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說官場「潛規則」(三十)

官員過多,一個直接後果是權力泛濫,不該管的拚命管,該管的卻無人管。很多官員為了撈取油水,保住官位,劃定地盤,霸佔山頭,殘民以逞,與民爭利。

河南鄭州市曾公布的一張「權力清單」顯示,該市政府共擁有的行政權力高達四千一百多項,當中大部分的權力,其實都可以通過市場來解決,但官員為了爭權奪利,根本不放手。---官愈多民愈苦,這是中國的國情。

其實,官多為患,主要是與「賣官」惡習密切相關。中國的官場向來流行「不請不送,原地不動」、「又請又送,提拔調動」、「拿多少錢,辦多少事」的潛規則或官場之道。這是因為,在中國,官員的任免很大程度上還存在「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

由於某些人掌握生殺予奪的用人大權,就為一些人的升遷提供了一條捷徑:只要攻破一把手的堡壘,便可平步青雲,於是跑官要官、買官賣官便成了見怪不怪的官場常態;於是,也就滋生了一大批官帽批發商。

另外,「一人得道,仙及雞犬」,這種官場潛規則一直還在中國的官場延續、發揚。若有人榮升一把手,其心腹、親信甚至七大姑、八大姨,都能在該單位謀個「位置」。「朝中有人好做官」,也導致官多為患。所以,在中國官場,關係網不破,精兵簡政只是一句空話,官場也很難消腫。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推行了多次較具規模的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採取了一系列精兵簡政措施,但是一些政府機構仍然難以走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原中組部部長張全景曾指出,一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不知道張全景看到鐵嶺、新鄉的幹部配備,又會作何感想。

中國的「官民比」雖然一直缺乏權威的研究數據,但「廳級幹部一走廊,處級幹部兩禮堂,科級幹部一操場」的民間順口溜,正是對「官多臃腫」的反諷。媒體經常報道,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公務員上班無所事事,官僚衙門作風十足、辦事拖沓踢皮球;態度生硬蠻橫,缺失溫情服務;上網、打牌、炒股、看電影或上網聊天打遊戲等,可謂機構臃腫、人浮於事。除此之外,從每年不斷攀升的政府行政開支中,我們也不難看出政府機構超編、人員膨脹的苗頭。

精減機構、裁減冗員、「依法治官」,中央早已三令五申。然當前地方行政體制中機構重疊龐大、人員臃腫痼疾之「惡」的怪象屢屢見諸於報端。從現實情況看,這單靠地方政府自己「刮骨」、「瘦身」已難見成效,必須有賴於制度「束腰」和上級部門出力相援。精簡機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顯然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然而,不知從何時起,廣大網民朋友卻承攬了大量的反腐倡廉工作,一些官場上的流弊很多都靠社會公眾來揭示與矯正。從正龍拍虎到公款出國旅遊事件,再到調查地方副職泛濫現象,始終都是「網民調查隊」主動出擊、窮追猛打。在這種監督中,最尷尬的是公眾常常唱獨角戲,而官方反成旁觀者。

民意追求真相的「熱臉」貼上「冷屁股」,自然很無趣。以「副職泛濫」為例,民意持續曝光各地政府副職過多過濫,如此珍貴的線索對於上級政府、紀檢機關等部門來說,應當重視才對。但奇怪的是,相關各方始終沉默以對。類似的情形,在華南虎事件中表現得同樣明顯。這會不會讓人誤以為,官場不正之風的調查竟成了網民的任務,官方只需要最後出來裁判一下呢?可這種事後干預的方式,往往會給政府的監管埋下一些隱患。

遺憾的是,在「網民調查隊」取得成果時,仍沒有看到上級主管方面的影子。這就使得被曝光的對象為逃避進一步調查爭取了時間。如果上級現在跟隨「網民調查隊」上網調查地方官副職泛濫問題,他們將會發現,很多政府網站要麼關閉,要麼刪除或修改了政府機構設置的頁面。

調查「副職泛濫」不是民間大眾的職責。主管方如果在此問題上始終表現得曖昧不清、裹足不前,必定會錯失整治官場不正之風的良機,並向有關官員傳遞錯誤的信號。

曾經有人說過,中國的縣處級及科局級官員,排成一行,全部殺掉有冤枉的,隔一殺一有漏網的。這話確實誇張,但基層官員(特別是那些掌握著經濟實權的官員以及工作人員)腐敗面越來越大的確已不容忽視。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近日公布了一份對近三年審理職務犯罪案件的調研,結果顯示一些被人「忽視」的小官員也能犯下成百上千萬的腐敗大案。三年來21件「小官員大腐敗案」已經超過該院所審理的一審職務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額高達三億四千餘萬元。其中,一個小清潔隊的隊長竟貪污220萬元,一個小出納竟貪污230萬……

