跡，及其她在世界和周邊位置的沿革。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研究建國後的60年和前後３０年間各自的不同階段。其中的功過得失都需要逐一檢討，誠實面對。

另一個是中國立場。中國立場是歷史視角的題中應有之義。既然是中國模式，就註定依靠中國本土的追求、知識和資源。這樣的立場也是扭轉改革年代流行起來的媚外風氣。後者言必稱美國，行必求接軌，以霸權主宰的全球化為普適的標準和目標。就連歷史制度學派的追隨者們，宣揚的竟然也是過繼人家的制度傳統。即使左翼，講社會公正離不開羅爾斯，兩性平等離不開西方女權，好像本土全無與之相通甚或更先進的思想和實踐。然而缺乏自信、一廂情願的結果，打造不出正品，最多不過是中國版的歐美模式或新日韓模式，幻想中國能亦步亦趨。

再就是國際眼界。中國立場針對強勢全球化而言，與狹隘地方民族主義不可同日而語。它不僅有「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胸懷和積累，而且對諸如盧梭的契約共和、斯密的倫理市場、康德的啟蒙理性、穆勒的自由主義，韋伯的組織治理等西學傳統採取去粗取精、拿來主義的態度。在經濟社會層面，則是聯合發展中國家，力求改變現存少數富國執掌的遊戲規則。退出「逐底賽」的中國立場，同時亦是久違了的國際主義立場。國際眼界並且是中國模式的認識論前提：後者要釐清的，正是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係，即中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別樣出路的可能性。

最後，是對中國模式內延外涵界定中的規範要求。中國模式不應該只是一個經濟增長模式或政府治理模式。因為或專制或民主、或集權或分權、或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從歷史資本主義到歷史社會主義，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條件下，使用不同的辦法，都可能維持統治並成就某種增長。如果中國模式不過是其中之一，就沒有特殊價值，也沒有示範價值。中國模式應該是超越一般增長和治理的，關於中國現代轉型的總體概括，也是對其中包括思想文化、制度組織等在內的經驗的總結。它不僅是描述性的，也應該成為規範性、有普遍應用意義的模式。換句話說，中國的探索之路和當前充滿矛盾的現實，絕非中國模式的直接體現或演繹，並不能通過模式構建一概加以肯定。在中國的發展中，究竟什麼是成功而能夠正面肯定的經驗，什麼又是負面而必須否定的失誤，什麼又是需要澄清和解決的問題，都要梳理。負面的東西顯然不能視為中國模式的合理成分。例如就國家能力而言，對經濟社會的高效組織和政策的「公善政權」為正，對公民個人空間的全能滲透或權錢聯手、資本專政為負。又如與勞工神聖相抵觸的「廉價勞動」觀念，非但不能代表中國模式，還是對它的極大麴解。通過人力資本的大量投入而不斷提高勞動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才是中國模式里的普適因素。再如發展與發展主義的本質區分：後者因其對社會、環境的破壞而不可持續，與中國模式背道而馳。

說到底，中國模式的規範性在於它的社會主義取向，志在最終取代一個危機重重的全球資本主義整合模式。從南北分化到資源掠奪，從賭博經濟到戰爭機器，資本主義已經證明不能解決世界的問題，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常用的說法，它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正是問題本身。儘管中國現狀並不對資本主義制度形成挑戰，中國模式卻有遠大的前瞻。這也是「北京共識」的解釋框架所難以包容的。

歷史準備和教訓

中國模式的歷史準備可以追溯到中國革命建黨建軍、以農村包圍城市而奪取政權的浴血征程，之後新中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直至改革開放實行自我改進式的社會經濟轉型。三者相繼，使百年積弱的中國走上了一條利用後發優勢實現獨特現代化的民族道路，向第三世界昭示了以己之長打翻身仗的可能。儘管充滿矛盾的實際歷史運動要複雜得多，這一粗線條的歷史軌跡還是清晰可辨的：依序為以民族解放和社會革命對抗殖民現代，以群眾路線動員參與對抗蘇式官僚國家主義，再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抗資本主義整合。其間變革的斷裂、現象的混雜都不曾掩蓋歷史的連續，從中國模式繼往開來的角度，可以說它一以貫之。也就是說，中國模式非自今日始——今天的難題反而造成它的反覆；中國模式也有很多不確定的國際國內因素，它任重道遠，還有待步步摸索，錘鍊成形。

