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清代文學與政治

　　 一、主流社會的的文化壓迫與文學

　　 自古以來，中國文學創作與文學就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社會的主導意識——儒家思想也很重視文學的「興觀群怨」和教化民眾的作用。到了清代這種意識似乎更為自覺了，統治者常常用政治手段干預文學創作，文士也用文學作品表達自己忠君愛國之情和對政治問題的關切。但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民族壓迫問題——是不許文人士大夫關注的。文人士大夫只能在傳統的民生疾苦問題上表達自己家國關懷。因此清代主流社會的文學與政治關係問題，與傳統社會政治與文學沒有多大差別，就是統治者讓文士寫什麼和不讓寫什麼的問題，及文士如何適應或不適應這種要求的問題。只是到了清代這個問題更尖銳、更嚴重了。

　　 1.屠戮與文化壓迫

　　 清代是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作為統治者的滿族，人數遠較漢族少，在其初入關時，還不到一百萬人，卻統治了有數千萬人口的漢族。在其征服漢人的過程中，極其殘暴。大約經過了二十年的屠戮與焚掠，平定了大江南北的漢族人民的反抗，消滅了幾個倉猝建立的南明政權，並且運用極為殘暴的手段，當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滿洲統治者的業績。

　　 清代的民族壓迫更是體現在剃髮易服，在今人看來這完全是個愛好時尚的舞台。而在中國古代它是漢族人尊嚴的標誌。孔子對於首倡「霸道」的管仲本來是頗有微詞的，但是他的「尊王攘夷」的方針，使得中原文化不受異族感染，所以他滿懷感激地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孝經》中開篇就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當時「剃髮令」一下，老百姓心中的憤怒、痛苦、椎心泣血……可以想像。「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這兩句話把當時老百姓反抗的強烈和統治者的蠻橫表達得淋漓盡致。

　　 為什麼對於髮式衣冠這等小事如此看重？清統治者要藉此以摧辱漢族人民的自尊與自信，使人們每時每刻都能體味到亡國亡種的痛苦。強迫他們在既往的奮鬥中張揚開的人格再蜷曲起來。統治者實際上是藉此製造奴性、製造順民。如果說殺戮是制服漢人的身體的話，「剃髮易服」就是征服漢族人的精神。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形成尖銳的矛盾。

　　 有清一代，統治者常常把「滿漢一體」掛在口邊，可是就最高統治者本人對於凡是涉及到滿漢的問題是特別警惕和敏感的。現今的歷史教科書上說滿清政府是滿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實際上漢族官僚只是滿族統治者僱傭的奴僕，統治者是要特別注意駕馭與提防的。稍有頭腦的漢族官僚對此是心知肚明的（當然個別「天真」的也不是沒有），誰也不會得意忘形、忘記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滿漢對立、民族矛盾是直到清朝滅亡，旗人迅速徹底漢化，才消失的。

　　 2.文人士大夫的反彈

　　 明清的嬗代，在漢族文人士大夫看來不是一般的改朝換代。他們認為明朝被清朝取代，不是一般的「亡國」，而是「亡天下」。因為隨著滿洲鐵騎而來的還有剃髮易服和某些價值觀念的改變，而且這種改變是通過血與火的暴力實現的，激起廣大漢族人民的仇恨。此時儘管也有嚴厲的鎮壓，創作環境十分嚴酷，但文學創作還是常常站在鬥爭的最前列，同被壓迫者或弱勢群體站在一起揭露民族壓迫的殘酷、歌頌他們的反壓迫的鬥爭。這些以清初為最盛，後由於統治者鎮壓與分化政策，逐漸衰落，但反抗民族壓迫（反清復明）一直是漢族人民的一個情結，在清統治者力量衰微的時候，它就會冒了出來，我們從清末群眾性的反清運動中可見。它是綿延二三百年的。

　　 清初嚴酷的社會環境給士人的刺激是很強烈的，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局，彷彿把他們打入了地獄。詩人方文的《塗山集》有姚康的序中說：