導致小官大貪,其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

一是對基層腐敗估計不足

各級領導對基層官員的腐敗面和腐敗程度缺乏正確的估計,在腐敗者總是少數甚至極少數理念的指導下,忽視了中國基層官員腐敗的普遍性和嚴重性,所以,常常採取殺一儆百、殺猴嚇雞的反腐方式,結果是百未儆,雞更狂。基層官員腐敗面之所以越來越大,其主觀原因是官員個人抵抗誘惑力較差;客觀原因是國家政策暫時存在的漏洞以及制度和監管的缺乏滋生了腐敗的土壤。有了合適土壤和水肥,誰上去誰腐敗。而且,由於制度和監管的缺乏和滯後,官員們都知道,逮住的是少數。這就是為什麼腐敗官員會懲之不盡,前赴後繼的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監管

在一個單位里,經濟實權一般都是一人掌控,二三人知曉。一把手批條,財務人員出錢,走帳,其他人無權過問。這就給貪污腐敗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所以,腐敗往往一挖一窩。你想,一把手腐敗,財務人員清楚,那麼,財務人員腐敗,一把手不但默認,而且一旦出事,便極力保護,因為,保他們就是保自己。應該說查處腐敗最具權威的是各級紀檢部門和審計部門,但這些部門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往往和被查或被審計的單位和當事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或者本來沒關係而收受了人家的好處費便有了關係而不得不幫人家辦事。以腐敗去監督腐敗,結果是更加腐敗。那麼最有效的監督應該說是群眾,但群眾只能憑直覺感到有人腐敗,卻因為難知內情而往往拿不出有力的證據。比如,國土局、城建和房地產開發商進行的權錢交易或者吃乾股,往往沒有證據而使有效監管困難重重,大打折扣。

三是官官相互,有保護傘

基層小官往往和上層大官因共同的利益而成為一條繩上的螞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小官靠大官保護,大官靠小官餵養。互相利用,狼狽為奸。所以,小官出了事,大官極力保護,因為,保住了小官的職位,也就保住了自己的官位。這樣,官官相護,平安無事。貪官越來越多,胃口越來越大。

大貪的小官確實還有很多,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

消除腐敗,必須徹底剷除已經和正在產生的腐敗,打消新任官員準備腐敗的僥倖心理。另外,要想使腐敗不再滋生,還必須剷除滋生腐敗的水土和陽光。

---權力失去有效監管就會滋生腐敗的土壤,所以,有效監管權力是根治腐敗的最好辦法。

一到歲末年尾,各類檢查考核活動就風起雲湧,各級黨政機關明顯比平時頻繁和忙碌多了,一方面上級對下級的檢查考核增多,另一方面下級到上級「請示彙報」更勤。檢查考核人員上下奔忙,被檢查考核單位叫苦不迭……

畢竟一年快要結束了,各級除了搞好自身工作總結和規劃外,更主要地還要能夠順利通過上級的考核檢查和驗收,還要能夠爭取到上級政策與資金的支持,還要對下級宣示些權威,當然個人的成長進步也在考慮之列,如此則少不了頻繁地迎來送往和感情聯絡,於是酒樓飯店分外火暴,主要領導四處應酬。

黨委政府組織的還好,怕的是各個部門。省里的到市裡,市裡的到縣(區),縣(區)到鄉鎮,甚至同級間也橫向開展檢查考核。今天我接待你,明天你應酬我。

查資料、看現場、聽彙報,這都好辦,難的是迎接、陪同、招待。明明知道不少檢查考核毫無作用,但又不能絲毫懈怠。因為檢查考核的結果關係到單位和個人評先、評優,弄得不好一票否決,且近年來一票否決的項目不斷增加,這一票否決又關係到領導幹部升遷、提拔,關係到上級獎勵和撥款,稍一不慎,則有可能得罪檢查組的「欽差」。

對上級的檢查考核作為下級的政府部門無疑必須予以足夠重視,畢竟辛苦了一年,誰也不想被上級一次考核檢查所否定,何況考核檢查的結果如何事關切身利益。

迎接上級的檢查考核,除了工作上充分準備之外,很多工夫是在工作之外,如迎接的熱情不熱情,招待的周到不周到,諸如吃喝玩等服務的到位不到位,禮品紅包準備的豐厚不豐厚等等方面都很關鍵,這些看似與具體檢查的工作風馬牛不相及的事項卻對能否順利通過考核檢查有著關鍵影響,如果被檢方面沒有考慮周全而出現紕漏,那麼即使工作做得比較到位,也很有可能會被找出很多毛病問題。

