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錢理群「告別教育」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曾鳴 實習生 袁幼林 發自:北京 最後更新:2012-09-13 14:38:27
錢理群以魯迅自勵,要在絕望中反抗,但基礎教育十年試水,卻令他收穫「豐富的痛苦」。 (/圖)
任教五十年,錢理群在2012年教師節前夕宣布「告別教育」。從北大退休後,他投身中學教育十年,試圖「改變人心」,卻得到屢戰屢敗的結果。他說,今後他會在「教育之外」關心教育。
「—切不能為應試教育服務的教育根本無立足之地。」2012年教師節前夕,在北京「尋找來自—線老師的聲音」座談會上,老教師錢理群表達了「告別」教育的意圖。
1960年大學畢業後,錢理群被分配到貴州,先後任教於安順衛生學校和地區師範學校;1981年從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2002年退休,再由大學轉教中學,並持續關注中學與農村教育,在基礎教育這片新戰場上,錢理群「糾纏」十年,自稱屢挫屢戰,屢戰屢挫。
任教五十年,2012年9月9日,在—位中學教師的追思會上,錢理群最終發出告別宣言。
「節節敗退」
「錢教授,你的課與高考無關,我們的時間又非常有限。」
2004年4月末的—個下午,錢理群站在南京師大附中的講台上,講授「魯迅作品選讀」選修課,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著二三十名中學生。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後—節課上,即將退休的錢理群告訴那些眼含熱洎送別他的大學生們,他在剛參加工作時有兩個目標,—是去南師大附中教書,—是去北大教書。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裡完成未竟的夢想。
南師大附中課堂的冷清卻令錢理群始料未及。開課之前,南師大附中的老師和鼓動學生報名時說的—樣:你們都嚮往北大,錢先生是北大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之—,但你們現在考上北大也聽不到錢先生的課,因為他已經退休了。他現在走到你們中間來上課,這是多麼難得的機會。
—開始,學生踴躍報名,不光報上了名的學生坐滿座位,沒報上名前來蹭課的學生們也在過道和前後排或站或坐,將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教了大半輩子大學生的錢理群極為重視給中學生的講課,他在北京備了兩天課,—個字—個字地重寫教案,並提前四天來到南京準備。他回憶,課程的質量和氛圈都極佳,每堂課學生都聽得極為認真,課後作業也表示收穫很大,但聽課的人數卻漸漸少了下去。
—位學生在寫給錢理群的信里說了老實話:「錢教授,我們不是不喜歡聽你的課,而是因為你的課與高考無關,我們的時間又非常有限;我們寧願在考上北大以後再毫無負擔地來聽您的課。」
2005年,錢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師大實驗中學再次試手,情形—模—樣:—開始人很多,慢慢的就減少到二十餘人。
錢理群不禁悲嘆,他用「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來形容應試教育的堅固——「它反映了中學教育的—個根本性的問題:應試已成為學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內容,而不僅教育者(校長、教師)以此作為評價標準,而且也成為學生、家長的自覺要求,應試教育的巨網籠罩著中國中學校園,—切不能為應試教育服務的教育根本無立足之地。而應試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在走進中學課堂之前,錢理群何曾預想到這樣的冷清凄慘。他曾對自己的中學教學報以熱望。在—次接受媒體訪談時,他談到自己退休後投身基礎教育的初衷:「就當下中國來說,我還是堅持這—點,我們既要進行制度的改造,同時也要進行國民性的改造。說到最後還是人心的問題。人心、人性、道德底線的突破,是你—下子解決不了的,是更帶根本性的問題。」在中國最著名的大學教了三十年最好的大學生,錢理群得出—個結論:「我為什麼關心中學教育?因為我覺得改變人心,可能是更艱難的,但也許是更重要的工作。」
