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吁慎提「中國模式」：中國無意輸出「模式」

學者吁慎提「中國模式」：中國無意輸出「模式」

核心提示:

近期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模式」的議論越來越多，國內也有不少議論。對此，中國不少知名學者主張慎提「中國模式」，稱「模式」有定型之嫌，既不符中國的發展事實而且也很危險，同時呼籲國際社會不要因為中國的發展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就作出過度反應；中國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任何打算，國人也應避免人云亦云，將關注的重點放在我國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上來，才是明智之選。

中國學者反對西方「中國模式」論 新華網北京１１月１９日電（記者熊爭艷）中國學者１９日在北京表示，在評論中國發展道路時，國際社會使用的「中國模式」提法不符合事實。

在當日舉行的中歐戰略夥伴關係研討會上，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說，中國各方面的體制還沒有完全定型，還在繼續探索。講「模式」有定型之嫌，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我贊成用「中國特色」，而不是「中國模式」。

西方的「中國模式」提法，源於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庫伯·雷默２００４年提出的「北京共識」。這種提法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具有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等特點。

「其實，『北京共識』一詞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國模式』也不是中國提出的。」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說，「模式」一詞有示範的涵義，但中國並無此意，所以我更傾向於用「中國案例」來表述中國的發展。

李君如說，我們強調「中國特色」，而非「中國模式」，因為「模式」有表率之嫌，有推銷之嫌，我們的探索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破解中國難題的探索，而不是要向國外推銷或輸出我們的「模式」。趙啟正也認為中國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任何打算。他說，有的發展中國家願意參考中國改革開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國願意參考歐美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某些做法一樣，在全球化浪潮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趙啟正說，中國目前所處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需要繼續在長時間的實踐中完善。也許到本世紀中葉，中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自己才能對「中國模式」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李君如指出：「國際社會不要因為中國的發展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就作出過度反應。我主張實事求是研究中國的發展經驗和中國的體制特色，而不是炒作『中國模式』。」李君如：慎提「中國模式」慎提「中國模式」

從科學研究的角度，我主張提「中國特色」

據《學習時報》最新一期刊文 最近一個時期來，國際社會對「中國模式」的議論越來越多，中國國內也有不少議論。這說明我們的經驗已經越來越引人注目、受人重視，這是好事，對我們的探索是一個鼓勵。但是，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講，我並不贊成「中國模式」這個提法，我主張「中國特色」。

鄧小平曾經希望我們到2020年，中國各方面體制能夠定型。但中國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的體制還沒有完全定型，還在繼續探索。講「模式」，有定型之嫌。這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危險在哪裡？一會自我滿足，盲目樂觀；二會轉移改革的方向，在舊體制還沒有完全變革、新體制還沒有完善定型的情況下，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以後就有可能把這個「模式」視為改革的對象。因此，我贊成「中國特色」，而不贊成「中國模式」。「中國特色」，指的是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具有中國自己特點的體制機制。其中，包含了不斷探索的含義和要求。

當然，將來中國特色體制完善了、定型了，是不是可以說形成了「中國模式」呢？這個問題可以繼續探討。現在，還是慎提「中國模式」為好。

同樣，對於國際社會來說，也不要因為中國的發展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就作出過度反應。我已經聽到一種聲音，說中國對西方世界的威脅，最大的威脅不是貿易問題、匯率問題、軍事透明度問題等等，而是中國的發展模式。所以，我主張實事求是地研究中國的發展經驗和中國的體制特色，而不要炒作「中國模式」。

我們今天討論的「中國特色」，主要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七大對這條道路的內涵，做過科學的概括。這條道路，形象地說，就是從我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沿著「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行進，按照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全面推進，去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四大發展目標」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毫無疑問，這條道路是以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在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中找到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全面發展的道路。人們在研究這條道路時，主要著眼於經濟方面，是有道理的，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舉世公認是一個偉大的創新。但是中國能夠在經濟領域取得那麼大的進步，與政治、文化等其它領域取得的進步是密不可分的，在這些領域也走出了中國特色發展道路。比如十七大報告就說到過「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即使在經濟領域，也不只是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經濟的各個方面都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比如大家熟悉的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等等。我們討論「中國道路」，應該對此開展全方位的討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不斷發展、不斷完善中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過那麼長時間的探索，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探索，我們已經形成了很好的發展思路和體制機制。但是這個任務沒有完成，包括我們的體制也沒有完全定型。因此，我主張很好地總結我們的實踐經驗，深入研究這條道路。包括研究我們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不斷完善我們的發展方式和體制機制，不斷發展這條給中國人民帶來希望的道路。