為了讓上級考核檢查滿意,在搞好具體工作的基礎上,作好考核檢查的迎接文章便成了關鍵,為此,除了統一安排好上級考核人員的吃住玩之外,還要想盡辦法提前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性與愛好,以便更有針對性地投其所好,至於考核檢查的辛苦費(紅包)肯定是提前準備好的,工作做到位了,考核檢查也就沒有通不過的,一般結果都是肯定成績濃抹重彩,講問題輕描淡寫,最後大家心照不宣地皆大歡喜!被考者完成了一項重大任務,考核者則滿載而歸。 至於到上級領導機關彙報與請示,則比迎檢工作簡單一些,當然也更隱秘一些。業務工作上理由準備是少不了的,但更主要的是彙報請示的方式和禮物禮金的準備,毫無疑問送得多送的合適則回報就多,當然送出的方式也很講究,一定要不顯山不露水,人不知鬼不覺。 當然,不管迎來還是送往,毫無疑問所有的花銷和成本都是由公家買單,至於由此所造成的巨大支出浪費、所造成的不正之風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在意,雖然有紀委每年的禁令,但誰又會太當回事,紀委自身又何嘗不是這樣!

檢查考核督促作為推進工作的領導方法,促進落實的關鍵措施,發現問題的重要途徑,應該說是正常的,必要的,發現問題可以立即整改,及時解決。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各級各類檢查過多、過濫、過於庸俗,簡直成為一種公害。基層一聽檢查考核的要來,就怕、就煩、就會頓生反感。

聯繫當前許多檢查考核中的形式主義、表面文章、弄虛作假、鋪張浪費等現象,筆者認為:檢查及考核應該以促進工作為目的,以解決問題為重點,以不擾民為原則,以廉潔為規矩,以輕車簡從為形式。在此同時,檢查考核還應該看現場、訪群眾、聽民聲,最好是明察暗訪,微服私訪,如發現問題,應及時解決問題,督促整改,並促進落實。

官場的迷信:

算命的,為的是驅災避禍;拜佛的,為的是脫難求生;燒香的,為的是求個平安吉祥。

「夜有所思,日有所夢」。(別誤認為是寫顛倒了)

「大廟開光,去捧個場。

「佛教勝地置辦個金身佛像,拿回家供俸供俸。」

------虧心的怕鬼,作賊的心虛。

外出、開會、考察、學習在所難免,注意的問題就在下面。如同平時講話應大大地注意會場用詞不當之嫌。大多數人都忌諱如下言辭:「下台剪綵」、「下去頒獎」、「下來走走」、「走路看著點,別栽跟頭」。

有傳言說,某地某記者的一張新聞照片登在報上,把某官員的頭像拍得低了點,讓官員勃然大怒:「我不是在向人民低頭認罪,我是在向全體官員作報告」,為此,該記者丟了飯碗。

「到三亞,不去天崖海角」。

理由是:滿清政府犯罪官員多流放、發配到此。

當心衝冠一怒:「我是來視察的,不是被流放的。」

「到威海,不去天盡頭」。

理由是:有官到此一游,詩性大發,揮毫潑墨,好不興緻。回去後不久,翻身落馬,官場上也走到了「盡頭」。事後翻然醒悟,追悔莫及,原來是忘了忌諱,到那「天盡頭」走了那一遭,豈有不到頭的道理?

「游西湖,不走斷橋」。

理由是:人的一生是除了過橋還是過橋,要過的橋太多,後面還有許多橋要走,任一橋斷了都是旅途的終點。

官場的「謎語」:  「跑跑」「送送」「活動活動」

「牽牽線,引引路、搭搭橋,勾通勾通。」

「天不知地不知,你知我知;神不覺鬼不覺,都有好處」。

「辦事」「拿點」「好處」不過是「點點頭」「動動嘴」,「心裡有數」。(---這句話竟然如此神通,上面說下面說,都說得通;單獨說一起說,就是不犯語法上的毛病)。

「一根繩」,「兩個螞蚱」。

「正…常」,「完全正…常」。

「懂規矩,明白事」。

「腦子靈活,能耐就大」。

「抬抬手,啥都有;擋一擋,多上上」。

「上下打點,疏通疏通」。

「通路子,鋪鋪路」。

「路子野」「路子寬」。

「路子窄」「找人」「關照關照」。

「沒有打不通的關節」。

「沒有擺不平的領導,沒有辦不成的事」。

「整明白」是「本事」,「整不明白」是「沒本事」。

「禮到情也到」。

「沒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犯事也沒事」。

「栽了」,「再爬起來」,「值」。

------多見於官場言論。這裡雖列舉了一點點,且簡練得如打趣猜謎,但「讀」的比「說」的更能理解其中的奧妙,「聽」的比「說」的還要明白其中的事理。

近日,西北五省(區)黨校研究生班咸陽考區被一名考生攪成一鍋粥:身為該校07級經濟管理專業研究生班學員的乾縣科技局局長王顯亮,竟然對一位重申考場紀律的考區負責人破口大罵,並聲稱「這是啥考試,還弄得和真的一樣,我掏錢買文憑,你有啥資格管我!」致使該考場考試時間延遲10多分鐘。