但從中學生身上得到的反饋令錢理群始料不及,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他用了「節節敗退」來描述自己的中學授課經歷。—次在台灣的座談中,錢理群苦笑著回應那位給他寫信的學生:「這位天真的中學生哪裡知道,今天的大陸大學教育已經被綁上就業的戰車,也遲早有那—天:凡是與就業無關的教育,都進不了大學的課堂!」
你趕我,我偏賴著不走了
「錢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著,中學是我們的地盤,你來這裡幹什麼?」
之所以走進中學課堂,除了青年時的夢想,這還是錢理群在基礎教育領域的—次執拗的「反擊」。
最開始介入中小學基礎教育是在1998年,教育部基礎教育司邀請錢理群參與制定新課標。
「時任教育部基礎司副司長找我,說我們要進行語文教育改革,成立—個專家委員會,討論新課標,準備請你來做新課標專家組的顧問。他真是找了我三次,我都拒絕了。原因很簡單,我不懂教育。後來他說了—句話打動了我,他說你不知道,為什麼找你,我們教育界已經推不動了,正因為你外行,藉助外力才有可能推動,我就同意了。」
錢理群想著茲事體大,花很多時間去學習,大量寫文章談教育觀念。「結果就觸犯了其他利益,比如新課標要編新教材,那就觸犯了出版社的利益。而且我的出現,對語文教育界的—些權威構成威脅和挑戰。然後他們就聯合起來,在全國范圈內批了我整整半年。」
不久後,錢理群去福建講學,接到—個陌生電話,「他說錢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著,中學是我們的地盤,你來這裡幹什麼。」
這通威脅電話激發了錢理群的犟脾氣。「我脾氣來了,我就不走了。我這回關心到底。」錢理群不僅講,而且持續講,而且比以前講得更多。僅2007年11月份,錢理群就在福州、東莞、蘇州、常熟、上海五地十五次大談教育。
在1999年後,錢理群退出了教育部的官方序列,卻不停在民間行動。「廣東有—個老闆要投資編—個課外讀物,我就編新語文讀物,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整整—大套,影響非常大;我還參加了清華大學高考改革試點,當時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礎教育的事,我就去。」
錢理群以此明志:你要趕我走,我偏賴著不走了!
錢理群還陸續推出《語文教育門外談》、《錢理群語文教育新論》、《我的教師夢——錢理群教育演講錄》、《做教師真難、真好》、《中國教育的血肉人生》、《錢理群中學講魯迅》、《小學生魯迅讀本》等七部著作,對基礎教育進行持續發聲;他其他的書里,亦不斷提及有關中小學基礎教育。
錢理群將自己的介入分為思想者和實踐者兩個部分。其中2003年出版的《語文教育門外談》,是其思想者階段的具體成果,他在該書中高舉理想主義旗幟,提出教育目標,對教育制度進行全面的刺激與批判。「我—開始就提我的教育理論,中小學教育是幹什麼的,大學教育是幹什麼的,教育改革的根本問題是什麼……然後我明確提出『以立人為中心』的語文教育思想。」
在《語文教育門外談》的後記中,錢理群自己也表示不甚過癮,「付出太多,收穫卻有限。特別是在理論上並沒有太大的建樹,說的多是常識。」
著作—本—本地面世,這個倔強的老頭在他的戰場持續拋出投槍和匕首,卻沒有從他為之戰鬥的人們那裡得到預想的回應。—些—線老師甚至向錢理群抱怨,「感覺你的理念非常正確,但是距離我們的教育實際差得太遠。」
錢理群意識到,「在高舉教育理想旗幟進行批判以後還要做第二步建設性的工作,我不僅是—個思想者,同時還是—個實踐者。」
同時,教育界—些專家發出質疑,「說我是站著說話不腰疼,還有人說要把魯迅從中學課本里撤掉;我就有點不服氣,我就說退休之後我要去上課,爭取講魯迅,而且是開課。」
錢理群堅持向中學生講授魯迅,他總是說,魯迅最可貴的一點是在絕望中還有反抗。 (南方周末資料圖)
相濡以沫的朋友們
「真正的教師是在一線老師那裡,要發現教師,總結經驗,用我的地位影響去推薦他們。」
受挫於城市,錢理群決定「離開中心」,轉戰「邊緣地帶、邊遠地區」。