總結我黨的執政經驗，我認為有兩點值得重視：一是要與時俱進，緊跟時代發展的進步潮流。如果我們不能與時俱進，就會被歷史進步潮流所淘汰。二是要量力而行，堅持求真務實。我們要發展中國，儘快地發展中國，但也要看自己的實力如何，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我們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和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千萬要牢記，我們現在依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均GDP依然排在一百多位。在這個時候討論「中國道路」，既要為我們取得的成就感到高興，又要十分清醒，要有憂患意識，要量力而行。所以，我寧可講這是一條處在不斷發展、不斷完善中的道路，也不能為那種日益滋長的浮躁情緒「推波助瀾」。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因為來自國內外的「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擾而偏離了我們的前進方向。我們要牢記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講的三個「不」，沿著我們自己開闢的這條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作者: 李君如)

施雪華：提「中國模式」為時尚早提「中國模式」為時尚早

目前提「中國經驗」、「中國道路」更加科學合理

據《學習時報》最新一期刊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政界和學界關於「中國模式 」的討論乃至爭論愈演愈烈。討論或爭論的焦點主要在於：「中國模式」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特徵是什麼？有何價值和意義？贊成「中國模式」存在的一方認為，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中國特色發展道路和經驗已經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基本成功，中國經驗已經上升為值得別國參考與借鑒的「中國模式」；反對「中國模式」提法者認為，中國特色發展道路和經驗還是很初步的，還沒有形成較為固定的模式，同時，「中國模式」首先是一些別有用心的外國人提出來的，是「中國威脅論」的另一種翻版，是遏制中國進一步發展的一種陰謀。

我認為，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關於中國特色發展經驗和道路，簡稱「中國經驗」、「中國道路」比提「中國模式」更加科學、合理，也給未來「中國經驗」、「中國道路」有可能上升為「中國模式」留下餘地和空間。理由如下：

第一，目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或道路還不具備一種作為模式所需要的類概念的兩個必要特徵。眾所周知，模式是一種不同於別的模式特徵而以同類所具有的共同特徵為基礎的類概念。如，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中的「英國模式」和「法國模式」是成立的。因為，前者側重於漸進的社會改良，而後者體現為激進的政治革命。在英國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為其它許多國家所模仿，因而，具有類概念的特徵。又如，「蘇聯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是存在的。因為它是以蘇聯高度集權的僵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製為特徵的。有人說「中國模式」是相對於「蘇聯模式」或者至少相對於計劃經濟時期社會主義模式而言，「中國模式」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模式而不是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有人說「中國模式」中的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是相對於多黨制和資本主義道路的「西方模式」而言的。這些都只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部分經驗和道路的特徵和原因，具有中國特色或特點，但還沒有類概念的兩個必要條件：一方面，這些中國改革開放前期成功的經驗和道路有沒有繼續支撐中國未來持續成功的可能還有不確定因素；另一方面，目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和道路只在中國成功，還沒有見到移植到別國或為別國模仿成功的例子。將來如果有一天，一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和道路更顯整體性，二是「中國模式」如被其它國家所成功模仿、形成了類概念時，再提「中國模式」可能更顯科學合理。

第二，目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和道路有中國特色，但不具有獨特的類概念特徵，還不能構成一種模式。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和道路的成功在於將現代市場經濟體系與權威的政治體系（政黨和政府）的結合。這不是中國獨特的成功秘訣，而是已被證明，這是全世界各國現代化成功的共同秘密所在。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先生在研究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後認為，任何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一個權威的執政黨和政府是現代化成功的第一要素。如，西方15―17世紀有商品經濟理念的絕對君主制政府是啟動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第一推動力，它將傳統社會中分散的社會資源用高度權威的國家力量來集中起來並重組使用，這就為社會資源的大規模價值增值提供了第一條件。後來一些完全接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理念的封建專制政府轉型成為能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從而可以進一步快速推進現代化進程，如英國。而一些只抱著封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不願進一步促進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專制政府就在革命中被推翻。新上台的資產階級政府如果是一個軟弱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就沒有辦法快速推進本國的現代化進程，於是，要麼被複辟的封建君主制政府所推翻，要麼被更權威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所取代，如法國。法國直到1958年才找到權威的政府這一現代化第一要素，從而加速了法國的現代化進程。美國在1861―1865年內戰後建立起權威的政府，特別是權威的中央政府，這為美國社會的現代化提供了強勁的動力。這一點為當時考察美國的法國著名學者托克維爾所看到並記錄在他的《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對於中國而言，現代化同樣需要權威的政治體系或曰權威的公共權力的啟動和推進，只不過是誰來充當權威和如何行使權威的問題上具有了中國特色。中國早在1949―1966年就通過政治運動等手段建構起權威的執政黨和政府體系，1966―1976年期間，這一權威政治體系被砸爛，1976―1978年及以後逐漸恢復了權威的執政黨和政府。正是這一點提供了中國社會現代化所需要的第一要素：一個能將總量有限且分散的社會資源集中起來高效使用，又接受了現代商品經濟理念的權威的執政黨和政府。「文革」之前，實行計劃經濟，排斥商品經濟，特別是現代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使政治權威與現代商品經濟理念無法結合，從而無法大規模啟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社會現代化啟動後，提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權威執政黨和政府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所起的推動作用是越來越大。可見，中國現代化成功的第一秘密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的權威領導以及由這一權威領導所衍生的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中國社會現代化所需要的第一推動力。而這一秘密不是中國一國獨特的經驗，也不是別的國家可以模仿的類概念，而是各國普遍的做法。如果說，中國社會現代化至今成功的經驗或特色在哪裡？就是不像有些社會主義國家那樣放棄共產黨的權威領導，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而是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權威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既與西方國家不同，也與冷戰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思路有所不同。它契合了中國社會現代化所需要的第一條件：政治權威提供政治穩定或曰政治秩序，而政治穩定或曰政治秩序正是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政治前提。