科技局長膽敢鬧考場,並直言不諱地聲稱「掏錢買文憑」,儘管他的做法不對,卻是實實在在地講了一句真話、實話,直指了當前黨校文憑管理的乏化和庸俗化規則,潛藏的問題令人深思和玩味。

一、買文憑成潛規則。我們不少幹部的文憑,實際上就是花錢買來的,像王局長親自參加考試,還真不錯,比讓人替考的強多了,無怪王顯亮局長憤怒,憤怒的有道理啊!其實,這是王局長一不小心說的真話,你的想法大家都知道:既然很多人的文憑都是掏錢買來的,那咱錢都掏了,獲得文憑就是順理成章的事,考試還搞得這麼一本正經幹嗎?可你的表現是一位局長所應有的素質嗎?你怎麼這麼不成熟,把心裡話在這麼嚴肅、公開的場合說出來呢?王顯亮的確該受到嚴肅批評,不過,「我掏錢買文憑,你有啥資格管我」這一掏心窩子的話,還是很有些「警世通言」的價值,足以警誡世人。

二、考試作弊現象泛濫。一個「還弄得和真的一樣」暴露了這種考試的醜陋,表面看是真的,實際上是作弊泛濫,根本不真,王局長只不過是猖狂到失去理智,說出了真話,所以滿場嘩然了,事後,黨校考場肖波處長告訴記者:「因為在當天上午的考試中,601考場曾發生考生傳閱試卷的事情,所以下午考試時,我特意重申了考場紀律,想不到這名遲到的考生『很不理智』地與我發生了口角,說了一些『很不入耳的話』。」肖的話很明白,作弊只要理智就可以,這樣的現象,只是不入耳,如果說好聽點,入耳了,就可以了。由此,可見考場風氣一斑。某些官員再買文憑的時候,當以此為鑒,將相關事項「大雪無痕」地悄悄地在私下裡處理好,千萬不能再如此愚蠢地在考場里公開露醜了。

三、學習形式主義。其實,王局長大鬧考場的背後還是我們當前幹部學習中的形式主義土壤孕育出一個畸形怪胎,「這是啥考試」告訴我們這樣的畸形考試在幹部學習中的普遍,「還弄得和真的一樣」告訴我們這樣的考試是穿著真的馬甲玩假的,「我掏錢買文憑」告訴我們某些官員買文憑很平常;「你有啥資格管我!」則是對某些官員以資格為資本,以權力為要挾不學習,應付學習,作假學習的一個形象勾勒。

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關鍵在於,現在一些地方,將學歷與官位劃同等號。長期以來,在幹部的使用提拔中,文憑是最重要的「敲門磚」和主要的權衡硬指標。比如,不少省市公開招錄領導幹部,規定報考處級崗位必須是研究生,而報考副廳得有博士頭銜才行。至於有何真才實學,那倒在其次。在職讀碩讀博,文憑很吃香,水平、能力有無提高,則通常不在組織考慮之列。

  問題是,在職官員大多公務纏身,還得忙於各種應酬,哪有時間沉下心來,接受系統的學歷教育?於是,「掏錢買文憑」便成了一些人渴求「進步」的惟一選擇。畢竟,全國像張平那樣只有中專學歷,而能官拜國家發改委主任的,即使在市縣一級政府也少得可憐,甚至可以說基本沒有。

當文憑成為決定幹部升遷的絕對否決依據時,便繁衍和催生了某些幹部不擇手段「買文憑」。而相形之下,與國民教育中嚴格的選拔與考核機制比,各級黨校教育相對寬鬆,就成為了一部分人獲取文憑的捷徑。事實上,黨校教育管理的相對鬆散,尤其是在利益的驅動下,一些地方黨校置自身的嚴謹於不顧,學員只要交了錢就可發文憑。於是,通過黨校學習「買文憑」就成了某種潛規則。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王顯亮倒是一條心直口快的血性漢子。一句「掏錢買文憑,你有啥資格管我」,雖然說得很不得體,但它表達了在惟高學歷是取的語境中,部分為官之人所面臨的困惑與無奈,同時暴露出目前部分黨校學員「忙於充電」,並非為了更新知識,提升執政能力,而是指望把「買」來的碩士或博士文憑,當作個人加官晉爵的敲門磚。

我們由此看到了權力在缺乏有效制約下的蠻橫,看到了某些官員在獲取文憑上的「志在必得」,看到了其根本不以買文憑為羞,看到了學術遭受權力的極大羞辱。普通公眾在心底還有些疑問:局長「掏錢買文憑」的錢到底由誰「埋單」,是公款還是自己的錢?如果是公款,能聽任官員們用來買文憑嗎?如果是公款,它作為買文憑的支出在財政預算報告里又會以怎樣的一種面目出現?