以史為鑒，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擇其要者不外兩點。第一，一個人民主權的國家是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的首要條件:路線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這個國家的目標是中華民族各地區各民族的興旺發達和全體城鄉國民的福利；它必須有能力、財力、公信力和號召力來支持這些目標，鼓勵廣泛參與，實行群眾監督。第二，公民意識的張揚和健全有效的法制是人民主權的文化和制度保障。否則人民意志架空，公眾意願誤導，使以「人民」的名義壓制少數、迫害無辜、侵犯人權成為可能。一方面，政府工作責任重大；另一方面又不能管死，以致窒息個人自由和創造力，擠壓民間智慧和批判反饋的空間。

同理，改革時代的經驗教訓也可以概括為兩條。通過選擇性地引進市場機制和「淺度」全球化，以加入國際市場換取先進的管理手段和技術升級，是改革開放的本意。由此顧名思義，所謂「改革」正在於其方向與蘇東向資本主義全面轉軌的「革命」不同。在這個大前提下，第一，國家的關鍵角色不僅是計劃經濟的邏輯，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早期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興起就是明證，近年遍及發展中世界的市場化過程更無例外。把現存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市場化未徹底或私有制不到位，而以私有產權的確立來定義一個萬能、完善的市場，完全是一廂情願。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信奉市場自發力量的人往往又同時力主政府強制推行私有化，正與官僚權貴資本主義合拍。自相矛盾的背後，自有既得利益集團的驅動。第二，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民主決策。因缺少民眾建言和透明度而導致的政策失敗，在發展方向、分配格局和資源環境等方面已經造成一些重大乃至不可逆的損失。例如醫療改革，把中國的有關指標改到全世界191個國家中的倒數第四位（2000年國際健康組織報告），使許多人看不起病、人民健康水平整體下降。這樣事關百姓身受其益害的大事，怎麼決定的?普通民眾有沒有知情權和決策參與權？接受教訓，正在開展的第二輪改革終於定位以民為本，並開展了集思廣益的政策論證。

改革前後兩個時期的共同啟發，是萬勿淡忘人民至上是新中國的為政之道、立國之本。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不但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其實也是效率的源泉。理論上，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率，正是因為它克服了剝削壓迫和不公不義，從而解放了勞動者及其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很難想像一個勞資對抗、官民對立的社會能有多少效率。中國的經濟增長曾經以超高投資和超廉勞動來維持，但以「效率」壓「公平」有目共睹的後果，不但效率少有提升，而且導致社會衝突，拜金橫行，環境惡變。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全盤資化（不是西化），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當中國的出口產品在一些地方遭到工人和學生團體的抵制（與「反傾銷」無關），而「中國製造」暗示著血汗工廠、明示著利潤外流時；當駭人聽聞的工傷數字、礦難內幕、迫於工資拖欠或改制下崗或超強加班壓力而自殺或殺人的勞工遭遇、各種污染及偽劣商品造成公共健康危機、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勾結強拆民宅強佔農地等事件一再被國內外媒體曝光時，「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就幾成自欺欺人的奢談。

反思不是反對

事實上，公權私有問題、國企改制問題，公共政策問題，三農問題，民族問題，金融問題，環境問題等等，都已對90年代的改革「激進化」提出質疑：如果連最基本的社會公正都不能保障，「社會主義」不是徒有其名嗎？如果改革改成了最落後方式的原始積累和官資合流的搶劫型資本主義，當初為什麼革命?又為什麼改革?然而反對意見在官方渠道發不出來或聽不進去，主流媒體宣傳的多是盲目接軌、市場迷信。改革於是在不知不覺中失去自我，變成他人模式的劣質翻版。