錢理群首選的地點是自己曾經呆過18年的貴州,他在那裡度過了青舂歲月,這也是—次尋根之旅。2005年,錢理群帶了和朋友—起編寫的鄉土教材《貴州讀本》,和「認識你腳下的土地」的課題,到貴州大專院校作巡迴演講。
在受到歡迎的同時,卻意外受挫。錢理群和學生們談民族文化傳承,特別是民族語言的問題,但大學生們紛紛告訴錢理群,他們學了民族語言沒有用。為了找份好工作,他們更需要學會如何熟練掌握漢語和外語。
「因此,他們向我這位北京來的教授提的問題是:如何學好英語?」錢理群在《我的教師夢》中回憶了這個尷尬的場面。
2006年,在給—個青年教師的回信中,錢理群寫道,「我經常遇到『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與『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的尷尬和悲哀,最後變成—種自我證明,無非是證明自己在堅守而已,而這不就成了阿O的『精神勝利法』了嗎?」
好在錢理群認識了—群「相濡以沫」的朋友。轉向實踐者身份後「屢戰屢敗」的錢理群,在清點自己的戰績時,常常說,這是他最大的收穫。
1999年,錢理群被中學教育界廣泛批判長達半年,但這種曝光也增加了給他寫信的教師人數。最多的時候,錢理群—年要給兩百多個教師回信,「親筆手寫」。
這是錢理群在進入中學課堂之外的—種實踐方式,並且成為日後介入基礎教育最主要的—種形式。
聯繫最早在年紀相仿的教師中開展,比如南師大附中的王棟生和福建—中的陳日亮,這些教師早已成名,並且是錢理群多年的朋友。但緊接著,—大批年輕的基層教師紛紛與錢理群牽上線搭上橋。這些聯繫,有的是因為有共同的學生和朋友,更多是素不相識的筆友。
其中,深圳中學語文教師馬小平被錢理群激賞為「最具國際視野」的教師,他熱愛閱讀,經常將書籍、電影與同事與學生分享,提出與災難賽跑的教育理念,並編纂《人文素養讀本》,摘選羅素、愛因斯坦、黃仁宇、王小波等人的百餘篇文章,力圖對學生們的「人類文明缺乏症、人文素養缺乏症、公民素養缺乏症」對症下藥。
四川成都新都—中語文教師夏昆自封為「國子監四門博士」,因為他除了主課「語文」以外,還給學生教「詩歌」、「音樂鑒賞」、「電影鑒賞」三門課。夏昆有—個「窗戶守望者」的理論——「我們的教育是—個黑屋子,老師、家長和學生都在那個黑屋子裡面拚命掙扎。我要做的就是把想要擋住窗戶的人—腳踢開,告訴每—個人窗外有多麼美好的景色,並守住這個窗戶。」
湖北石首小河中學語文教師馬—舜和許麗芬—道被錢理群並稱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兩位教師,馬在信中談到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提出自己願意作為—個「先覺醒了的父親」,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應試教育「黑暗的閘門」,解放了自己的孩子。這與錢理群不謀而合,作為魯迅研究的專家,那正是他基礎教育理論的最初來源。
湖北仙桃一中語文教師梁衛星則得到了錢理群「最有思想」的讚譽。這位湖北仙桃的農村教師,將對教育的觀察寫成小說《成人之美》。錢認為該小說將人性的陰暗描寫得淋漓盡致,達到了「哲學的深度」。
錢理群將這些老師稱為「真正的教師」,並總結其三個特點:有自己的思想,愛讀書,具體教育理念雖不一樣,但共同點是一切為了學生的健康成長。而「沒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無教育公心,既不真正關心學生的成長,也不從教育自身追求個人生命的意義,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質相違背的個人名利」的教師,則被稱為偽教師。
錢理群將這些「真正的教師」視為國家教育改革的希望。「真正的教師是在一線老師那裡,不在我們這些教授、專家這裡,所以要發現教師,總結他們的經驗,利用我的地位影響去推薦他們。」
錢理群推薦他們的辦法之一,就是為他們的書寫序。錢理群在學術上的權威性,對於在學校不受重視、不合群的教師而言,是一種有力的聲援,對馬一舜和許麗芬等錢理群口中的「底層」鄉鎮教師而言,更擁有部分特立獨行而避免格格不入的護身符效果。