毋庸諱言,「掏錢買文憑」決非個案,它已成了一道醜陋的風景。但對於如此醜陋的出現,板子顯然不能都打到把持權力的王顯亮們的屁股上。所謂的一個巴掌拍不響,沒有文憑發放者的配合,「掏錢買文憑」之類的官學交易又如何能輕易付諸實施呢?某些官員想利用權力攫取文憑,學術為啥就很難說「不」呢?那些「真的假文憑」的大量存在,難道不正是學術底線失守的產物嗎?是不是學術的行政化使得學術失去了應有的獨立性和批判性,從而使得學府與官場輕易便可對接?當學術附麗於權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如何會有豐厚的土壤?

可以預言,只要在官員任用過程中,一味認為學歷與水平成正比,並以此作為考量幹部的硬指標,那麼,「掏錢買文憑」的鬧劇還將繼續下去,甚至有可能會弄得不可收拾。

官場啟示

要時刻牢記,你無法選擇領導,但領導卻可以選擇你。

要學會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都要義無反顧地把領導的私事擺在第一位。

要懂得研究領導的興趣遠比研究如何搞好工作重要這一常識。

要儘快明白一個道理:最權威的規章制度不在牆上,而是在領導的口裡。

必須堅持:給領導送禮雖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禮是萬萬不能的。

當領導說過的話沒有兌現時,你要比領導還先忘記它。

凡是領導說的笑話,不管好笑不好笑,都要毫無顧忌地大笑特笑爆笑。

領導說錯了話,千萬別去糾正,要努力尋找領導錯話中隱藏的真知灼見。

在你沒有準備下崗之前,不要心血來潮指出領導的缺點和不足。

聽領導作報告時,座位越靠前越好,掌聲越熱烈越好。

開民主評議會時,要勇於批評領導不愛惜革命的本錢、工作起來不要命之類的「缺點」。

要經常發些這樣的牢騷:在某某領導手下工作,我們都快成工作機器了。

到領導的辦公室彙報工作,無論領導多少次叫你坐下說,你都要堅持原則,絕不坐下。

行事要以領導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為最高準則。

在辦公室聽到個別同事議論領導時,要義正辭嚴地予以駁斥,分貝越高越好。

與領導一道負責的工作出了問題,要堅決徹底全部地不折不扣地承擔責任。

給領導撰寫的發言稿切不可追求盡善盡美,要善於給領導留下修改的餘地,哪怕是故意寫錯幾個字也行。

受到領導表揚時要喜形於色,表明你很在乎領導的褒獎;遭到領導批評時要痛心疾首,最好是能痛哭流涕,表明你痛恨自己不能讓領導滿意。

不可書生氣十足地去追求什麼原則和真理,要知道始終與領導保持高度一致才是硬道理。

要善於把領導的芝麻看成西瓜,對領導交辦的事,要堅信彙報越多越好,腿越勤越好,要盡量爭取讓領導多拍你的肩膀。

平時要博覽群書,注意積累,特別是領導夫人的寵物貓易患什麼病有何偏方可治之類的知識,遇到了千萬不可放過。

有關官場如何當好領導,有人借男女兩性來說事

要想當好領導首先要向女人學習:

一是肚子里能容得下小人。

二是能頂得住來自上面的壓力。

三是能容忍有人在後面捅。

四是善於應付摩擦。

五是能在摩擦中獲得快感。

六是每個月必須開例會。

要當好領導還要象男人的陽具那樣:

一是從不外露炫耀政績。

二是關鍵時刻能硬得起撐得住。

三是能培育出接班人。

四是善於攻擊對方又讓其感到愉悅。

五是既能製造摩擦而又使大家同感快樂。

六是勝利後能謙恭地縮小自己。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1+1》欄目中披露說:社會上有個說法,中國行政開支,僅公款吃喝、公費出國考察、公車的「三公」費就接近9000億元人民幣,佔總行政開支的30%。王錫鋅提出數字時也讓主持人柴靜驚訝,她重複問道:「您再說一遍,是多少?」王錫鋅再次以非常肯定地語調又重複了一遍。 這個數字我想哪個老百姓聽了都會吃驚。以600萬公務員與13億人口來算,平均每個公務員年三公消費就達15萬,全國每個人平均要負擔692.3元。再加上公務員平均年薪3萬元,等於百姓供養一個公務員一年要用18萬。當然不可能人人都有這麼多的消費權利,因為平均數總是掩蓋了上下職務級別差別,而且有許多人並沒有消費這麼多,而是虛開發票頂代,然後落袋了。 據世界奢侈品協會透露,2007年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總額已達80億美元,年增長率在20%左右,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另據商務部預計,到2014年中國將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消費總量佔全球總量的23%.令人憂心的是,不少奢侈品居然把地方官員視為強有力的消費群體。除了用公款消費,還有一些官員聚斂民脂民膏,中飽私囊,大肆搜刮的問題;惟利是圖、橫徵暴斂,把個體戶、企業當作提款機的問題。奢侈品市場上就流行著這樣一句話「買的人不用,用的人不買」。換句話說,很多有能力消費的人群,把奢侈品當成了「孝敬」官員的最體面的禮品。前些年,少數官員的奢侈消費還算是鳳毛麟角,這些年卻有漸成氣候之勢。少數地方官員不是名牌不穿,不是名煙不抽,不是「五星」不住,不是海味不吃,不是出國不游的「奢侈消費」。