　　 予自經變以來，舉頭向天，不復知日月所在。乃讀爾止（方文）詩，老眼頓明。蓋今之爾止，昔之汨羅、杜陵也，非三君子，此三代遂成黑暗地獄也。1

　　 那些敢於挑戰政治權力的作品是無邊的黑暗中明燈。它們給人們以安慰和鼓舞。這類作者很多，大約可分為三類：一本來就是抗清之士，武裝鬥爭失敗後，繼續用筆來戰鬥。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歸庄、錢秉鐙、屈大均、陳恭尹等；二是遺民，他們雖然沒有參與武裝反清活動，但在清一統天下後，與統治者採取不合作態度，有的還參與了些秘密的反清活動，這類人很多，著名的有彭孫貽、閻古古、萬壽祺、傅山、杜濬、方文等；三，雖然投降了清統治者，或參加清廷舉辦的科舉考試，有了功名，但他們對於故國的眷念、對民族壓迫的不滿時時在他們的作品中流露出來。這類作者中享大名的如錢謙益、吳偉業、朱彝尊、龔鼎孳、丁耀亢等。這一代作者寫作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從揭露和鞭撻滿洲鐵騎野蠻殘暴和他們給江南人民帶來的災難，到謳歌漢族人民前仆後繼的武裝抗暴鬥爭。著名的像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中的《西湖雜感》二十首，這個昔日的「軟紅佳麗地」，被野蠻的八旗兵糟蹋得不成樣子：「羅剎江邊人飼虎，女兒山下鬼啼鶯」「鷹毛占斷聽鶯樹，馬矢平填放鶴台」「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剺面柳攢眉」。另一位與錢謙益齊名的大詩人吳偉業在他的具有其特色的長篇歌行里常以明朝衰亡、南都覆滅和綿延長久的抗清鬥爭為題材，通過歌詠歷史人物、描寫歷史遺迹，以及憶舊懷人的方式反映那個動蕩的時代。其中的代表作如《圓圓曲》《臨江參軍》《悲歌贈吳季子》《松山哀》都是具有強烈傾向性的「政治詩」。有的詩人對於民間的反抗寄託了殷切的希望如歸庄就寫出這樣的詩句「壟上可能興大楚，島中莫便殉田橫」「豪傑由來須興會，寒灰他日定重燃」（皆見《冬日感懷貽山中諸同志》）。不信江南百萬戶，鋤耰只向壟頭耕」（《已丑元日》）。屈大均更是把這種企盼化為了行動：「慷慨無衣賦，艱虞不世才。平生一匕首，為子入秦來」（《同杜子入秦初發滁陽作》）。這些作品是多麼富有鼓舞性和感染性，彷彿是戰鬥中的號角。表現剃髮與反剃髮鬥爭就有吳祖修的《剃髮二首》、錢秉鐙的《留髮生》等。丁耀亢的《剃髮》一詩中寫道：「客塵清瓠蔓，霜氣到蓬根。故勞鏡憑弔，新纓笑獨尊。」這裡是以自嘲的形式表達對清統治者文化壓迫的痛恨。

　　 這種挑戰權力的現象在小說創作和戲曲創作中也存在。在明清鼎革之際就出現了一些描寫這次巨變時事小說如《海角遺篇》《新世洪勛》《甲申痛史》《台灣外史》；英雄傳奇小說《後水滸傳》《水滸後傳》《說岳全傳》等。這些小說或寫歷史，或寫當世，但都充斥感事傷時之痛，作者對這場慘痛的變革大多也都是心懷不滿的。這個時期的名劇《千忠戮》也是如此。這些面向廣大群眾的文藝形式與個人性很強的抒情詩又不一樣，它有廣泛的影響。天地會活動中都有文學上的表現。但是也應該看到嚴酷的專制統治給清代士人思想的摧殘。

　　 3.清統治者軟硬兩手的文化政策

　　 清代統治者對待漢族文人士大夫是使用打壓與拉攏兩手政策的。入關之初還是以「拉」為主，有功名的，只要臣服就有官做，康熙十八年國內形勢基本安定以後，開博學鴻儒，從全國各地徵得學者文士一百四十三人，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名儒才士網羅殆盡。連堅持遺民立場，稱病不肯參與考試的傅山也被抬到北京。這種拉攏政策對於清初尖銳的滿漢對立有所化解。另外，清統治者從一入關起就表示，他們尊崇孔孟文化，康熙推崇自明初以來占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他為《四書解義》作的《序》中說：「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也。」這對於重視文化認同的文人士大夫更具有誘惑力。但這只是清統治者對付軟的漢人一手，在他們二百多年的統治中從來沒有忘記硬的一手，如加強對漢族士人的管制、迫害，大興文字獄，這又增加滿漢的隔閡。

　　 ①文字獄

　　 自秦代以來歷代都有因文學創作而引發文字獄的，但哪一代都不像清代統治者這樣有意識利用文字獄去扼制人們的思想、去摧殘文學創造。清代的文字獄持續時間之長，文網之密，案件之多，打擊面之廣，羅織罪名之陰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2