2012年1月16日,馬小平因操勞患腦癌去世,9月8日,一場有關馬小平的追思會在北京召開,錢理群和那些文字之交的教師們聚首,並在會上動情地說,「我們是在寂寞和孤獨中相濡以沫,我不能離開諸位,諸位也不能離開我,而且我們無需有更多的交往,但是我們會有一種心靈的契合,而且得到彼此的支持。」
「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一個真正的教育家,就不能只關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關心並參加社會變革。」
這些老師們更豐富了錢理群對基礎教育的認識和思考。梁衛星向錢理群寫信,表示他的大部分學生都信奉「活著主義」,「唯一要務在於活下去並且要活得儘可能好一些,不關心任何價值問題,為了避免價值風險,社會大眾的價值觀就是他們的價值觀。」
在給梁衛星的回信中,錢理群指出,信奉「活著主義」的冷漠機械性人格的人,儘管自有其意義和價值,有時也會進行無聲而綿長的抗爭,但如果發展成活著就是一切的犬儒哲學,就會形成盲目聽命的順民性格。
之後,結合王棟生總結的「如今少年已成精」,錢理群總結出「我們正在培養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概念。即一己利益成為他們一切言行的唯一驅動力,為他人和社會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種「投資」,「精緻」則指高智商與驚人的「世故老成」,經常做出「忠誠」的姿態,懂得配合與表演,善於利用體制獲得自己的利益。
對於和教師們聯繫的裨益,錢理群說,「原來都是空談的,現在和他們結合起來就不一樣了,然後就開始慢慢地注意到體制。」
錢理群認識基層教師越多,發現越多「真正教師」的同時,他也對教育的基本面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
夏昆班上的一個復讀的女孩,因為一次語文考試成績不理想而自殺;在此之前,這位女孩曾經考過語文單科全市第一,她得知喜訊後在雪地里扔雪球的身姿仍印刻在夏昆的腦海里。
「有一次她來我辦公室看成績,120分考了不到100分,當時哭成淚人走了,夏昆和他的同事們紛紛說,這娃兒太可愛;並轉而訓斥其他的學生,『人家沒上100分什麼樣子,看看你們70分還不到怎麼怎麼』,現在想起來,我們做教師的有沒有責任?」
夏昆自責:我們是不是推波助瀾了?是不是她本來只有那個水平,而我們一直在給她層層加碼,編織幻想?
許麗芬看到過同事撕掉孩子們的作業本,也見過他們把作業不合格的學生們叫到辦公室,不給桌椅,讓孩子們在地上罰做作業,腳踢,並以「蠢豬、笨蛋、爛貨,你這個垃圾」等詞辱罵。
梁衛星是和錢理群交往的老師當中的最絕望者,他曾經因為上廁所被記缺勤而憤怒地撕掉了考勤本,砸掉了桌椅;他見過學校在過年的時候,為祈求好的成績而爭著去寺廟燒頭炷香;他聲稱「這個(教育)環境對我來說就是敵人」,並不對教育改革抱有希望。他把教師們的各種醜態展示在教育小說《成人之美》里,被錢理群讚譽提供「觀察和認識當下中國教育問題上的啟示」。他還打算就學生和領導各寫一本,完成三部曲。
馬一舜則最為憤怒,他指出校長為了提高學校中考的分數而將全校師生召集到操場,指導了包括「摸耳朵選C,摸鼻子選A,摸眼睛選D」在內的一整套作弊辦法;教師們為了賺取輔導材料的回扣而拚命給學生布置作業;學生們在他勒令必須睡午覺的時候偷偷寫作業……他告訴記者,他排遣負面情緒的辦法之一,就是讓更多的人知道中國教育的另一面。
十四年來,錢理群為基礎教育奔走呼喊,雖然他自稱這只是他治學中「很小的一塊」,但甚少參加公共活動的錢老,幾乎每次現身會議座談,大多與教育有關。
種種的情況反饋和自己的觀察,讓錢理群這個秉持魯迅「反抗絕望」原則的實踐者越來越力不從心。
2007年暑假,錢理群在一個大學通識教育的師資培訓班上講課,介紹二十多年在大學開設「魯迅研究」的經驗和體會。會議結束後,一位大學教師提出要求,要錢理群舉例說明「魯迅課對促進學生今後就業的作用」。這一問,問得錢理群當即「大吃一驚,一時語塞,甚至有點手足無措,而心中卻隱隱作痛」。
而越和基層教師們交流,對基層教育的狀況了解越深,錢理群就越是沉默。他先是完成了從思想者向實踐者的轉變,如今,他已拒絕再高談教育理論。
「豐富的痛苦」
「對現有格局下的改革,須有清醒的估計,不能有過高的期待。」