當年瀋陽「慕馬大案」的主角市長慕綏新。某次舉行記者招待會慕一身名牌,嗅覺敏銳的香港記者一看就算出他這一身「行頭」要值好幾萬元,這位記者不解地在報道中提出,月收入不過1000多元,他如何穿得起這麼貴重的「行頭」?後來慕案東窗事發,事實說明他果真是個受賄老手。

12月16日的《重慶時報》報道說,重慶沙區西永鎮一負責征地拆遷工作的領導丁某,借征地幫人漲面積,撈160萬穿名牌買名車,提審時不忘炫耀「時尚經」。「1000元以下的鞋我認為是垃圾,看都懶得看」,丁某落網後說。「我的西裝沒有1萬元以下的,最貴的一套是卡沃奇的,4萬多!」如此張揚的貪官,其肆無忌憚簡直到了向公眾挑戰的地步!

近日,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開會時的照片被網友上傳至各大論壇,網友們關注的不是周久耕本人,而是他手上拿著的一盒煙。網友進行一番人肉搜索後發現,周久耕所抽的煙是南京捲煙廠生產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煙,每條售價1500元至1800元之間,且所戴名表「江詩丹頓」一隻10萬元。

各地常常舉辦的反腐展覽和貪官贓物拍賣,讓公眾看到官員奢侈消費的冰山一角。從珠寶古玩、名人字畫、極品洋酒、世界名車到裹金鑲銀的生活用具應有盡有,絕對不亞於一場奢侈品展覽。

面對少數地方官員不是名牌不穿,不是名煙不抽,不是「五星」不住,不是海味不吃,不是出國不游的「奢侈消費」,我們至少可以從三方面釋疑解惑:

一、追求崇尚奢侈消費的官員,肯定「結交」著幾個富豪大款「朋友」。

二、追求崇尚奢侈消費的官員,肯定利用公務消費搞貪污、撈好處。

三、追求崇尚奢侈消費的官員,肯定都有一些灰色收入及來源不明的收入在支撐。

掌握公共權力官員的奢侈消費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直接用公款奢侈消費,第二類是用公權獲利進行奢侈消費。公款消費目前真算得上甚囂塵上,凡是可以開出發票的奢侈項目,或者可以變相獲得報銷憑證的奢侈項目,公款消費都大搖大擺地平入平出。公款吃喝司空見慣,公款賭博獨樹一幟,公款嫖娼包養情婦別出心裁,公款買官買學位與時俱進。至於將公權轉化為資本,謀利進行奢侈消費,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與公款消費扯不上任何干係,但它與公權卻有著必然的關聯。

君不見,在奢侈的高爾夫球場揮杆,在豪華別墅里逍遙的,在賭場里一擲千金的,在精品商場購買高檔商品的,大多有官員的影子。握有公權的政府官員,他們的任何奢侈消費,都有人為其「埋單」,都有人為其「刷卡」。誰都知道,「埋單」者並不傻,他出錢為某些政府官員奢侈消費,會得到公權的高額回報。

在我國,官員已經成了奢侈消費的主要群體。如果他們僅僅是用自己的錢去奢侈消費,也是情理不容。胡錦濤同志關於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八榮八恥」的重要論述,其中就講到了「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作為官員理當帶頭踐行。更何況對於我國現在的官員來說,大部分還沒有用自己的錢去奢侈的本錢。有心人可以就貪賄數額做一個貪官排行榜,看看那些貪官哪個不是奢侈消費的踐行者,凡進行奢侈消費的官員,我們大可斷定他和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從現行的情況來看,官員進行奢侈消費,一是用公款直接進行奢侈消費,二是是用公權換取奢侈消費,不管怎麼說,這兩種都是嚴重的腐敗行為,都是對社會公眾及納稅人極大的犯罪行為

西安未央區黨委書記郭大為的一篇文章,曾經引起媒體(主要是網路)的重視。這名黨委書記談起潛規則、權力與用人之道,給人一種很強烈的真實感,也表明他是一個比較有智慧的官員。

特摘錄他的部分話語如下:

一個區委書記的權力有多大?經常會有朋友問我這樣的問題,而我總是告訴他們,你去看看那些落馬的區、縣委書記,看看他們做了多少違法的事情,看看他們膽大妄為到什麼程度,就知道他的權力有多大了。