改變這種情況的出發點，是在堅持把改革定位為一場社會主義自我調節運動的前提下，對其路線政策的得失進行清理。反思改革不等於反對改革，而是通過反省批評來推進改革，拉車看路：三十年來，它成功在哪裡，失敗又在哪裡?贏得了哪些機遇，又失去了哪些機會?改革初期的兩大成果是對外衝垮帝國主義的封鎖，對內打破封閉的一統制度。但之後對原有體制改什麼，不改什麼，向什麼方向改；對外來推銷引進什麼，不引進什麼，支持哪些創新，卻一直未能通過廣泛的民主討論來澄清。比如中國國力增強，在國際雙邊、多邊事務中舉足輕重，同時卻又高度依賴外部資金和市場，甚至不得不承擔美元風險和非理性的、以窮國資助富國的「雙順差」代價。又如反貧困工程，中國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使數億人脫貧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也出現城市貧困和底層聚居，以及農村大量因病等致貧返貧的倒退現象。還有如火如荼的鄉鎮工業，本來並未以產權明晰為先決條件，後來卻一陣風被要求私有轉軌，使一場潛力極大的民間創舉半途而廢。這些內生矛盾的實例，都值得反思。

至於錯過的機會，雖有爭議但明顯的一次是未能抵抗上馬汽車工業的誘惑，代之以擴展公共交通，恢復鼓勵自行車，從而為全球的後工業轉向開路。結果現在以汽車為支柱產業已經形成深度路徑依賴，再有多少堵路、污染、能源、油價等天大問題，改也難了。倒是因有自主自強的動力，如今有的汽車製造集團漸成聲勢，究竟是禍是福，還有一辯。另一次是WTO談判中令對手都吃驚的過度退讓，以致整體陷入人家的規則陷阱，痛失一次以大國經濟規模的強勢，迫使國際分工和貿易開始轉向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良機。此外，在許多合資企業向外資拒絕轉讓核心技術讓步，致使自己停留在低端的「世界工廠」，有些地方甚至接收發達國家的生產性「污染轉移」。尤其放棄一些重要民族工業的中國戰略主導地位，允許外資長驅直入，更是極為短視的政策。

那些不顧漫延的社會危機和生態困境，以買辦身段繼續鼓動單向「接軌」的政治和知識精英，要麼排斥中國模式的概念本身，要麼壟斷對其內容的取捨解讀。這場討論因此是一場思想路線之爭，核心是中國模式的目標模式。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在特定層面保持高度的文化認同也許並不困難，更難的是找到社會主義的本土認同和形式，找到多元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

什麼是中國模式？

沿著歷史承啟和超越創新這兩條邏輯線索，以下嘗試對中國模式給出一個初步、粗疏的正面描述。

首先，中國模式以中國民主革命的成功為前提。民族獨立和人民主權結束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和王朝的皇權，自主的公民取代了帝國的臣民或半殖民地的屬民。這個兼有象徵意義的開天闢地的成就，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根基和政權合法性的歷史基礎。隨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則為探討中國模式提供了直接的經驗借鑒。時值世界範圍社會主義的低潮，更要為中國革命現代這段傳奇的歷史性、正當性和未來可能性正名。新中國的確走過許多彎路，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但也通過有效提供公共產品，和以階級、性別、民族和地區平等為目標的激進政策和社會運動，取得了被多數不發達國家所望塵莫及的發展，創造出自食其力養活龐大人口和滿足基本需要等奇蹟。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尤使國人在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初等教育程度、兩性平等等指標上在第三世界遙遙領先。引用主要來自中國的強有力證據，許多權威性研究指出，相對而言革命後國家有著大得多的能力改造前殖民地的、落後和文盲的窮國。