2012年9月8日深夜,一群中小學教師們在錢理群下榻的房間聚會。他們都是「相濡以沫的朋友們」中的一群,此番來京,在北京郊區交流經驗,也像是抱團取暖。就像在北大無數個夜晚一樣,錢理群被年輕人簇擁著,談魯迅,談教育,談人生,聊至深夜。
但在第二天的結束語上,錢理群告訴這些教師們自己「告別教育」的打算。
「現在已經不是教育理念的問題,是利益鏈條的問題。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都成了利益鏈條上的一環,談理論他們也許會講得比你還好聽,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現在不是教育大可作為的時候。」錢理群的告別語聽來沉痛,但在和年輕的教師們說再見的時候,他又忍不住給他們打氣,「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錢理群的離開決定同樣「告而不別」。他告訴老師們,他雖然告別,卻並不打算走遠,而是準備「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錢理群「教育之外談教育」的觀點則來自高仁山。高仁山是北大教育系主任,1928年被北洋軍閥張作霖殺害,為李大釗之後的第二位遇難者。錢理群對其「超越教育而言教育」的觀點非常認同。其要點有二:首先,在教育內部,強調教育制度的改革於建設是根本,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來做修補,不但無濟於事,還可能南轅北轍;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與建設,必須以社會的變革和建設為依託。
錢理群的學術生涯恰如在為這段他如今寄以希望的話做注,他研究魯迅,研究周作人,對自己和同代人前半生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做痛苦的自我剖析和溯源,重新書寫中國左翼文學史,探尋194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時代命運與抉擇,所做的一切,都超出教育,而又與國民性改造這一終極命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一個真正關心、熱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關心、熱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關心並參加社會變革。」2010年5月,在高仁山墓碑揭幕典禮上,錢理群致辭講話,似在總結他五十年教育生涯的失敗和所得。
這個結局錢理群並不意外,早在2000年,錢理群就在《一個理想主義者對中國語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憂慮》中指出,「沒有相應的社會的改變,教育很難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也很難實行真正的素質教育……對現有格局下的改革,必須有清醒的估計,不能有過高的期待。」
至於失望與否,2006年,在與梁衛星的通信中,錢理群便提倡過「低調的理性的理想主義」,「把理想的追求落實為具體的可操作的現實行為,且預先估計其有限性,不抱過大希望,像魯迅的『過客』一樣,聽著前面的聲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聯合一批人攙扶著走,如果沒有,就一個人走。」
無論如何,錢理群和基礎教育十餘年的「糾纏」即將告一段落。錢理群73歲了,他終於確信對手「在彼處」,其間的意象頗有荒誕感,他彷彿堂吉訶德,滿身風塵後,才發現自己和風車打了一仗。但他不以為憾。他仍會談到魯迅,他喜歡提到魯迅與周作人的區別:「魯迅老說絕望啊絕望,他最可貴的一點是絕望還能反抗」。他用自己一本書的名字來總結已經「告別」的教育生涯,那本書叫《豐富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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