過大的權力對於一個領導來說,並非是一件幸事。

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因為權力失控而造成的用人腐敗已經成為當前社會最大的腐敗,而且是衍生其他一切腐敗的根源。

擔任區委書記這個「一把手」之後,我有一個明顯的感受,就是周圍的同志都是「好人」,他們在我面前都是揀好聽的話給我說,都是贊同的聲音。但我心裡非常清楚,每個人都有一個側面,在「一把手」面前,這個「側面」被巧妙地隱藏起來。

事權與人權的分離,對工作的開展非常不利。比如某局局長同時遇到兩個事件,一個是上級黨委要召開一個會,另一個是突然來了上百名上訪群眾,這時候,這位局長肯定會安排副局長去接待上訪群眾,因為上級黨委決定他的升遷,他會去選擇開會。而副局長呢,又會安排科長去處理上訪的事情,科長又安排別人,最後到了群眾那裡,都是管不了事的人。

在官場上,領導藝術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一些領導則將其演繹得「淋漓盡致」。比如有的「一把手」想要重用自己的一個「知已」,在常委會上,這位「一把手」會徵求大家的意見,他會告訴大家,準備讓誰誰誰到什麼崗位,大家有沒有意見?這時候,一般情況下大家都不會有反對意見,因為大家心知肚明,提了反對意見就得罪了「一把手」。

這種貌似民主集中制的用人方式其實是一個人的集中,而不是一個團隊的集中,更不是民主集中的本意。所以,在缺乏監督和約束機制下,權力分享往往會演變為作秀。

未央區 2007年大規模調整幹部的時候,組織部長向我彙報工作進展時,一直在揣摩我的心思,再三問我還有沒有什麼指示。誰心裡都清楚,這是官場的一個潛規則,這個「指示」就是暗示我有沒有「親近的人」需要照顧。

現在一般把黨委書記稱為班長,這個稱呼來源於《毛澤東選集》,裡面有一句話是「書記好比是"班長』」,但在實際工作中,有的書記把這個「好比」省略掉了,認為自己就是「班長」,從而造成「一言堂」。

如果一個選民覺得自己的意見沒有什麼價值的時候,他肯定是不用心的。

現在有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一些投票選舉到計票環節時,工作人員就將票箱抱到了幕後,一些工作人員則是滿頭大汗地跑來跑去,台下的選民心裡會怎麼想?

而用人權的分散,對於「一把手」來說,也有很多的好處,除對眾人看人不走眼外,自己也省去了不少的麻煩,就我自己的體會來講,找我說情的人少了。我和大家一樣,也只是「1」,對方為了得到更多的選票,不會為了我這個「1」而浪費太多的精力,他只會去努力地顧及「面」,而要顧及面,最好的捷徑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干好,贏得更多的人。

按照辭書解釋,「一把手」即同「第一把手」之義。 「一把手」是「第一把手」省略了「第」字的簡稱。「(第)一把手」就是在領導班子中居於首位的負責人。這是中國特色的一個稱謂,儘管有專家說用「一把手」來稱一個單位或一個部門的第一責任人不科學,但人們仍喜歡這麼叫,甚至還冠冕堂皇地出現在一些官方公文中。

從黨委內部的組織結構和職務、職位的設置來看,把黨委書記稱之為「(第)一把手」,是由於歷史上長期存在「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第三書記」的職務設置和黨委成員的地位排序而延續下來的。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雖然「第一書記」的提法不再使用,但是取而代之的所謂「一把手」或「黨政一把手」之說,日益流行開來,而且有不斷被正面化和強固化的趨勢。現在所用的「一把手」,有時泛指各級各類組織和機構的主要負責人,有時主要指黨政主要領導人,既包括黨的委員會書記及各職能部門和辦事機構的主要領導人,也包括政府首長和政府各部門和辦事機構的主要負責人。而使用頻率最高的則是,用「黨政一把手」來囊括各級黨的書記與各級行政首長。

在有些地方,「一把手」的話就是金科玉律,說一不二,大權一把抓,用人一言堂,開支一支筆。大權獨攬,獨斷專行,什麼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什麼都要請示他,並且必須照他的指示辦。一些專橫的「一把手」始終牢牢地抓住人、財、物要害部門,其他的班子成員或副職都不能也不敢插手,否則,會有好果子給你吃。正是有些「一把手」位高權重,長官意志強,一些副職才習慣於「一把手」拍板,以至真有意見也不敢提,怕傷和氣,怕打擊報復,怕對自己前途不利。

有一種形象的說法,即:「一把手是絕對真理,二把手是相對真理,三把手就沒有真理」,「一把手是說一不二,二把手是說二不一,三把手是說三道四,五把手、六把手是說說而已」。這種所謂「一把手」現象(說法和做法)、「一把手」體制的存在,其弊病很多,危害極大。近年來,有不少腐敗與「一把手」有關,或者有直接關係,「一把手」往往是以一人之力搏萬千之眾。「一把手」如果失去控制,失去了有效監督,後果相當嚴重,甚至可以是達到「一把手」一手遮天的地步。