　　 特別是雍正、乾隆兩朝，皇帝親自部署和督促把文字獄弄得極為紅火，雍正朝有25起文字獄，乾隆朝135起，康熙一朝僅有11起。文字獄不一定是打擊在文字上表現出異類傾向的，而是統治者感到有異類存在，通過在全國各地吹毛索瘢式地搜求因文字犯忌文字獄的人們，藉以震懾民眾，樹立皇帝的絕對權威。

　　 文字獄打擊的對象是對清朝不滿的人士或觸犯皇帝威儀和忌諱的，可是如果我們對於遭遇文字獄慘禍的各個案子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絕大多數案子是冤案。那些被凌遲、殺頭、被抄家、被發配不知凡幾？真正利用文字或文學作品進行反清活動的不能說沒有，但其中絕大部分如魯迅所說並非「反動」，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3

　　 但是既被皇帝選中，大多下場是很悲慘的。雍正時期黃河中游水色變清，古有「黃河清，聖人出」的說法，於是太常卿鄒汝魯上《河清頌》.拍馬文章，不料因為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兩句被革職拿問（因為雍正不喜歡聽「維新」二字，他說自己繼位之後一切都是「率由舊章」），這是很典型的因歌功頌德而獲罪的例子；乾隆間，山西秀才馮起炎受才子佳人小說影響，把自己「以《易》解《詩》」的「著作」獻給皇帝，妄想一舉成名，由天子做媒，使得「表妹入抱」，結果是發往寧古塔「與披甲人為奴」。以雍正、乾隆的聰明他們未必不知道這些以文字得罪的人們中許多是罪非應得的，許多立志歌頌和獻媚的人也落入了文字獄的法網，似乎是歷史的誤會，不對。在專制者看來打擊誰並不重要，關鍵是要打擊才能製造一種恐怖氣氛，使人們、特別是文人救過不暇，還敢亂說亂動？所以在統治者有力量的時候一定要堅持「打擊」，當他們「打擊」放鬆，甚至不怎麼主動出擊的時候，就離他們的末日不遠了。清代文字獄從乾隆五十年以後開始放鬆，乾隆年近八十，體力、精力日漸衰朽，以後不見有主動出擊型的文字獄。此後又過二三十年敏感的詩人龔自珍才敢吟出他的名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糧謀。」其實，這個時期已經沒有具有震撼性的文字獄了，龔自珍之所以敢寫下這樣的詩句正是因為它的事實上上的消退，另外龔自珍之所以對它念念不忘，也是由於它的餘威尚在。文字獄本質上是一把達摩克利斯劍！

　　 ②編纂大型叢書

　　 歷朝統治者為了表明自己的「文治」，都要拉攏一批文士編輯大型典籍。這種編書歷來就是安排一些文士的手段，免得他們流落民間，成為與朝廷對立的力量；另外這也是實行文化專制軟的一手，因為在編書的過程中要對現有書籍全面搜檢。對於清統治者來說，這兩點尤為突出。特別是到了「康雍乾」的「盛世」期間，統治者借編書對全國書籍進行全面的「搜檢」（清代統治者比較聰明，大多情況下是讓藏書者們自動獻出讓統治者搜檢）。此期編纂了一系列的大型書籍如《佩文樂府》《駢字類編》《淵鑒類函》《康熙字典》《全唐詩》《歷代題畫詩》《歷代詠物詩》，修《明史》，後來編《古今圖書集成》，編刻「三通」——《通志》《通典》《文獻通考》和續「三通」等等，指不勝屈。直到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把古今所有書籍集為一編，搞一個曠世未有的巨大「工程」。這些一個個大「工程」，彷彿是愛護文化，實際上是的摧殘文化，因為對書籍全面「搜檢」之後，還要根據統治者好惡對於它們分別處理。在《四庫全書》的編纂上集中反映了統治者的文化政策。

《四庫全書》的編纂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四十六年編成，至五十二年完全抄畢。此編共收書三千四百七十種，七萬九千零八十卷。為了編成這部大書，乾隆下詔徵集圖書。要各省督撫和學政「加意訪購」，並說明如果私人藏書系鈔本，「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對於「各家進到之書，俟校辦完竣日，仍行給還原獻之家」。當各省書籍上呈以後，乾隆皇帝突然轉彎，最初說編輯《四庫全書》的目的是「稽古右文」「彰千古同文之盛」4。可是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的「上諭」開始強調：要借這次徵集書籍對於有「抵觸本朝」內容之書應予「查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