綜上理由，目前提中國特色的「中國經驗」、「中國道路」比提「中國模式」更加科學合理。 (作者: 施雪華) 趙啟正：中國無意輸出「模式」 有西方的評論說，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那時英國是海上霸主。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美國是軍事和經濟霸主。而21世紀會是中國的世紀或亞洲的世紀。如果是指在21世紀，亞洲和中國經濟和文化會復興，那將是一種可能出現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紀中國會具有像當年英國式或當今美國式的霸權，或其他形式的霸權，則是錯誤的推斷。從中國「和諧」為核心的文化，從中國的促進世界和諧的政策，以及從中國國力和民心看，在21世紀出現「中國霸權」只是一種憑空想像，而絕非可能發生的事實。再從世界發展的多極化方向看，也不存在產生新的霸權國家的環境。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有一本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時》。他推斷中國在2050年將成為最大的經濟體（高盛推斷在2050年中國經濟總量是美國的兩倍）。這是過於樂觀的預言，即便如此，中國的人均值仍然遠低於美國。幸而雅克最後的結論與駭人的書名相反：中國不會統治世界。他認為從中國崛起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國會重新坐上世界優秀文明的前列位置。歐美人可能會更多地閱讀孔夫子，中國人可能更多地閱讀莎士比亞。

中國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發展中國家，願意參考中國改革開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國願意參考他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些做法一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輸出「中國模式」違反了中國堅持的與本國國情相結合制定政策的原則。我們認為，不只中國，任何發展中國家的正確的發展政策也都必須從他們的國情出發。也即，「中國模式」沒有普適性，正像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的模式也沒有普適性一樣。

說到普適性時，我認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宏觀意義上的普適性。如「博愛」、「和平」、「民主」、「自由」顯然是有普適性的。但具體到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宗教，其價值觀和具體表現或結構又會有所區別，會有不同的特色，而這些特色對應著不同的國家、民族和不同的歷史時期。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定當今的西方政治和經濟制度已經是最後的制度，幾近完美，所以歷史已經終結。他不單沒有給西方創造新模式留下餘地；更沒有給其他國家已經存在的和以後可能產生的新的社會模式留下任何餘地。他不顧及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其他屬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形式為唯一，違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現實，規定了歷史必然終結為他所指定的模式。我擔心他的武斷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不過最近福山對日本雜誌談到或許人類思想寶庫需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他認為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內核可以概括為「負責任的權威體制」。 「中國案例」是處於現在進行時。「中國案例」存在於中國，並會繼續發展和完善應當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國在取得顯著進步的同時，還出現了許多必須克服的困難，其中突出的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過多依靠出口的經濟結構；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中國高度重視這些問題，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繼續進行改革並強化法制建設，以加快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對於超級大國的位置既不羨慕也不憧憬，她許多年以來專註於國內建設和解決自己的問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中國也願意承擔與國力相符的國際責任。例如，過去，聯合國維和活動中國沒有參加，而現在中國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提供維和兵力最多的一個。在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如氣候變化、環境污染、自然災害、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毒品泛濫、疾病流行等等，中國逐年擴大了參與度。

國際輿論對「中國模式」的評論，無論其角度如何，甚至是中國不贊同的觀點，對中國都有參考的意義。中國目前所處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需要繼續在長時期的實踐中完善。中國建設本國和諧社會和為促進世界和諧發展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也許到本世紀中葉中國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自己才能對「中國模式」或「中國案例」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作者: 趙啟正) 邱耕田：當務之急是注重科學發展 當務之急是注重科學發展