其中一個關鍵，是革命解決了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亦是基層政權問題；土改不但摧毀了舊的地租及高利貸等剝削形式並削弱了傳統的宗族依從關係，而且消滅了它們所賴以生存的經濟組織和政治勢力。即使從人民公社到聯產承包的過渡，也絕不是恢復舊中國的土地制度。近年的研究在中國的土地關係演變，地主階級的定義定量，和土改背景中對形勢的估計和推行中的得失等方面有所突破，但並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能否定土地革命的根本成就。土地公有、長期承包、扶持小城鎮等政策，至少使中國避免了城市失業和貧民窟蔓的常規景觀。大量對鄉鎮企業的實證研究和有關政府行為的理論分析，也指出沒有土地公有的因素包括對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農村和眾多相關改革都不可能施行。事實上，拒絕土地私有化的陷阱，堅持對土地使用和流轉的公有管理，至今仍然是農民生存、農村中興、農業規模發展和城鎮工業增長、工業布局調整、城市建設以及城鄉各項公益事業發達的基本制度和資源保障；最終也是遏止土地財政流弊、房地產開發失控、和農村衰敗與城市化壓力兩難選擇的中心環節。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對於後發展的必要，亦在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墨西哥的原住民起義、印度未完成的綠色革命以及經久不息的那克薩爾武裝反抗中得到反證。

注重中國模式的歷史前提，是要重申改革與其歷史準備的連續性，捍衛最基本的革命成果，從而消除在任何新生資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再次發生革命的社會條件。也因為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遺產屬於中國現代性首要的本土組織和文化資源；尤其中國模式的目標建構亟需一個後資本主義的想像。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的理念和價值，諸如平等原則、公僕原則、參與原則和自治原則，才應該成為中國進路最大的「軟實力」。

第二，中國模式依賴於一個特殊的發展型國家。中國革命對後發展的另一個突出貢獻，即是造就了這樣一個國家。它有決心和力量全盤統籌，調動一切人財物力來發展和協調關乎國計民生的產業，實現趕超。它在被不平等交換和對社會主義政權威脅封鎖的冷戰秩序中，為中國贏得了自主發展的空間。中國因此不是像多數非西方國家那樣，僅僅作為歐洲歷史的延伸而被動地進入世界史，而是主動地改變歷史，創造歷史，把握住難得實現的「落後的特權」，跳躍前進。

要強調的是，既然中國模式有賴於中國人民經由民族解放和社會革命作為歷史主體的崛起，中國模式所規範的國家就必然是一個人民的國家，以中國人民的意志為基準。它要求發揚中國革命（包括三民主義）以來人民主權的偉大傳統，以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為立法、政策的依據和政府行為的準則。至於建國以來作為集體認同的人民主權和作為個人權利的自由公民，在哪個時期和什麼意義上是真實的，或只是名義上的，甚或被限制剝奪；之後資本神話又怎樣取代人民神話，都要重新審視和評價。今天的資本優先勞動，權貴統治民眾，富人壓制窮人等現象，確實從反面演繹著「人民」地位的失落。

然而「人民主權」不一定也不應該是抽象的概念。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人民戰爭，依靠群眾。今後人民主權的根本制度和政策體現至少要包括（1）國際社會裡中國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不受侵犯；（２）國際市場里中國的國民經濟獨立和財政金融安全;（３）國內國有資產、稅收和全民所有制企業收益服務於可持續發展和全體國民的需求;（４）政治和社會民主；選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和其它參與渠道、監督機構對各級政府形成壓力。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精英不乏「民主」、「憲政」的高調話語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釋義里成了反義詞。漠視人民，何談民主？即使確有群專哄起或公德淪喪的悲哀，中國的普通百姓何曾蛻變，在地震洪水等救災中尤其表現了同甘共苦的英勇情懷——「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也只有他們才能在實踐中發現和發明新的民主形式。法制即民主是個誤解；民主的標誌是人民成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會的主人。

第三，中國模式以民眾的需要，社會和集體的富足，和每個人全面自由的發展，而不是企業核算中的利潤，作為經濟增長的目標和尺度。改革初期對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至今仍有重大啟發。這樣的增長意味著擺脫髮展主義，棄絕工業主義、城市化和消費主義流行模式的痼疾，探尋適合本土風格和需求的別樣發展。也意味著克服「廉價勞動」，解決「剩餘自留」（surplusretention）這個不發達世界的老問題，而以非異化勞動且利潤自享為長遠的抱負。這也是因為道義上社會主義的規定性和現實中鐵血的國際制約兩者，都使中國不能也不可能像老牌資本主義那樣，靠對外擴張來轉移生態瓶頸、攝取原料和其它資源。