其實,從歷史上看,中國的「一把手」現象形成由來以久,在長期受封建體制影響下,從家庭的「一家之主」,到一個部門的「老大」,直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國之君,我們的生活中似乎不可缺少了這麼一個「一把手」,好聽點的,叫「主心骨」,群龍不能無首。如果僅僅是持家,有個一家之主,小事拿主意,大事做決定,也未嘗不可,並無大礙,但是,倘若將家庭模式照搬到社會上,搬到企業、搬到政府、搬到黨的建設當中,那麼我們的社會,恐怕就要出現大的問題了。我們常說領導者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官員是人民的公僕,人民把權力給了公僕,並不等於把權利僅僅賦予給了「一把手」,而是兩隻、三隻,甚至N只,是給予了一個集體。可是,我們的「二把手」、「三把手」,又在哪裡?做些什麼?

在我們周圍,好多「一把手」不是個人主義逞能,就是長官意志膨脹。他們在決策上隨心所欲,惟我獨尊,不管多大的事,都敢一拍腦袋就「拍板」,在重大項目決策上,由於缺乏民主與科學,缺乏政策的延續性和制度的保證,那些屢禁不止的所謂形象工程、半拉子工程一再冒出,也就不難理解了,至於造成多麼嚴重後果,好像沒人會真正追究似的。所以,在我們的政府機關,在我們的國企事業單位,經常能看到在用人上出現「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不正常現象,而這種用人方法,也是產生腐敗的促進劑。「一把手」一手遮天,其以權謀私的機會也就更多,可能性也就更大,可以很「方便」地進行「權力尋租」活動。在「一把手」一手遮天的高壓下,所有本該進行的組織程序,都會有可能成為表面化的形式。

各級「一把手」手中權力到底有多大?這很難說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在其管轄範圍內,「一把手」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可以說是一言九鼎。在「一把手」說了算的體制下,任何監督機制、法律手段都會變得軟弱無力,蒼白無奈!

我們的監督機構、監督制度儘管日趨健全和完善,但「一把手」在一個鎮、一個縣、乃至一個市「稱王」的現象,說來也已不新鮮。

「稱王」的集中表現,就是一個人說了算。這也是一種「潛規則」。「一把手」不僅是在工作上說了算,而且還在用人上說了算。因為能夠說了算,所以什麼事情都得等著他拍板。他說這會怎麼開,那就怎麼開;他說這事怎麼辦,那就怎麼辦;他說誰誰應提拔,那就一定要提拔;他說誰誰該撤換,那就一定要撤換。總之一切,都得圍著他的指揮棒轉。

如果「一把手」都能夠一心為公,不腐不貪,那麼當地工作開展好壞,至多是個領導水平和領導方法問題。而一旦其中有人崩潰了思想防線,利用能夠「說了算」的權力和機會,去為自己謀求享受和財富,那就必如決堤之水,釀造出一個個大案。

李大倫就是這個問題,他這個市委書記在郴州就可以「稱王」。李大倫案的教訓很深刻,很多腐敗案都涉及到這樣的「一把手。」

由於上級監督的「鞭長莫及」,一些失去控制的「一把手」於是就很容易在自己管轄的地盤上「稱王稱霸」。凡是「一把手」可以「稱王」的地方,大多都是這樣一種現狀:一方面,是同級監督的缺位,「一把手」或者一個領導班子真正有問題的話,靠班子自己暴露出來的幾乎沒有。都是某一個人先被查出來,才使整個問題暴露。腐敗無法遏制的一個癥結就在於監督缺位;另一方面,是下級「黨員的沉默」。黨員的沉默形成了腐敗的黑色土壤。也就是說,黨員對腐敗現象保持沉默,讓腐敗分子鑽了空子。 就是怕得罪人,特別是怕得罪「一把手」。黨員的沉默,也從反面說明了黨內民主需要加強。

筆者認為中央有必要應嘗試分散地方「一把手」們過於集中的權力,對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做一些具體的設限:如在人事權上,選拔任用幹部不能「一把手」說了算,市、區、縣(市)黨委常委會任免幹部實行無記名票決制;鄉鎮、街道正職推薦人選、擬任人選和黨政工作部門正職推薦人選、擬任人選實行全委會票決制。在財權上,「一把手」不能直接行使審批權,對財政資金的使用、管理許可權,有班子副職成員行使。在事權上,明確重大事項須集體討論,「一把手」只能「末位表態」,通過這些舉措,並在實踐中加以相應的配套措施和不斷的進行完善,等等。

縱觀近年所有「一把手」的腐敗案件,幾乎無一不是從「稱王」開始。所以防止「稱王」,不僅是反腐工作的重要任務,而且是保護「一把手」們不會「葬送前程」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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