不要忙於談論「中國模式」，應將關注點放在科學發展上

據《學習時報》最新一期刊文 這些年來，對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的做法及取得的成就和在世 界範圍內所產生的震動效應的最好概括，可能就屬「中國模式」的概念了。英國的《衛報》曾將2008年稱為「中國模式」年。文章說，中國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自由民主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中國模式」成為了從莫斯科到迪拜、從伊斯蘭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樣。德國社會學家哈拉爾德·韋爾策曾在法國《世界報》上撰文指出，中國模式甚至有可能成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現在給人的感覺是過時了。

顯然，在一些西方人看來，「中國模式」還真應該被效仿和學習，具有表率和推廣的意義。「中國模式」真的具有「全球榜樣」的價值了嗎？如果科學地考察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成效的話，必須實事求是地指出，一方面，經過30多年持續高速的建設發展，我們確實取得了中國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進步。例如，前不久，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迪烏夫還在為當今世界的飢餓人口高達10億而絕食一天的時候，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億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兩千萬。但另一方面，必須客觀地看到，我們在發展中遭遇到了一系列十分嚴重的問題，我們在實現著進步的同時卻又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雖處「盛世」但更有危機存在，我們的發展是一種高代價的發展。這種發展的高代價性該不該被「中國模式」所關注、所包括呢？如果應該的話，則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中國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這種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應當是不具有示範和推廣價值的；如果不應該的話，則又說明了所謂「中國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實際性。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基於中國以往發展的高代價性及其「中國模式」的歷史動態性而言，我們還是不要忙著人云亦云地談論「中國模式」，而是應該將關注的重點轉移到我國目前及今後的科學發展上來。

在某種意義上說，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及其實踐，是一座分水嶺，具有劃時代的歷史分期意義——作為一種主要的標誌，它表徵著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出現了新的「拐點」，呈現出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和趨向：在發展價值的取向上，開始了由物本向人本的轉變；在發展的內涵上，開始了由單一片面向綜合全面的轉變；在發展的方式上，開始了由高代價發展向低代價發展的轉變；在發展的動力上，開始了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必須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的轉變；在發展的思維理念上，開始了由線性簡單化思維向多元和諧性思維的轉變；在發展的社會時空上，開始了從注重本國的一國發展向兼顧世界的共同發展的轉變；在發展的衡量尺度上，開始了由單面視角向多面視角的轉變；等等。而這諸多的轉變其實表明了伴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及其實踐，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已逐步進入了以科學發展為主要形態的新的歷史時期。

其實，科學發展也是一種「中國模式」，只有這樣的發展模式或發展道路才真正符合中國的國情和當今世界發展的主導潮流。作為一種發展模式的科學發展，它與人們特別是西方學者熱議的「中國模式」還具有明顯的不同。在科學發展中，既具有「中國模式」的一些涵義和功能，如求真務實、保持穩定、實現創新、自主發展等，更有「中國模式」所不具有的東西。「中國模式」具有相當程度的描述性，它主要是對已有事實的概括，具有定型化的意味；而科學發展具有明顯的創造性，是對新的更美好的發展存在的一種選擇和趨近，具有歷史的動態性。「中國模式」重在彰顯中國發展的成就和價值，具有一定的表率和示範的意蘊；而科學發展重在對中國發展代價和問題的關注與克服，具有一定的內斂性和追求自我更好更快發展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中國模式」的成熟與完善，需要在科學發展的實踐中來完成和實現；「中國模式」的魅力和意義，也只能在科學發展的成果中予以顯現。離開了又好又快的科學發展，「中國模式」註定是膚淺的、短暫的和備受爭議的。換言之，對於當今的中國而言，科學發展才是第一位的甚至是急迫的，其餘的只能是沒有意義的「空談」甚至是懷有一種「狼來了」的心態的「炒作」。

在近代歷史上，中國人被歧視、被慢待、被低看了將近有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只是最近的30多年來，隨著我們的發展和階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學者熱議甚至「炒作」的「中國模式」面前，我們似乎真正找回了久違的作為一名中國人的自豪感。但我們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於自我膨脹。我們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我們還面臨著一系列十分嚴重的發展問題；我們雖然正在崛起，但我們的發展還不具有國際間的複製性和示範性；我們雖然在一天天地富裕起來，但富裕並不等於強大；我們依然跋涉在發展的征途上，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目標還比較遠。目前我們唯一能夠選擇的就是要埋頭於科學發展的歷史任務當中，努力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這就是我們當下所應當採取的真正科學的態度和做法。 (作者: 邱耕田)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