具體舉措，有的已經起步，包括（1）把GDP速度指標替換為生產和生活質量指標；用信息化等技術升級和節能、防污、尚儉的企業文化和社會風氣，取代高耗生產和過度消費。（2）由依賴外資外貿和所謂全球標準，轉為依託國內市場的內向型經濟——不關門，不脫鉤，但保護民族產業和本國的技術開發及資本市場，取消對外資的各種優惠而實現平等競爭。並通過向落後地區和貧困人口投資，人為提高一般工資水平和農村購買力，從而抑制產能過剩，達到部類平衡，供需平衡。（3）追求經濟民主，開闢勞資共決等民主管理和勞動產權的各種形式，以便最終既消除作為剝削源泉的剩餘價值，也減少交由政府機構分配的剩餘勞動。（4）改變現代化過程擠壓相對分散的「小生產」的常規，鼓勵扶持各類草根合作及社區網路，在大資本和官僚制之間營造城鄉結合、自治互助、綠色志願、市場與非市場機制靈活互補的共享經濟。（5）控制與國際接軌的消費方式和類比，培育優越於市場操縱的商業拜金和消費主義的、有中國自己地方傳統和民間特色的「國民快樂總值」。

第四，中國模式是一個參與模式。以大眾參與來闡釋社會主義，是從革命後國家主義的歷史局限回返社會主義的本來涵義。而社會崛起與人民主權是同義同源的。參與模式意在創造新的認識和實踐主體，進而新的生產、交換和生活方式，也是對我們時代生態威脅和發展困境的回應。它主張各盡所能，極大地擴展參與渠道，實現每個人都有機會也有義務的充分參與；它也推崇知識自由、資源共享，管理公開，信息透明、交流暢通。在一個以直接生產者為主體的新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形態里，實現更人性（即不僅僅是生產線上活的機械部件），更機動，也更能開啟個體和集體創造潛能的生產和流通過程。可借鑒的先例是那些強調軟化等級、激勵工人參加管理、重視技術多能和角色多重的團隊精神與合作性競爭，它們不但促進勞動的解放，也提高不同性質和層次的組織效益。

誠然，全方位參與社會的「自由人共同體」還只是遠期綱領。但著眼於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和參與意識，就能在生產力進步的基礎上儘快實行社保全面覆蓋，進而公民基本收入。並以此為後援而贏得政治參與的可能和時間。民主問題本質上也是時間問題，是讓人們從疲於奔命的生存困境中解脫出來、參加自治管理的問題。勞動者只有成為共同體的平等一員，只有擺脫了對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恐懼，才能成為自由自立自主的公民。時間因此經由人民的普遍參與而轉化成民主的力量。

中國道路再出發

最後，中國模式在理論上要推倒的，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目的論，是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之間的涇渭分割。它從區別工業化與現代化，進而現代性與資本主義入手，得出現代轉型未必要求以資本主義工業化為基準的結論。挑戰工業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和普遍性，讓需要的邏輯對利潤的邏輯取得優先權，使全球化過程從屬於本土多民族、地方的文化資源和真實需要，是建設中國模式的本意。

1949年以後的中國道路，在一種分類中在不同時期綜合了革命、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範式；在另一種分類中又融匯了後發展、邊緣發展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模式。而面向將來的中國模式，非由廣泛的民主討論得到澄清而不可及。這裡，它的中國認同不是一個文化概念，不是對西方的挑戰，而是對資本主義的挑戰；它的社會主義取向，也不是對未來的許諾，而是試圖結合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理想的劃時代創新。

同時，既然資本主義的全球性質決定了其替代模式的普遍性，那麼中國模式的國際意義就是不言自明的，與發展中世界和反對霸權的跨國社會運動有天然的聯繫。面對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它的功敗垂成取決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者能不能重整旗鼓，再出發。

相關閱讀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